七十年的岁月（一）||范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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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十

年

的

岁

月

小说

作者：范庆平

目 录

一、 童年往事·························3页

二、 求学岁月························16页

三、 初恋如虹························35页

四、 捡的媳妇························84页

五、 拾个干儿·······················109页

六、 真爱奇缘·······················131页

七、 创业立家·······················164页

八、 花好月圆·······················177页

九、 回家去吧·······················189页

十、 拿起笔杆·······················231页

引   子

人们常说，月到中秋分外明，这话一点不假。今天才农历八月十四日，可是仰望天空，万里无云，虽说月亮还没有长满，却把大地洒满了银花。

对门的叔叔，西院的大伯大娘，东邻几院的几个丫头和两个不上岁的婶婶，她们凑在我的院子里，说从前，看现在，畅谈未来，不时把一串串笑声，送往美好的夜空。

农民，农家院里，只有今天，只有繁荣盛世后的今天，才有这样开心的笑，才有这样自由的谈。

子夜十一点多，大伙都散去了，我回到寝室，躺在床上，望着窗外洁白如玉的明月，回想着流水的岁月，无情的年华，久久不能平静。 

一、童年往事

我，生在云台山脚下，往南三十里有一个宁城小镇，镇北焦新铁路横穿而过，镇南有一条运粮河，常年不息的流淌，在运粮河的南岸，有一个不大的村庄，叫南动村。

南动村的西头，靠西北角的一座古楼院里的东屋，一座不足三十平米的土屋平房里，一九五二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晨七点多钟，一个新的生命就要在这里降生了。

孩子生时，院里站满了人，爷爷、二爷、奶奶、二奶奶、叔叔、婶婶、姑姑还有孩子的老祖母。这个有二十多口人的家庭，又要见到下一代人了，他们一个个走坐不宁，焦急的等着盼着。

忽然，“哇”的一声，从屋里传来孩子的哭声，屋里屋外的人脸上都有了笑容。

“男孩，男孩”接生婆的一阵阵喊声传到了屋外。

“起来，快叫我进去看看我的小重孙”，老祖母急忙迈步推开众人，走进了屋里。

孩子降生了，可是，一声声啼哭，是那么的悲，那么的痛，只哭得发昏断气，只哭的四脚乱蹬。一个多小时了还是不止。

孩子的声声啼哭，把大人们刚才的喜悦心情哭的烟消云散，哭的个个揪心。

哭什么呢？难道他是知了他的一生的心酸和不幸，难道他是知道了人间的坎坷和不平吗？

用什么办法才能让孩子止住他不哭呢？人人六神无主，个个心焦不安。

无可奈何，多少有点学问，稍通一点医道的二爷，来到了孩子的床前，扶扶她的头，捏捏他的手和脚，嘴里咕咕的咕哝了几句，说来也怪孩子慢慢的不哭了。

孩子哭什么呢？后来有人问二爷，他也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个所以然。不过事情过去了，一家大小总还是满心高兴不已，一个新的小生命，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快乐。

然而高兴归高兴，他们也还是该干啥干啥。一天到晚家里地里的忙，解放初期的农民，春夏秋冬容不得他们安宁。

时光好快，转眼到了第二年的4月，天火辣辣的热，孩子快周岁了，正是麦收的大忙季节。老老少少都到田里收麦子了，孩子的妈妈在家做饭。二十多口人吃饭，妈妈一刻也不消闲，眼看孩子爬在小板凳上睡着了，也顾不上把孩子放到床上。

那年的夏天，格外闷热，孩子睡得一头头出汗。从地里回来的爷爷看到孙子热成那样，看了孩子的妈妈一眼，见她正在和面。就拿了一件旧衣服往孩子身上一搭，抱着出去了。他把孩子抱到前院的大门底下，因为那里南北通风好，让孩子凉快一下。

有谁知，爷爷的这一番好心，却落下了终生的遗憾，孩子这一觉睡，可给孩子睡来了一生的泪水，酿了一杯喝不尽的苦酒。

孩子睡醒后，先是小脸胀红，高烧不止，两眼不睁，赶紧抱去看医生，医生说是着凉太狠了。看了几天，烧退了，可是孩子四肢无力，胳膊腿都不会动弹。

看病的路，好漫长啊！村里、乡里、县里都得不出一个明确的结论。是啊，那时我们的国家才刚刚解放三年，医疗设备和医疗科学，还远远落后呢。

就这样，那个孩子，也就是今天的我，还没迈出人生的第一步。就落了个小儿麻痹症，失去了正常人走正常路的权利，给我的一生带来了多大的麻烦。

人常说：人人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是啊！女人有女人的苦，男人有男人的难。可你知道吗？残疾人该是比正常人的难，多有多少倍呢。有多少事残疾人不能去做，有多少路残疾人不能去走。

三岁那年，我记得非常清楚，你听了这话有点不信。三岁，年纪那么小，过去的事咋能记住。是啊，别的事怕记得不太清楚，可当我想起和我同龄的几个小朋友在一起玩耍时，他们满院乱蹦乱跳的时候，我只有孤单单眼巴巴的坐在一旁看。那时，我的小脑瓜还天真的想，我也快会走路了，我也快会跑了。

学会走路的梦，我天天想着。可后来在一天天成长的过程中，我学会稳了。和小朋友一起玩，我虽不及他们跑得快，却也会双手按地，向前驱动身躯，和他们分享一点快乐。可是，当他们觉得和我玩的不开心，弃我飞奔而去时，我却又黯然神伤。

