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史》：王献之的艺术成就

王献之跟他的前辈书家一样，能够用各种书体作字。上一篇我们已经知道：他的传世书迹有真楷、行书、行草书、草书。但王献之实际所能，恐怕还不限于这几种体势，据唐代张怀瓘《书断·中》所称：

子敬隶、行、草、章草、飞白五体俱入神，八分入能。

可见他至少能用六种书体作书。

这里张怀瓘所说的“隶”，即今天所谓的真收、楷书；“草”指的是今草，所以还有“章草”一门；“飞白”，因势飞白多而得名，最早的飞白书是八分书的别体，所谓“八分之轻者”。我们前面讲过，王献之在少年时代就能作飞白大字，南朝虞龢《论书表》有记载：

(《论书表》里的记载）

子敬出戏，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子敬取帚沾泥汁书方丈一字，观者如市。羲之见叹美，问所作，答云：“七郎。”羲之作书与亲故云：“子敬飞白大有意。”

（以帚沾泥写大字的王献之）

梁武帝说王献之的飞白书是“白而不飞”。至于唐人所说的“八分”，即有波挑的隶书，魏晋时期，已属旧体，按文字学家的意见，字体分古今，八分（隶书）则今文字。新兴的真、行、草书在“形体上由隶书衍进”，“尤其在技法上，更是隶书的各种变化。”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都是擅长真、行、草书的新派书家，但他们却通会旧体的八分，这应当是承接锺法而来。因为锺繇擅长的铭石书，就是八分隶书，而且是锺书三体中“最妙者”。

随着时代的发展，王献之的隶书不如王羲之是正常的，因为，在他的时代，隶书（铭石书）已经不是流行书体了。

后世评判王献之的书法，总是与王羲之的书法相互比较，没办法，生而为“书圣”的儿子，王献之必然要接受这样的比较。较为典型的言论有：

1、关于真楷：虞龢说二王书“正体乃不相似”，但究竟如何不似，没有说明。这是“只说不同，不言得失”；张怀瓘说王献之：“能极小真书，可谓穷微入圣，筋骨紧密，不减于父；如大字则尤直而少态，岂可同年”。称赏王献之的小字，却对他的大字略有微词。

（王献之画像）

2、关于草书：虞龢说王献之“绝笔章草”，与王羲之“殊相拟类，笔迹流怿，宛转妍媚，乃欲过之”，“父子之间又为古今”。实际上，这是说二者之间是有继承与发展的。唐朝李嗣真的说法略有不同，他认为“子敬草书，逸气过父”，“右军终无败累，子敬往往失落，及其不失，由神妙无方，亦可谓之草圣矣”。也就是说，他认为王献之写草书，艺术水平似乎并不稳定，当他神完气足作草书时，简直可以称为“草圣”。但李嗣真看不上王献之的正书和行书。认为“如田野学士，越参朝列，非不稽古宪章，乃时有失体处。”这个比方很有意思，民间的学士来到朝堂，他们也向古宪章中求规矩，但终究来自民间，时不时会流露出不合体的地方。

关键的“逸”字

李嗣真所评价的“逸气”，其实正是王献之书法的玄机所在。

逸者，是超凡脱俗，是不受拘束，是放开怀抱，是走向自由。梁武帝以“逸品”来论断棋艺高下。唐代《述书赋》称“纵任无方曰逸”。这些，应该都包括在李氏的“逸气”意义之内。

王献之的“逸气”之作，不是战战兢兢地循规蹈矩，他写得超脱，欲显示风神之美而难尽体势之善。李氏的所谓“失体”之论，实是对虞龢“父子之间又为古今”的别注，道出了王献之“变右军法为今体”而不能尽善的惋惜和困惑。

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寿命长短的问题，如果王献之能活得更久些，它的“逸气”是不是可能就尽善尽美了呢？话又说回来，“逸”又怎能合乎规矩呢，合规矩了，还能称为“逸”吗？

关于“创变”

