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君亲师，师道尊严代表着道统的权威。然而，在清朝的皇帝们看来，师徒关系却是朋党的纽带。
康熙一朝，朝臣围绕立储问题分朋结党，成为朝政痼疾，师生门户更是划分政治阵营的天然标准。雍正帝曾写下《朋党论》，宣称君子应只知有君主，不知有师友，此文成为清代解决朋党问题的官方指南。师生之间只应有职业性的关系，而不该有伦理上的责任，这是专制君主的逻辑，它适用于官场，也适用于民间。
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的秀才程明流落河南已十余载，这时他年逾不惑，带着老婆沈氏和三个十几岁的儿子在异乡讨生活，老家还有老母亲要养活，而所有的收入都来源于他在桐柏县教村塾的微薄束，不用说，生计颇为艰难。这年二月，有朋友找到他，说本县财主郑友清要过81岁寿诞，想请他写一篇贺寿的文章，装点一下门面。程明虽与郑友清素不相识，但考虑到写寿文多少有些润笔，且郑友清也是从湖北迁来此地，还算有些乡谊，就应允了。
三月初一，郑友清做寿，这篇寿文就抄在寿幛之上，在郑家挂了出来。寿星出来看，却被其中“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两句话吓到了。在古代“创业”二字多指王朝开基立业，与民更始。例如记载李唐开国事迹的史书就叫《大唐创业起居注》，“创业之君”也专指开国皇帝。但“创业”又不同于“寡人”“钦此”这些法定的皇家用语。“创业”只是惯例上归皇家所有，没有明令禁止民间使用。
乾隆四十六年正是文字狱最泛滥的年份，高压文化政策已绷紧天下所有人的神经，以至于郑友清这个没有任何功名的土财主，只看到“创业”两个字就惊慌起来。可寿幛既已挂出，不便立即摘下。郑友清吩咐家人，用红纸把那两句话贴了，过了当日再说。程明听说寿文被贴的事，心中老大不高兴，更怕官府来找他的麻烦。三月初三，他的四个学生在街上遇到郑友清的侄子郑万青，想逼令他去向老师道歉，对方不从，程门弟子人多势众，竟将郑万青暴打一顿。他们还写了大字报贴到街上，一来痛骂郑友清不识文理，二来替老师辩白。
这次公开辟谣让事件影响越来越大。现在“创业”成了烫手山芋，写寿文的人不承认别有用意，被祝寿的人急于撇清关系。事情到了这一步，只能闹上公堂，因为造作逆词是死罪，诬陷他人造作逆词也是死罪，两方相争，必有一死。于是郑友清先将程明告到县衙，寿幛送官，是为物证。
查办文字案件的标准程序是先将相关人等统统押监，而后查抄人犯家中所有书籍、字纸，逐一审查。查来查去，程明的罪状又多了一条。他家有一部《后汉书》，书中有一篇《赵壹传》。程在这篇传的书页里夹了一张纸，抄录了其中的两句话：第一句是“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第二句是“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旁边还加了圈，又批“古今同慨”四字。
审案的官员问得好：如今圣天子在上，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值此千载难逢的盛世，你却牢骚满腹，不是大逆不道又是什么？面对这样的诘问，程明当然只有认罪。或许只有读史的人知道他的牢骚来自哪里：乡试屡屡落榜，穷酸秀才遭人轻视，眼见诗书不如金银，心中不免愤懑；去教塾处馆，又嫌东家饮食不周，供给菲薄，随手写下两句不平之鸣，本是秀才最可怜的发泄。但是不管怎样，对社会不满就是对皇帝不满，这条罪状是跑不掉的。
河南巡抚的意见是以大逆罪将程明凌迟处死。奏折递上去，皇帝对杀掉程明没有异议，对所拟的罪名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所谓“创业”云云，不过是几句文理不通的牢骚罢了。乾隆循乃父的思路，认为师生、朋友、主仆，所有这些非血缘性的关系都要服从君臣的政治伦理。而程氏与其弟子“实启师生门户之渐，于世道人心甚有关系，程明之罪实在于此”。
最终，程明丢了性命，他的弟子们被革去功名，每人三十大板，算是薄惩。
清代皇帝对朋党问题十分关注，师生关系则是连接朋党最重要的因素。打压师道，既是皇帝对付朋党的手段，也是君王独占道统的阶梯。可以说，程明是死于学生们的爱师之心。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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