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岁那年，彭冲接受媒体采访，显得很自豪地说：“现在人大目前的基本程序、制度都是那时候搞的。”从1980年9月开始，彭冲连续担任第五、第六、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冲所说的“那时候”，就是这十余年。
此前，人们对彭冲津津乐道的是，他在江苏的工作和“文革”结束时参与对上海的接管。
1915年出生于福建漳州的彭冲，当过学生运动领袖，领导过地下革命工作，经历过战火硝烟。建国后他在江苏工作20余年，历任南京市市长、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等。
彭冲回忆自己在南京的工作，说：“南京的树都是我种的。起码是我提倡种的。我从1953年开始提倡种大树。种到我到上海工作。”他上任市长第一件事，就是提出“绿化、彩化、香化、洁化、净化”，成为名副其实的“种树市长”。
南京人最难忘怀的，可能是他对明城墙的保护。上世纪50年代，各地掀起拆城墙之风，南京也受到影响。与中华门同等规模的通济门，被拆得块砖不存；水西门、太平门、草场门、水陆两座金川门也难逃被拆命运。1959年春，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彭冲，力排众议，下令停止拆除城墙。北京城墙消失的悲剧，终于没有在南京重演。
1976年，“文革”结束。彭冲临危受命，配合苏振华、倪志福，主持接管上海。四年间，他们顶住重重压力，扭转了“文革”时期上海的混乱局面。
此后，他就参与并领导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十余年的全国人大工作，曾主持起草制定法律近百部。彭冲认为，高度民主和完备法制，是国家现代化和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而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程序。因为没有一定的程序，民主就体现不出来。
他特别强调，程序要法律化，不能“谁讲话谁就算数”。他说，我国目前民主制度还不健全，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民主形式和程序还不完善。也许正因为如此，上世纪70年代末，彭冲刚参加全国人大工作，便向中央郑重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会场正面悬挂的应是国家的象征——国徽，而不应是领袖画像。这一建议被采纳了。
上世纪80年代末，制订集会游行法时，有人提出把“限制”作为前提。彭冲说, 这是不对的。他强调，制定法律法规，首先是要保证民主，而不是限制民主。其出发点应是保护人民的合法权利。因为民主是法制的基础，法制是民主的保障。
民主靠程序，监督靠制度，这是彭冲经常说的一句话。他认为，民主和法制建设，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大的监督权不是哪一个人的权力,而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人大行使监督权，既是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支持，也是制约。实践证明，加强人大监督，有利于健全决策体系，减少失误；有利于消除腐败现象；有利于国家机关高效合理运转。一句话，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制度保障。
行使人大监督权要重视制度化建设。他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用很大精力去抓监督立法工作，力求使人大监督制度化、程序化。1989年3月28日，彭冲作常委会工作报告,对人大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报告、监督计划和预算的执行，以及对司法机关监督,从程序上、制度上作出了具体规定，在监督工作制度化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
1990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定监督法。彭冲便具体组织和领导监督法起草工作，还亲自主持十省市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座谈会,对监督法草稿逐条进行讨论和修改。这部草稿虽然最终没有出台,但却为今后的监督立法积累了有益经验。
彭冲还指出，搞好人大自身建设是加强人大工作的前提。他说，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要有一定的社会活动能力,能够代表人民的意志,审议和决定国家的重大问题。在组成人员中要有相当数量的年富力强的同志,包括经济、法律、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专家。加强办事机构的建设至关重要，这是一支常任制的工作队伍，不因换届而换届。
当时有一种说法，“代表代表，会完就了。”彭冲认为这是错误的，并指出发挥代表闭会期间的作用,关键是做好代表的联系工作。彭冲着力抓了三件事：组织代表视察；认真办理代表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具体组织、指导制定代表法，把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和在会议期间的工作同等对待，设专章规定。这是人大代表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
在下属的心目中，彭冲同志还是一位宽厚待人的长者和谆谆育人的老师，更是一位顾念旧人的老上级。彭冲曾在江宁作战，手下一位连长牺牲了，他年年清明节都记得。以前是自己去扫墓，后来年纪大了，不方便了，每年就托曾是他秘书、后任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的施正东去墓前献花。■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原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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