人们品评王献之的书法，也注意到他对书法体势的“创变”。

他的弟子羊欣称：“善隶、稿，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釆古来能书人名》）。这个说法得中肯綮，却语焉不详，没有展开讨论。

到了唐代，张怀瓘认为“及论诸体”，王献之“多劣于右军”，但要注意，这里的“诸体”，是指“真、行、草、章草、飞白、八分”等，兼真的“真行”和带草的“行草”，是体势的变创，不在其中。他认为“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这句话，道出了二王父子各自的建树所在。张怀瓘又说，大王“灵和”，小王“神骏”，这正是对大王“真行”和小王“行草”风格的评价。

（王献之《十二月帖》）

至于南朝那些耳熟能详的关于王献之书法的评价，羊欣所谓的“媚趣”，虞龢所谓的“妙妍”，萧衍所谓的“今瘦”，陶弘景所谓的“懦肌”，袁昂所谓的“充悦”，这些对王献之草书的评价，其实只是他们审视作品时各有侧重，或者是他们看法一致，只是用词不一罢了。

刘涛先生认为：对王献之的行草书，能作出鞭辟入里解释的评论家是张怀瓘。张在《书议》里说：

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这种“非草非行”的“笔法体势”，正是王献之的“创变”。徐浩的《论书》称为“破体”；窦臮的《述书赋》称为“创草破正”。

这个“创变”，其实是理解王献之对于书法史最重要的价值所在。

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

如上所言，王献之的“创变”创制了“无藉因循”的“破体”，创制过程，似乎王献之有过说明，《书议》里记载：

子敬年十五六岁时，尝白其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稿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

王献之早在十五六岁就给父亲提出过创制的建议，王羲之只是“笑而不答”，原因不得而知，很可能是因为年岁过高，精力受限，已经无法完成了，而完成这件事，成了王献之成年后的目标，也是他对于书法史最大的贡献。

“伪略”者，“伪谓不拘六书规范，略谓省并点画屈折”。就字法而言，则行书已经伪略，草书更甚。“草纵”者，指“流而畅”“放而生奇”的草书笔势，这是草书的典型特征。

汉晋流行的章草，笔势是“草”而不“纵”，楼兰出土的草书，草势已“纵”，但仍字字独立，尚未“极草纵之致。”快捷的书写速度，是“草纵”的要领。

显然，“草纵”的笔势是王献之破体变制的主导。当连属的笔势由字内溢出字外，纵引而下，字与字连环勾锁，使之“血脉不断”，便破了行书、草书“绝笔收势”的单字状态；而“字法伪略”得可行可草，又破了字体的限阈。这样写字，摆脱了局执，又因“易而速”而求得“急以出奇”的“宏逸”了。

张怀瓘是王献之的知音，他评价王献之：

至于行草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峻峭不可量也。尔其雄武神纵，臧武仲之智，卡庄子之勇，或大鹏搏风，长鲸喷浪，悬崖坠石，惊电遗光，察其所由，则意逸乎笔，未见其止，盖欲夺龙蛇之飞动，掩锺、张之神气。

虽然只是打比方，但对王献之书法的味道，体悟甚确。在张氏的心目中，仅草书一项，王羲之是不如王献之的：

如小王书所贵合作者，若稿行之间，有兴合者，则逸气盖世，千古独绝，家尊才可为其弟子尔。

对于王献之草书，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前文作者刘涛先生就曾言说：“草书方面，献之有乃父之风而乏建树”，似乎不同意张怀瓘的看法，其实就算张怀瓘，他的评价也不是全是美词，他还说：“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这个评价似乎也有道理。

（王献之《鸭头丸帖》）

审美多元，各花入各眼，大家各有心胸襟怀，不必强求一致。

总之，王献之是魏晋趋新尚妍书风的受益者，又是魏晋风韵的创造者之一。他在东晋后期更开行草书法之门，是魏晋书法风格形式嬗变过程中推陈出新的典范。明朝书论家项穆（《书法雅言》的作者，著名收藏家项元汴之子）说：“书至子敬，尚奇之门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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