再后来，我会用双手按着小板凳走路了。

“吧嗒一声”小凳子往前挪一步，就着双臂的力量往前迈一步。这件事说起来不复杂，可是在我人生的路上，毕竟又迈出了一步，我不用大人背着抱着也可以走出家里的小院，来到大街上，看一看外面的大世界了。

也就是在我会按着凳子走路的时候，我的大妹妹降生了。她的到来，迎来了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千百年来农民自耕自食的传统，被毛主席一声令下，走上了转社的路，因之，妈妈给妹妹起名叫社香。

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又到人民公社。这几年的风风雨雨，除了我的同龄人和比我大点的人知道外，现在的年轻人，会说我在这里编故事。其实不然，真真实实的事，一点不假。

五八年人民公社后，一大二公的风，就在中原大地吹响了，中国农民安锅起灶的传统生活被彻底变更了。大食堂的成立，大搞钢铁的运动，使得中国农民的手里、家里无一粒存粮，灶无半块铁片。粮食交公，锅铁瓢盆一概投进了炼钢炉里去赶英超美去了。深翻土地，开新河，挖旧河，大搞钢铁，村里所有能动的劳力，全都出去了。

刚开始的食堂饭，还算可以，不管咋地，到顿勉强还能混个饱，可到了第二年下半年，就不行了，主粮一天天减少，红薯面汤，玉米库的淀粉面膜成了主食。好多大人都得了浮肿病，孩子们也饿的挺着个大肚皮。他们再也不雀跃般地跑跳打闹了，而是就着太阳靠着墙根围堆。可有几家干部和食堂里的人，他们却红光满面与众不同，怪不得老人们传说，三年不下雨，饿不死厨房人。记得当时有一首儿谣，我们都会唱：

“孩子，孩子快快长，长大当个司务长，人家吃半斤，咱吃十六两，亲戚朋友来了也沾光。”

历史，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历史写照。

食堂饭的第二年秋，大人们都出去挖河炼钢铁了。妹妹太小和妈妈一块去了，说是那里有人专门看孩子。家里只剩下比我大两岁的小姑姑，小姑姑虽说只比我大两岁，但由于我是个残疾，因之，去食堂打饭的事，自然就由她去。两个人的饭，一个人半块淀粉面馍，大半碗红薯面汤。可每当回到家里，馍馍自是不见了，最多给你丢一口，半碗红薯面汤，就是我充饥的主要粮食。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一来我小姑姑本来就缺个心眼，二来她块头比我大，她也实在饥饿，那还顾得上我。为此，我也只好慢慢等了，等着有一天妈妈回来就好了。

六0年八月十四那天，都说今天食堂里要分月饼了，我赶紧告诉我姑姑说：

“快去排队领饭，今天要分月饼。”

我小姑一听高兴的跑去了。她一走，我心想，月饼该有多么好吃呀！等呀、盼呀，别人的饭都打回来了，别家的孩子拿着月饼让我看了一眼，可是我小姑姑还是不回来。

又过了不知有多长时间，我小姑姑终于回来了，可是她没拿月饼，而是又只递给了我半碗红薯面汤，我问小姑姑：

“月饼呢？”我小姑说：

“咱去的迟了，人家领完了。”

看着小姑姑的脸，望着她那说了假话的眼，我伤心的哭了，我才是一个几岁的孩子呀。

小姑姑走了以后，我再也按不下自己的委屈，我要去找我的妈妈。下午，我问了一下村里的人，她们说我妈在大黑村挖河，离家有五里路。

第二天，没吃早饭，我谁也没说，按着我的小板凳，“啪嗒一声，叭嗒一声的上路了。”

别看当时我不到七岁，懂事不少了，我一路走，一路问，累了就把小板凳放在路边歇一会儿。好在那时都是乡间土路，又没有什么车辆，不存在什么安全问题。过了小黑村，望见了大黑村，我不由得加快了速度，我怕我去晚了，妈妈吃过饭干活去了，找不见她。

到了大黑村，我到了南边村干活起大火的地方。没见到妈妈，却恰好碰见了爷爷，爷爷端着饭碗，正在吃饭，一看到我，急忙站起来，走到我跟前：

“靠山，你咋来了？吃饭了没有。”

看到爷爷的饭碗，碗里有小半碗咸大米粥，那饭冒着热气，香味扑鼻而来，你不知，我多想吃了。你想我大清早水米没进，又按着小板凳走了几里路，我会不饿吗？我会不想吃吗？可我看了一眼爷爷那欲吃未饱的样子，我违心的回了一句。

“我吃罢了”。话说的有气无力，泪也跟着掉了下来。

爷爷见状，忙把饭碗塞进我手里。

端起那小半碗大米粥，我用爷爷递给我的小勺往嘴里呡了一口。大锅饭，有点肉，大白菜叶子和葱花搅合在里边，不咸不甜，那美味一下沁到了心里，我一口一口的品着味，生怕一下子吃完。

在我的记忆里，在我七岁以前的生活中，那小半碗咸大米粥，怕是最好的佳肴了。以致到现在我提笔写到这里时，还回味无穷，放下笔舔着自己的舌头，想着那小半碗大米粥和我那可敬的爷爷。

妈妈听说我来了，赶紧赶了过来。把我搂在怀里，问我在家里吃上吃不上饭，问我小姑姑对我好不好。看着妈妈的样子，我不忍心让她再替我操心，小姑姑的事，我一个字也没提。

钟声响了，妈妈得赶紧去干活，那种年代，钟声就是命令。谁敢无缘无故的不去干活，晚上就是批斗对象。妈妈瞅瞅没人看见的时候从怀里掏出一个她省下来的白面馍馍，塞到我的怀里，我用手一摸，馍馍被妈妈暖的热乎乎的，望着妈妈远去的背影，好像得了一个宝贝。

