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名臣潘濬，最初仕宦刘表，为江夏从事，湘乡县令，治理地方有名。刘备领荆州后，以潘濬为荆州治中，典理州务。
吕蒙率东吴军白衣渡江，留守大将糜芳、傅士仁皆率部反水，作为无兵无勇的一介文士， 潘濬无力阻止，闭门不出。孙权亲自登门恳请， 潘濬伏床大哭，涕泪交横，终于归降，仍为荆州治中。 拜辅军中郎将。又迁奋威将军，封常迁亭侯。
孙权称帝后， 潘濬进封刘阳侯，先拜少府，转任太常，居九卿之列，屡次犯颜直谏，孙权则对他厚赏重用，言听计从，十分优容，信任程度不亚于江东元从旧臣。
陈寿在《三国志本传》对其评价，是“公清割断、节概梗梗，有大丈夫格业”。只是潘濬没有为刘备死节，反而投效东吴，成为高官名臣，成书于明代的《三国演义》秉承“帝蜀寇魏轻吴”理念，才将其丑化为“平生多忌而好利，不可任用”的小人。
而三国类游戏的数据设置，受演义影响一直远大于正史，因此其游戏数据平平，被很多人轻视了其能力和作用，而绝不是刘备没有给关羽留下足以安定后方的人才。
其实，潘濬在荆州失陷后投吴，亦无足以苛责其人品。汉末还没有明清理学大兴后的君臣观念，诸侯乱世，君择臣臣亦择君。魏蜀吴三国大量重要文臣武将，都并非仅仕一主，许多更“拔于亡虏”。
就如刘备账下收容的众多刘璋旧部，除却法正这种“带路党”不提，剩下那些即使积极抵抗过刘备的，这些深受刘璋举拔之恩的人，最后谁替刘璋殉死了？哪怕是豪言“断头将军”的严颜，亦难例外。蜀汉开国群臣里这些人更占了相当部分。
当然，东吴占荆州后，武陵从事樊伷勾连诸夷，欲叛归刘备，潘濬率吴军将其平定之举，亦有北宋苏辙认为，这是忠于新主却损于故主，不及乐毅仕宦于赵，却不肯为其谋划伐燕之策。
甚至是元朝理学家郝经，极是推崇蜀汉、贬斥魏吴，参照《裴注》《通鉴》将《三国志》改编为《续后汉书》 ，“正陈寿帝魏之谬、升《昭烈》为《本纪》，黜吴、魏为《列传》”，却也赞扬潘濬是「方严疾恶，义形于色，梗梗有大节，有吴之栋石也。」
《三国志·蜀书》中并提及潘濬，“先主入蜀，以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与关羽不穆”，其实也间接说明了潘濬没有为关羽殉死的原因。
潘濬是个性烈如火、嫉恶如仇的性子，这点即使在东吴也丝毫无改，完全没有通常降臣那样如履薄冰、忧谗畏讥的自觉；
而关羽在史书中的评价，是“刚而自矜”，“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傲上而不忍下，出口则必伤人，如讥孙权为“犬”，黄忠为“老卒”，和新降之马超比高下，要诸葛亮特地写信安抚。
所以两个人的性格作风恰好是针锋相对，水火难容。
汉末士人一向秉承孟子“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之训，
关羽和潘濬关系不睦，文武不和，上下有隙，潘濬没有义务对关羽愚忠死节，也是情有可原。而刘备于潘濬本有举拔之恩，潘濬在驻守武将先降，僚属都率先投降的情况下，直到孙权亲招，一番涕泣始归，亦算不得相负。
毕竟荆州已失，潘濬一人的去向已难左右大局。他仕官于东吴，才会继续是荆州本地士族的代表，否则不过一届布衣，对刘备集团亦无关紧要。
不妨比照黄权，身居镇北将军高位，直接带着约1/3东征军主力和预备收复荆州后安置的僚属三百余人，投了“汉贼”曹魏，让曹丕大喜过望封了四十二个侯（后来司马昭灭蜀时，大封群臣，也才封了五十多侯），令蜀汉的损失何止百倍千倍于潘濬？
——蜀汉不可调和生死大敌，之后诸葛亮屡次北伐对象，从来是曹魏，非东吴。
可即使如此，刘备依然会说“权不负朕”，宽免其家人，这便是汉末时代正常的君臣观。君臣互择司空见惯寻常事，只要不是糜芳、法正这种直接叛主、积极带路之徒，本亦无可指责。
因此糜竺为糜芳叛变之事面缚请罪，虽得刘备宽容，不久惭恨病死；而潘濬归吴，其表兄蒋琬仕途却没受任何影响，以后更成为孔明接班人、蜀汉执政者，与潘濬同登盟国之高位，为一时佳话。这才是真正的秦汉士人风貌，岂是明清君主臣奴思维影响下的《三国演义》之论可比的？
和潘濬这个荆州留守士大夫代表、荆州僚属首脑处不好关系，正是关羽的跋扈性格所致；
当孙权亲至，恳切相召，潘濬也随其余将吏一起归附时，不止是他自己，而正代表整个荆州本地士族集团都抛弃了关羽、和远在成都的刘备。
通常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来不是真的说升斗草民，而就是先秦贵族、汉之世家、魏晋门阀、宋明士大夫这些社会中间阶层，
屠城盈野如满清亦可坐稳几百年天下，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比南明和农民军更得官僚士大夫这些“民”之心。
当关羽被荆州士族抛弃时，其毁败命运也就注定了，那些他平日善待的普通士卒对此根本无能为力，同样只会为自家妻儿计将自己的主帅丢弃。
是以哪怕曹魏有意坐山观虎斗，不加追击；关羽军却未经交锋，直接溃散，终至败亡。所谓“以短取败，理数之常”。这也几乎是古今兴亡之至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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