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后回到宿舍，躺在双层小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想到自己的学习生涯就此打住，心中的酸楚无以言表。因为我心中有个小秘密，也是我人生的目标，那就是上大学。这个秘密藏在我心里已有七年之久了。
在我十一岁那年的正月，我家来了一男一女两位客人，他们和我父母聊了什么我似懂非懂，但他们俩的装束和举止却令我终生难忘。他们俩都穿着长大衣，言谈举止温文尔雅。后来父母告诉我，他们是大学同学，毕业后成了夫妻，现在两人都在县城的第一中学任教。随着我学习的进步，第一次学习“风度翩翩”这个词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就是他们夫妇当时来我家的情景。从那以后，座落于城市中心的大学、宽敞明亮的教室、藏着数不清书籍的图书馆、博学多才的老师、孜孜求知的学子、美若花园的校园⋯⋯是我的想象，也是我的憧憬。
可眼下，也许我再也没有机会实现我的梦想了。我辗转反侧，浮想联翩，不禁悲从中来。于是我走出寝室，走进三九寒冬的黑夜，来到学校南边的一棵大树下，靠着粗壮的树干哭了许久许久。在此后的四十五年里，每每回想起这一幕，我依然眼眶湿润。
毕业一回家，我就面临着人生的第一个抉择：要么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到农村；要么在家待业，未来听天由命。然而我很快选择了下放农村，因为我知道，下放知青在农村干满两整年就可以被推荐上大学，尽管名额少得可怜。但如果在家待业，将永远无缘于“象牙塔”。
一个月后，我来到了杨滩公社的塘辛大队，命运第一次眷顾了我。当时正值村村办中学，教师极为匮乏。我一到大队，就成为民办教师，从刚刚脱下校服的学生转眼变成了老师。且五位老师中，只有我是高中学历。因此，我初生牛犊般地一人承担了语文、政治、英语、音乐四门课的教学任务。为了教学，我向父亲请求把家中书籍带去；我向公社五七干事（专管下放干部、下放职工和下放知青的干部）和大队书记请求，将他们的旧书旧报纸旧资料借去。白天教学生知识，晩上教村民扫盲。暑假里，白天参加双抢，晚上教村民扫盲或唱革命歌曲。这一切都是为了“表现好”，争取两年后有机会被推荐上大学。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到了1977年。这一年我被评为县级知识青年先进个人。我翘首以待地期望着杨滩公社上大学的推荐名额。正当此时，命运再一次眷顾了我。
10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高中老师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知了我一个重大的消息：国家即将恢复高考！得知这个消息，我不相信地一遍遍读着老师的来信，心潮澎湃。老师在信中叮嘱我不要声张，因为这只是内部消息，目前尚未公布。但老师鼓励我，以我高中的学习成绩，考取大学应该不难。高考迟早会恢复的，要我提前进行复习。老师并且传授了他自己的高考经验，列出了我当前需要复习的几方面内容。在老师的具体指导下，我紧锣密鼓地全身心投入到高考的准备中。果不其然，不到一个月，全国人民就从广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时间定在12月10日。考试的内容只有语文、数学、政治（包括时政）、英语、历史地理或物理化学，英语分数只作参考，不计入总分，所有学科没有具体的范围和要求。
1977年12月9号，我来到42公里外的广德县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参加高考。虽说是农历10月底，但感觉那年天气异常寒冷。两天半的考试一晃而过，接下来就是煎熬地等待、等待⋯⋯终于，通知我去县医院体检，体检后将淘汰三分之二，接下来又是漫长的等待。直到开学后很久，我才在不知道考分、也不知道落榜原因的情况下，猜到了我成了三分之二落榜考生的一员。为此我大病了一场，四五天未进食。父亲鼓励我再考，千万别放弃。班主任老师也来信让我暑假里去她家，她要亲自指导我复习。我拖着病弱的身体边教书边劳动边复习。
很快，消息传来，1978年高考实行全国统一试卷，并改为秋季招生，故将考试时间安排在7月下旬。我任教的学校一放假，我就简单地收拾了几件衣服赶往班主任老师家。好在这年的高考有一个复习大纲，我和老师一道根据大纲找资料找书紧张地备考。7月23日，我再次走进县城的考场。1977年高考时节是冬天，1978年却是三伏天，我真正体验了高考的冰火两重天。听说当时有好几个考生因中暑而晕倒在考场，被救护车接走了。
再一次的煎熬和等待，只不过这次等待时的心情平静多了。我打定主意要一直考下去，直到限定的25周岁为止。9月开学了，未接到录取通知书。我来去学校必经的大队代销店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对店里张望几眼。9月下旬快到国庆节了，仍未接到录取通知书，我来去学校时开始绕过代销店了。9月22日中午，我正在家吃饭，只见代销店店主兴冲冲地举着一个大信封来向我贺喜，我一看，大信封下面印着红色的落款“安徽师范大学”，我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被录取在安师大历史系。看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那说不明高兴、道不清委屈的泪水哗哗地流下了脸颊，那神情比范进好不了多少。亲朋好友都贺之曰“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因为我属鸡。
1978年10月12日，我意气风发地踏进了“象牙塔”。在大学里，我如同海绵一样，拚命地汲取着知识。我明白，四年大学生涯也不过一千四百来天，假如每两天阅读一本书，也只有七百本而已。要知道，安师大图书馆的藏书有200多万册呀！七百本与之相比可谓九牛一毛。在大学里，上午上课，下午自由安排。我除了学生借书证外，还找老师办了张教师借书证，以便周六周日学生阅览室不开放时去教师阅览室借书。从大一到大三的寒暑假都是在学校度过的。
我们的老师中，有吴晗和顾颉刚先生的嫡传弟子，有中国口述历史的创始人、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的同学兼好友等等，他们学识渊博，语言风趣幽默，把古今中外几千年的历史讲得津津有味。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带来第一波思想解放浪潮的大环境下，老师们各抒己见，敢想敢讲，不仅使我们开拓了视野，更是颠覆了我们的认知。经常是一上午四节课不知不觉结束了，可我们却意犹未尽。
大二时，我们历史系七八级九位同学发起成立了“赭山史学社”，同学们任思想自由驰骋，互相之间讨论着、争辨着，我曾写下一文“大放厥词”：“人的欲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大学里，除了历史书籍外，我还将世界文学名著几乎看了个遍，并将其中精彩的语句一一摘抄下来。入学之初，老师告诫我们：“你们是未来的老师，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于是乎，我尽可能地把自己的桶装满些、再装满些⋯⋯这一切为我以后的中学历史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8月，我大学毕业后自愿回到广德中学担任了历史教师。
（作者系广德县宣传部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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