妈妈走了，我得往回赶了。

来的时候，我满大精神，可回去的路上我却越走越慢，只觉得浑身没劲，满身的奇痒，小凳子像有千斤重。可是，我还得走，天黑前我一定得回到家。

赶到小黑村了，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可我实在走不动了，上气不接下气，每走一步都觉得金星乱冒。哎：歇一会吧，在小黑村村口路边的石条上，我放下小板凳躺了上去。

我手摸着妈妈给我的那个白面馍馍，还是热乎乎的，我心想，躺一会儿赶紧走。

谁知那一躺下，人生的又一次灾难降到了我的身上，要不是命不该死，碰上俺村的大娘和大婶回家取东西，那就没有我这六十多岁的双拐了。

躺在石条上，不知怎么，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昏昏沉沉的进入了梦中。

“靠山，靠山”忽然听到身边一声声的呼唤。

我强睁双眼，原来是我近邻的一位大娘和婶婶，大娘低下头一看，我的脸上，手上出满了疹斑，大娘急呼道：

“秀清妈，你快去工地给靠山妈说一声，孩子出麻疹了，让他赶紧回来。”

那婶婶一听，急忙赶回去了。大娘坐在小凳子上，把我抱在怀里，解开她的外衣，搭在我身上，一股慈母般的暖流，从我的身上流进了我的心里。

大娘看着我的脸，听着我一声声的急促呼吸。念叨着：

“孩子呀！要不是我俩回家取东西路过这里，你可该咋办呀？”大娘说说话，长叹了一声，眼圈也红了。

大黑村到小黑村，好在不远，来回五里，婶婶急忙赶到工地，把情况给领工的队长说了，队长就叫我妈妈领着妹妹回来了。

婶婶去得急，妈妈背着妹妹赶得快，一路走，一路落泪。心里还不断的念叨：“老天呀，你睁睁眼吧，可不敢让我这苦命的孩子再有闪失了。”

不一会儿，妈妈来到了我跟前，从大娘手里抢过我，看着我那满脸的红斑痕，吓得失声哭了起来：

“孩子呀，这该咋办呢”？

“山他妈，先别急，赶紧把孩子背回家再说。”

大娘和婶婶把我放到妈妈的背上，我就不省人事了。

回到家里，对于这种千百年来围绕着华夏子孙的传染病，也没什么高招，妈妈找来偏方，用甘草水给我服下。让疹斑尽快表出来。

第二天，妈妈给在外大搞钢铁的爸爸捎了个信，可是因为他任务紧，路又太远，我病成那样，他都没有能回来看我一眼。

老辈人都说，烧三天，出三天，落三天，过了这九天时间也就没事了。也不知是我害小儿麻痹吃的药太多了，也不知道是有妈妈在身边无微不至的关怀照料我。我又闯过了一关，身体慢慢的康复了。

我病好的时候，已进入了农历的九月天了。秋去冬来，一天比一天冷，不知咋的，那一年冬天格外的冷。北风卷着雪花呼呼直叫，像是要把整个大地都给冻了起来。因吃食堂饭，家家不动烟火，屋里跟院里差不多，一样冷。好在下了大雪，带两个孩子的妈妈都没让出去挖河，妈妈把我和妹妹围在被子里，用她身上的热量为我们取暖。

有一个漆黑的夜晚，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冷风凄凄惨惨地一声声吼叫。妈妈把我和妹妹早早的安睡了。

可睡到半夜，我忽然听到一阵阵抽泣声，我伸手一摸，妈妈没有躺在床上，接着听爸爸低声说：

“我得了浮肿病，每天饭也吃不饱，这大冷的天还得跳冰冷的河水里挖河泥，我实在干不动了，说是歇一晌黑孬都不叫。看样子他是要把我往死里整，我要是逃出去，恐怕是难活过今年冬天。”

“你先说你出去，你走几千里好歹也不说，丢下俺娘仨可咋过哩，”妈妈低声哭着说。

“那你说我就在家里等死”，我爸说。

“山他妈，叫他走吧，听你姑姑说外边的比咱这里强，好歹能吃饱。你让山他爸出去先逃个活命，过了这一段，他如果能混好了，你和孩子们都去，如果混不好，再回来，不也是一样，”这是爷爷的话。一阵沉默，忽听到街上有动静，不知是谁忽的把灯吹灭了。

“走吧，不敢再消停了，天不早了，”爷爷又催促到。

没人言语，接着就听到慢慢地开门声，再接着听见两个人出去了，妈妈停了一会儿关上门，就回到床上来了。我伸手摸了妈妈一把，她满脸是泪，一见妈哭，我也哭了起来，妈一伸手捂住了我的嘴，长叹了一声再也没说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黑孬就领着人来我家找我爸爸，我妈说爸爸根本就没有回家来，他们几个人，到我们屋里看了看，就走了。

爸爸有病出去逃命了，可谁知，霜打苦命草，到了腊月二十几了，我妹妹竟又出麻疹了。天呀！春初秋末的病，竟发在这天寒地冻的时节，你说要命不要命。

家里还有一点煤，妈妈生着煤火，给我们那不大的屋子增添了一点温暖。二十五那天，小妹妹烧的发昏断气，嘴唇都裂开了缝，可是家里没有一点东西让他吃，妈妈只急得团团转，嘴里不停的念叨：

“这该死的病，咋在这个时候降到俺妞身上。”

