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墨迹，唐朝时民间犹有不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窦蒙《述书赋注》的著录看到大概。现在还能见到的南朝墨迹，梁武帝行草书《异趣帖》不大可靠；而《万岁通天帖》是公认的唐摹本。敦煌文书中有少量的南朝写本。
北宋阁帖所收南朝书迹已经很少，且其中有冒名顶替的伪迹。南朝的铭刻书迹，世间保存的很少，清代兴起“碑学”之后才受到书家的重视。大约近几十年来，南朝铭刻之迹随着考古发掘而重见天日，已经积累了可观的数量。
我们这里所能叙述到的，大体是那些出自高门书家或一般书手的遗迹，我们希望可以籍此介绍南朝书法的状况和流变。
南朝王氏一门书迹的体势，不外草书、行草书、楷书、而行草是可以归于草书的，都在那时所谓“草隶”的范围，而“草隶”是“二王”以来流行的体势，南朝时代尤其盛行。
1、王僧虔的《太子舍人帖》《刘伯宠帖》
王僧虔是王导的玄孙，王昙首的儿子，是南朝琅邪王氏最有代表意义的书家。
（王僧虔画像）
他在宋齐之际以楷书名世。北宋宣和内府收藏的王僧虔《御史》《陈情》两帖墨迹是楷书，而传至今天的《太子舍人帖》《刘伯宠帖》也是楷书。它们都是奏报朝廷的书牍，用楷书以示恭敬，这是为臣所应遵守的基本规则。
南朝书论家说写字讲究三端：“一者学书得法，二者作字得体，三者轻重得宜。”王僧虔的楷书，这三端都具备。
（《太子舍人帖》）
《太子舍人帖》钩挑之类的笔画都以侧锋为之，笔体有厚重感，字态呈现明显的横张之势，近似王献之《廿九日帖》，只是笔力要柔和一些，点画不如王献之方峻。《书断》评价他与王献之比较“稍乏妍华，若溪涧含冰，冈峦披雪，虽甚清肃，而寡于风味。”
（《刘伯宠帖》）
如上图所见，关于“清肃”和“寡于风味”，用以形容《刘伯宠帖》似乎更为恰当。
2、王慈《翁尊体帖》
王慈是王僧虔的长子，和父亲一样，他也擅长“隶书（楷书）”，但流传下来的，却只有草书。最著名者，即《翁尊体帖》，如图：
（《翁尊体帖》）
王慈作草书，纵横挥洒，笔势很急，虽然是匆匆挥就，点画依然厚重，富有力感；字态“纵复不端正”却有一种“爽爽”的风气。高门士族倜傥不群的风度跃然纸上。如果细审，还会发现他的草字字形比较大，而且行距窄，这不仅造成了章法茂密的视觉效果，也增强了挥洒的气象。
3、王志《喉痛帖》
王志是王僧虔次子，他写行草书也是逸笔草草，与王慈颇为相似，但其结字的字态多呈高耸状，犹具险峻之貌。而章法更比王慈茂密。如图：
（《喉痛帖》）
前文我们曾经提过，徐希秀曾恭维王志为“书圣”，其原因大概是就是因为王志写草书更为大胆，更为出格吧。
王慈、王志兄弟的草书、行草书是接续“二王”草法而来，他们的笔势的强悍、字形的恣肆，更接近王献之而又甚于王献之。他们将日常尺牍作为舞笔弄墨的疆场，放浪的恣肆，夸张的奇笔，足令东晋先辈惊诧。
4、智永与《真草千字文》
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他出家皈依了佛教。
他名声很大，历史上也有很多他的故事和传说，但都与佛法无关，而只关于书法。总结起来说，他就是个“书僧”，他一辈子的事业就是临写集王字的周本《千字文》以传扬先祖王羲之的书法。
（智永画像）
智永生前临写《真草千字文》很多，据记载，“好者”就有“八百本”，今存最早的智永《千字文》，是日本小川氏藏本，文物鉴定专家认为是智永的真迹本。
(智永《真草千字文》）
智永笔下的字，都深深烙下了“王书”的印记，但是，亦步亦趋也无法重现王羲之，他所“还原”的“王书”都打了折扣，一半得之祖先，一半属于自己。唐朝人评价“半得右军之肉”，意思是说他仅得皮相，比起得“骨”和得“筋”者，已属下乘。他笔下的字，属于“精熟过人”，无人可与之相比，但他的“王书”也只停留在熟练的水平上，未能多迈一步。缺点是缺少王羲之书法的“天然”。
智永的贡献，在于他是弘扬王羲之书法的功臣，也是书法史上“王书”流派的名字，却不是卓有建树的艺术家。
南朝人的真笔墨迹，当数敦煌石室保存下来的少数写经墨迹最为可靠。它们都作楷书，而且是成熟形态的楷书。
较为著名的南朝经卷有：梁武帝天监年间抄写的《大般涅槃经卷第十一》和《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第一》，陈宣帝太建年间抄写的《生经第一》和陈后主至德年间的《摩诃摩耶经卷上》。
