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诗令
钱钟书先生有篇名文:《诗可以怨》。但怨念多了，自然会变成愤恨。根据汉代人对《诗经》的解释，里面许多篇章都是在发泄怨气、讥讽权贵，这就是所谓的“怨刺传统”。拿诗歌来议政不安全，但总有那不甘心将才华消耗于风花雪月中的勇敢诗人，维持着这一文学精神。
清嘉庆四年八月，翰林院编修洪亮吉被遣戍新疆，刚走到保定，就有圣旨追来，严命他“不许作诗、不许饮酒”。不许饮酒当然是防止酒壮诗人胆，任意挥斥。以皇帝之尊，竟然亲自下旨不许小臣作诗，足见洪氏之诗绝非等闲。
洪亮吉被发配的罪状，是他在太上皇帝乾隆驾崩后不久，就向军机大臣、成亲王永递交了一份《极言时政启》，请他转交给刚刚亲政的嘉庆皇帝。文中说，皇上你虽然除掉了和，看上去要一改乾隆末年的弊政，一新天下之耳目，其实只停留在口号上，“言路似通而未通，吏治欲肃而未肃”，不过是一种姿态罢了。嘉庆皇帝大怒，把他发配新疆，并说：“近日风气，往往好为议论，造作无根之谈，或见诸诗文”，必须惩戒。
诚如皇帝所说，当日议政之风的确存在，那是因为政治强人乾隆终于死去，再加上和倒台，强君权臣都成历史，文化高压政策仿佛见到缓解的希望，多年的积郁之气总算找到出口，言论一时活跃，洪亮吉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嘉庆对洪亮吉的处置，实际是杀鸡儆猴，他想要的，还是延续乾隆时代君强臣弱的局面。
不许文人作诗，嘉庆不是首创。北宋王安石变法，有一条就是科举中不考诗赋，后来干脆发布命令，凡士人传习诗赋者，杖一百。
这不是文学理念的争论，而是因为反对变法的人经常写诗抨击新法，偏偏他们的诗写得又很高明。苏东坡就是其中一个，他的作品甚多，读者甚众，流毒甚广，自然引起新党的猜忌，所以他们先在元丰年间制造了“乌台诗案”，欲置苏东坡于死地，绍圣年间新党二度掌权后又要打诗人的屁股。谁知没过多久，徽宗皇帝自己先按捺不住了。他作诗几首，发给大臣们欣赏，禁诗令自然不了了之。
南宋宁宗时，权奸史弥远为相，太子赵对他十分不满，史弥远在宁宗驾崩之后发动政变，另立新君，废赵为济王，不久又逼其自尽，这是轰动朝野的政变。当时有位书商陈起，编了一本《江湖集》，其中收入“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等直接指斥当朝宰相的句子，也有“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乱时多”这样对现状不满的话，史弥远大怒，便有圣旨禁止士大夫作诗，这是第二次诗禁。这一回，禁令执行了两年。
再说洪亮吉，他因言得罪，反而声价更高。发配出京之日，为他饯行的官员有数十名之多，甚至有位户部主事把自家宅院典当了300两银子，送给洪亮吉做盘费。从北京到伊犁，一路上迎来送往，不像是发配，倒像是出游。
有人劝他少说话，尤其不要作诗，洪亮吉不以为然。当然，上谕煌煌，他还是收敛了几天，但一到伊犁，立刻把不许作诗的禁令抛在脑后，写诗追忆流放路上的情景，其中第一首就说“平生每厌尘寰窄，天外如今一举头”，愤懑不平之气溢于言表。
嘉庆逐走了洪亮吉，本意是树威，却引发了寒蝉效应。后来皇帝自己说，自从办了洪亮吉，“言事者日渐其少”，即使有人发言，讲的也都是些鸡毛蒜皮，至于朝政得失、百姓疾苦，再没有人敢言直谏，朝中弥漫着对皇帝的失望与消极情绪，这在初登大宝的嘉庆皇帝看来，搞不好会使朝政弄到无法收拾的局面，无奈选择让步。
嘉庆五年春，京师久旱不雨，皇帝趁此机会表示了反思和改过的态度，说他又把洪亮吉的奏疏认真读了几遍，反复思量，觉得还是人家说得对，如今自己已经把原奏放在座右，时时观览，希望大家都向洪某人学习。当然，洪亮吉也被释放，创下了清代汉官流放时间最短的纪录。
不许作诗的本质是“禁止”，这是政治强人处理言论问题的做法。嘉庆没有强人的手段与资本，却秉承强人的思维，试图延续强人的统治手法，最终只能尴尬收场。
其实聪明的皇帝不会禁止诗人作诗，不但不禁，反而要提倡。当年钱名世攀援年羹尧，雍正帝就曾令满朝385位文臣写诗声讨，编成一本《名教罪人诗》，又让钱名世本人出钱，全国发行，令钱氏彻底从名誉上自我消灭——鼓励作诗，但为我所用，这才是强人之手段。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