看妹妹实在可怜，老妈只好用自己的舌头舔舔妹妹的小嘴，帮她滋润一下。

真没有办法了，得让孩子吃一点东西，妈妈厚着脸皮把司务长叫到了家里，司务长见这情景，就给批了半斤面让妈妈去食堂领。

白面领回家里，妈妈翻箱倒柜，找了一个没有了底圈的小瓷碗，（因大搞钢铁，把锅、勺凡是铁的用具都交公了）在煤火上给我妹妹做了点稀糊糊，一点一点的喂进妹妹的小嘴里。

腊月二十七，烧过三天，开始出疹斑了，可光喝点面糊能解决问题吗？天无绝人之路，大年三十食堂里一人分了一个大馍。

在别的地方，不知道有没有吃大馍的习惯，可在我们豫北平原上，年年蒸大馍，初一早上吃饺子，中午吃大馍。

妈妈从食堂里拿回三个大馍，那大馍一个约有三两重，妈妈把大馍命一般的放了起来，他拉着我的手说：

“靠山呀，你妹妹大病，不敢吃别的东西，咱娘俩不吃这大馍了，给你妹妹省下来。”

听了妈妈的话，我懂事的点点头。

每当妹妹要吃东西的时候，妈妈就用那个没的底圈的小瓷碗，放上水，掰个三五块，放上一点盐，用火烧开炖软，再用小勺一勺一勺的喂到妹妹的嘴里。我靠在妈妈在身边，看着妈妈喂妹妹，口水直往肚里咽，可我从来没有让妈妈喂过我一口。

妈妈喂完了妹妹，看看碗里剩下的一点汤，递给我说：

“靠山，你喝了吧！”

我接过小碗，一口就喝了进去，扑奈一下舌头，感到咸乎乎的，很有味儿。

三个大馍一条命，我妈就这样，用三个大馍，把我小妹从天寒地冻里捡回来了一条命。妈妈把三个大馍掰了多少块，她给妹妹喂了几次，我就喝了几回汤，一次不少。

二、求学岁月

第二年春天，我该上学了，妈妈用旧布给我缝了个小书包，就送我去上学。在路上，妈妈背着我一字一句的交待着：

“靠山，乖孩子，到学可要好好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你腿残疾，学点字，有点文化，将来好找点事做，顾着你自己。”

妈妈的话，我句句记在心里，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上学。

来到学校，我的老师姓谢，他很关心我，教我怎样拿笔，教我怎样写字。可是，一支小小的铅笔，我的右手一用力就往下掉，怎么也拿不住，没办法，我只好用左手拿着写。老师见我用左手拿笔忙走过来帮我纠正，可是怎样都不行，老师叫我把右手伸开，五指不能伸直，不能一块并拢，老师说：

“看来你不光是右腿残疾，右手也有毛病。”

老师摇了摇头走了，从那时起，我才知道我的右手也是有毛病的。好在虽说不会写字，拿不紧东西，但日常生活，还不碍大事。

老师见我右手真的握不住笔，也就不再强调我用右手写字了。从那时起，我就和大伙一起上课学文化，用左手写字，虽然说觉得很别扭，但也没有办法。

学校就在我们村的北边，不足一里地，每天我总是早早的起来，吃过饭就早早的走。人常说笨鸟先飞嘛，天阴下雨了，妈妈就背我去，我从没缺过一节课，学习也不错。

我上学不到仨月，我爸来了一封信，当时我还小，也不认得字，听说我爸去辽宁，在那里还不错，能吃得饱，还能挣个小钱。接到爸爸的信，没停多久，我爷爷也不见了。

我爷爷要是不去，倒还可以，谁知我爷爷一去，没停一个月，辽宁那边来了一封信，说是我爸因为偷盗犯罪被判了四年刑。我妈狠狠哭了一场，从此再也不理我爷爷了。也不叫我和妹妹去爷爷的家里，大人的事，我也不知道就理，但作为我一个小孩子，还是听妈妈的话，好长时间，不到我爷爷的屋里去。

六零年的秋天，食堂再也开不下去了，就散了。接着紧接着听说中央的政策变了，要往下分自留地，下放土地。当时，我妈妈一个妇道人家，害怕自己种不过来，就没敢要那么多地。

土地，成了自己的，就更忙了，我妈妈整天起早贪黑的干，有时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别说我是个残疾，就是个好人，也才有九岁，能顶啥用。我每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光想替妈妈干点事。

妈妈白天干活，晚上纺花，一点功夫都不得闲。她不仅纺自己的花，织点布供我们衣穿，还给别人纺花。那时节给外人纺一斤花，挣两块钱。天天不停的纺，四天才能纺一斤，妈妈除去白天干活，在吃饭上晌的空隙间，加上晚上纺一个多小时，一天不过纺一两多花。每天我做完作业，去睡觉的时候，妈妈总是让我先去睡，别耽误了第二天上课，可有时我睡醒了，妈妈的纺车还在响。

看到妈妈没日没夜的干，看到妈妈偷偷的伤心落泪，我的小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先是好好的把学习搞好，把作业做完，然后再想方法帮她做一点小事。先是学做饭，虽说腿残疾，但我并不傻，每天妈妈做啥事，我总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一天下午放学早，我回到家里就打开了火，帮妈妈做稀饭。

放上锅，添上水，我一边写字，一边看锅的动静，听到响声，锅滚了，就放上玉米圪星，学妈妈的样子，用小勺挖一小勺，倒进锅里搅好，再盖上锅盖，待滚开了，错开一条缝，不让溢了出来，滚过有十几分钟，再放上玉米面，就成了玉米粥,。妈妈下晌回来，一见我做好了饭，脸上露出了一点点笑容。