1、《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第一》
此卷现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编号为P.2196。卷后有五行题记，从笔记看，似为三人分别题署。此卷最早藏于建康著名的僧院瓦官寺。
经文是精心书写的楷书，技法娴熟，体态稳健。经文中夹注为细楷，写得随意一些，卷末的题记写得细劲灵动，有行书笔意，虽然都不如经文写得经意，但却可见南朝人日常书写的自然流美风尚。
（《出家人受菩萨戒法卷第一》）
2、《生经第一》
此卷也是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品，编号P.2965。卷后题记五行。
（《生经第一》）
抄经者用笔轻捷，起笔多尖细，不作顿按，钩笔是轻盈地垗出。笔画形态是肥腴而曲张，展露“外拓”之势，结字宽缓平和，似乎始开颜体楷书之先河。
（颜体《多宝塔》）
南朝的铭刻书法，诸如石阙、墓碑、墓志、地莂（读bié，古代的契约写在简帛上，从中剖开，双方各执一半，以为凭证，称为“莂”）、造像记、题字等，北宋以来金石家著录的数量并不多，为书家所看重者则更少。清代“碑学”大兴，康有为看到了“北碑”书法与“南碑”的相似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洛阳体”就是仿学南朝“王书”的体式。
第299-300页列举了近百年来南朝铭刻书迹的出土目录，此不赘述。
1、《爨龙颜碑》
此碑与《爨宝子碑》合称“二爨”，俗名“小爨”。此碑最早著录于云南方志，清道光年间为云贵总督阮元幕下的文人访得，遂著名于世，金石著作几乎莫不著录之，《爨龙颜碑》高三米有余，是南朝初期少见的丰碑。其笔画方峻，体势雄强，杨守敬《平碑记》称其“温醇尔雅，绝无寒乞之态。”
（《爨龙颜碑》拓本局部）
阮福《滇南古金石录》称其“字体方正，在楷、隶之间，毕肖北魏名碑。”范寿铭《循园金石文字跋尾》则云：“盖由分入隶之始，开六朝、唐、宋、元无数法门。”
但实际上，它虽然还杂有隶书的挑笔，但字体是楷书，并非在“楷、隶之间”。
2、《瘗鹤铭》
《瘗鹤铭》题写于焦山崖壁上，宋时遭雷击，崩落江中，石裂为五段，随江水季节性涨落时隐时现。清康熙年间拽置山上，后将残石数段砌入壁中，陈列于焦山宝墨轩院中。
（《瘗鹤铭》拓本）
北宋时《瘗鹤铭》得到金石家的重视，对书写者亦有种种猜测，后黄伯思有细致的考证，结论为：《瘗鹤铭》书于梁朝天监十三年，作者是陶弘景，遂成定论。
（《瘗鹤铭》原石之一）
《瘗鹤铭》是摩崖之刻，笔画浑然，似乎“隐通篆意”。结字宽绰，落落大方，虽是大字，自然生动之态亦如小字，素有“气体宏逸”之誉。
这里黄伯思的一段话需要思量：“石顽难刊，且为水泐，故字无锋颖，若拙笔书，昧者从而学之，深可一笑。”它的“拙”，是因为水泐沙磨天然而成，这一点一定要深切理解。不要被“大字无过《瘗鹤铭》，小字无过《灵飞经》“这样的民间书诀误导，虽然，”大字无过《瘗鹤铭》“是黄庭坚的原话。
南朝的铭石体，有少数作隶书，是为东晋方笔隶书的延续，但南朝碑志多数作楷书。这与东晋铭石体隶多楷少的情况正好相反。
这很好理解，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字书写，都有正体。大体说来：汉朝以前是以篆书为正体；汉武帝以来到西晋时代，隶书是正体；东晋时楷书已成为正体。这是就日常书写而言，铭石体的流变，也有一个由篆而隶而楷的演进过程，与字体的演变相比，稍显缓慢一些。
所以，我们讨论南朝的铭石体，当以楷书为重点，南朝碑志楷书，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草率的楷书。单刀冲刻而成，笔画形态无粗细的变化，结体为“宽结”式，刘宋时期的楷书多属此类。如《周叔宣母黄夫墓志》《刘觊买地券》。
2、具有隶书遗韵的方笔楷书。其特点是笔形方锐，撇、钩一类的笔画保留翻挑，虽然横画已是左低右高，但结体呈横平之势，以《爨龙颜碑》为典型。
(《刘岱墓志》）
3、典型的楷书。这类楷书以“斜划紧结”为特征，在现存南朝的铭刻书迹所占数量最多，而且各有特色。《明昙憘墓志》朴实；《刘岱墓志》《吕超静墓志》柔和妍媚，端庄秀丽；《瘗鹤铭》奇逸遒润，雍容大度；《萧融墓志》《萧融太妃王慕韶墓志》细劲清俊。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