从那时起，我就学会了做饭。早上、晚上只要是妈妈不得闲，我就做点稀饭。光是会做饭，我心里还是不甘，我还应该做点什么，帮妈妈减轻点负担。

有一天也就是我十岁那年，我对妈妈说：

“妈妈你教我纺花吧！”

“你还小，再说是个男孩子，纺花你学不会。”

妈妈不让我学，她只要我好好上学，帮她做点饭，也就行了。可是，我总是不甘心。有时趁妈妈不在家，我就坐在妈妈的纺车前，偷偷的学。可是，怎么也抽不出线，学不会，我就再看妈妈纺，只是更上心了。只见她轻轻地摇纺车，像抽丝一样，纺的线又匀又细又好，是那么的自然。我就狠下一股劲，无论如何也要学会纺花。

记得那年清明节的时候，看好是星期天，妈妈带妹妹到姥姥家上坟去了。我做完作业，关上门，自己在屋里偷偷的学习了纺花，因为我不会纺花，怕谁看见了笑我。

我想着妈妈纺花的样子，模仿她的动作。可说来也怪，那纺车好像故意给我闹别扭，搅的快了，抽不出线来，把手里的棉花卷拧成绳，搅的慢了，抽点线就断了。我一边纺一边想，快了就放慢一点，慢了就加一点速度，抽不出线的时候，握棉花卷的手就松一松。线纺的粗了，握棉花卷的手就紧一紧。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一个晌午下来，虽说粗细不匀，竟纺了一个线团。

下午，我吃了点饭，就接着来，比开始学省劲多了。一下午，除了解手，我什么都没干，纺得越来越快，越纺越有路，线也放得均匀了。待到妈妈天黑回来，我竟又纺了两个小线团。

妈妈回来，拿起我纺的三个小线团，一个、两个、三个对比了一下。又叫我纺给她看，当她看到我那有点吃力但毕竟掌握了纺花技巧的动作，她笑了，但笑得很苦涩。

从那以后，妈妈找人给我做了一个小一点的纺车，我就开始了我的纺花生涯。每天上学帮妈妈做饭，再就是纺花了。一个月下来，我竟然纺了二斤花，挣了四块钱，这就是我的人生第一步，创造的自我价值。

上学、纺花，妈妈也纺，我也纺，纺自己的花，纺别人的花。我家里的油盐煤，和我上学的学费，（我上学时学杂费很少，每年不足十元钱）竟自觉不自觉的解决了。妈妈的脸上好像比以前轻松了一点，我的时间也总好像快了一点，和小伙伴们玩的时间少了一点。但我觉得我在自己不平凡的人生路上，又走出了坚实的一步。

有耕耘，就会有收获，那一年秋，妈妈辛勤劳动，庄稼长得也不错，整整往家里拉了三平车毛穗（带库的玉米穗）。

倒在我家的门前，好家伙，我从没见过自己家里有这么多粮食。晚上吃过饭，我和妈妈伴着星星，一穗一穗的批着，妈妈见太晚了，让我去睡，可是我说：

“我去睡了，你一个人连个作伴的都没有，再说我批的慢，也总是披一穗少一穗。”

妈妈见我坚持，也就没再说什么，我们娘俩一直批完，收拾得干干净净才去睡，就从那以后，我们算是吃上黄馍馍了。

那一年冬天，妈妈给我说：

“”今年冬天，咱娘俩好好干，到过年的时候割点肉，想办法给你撕件衣裳。

一听说妈要给我撕洋布衣裳，我好高兴，因为我眼看十一岁了，浑身上下都是妈妈用织的粗布做的衣服，我见到别的孩子穿的衣服比我的平，比我的亮。但我知道妈妈领着我和妹妹，生活的不容易，从没向她张过口。既然妈妈对我说要给我撕洋布衣裳，我心里咋不高兴。

那一年冬天，我紧纺慢纺，给别人纺了三斤多花。妈妈花了四块钱，给我撕了六尺兰花达尼，又掏了两块钱的工价，让人给我做了一件带暗袋的男上衣。拿回来，让我穿，摸摸那又光又明的布料，摸摸那带盖的小布袋，我心里那股高兴劲就别说了。可是，美中不足的是，因为布料少，袖子的两片小袖不够长，接了两块，好像打了两个小补丁。我埋怨妈妈撕的布少了，妈妈笑着说她不懂这种衣服的做法，我也就没说什么。

到大年腊月二十八，妈妈又给了我五块钱，让我去城里排队割肉，到过年吃饺子。

那天早上，天格外的冷，但我还是早早的起来了。

第一次上街，我问清了割肉的地方，就在那里排队。一直等到八点，食品公司开门了，我才割了肉回来。

大年初一早上，妈妈包好饺子，给我们穿上新衣服，捞上饺子，妈妈放在正面桌上，说了祝爸爸在外平安的话，就和我们一块吃了起来。我们虽说没有放炮，但比起妹妹得麻疹那年，过的那个春节要好多了，因为我们总算吃上肉饺子了。

童年，我的童年，就这样上学、纺花，帮妈妈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情，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我的四年初小很快上满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身体越长越高，靠小板凳走路已经不行了。我上学不到两年，就不在柱小板凳了，而是用手按着右膝盖一步一步的走，虽说走的慢，好在离学校不远，每天早去晚回，到也念完了初小。记得初小毕业的作文题是这样的《我长大了做什么》。

我长大了做什么？我自己问着自己，我身体残疾路都不会走，长大了干什么呢？农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长大了能自食其力，能顾住我自己的一生吗？我只有好好学习，将来有一技之长，才会不成为家庭和社会的负担，才会有一条自己生活的路。

也算可以，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第一高小。县一小，离我家有四五里路，光路上我就得用将近两个小时。心急走得快了，右腿一软，就跪倒地上，把左腿膝盖也跌的血淋淋的。我实在赶不上，上午就捎点干粮，可是晚上还要得大黑。好在我刚上一小那年，爸爸回来了。

爸爸在那里住了三年，说是提前回来了。爸爸一回来，家里总算比以前好多了，妈妈不用去再干那些妇女不该干的粗活和重活了。我上学赶不上，爸爸有时也去接我送我。可是，上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靠接送，终不是长远的办法。为此，爸爸给我做了一副小拐棍，让我拄拐棍上学走路。从此，我就给着双拐棍结上了缘，虽说拄拐棍走路，捣的我胳膊弯生疼，但毕竟比以前快多了，比以前去学校省了一半的时间。

每天早上，天不亮我就起早做饭，吃点饭捎点中午的干粮，到天黑回来。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我总是早出晚归，不停的来往在学校的路上，从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体残疾迟到或是早退过。

在这将近二年的高小生涯中，我最难忘的就是我的班主任，老师范迎太，他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从各方面给我的照顾。记得有一天下了大雨，路滑的很，老师怕我路上摔跤，就背着我把我送了回来。我趴在老师的背上，心中暗想，我要是不把学习搞好，我哪能对得起我老师的一片爱心。

在学校，我听老师的话，在家里我听妈妈的话，老师和同学们都另眼看待我，因为我的学习除了左手写字有点美中不足外，其它都是第一名。

可是谁知，到了高小毕业那年，狂风暴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是靠考试开班了。我这个全班学习第一名的学生，却没被选上。

记得那天老师在班上说，今年升学，不是靠考试成绩，而是，推荐选拔相结合。当喊道我的名字时，让同学们举手表决，正在这时，一个叫王专政的同学站起来说：

“郑靠山，你的爷爷是恶霸，你的爸爸是劳改释放犯。”

王专政的话，气得我眼冒金星，爸爸是释放犯，这倒是事实，可说爷爷是恶霸这莫须有的罪名，这话从何说起，我们家明明是中农成份。但是不管真假，同学们都不举手了。十多岁的孩子，阶级党悟都很高，我落榜了。

放学后，我流着眼泪往外走，范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一瞧没人，就放声痛哭了起来。我一个残疾人，学要再不能上，以后该怎么办呢？老师等我不哭了，用宽心的话给我说：“王专政不知是听哪个学生说瞎话，叫我不要放在心里，学校会做调查的，他也会尽全力的帮助我。”老师说了一个多小时，但有好多话我都没有听进，当众出丑，对我的自尊心打击太大了。

回到家里，我茶不思，饭不进，一个劲的整整哭了两天。爸爸妈妈反复问我，我什么都不说，第三天晚上，妈妈带着弟妹出去了（因为爸爸回来后一年，妈妈又生了一双小弟妹）。正好爷爷和爸爸坐在我跟前，他们好言劝我，叫我有啥说话跟他们说说。我一腔怨愤，一下发泄了出来，质问他俩：

“为什么当恶霸？为什么住牢改？”

爷爷一听，老泪流了下来，抓紧我的小手说：

“都是爷爷的不对呀！”爷爷长叹了一声接着说：

“你老爷在时，咱家只有二亩薄田。全家十来口人，总是接不到年，一年到头靠给别人打短工养家。他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让我带着全家好好干，争取过好一点。你老爷死后，我们连葬都没发，一口棺材停在家中，我天天回来看着他，拼死拼活的干。你的爸爸和叔叔在田里干活，一边拿着馍吃饭，一边还不停手的拾草，打坷垃。自己的地种了不说，还给别人家带种了三十亩。一年到头，挣点钱就买几亩田，随着家里人口增长，最多时咱买了二十几亩地，给别人家代种五十亩。后来家里又买了马车，冬天又在家开粉房、开肉架，全是咱一家人干的，一个短工都没寻过。家里有了点积蓄，正好赶上了滚荒年，有多少人家逃荒要饭去了，可咱没有出去。也是爷爷大字不识一个，看不出时局的变化，有的人去逃荒临走前非把房子卖给咱，说是给凑点路费。一家是短路家，一家是黑孬家，我给他们钱，他们把房子和庄基卖给了咱。短路人家逃到了上海，再也没有回来，可黑孬回来了，他仗着穷得叮当响，当了农会干部。不说好话，反而把卖给咱的房抢夺回去，也是我不会顺水推舟，气愤不过把门窗都给他扒了。为此他怀恨在心，想方设法要给咱家划个富农成份。一则咱家二十多口人，二则咱从来没有寻过一个短工，咋也不够格，土改工作队按政策办事，给咱划了个中农成份。可他不愤，就说我是土恶霸，我这恶霸就是他嘴说的，你要不信，爷爷带你去政府问问。”

爷爷的一席话，引起我的沉思，原来我们家富的不是时候，人家穷的赶上了好年代。这个理，我弄不懂，因为我还不到懂的时候。可是，我还是不放松：

“那俺爸为啥住劳改？”我问爸爸，爸爸没吭，倒是爷爷拍了一腿：

“孩子呀，不怨你爹，是爷爷的错呀！”

“自从黑孬当了干部，他整天跟咱家过不去，光想往死里整。你的爸爸那年得了浮肿病，眼看就不行了，给他请天假都不行。那天夜里跑回来，说他再也支持不住了，我也是怕他丢了命，就支持他逃到外边去。他出去后，第二年春天来了信，说是在那里还可以，我接到信，也就搭火车去了，谁知道到那里一看，是干开山推石头的活，我去那里，人家不要我，说是我上了年纪，干不了。可我去了，总不能重回来，我就跟你爸爸说，让他去给人家说说，让我试试。

第二天我上山，一来我上了年纪，二来因没有推过那小独轮车，再者也因为人生。他们给我装的特别多，推到一个小上坡，我把握不住，车翻了，把我打翻在地，车上的石头砸伤了我的脚，是你爸把我背了回来。

你爸把我背回家，他又去工地了。也是该咱家倒霉，我受伤第二天，没人在家，我去厕所解手，看见厕所里有一卷纸票，我捡起一看，虽说我不识字，但我见过，我知道那是粮票，当时就是我没文化、见识短、心想你爸一个人干活，两个人吃饭，怕是顾不过来，有这么些粮票，不就有救了。我放在你爸的背包里，还没来得及跟他说一声，谁知祸从天外来，就在我拾粮票当天晚上，在那里干活的队干部领着几个公安，把屋里住的人挨个挨个的搜。搜到你爸的包，就翻出了里面的粮票。二话没说就把你爸带走了，一晚上也没回来。

第二天，我找到队部，说那粮票是我在厕所里捡到的，可那里的人说，你爸都承认了是他偷的。只有那个事务长心里好像有点过不去似的，把我送出门外，劝说我早点回去，并且给了我几块钱。临来时我去看你爸，你爸怨恨的看了我一眼说：

“回去好好待靠山和他妈！”

我知道你爸那眼神，他怀疑是我偷粮票放到他包里的，就一口承认是他偷的，我说什么呢？谁又能相信我的话呢？我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

听了爷爷的话，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爸爸倒是吃惊的站了起来：

“那你当时咋不跟我说一声？”

“我还没顾上给你说当天晚上就出事了。”

两个没文化的老人，你看办的糊涂事，冤不冤呀！

他爷俩互相询问，脸上都挂满了泪。我把脸一扭，用被子蒙住了头。

“这都办的什么事”

躺在被窝里，我闭上了眼睛，可觉得自己却走出了家门，来到了火车站，正好有一列开往辽宁的火车停在那里，我心里气不过，就奔了过去，好像是坐在火车顶棚上边。

火车一开，我才觉得，好大的天呀，铁路两旁一排排杨柳，呼啸着向后奔跑，远处的工厂、村庄一个个被我丢在了后边。只见那高大的烟囱，突突的冒着烟在为我送行，天上的白云，一朵朵的在为我加鞭。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一日间火车在辽宁停了下来，我下了火车，就径直朝我父亲干活的石场走去。到了那里事也凑巧，别的人都出去干活去了，只有那个司务长在那里睡大觉，我不由分说，上前就是两个耳光，他迷迷登登睁开眼睛，一看是我，是一个拄双拐的孩子，就问我怎么回事。

我告诉他我是河南来的，是专门为那粮票的事来的。当他知道我是来福的孩子，是专门找他来问有关粮票的事，他伸手照自己的脸上扇了一耳光说：

“那一日我去粮局取粮票，正好碰上我的好朋友，他就拉我去食堂里喝酒，东北人，都好喝两口老高粱，因为我贪杯，一喝就喝了个六神无主。回家的路我就不知道是咋回来的，我朦胧记得到家时往厕所去了一次，还出了一点酒。可是，当我醒来，却发现粮票不见了，你想想二百多斤粮票，那种时候，粮票和金子一样贵。丢了粮票，厂子里吃啥子呀！我吓得头上直冒汗，到处寻找。正好队长回来了，他一见我慌成那样，问我咋回事，我就把丢粮票的事告诉了他，他问我去过别的地方没有，我说哪里都没去，他一急就报了案。等到公安局的人来，他们说先按个搜一下，看看再说，谁知到那里就在你爸的背包里找见了。后来你爷爷来找我，说是他在厕所捡的，我才感到事情坏了，我先劝你爷爷回去，再去找队长。可队长一口咬定说是你爸都承认是他偷的了，到公安局还有啥话可说。为这事，我觉得自己心中有愧，亲自往公安局跑了两趟，可也没找到那两个办案的人，说是立了功，开会去了。”

听了他的话，我可气坏了，一肚子的火发到了他头上，抡起拐棍就往他头上砸。

“你可把俺一家坑苦了。”正打得起劲，忽然从外边闯进来一个人，他见我打那司务长，伸开巴掌，朝我脸上打来。我“哎呀”一声，倒在了地上。

“哎呀”一声，听得全家大小都围在我身边，妈妈抱着我的头，拧着我的脸，一声声哭着喊着我的名字，却原来我刚才气死过去了。我摸了一下生疼的脸，定了定神问爸爸：

“那司务长是不是个大个子？”爸爸点了点头。

“他是红脸膛，左脸上有一颗黑痣，”我又问。

“是呀！”爷爷和爸爸同时回答我，脸上露出来惊讶的神色，我什么也没说，闭上了眼睛。

打那一天后，我的病一天天加重，闭上眼睛就又回到了学校，就又想起了王专政在课堂上质问我的话，想起了没有一个同学为我举手的尴尬场合，想起了我在老师办公室里的哭声。

就这样，我每天醒的时候少，睡的时候多。吃的东西也越来越少，没多长时间，就瘦成了皮包骨头，不像个人了。爸妈找来医生，他们给我拿拿脉，用听诊器听，医生都说我没啥病。

情况一天比一天重，快到一个月的时候，每天都昏死过几次。记得有一天，爸妈用一块小门，把我放在当屋，妈妈哭泣着对爸爸说：

“孩子怕是不行了，”正说着我就又昏了过去。

爸妈用小擀杖撬开我的牙齿，才把我又喊了回来。眼看我命中一线，快不行的时候，我的范老师来了。

一听说老师来了，我不知从哪来的劲，竟翻了一下身，想坐起来，可是没有起来。

老师进屋一看我的情况，蹲在小门边，拉住我那骨瘦如柴的手说：

“靠山，我是来给你说上学的事，我给你说好了，另外找个学校。”

我又能上学了，又有希望了，对着老师啊地哭了一声，就吐出了一口血痰。

吐出那一口血痰，就觉得心也轻了，气也爽了，我的老师呀！是他帮我捡回了一条命。

那一次老师陪我谈了很久，一直等妈妈给我做的西红柿汤喂我喝了之后他才走。临走时，叫我放宽心，好好养病，说是开学了他来接我。

从那一天起，我又奇迹般的活了下来，没多长时间，我又会下地走路了。

停了一个月，学校都开学了，可是我的老师却没有来。我想了想，明白了就里，原来老师那天去看我，见我那种状况，突然编出来那段谎话，学虽没上成，却帮我捡回来一条命。

生活是无情，时代环境造就了人生，我想在学业上有点成就的梦破灭了。好在停了一年后，我的老师真的又找到家里，把我弄回了学校，并让我随我的那届学生一起读书，不管怎样，也算是个初中的学生了。

我十五岁那年，也就是爸爸回来的第三年，我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妹妹，我大妹妹社香，弟弟小山，小妹秋香，一家六口人。家庭的负担越来越重了，爸爸除了种好田里的庄稼外，还得随队里的副业队去外边干活。

那时节，我村在火车站包了点活，他每天拉个平车，不是从火车站往外拉货，就是从外边往火车站里拉货，最远的要拉几十里地。

就这样安然无事，倒还罢了，文化大革命的年头。爷爷是恶霸，名不符实，他们没有办法，爸爸是劳改释放犯，成了把柄。黑孬那家伙死盯着我爸，开会让他斗私批修，清早让他去扫大街，最可恶的是晚上开批斗会，指使他的女婿踩了我爸几脚（他没有老婆，是和俺村的一个老寡妇鬼混，人家傻闺女招了个女婿）。

精神的压力，受伤劳动的折磨，再加上没有休息时间，我爸病倒了。他在住劳改时，得过的肺结核病又犯了，这次犯的严重，一开始就大口吐血。

肺结核病，最有效的药，就是连霉素。可那时连霉素很缺，到处买不来，后来还是我爷爷跑到郑州，找到了他在医学院的外甥，我的表叔姜纪勋，才弄来了连霉素和吃的药雷米锋。药买来了，去找赤脚医生打针，头两趟还可以，可后来去找，老是找不见。有次打罢针，医生悄悄的跟妈妈说，是黑孬交代过，不让给我爸打针。

医生的话，我牢记在心里，黑孬呀，我家跟你有多大怨，有多大仇，你们家逃荒要饭从我们家拿了钱，顾活了性命，才有了今天，就说我爷扒你家的门窗有点过分。但也不能在我爸病重时连个针也不让打呀！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农村的基层干部，你做的对吗？

没有办法，我会医生的姑父到我家来，手把手的教我打针。他告诉我，打针的主要过程，就是消毒，只要消好毒，对准肌肉穴位，慢慢的将针扎下去，待熟练后，要狠准稳地用无名指把住针头，不要扎得太深，说着他给我做了个样子。

记住姑父教我的要领，下午姑父看着我打了一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为我父亲打针了，一天两针，日不错影。

人的病，到不行的时候，不要说是药，就是神人药王在世也无能为力。父亲的病，不是越治越轻，而是越来越重，吐血的量，越来越大。

就这样，我的父亲头年秋天得病，第二年五月病亡，父亲死的那天晚上，队里正在离我家不远的场上开会，歌词是：

“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瘦得他皮包骨，病的他脸发黄……，可怜我的爹爹把命丧。”

在这旧社会才会发生的事，却在七十年代的社会里又重见了。

爸爸死时，直瞪瞪的睁着两只大眼睛，一手拉着妈妈，一手拉着我。他是死不瞑目呀，丢下这残疾的儿子，和几个年纪尚小的孩子，一个妇道人家，怎么撑起这个家的重担呢？

出葬那天，突然从辽宁来了个人，进家一看，就是那个司务长。他一看到我爸爸的棺材，指着棺材说：

“老弟呀，我来迟了一步。”

接着他讲了自从我爸进入监狱以后，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整天想着那粮票事件，前一段时间，他突然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拄着双拐的小孩向他索债，非问他粮票的事到底怎么回事，并照他脸上扇了两个耳光，梦醒后找着那队长，非要到公安局说个明白。那天也正好见了公安局的局长，局长一听我俩说的情况，马上严肃了起来，把当时的办案人员找了来。办案人员说，当时搜到粮票，没有审问，当事人就承认了，也没有往下细问。就这样一个认为是父为的错案，就糊里糊涂结了案，把一个拾偷两种显然不同性质的事件搅混了。

局长叫我和办案的当事人写了情况，上报了法院和检察院，把这个错案给改了过来。并答应上级批准后，给一个说法。

司务长的话，引起了阵阵失声地痛哭，我的爸爸呀！你死得有多冤（当时我爸死时，才只有四十岁）。

 待续

作者

  范庆平，河南省修武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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