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Minagawa等调查，肿瘤患者精神障碍的发生率约53.7%，抑郁的发生率介于23.3%~48.6%之间，焦虑的发生率在20%~48%之间，远远高于普通人。肿瘤患者的心理、精神问题的出现， 让患者的痛苦成几何倍数放大，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难以承受心理精神上的痛苦而走上不归路…… 对于癌症，尤其是切除乳房的乳腺癌患者，常常因切除乳房而产生较强的羞耻感，“切除乳房就不是完整的女人”这样的心理负担长久地沉重地压在患者的心上，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患者的术后恢复。 谈及癌症，很多人还存在一些道德偏见，认为“她一定是上辈子做了坏事，才会得了癌症”，因此避而远之。他人的歧视、疏远会增添患者的心理压力，患者只好选择封闭自己，有苦往肚子里咽，有话无处诉说。社会的人际关系、道德观念直接或间接地伤害患者，但癌症本身对患者造成的冲击才最具有杀伤力。 通常我们觉得死亡离我们很远，但是当癌症真正降临时，患者的完美保护机制将面临着最大的危机。 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自身的死亡是不可能想象的到的，每当我们试图这么做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仍然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去想象。”直到旁观者真正转化成自身时，原本塑造的信念将会受到摧毁，引发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美国学者库伯勒·罗斯将癌症患者的心理活动分为五个阶段： “不可能是我”，即患者不能接受患癌的事实，如同上述所说，是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所致。患者觉得可能是是医生能力不足或者设备故障造成了误诊。 此期的患者一般会寻求第二诊疗，多次确认就诊的结果。但有部分患者四处求医，听信偏方，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而且还容易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导致延误病情。 “为什么是我，这太不公平了”，经过多次就诊检查，患者终于相信自己患癌，但无法接受患癌的事实。由于感到不公平，常常出现愤怒、暴躁的情绪。 愤怒期的危害是患者可能出现暴力倾向，如打骂医务人员、家属等暴力行为。
“如果我能好起来，我一定......”，患者经过情绪的大波动后不再愤怒，认为好的行为或许能换来良好的健康，开始积极接受治疗，关注治疗效果和生存期。
积极接受治疗是好事，不过此时的患者常常由于过度担心生存期，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低下的症状。
随着治疗的进行，药物的副作用、经济压力、人际关系等原因导致患者产生忧伤、抑郁、悲恸的情绪。患者对治疗产生放弃的念头，对周围的事物表现淡漠。
此时的患者容易出现哭泣、冷漠、消沉的表现，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
随着认识过程的加深，患者在原先的挣扎下逐渐趋于平静，逐渐接纳自己。接受期的患者开始意识到应该积极地过好剩下的每一天，部分患者可能会做出立遗嘱的举动。
临床上发现，心理压力小的患者，治疗效果往往比较理想；心理压力大的患者，即使疾病处于早期也达不到较好的预后效果。因此，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很有必要。
确诊后、治疗前的患者还处于震惊与否认期，对疾病感到十分恐惧。此时的患者应该主动地了解疾病的知识。例如，乳腺癌的患者可以寻求医生的帮助，让医生讲解清楚病情，明白自己的病情概况。或者通过医生了解一些正面的案例，对治疗产生信心。
放化疗时期，有些患者遇到了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失眠、注意力低下、疲乏、疼痛等治疗副作用让患者不确定自己是否能闯过治疗这一关。
患者可以采用积极的心理暗示的方法，鼓励自己坚持进行治疗。必要时可以适当地应用一些助眠药、止痛药改善治疗的不良反应，有助于提高患者在放化疗期间的信心。
患者进入恢复期后，他们开始担心“我会不会复发？我能不能上班、别人会怎么看我”等问题。
这个时期的患者需要挑战心理上的自卑、他人的眼光、疾病的复发。患者可以积极地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动，选择一个合适的工作，或者加入病友群，帮助自己找到新的心理支撑，更好地去面对疾病后的生活。
当患者明显地察觉到心理出现问题时，应该积极地咨询专业医生的诊疗。除此之外，“家庭式抗癌”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家庭式抗癌中，患者和家属同样重要。因为患者一旦被确诊为癌症后，家属同样会出现悲观、绝望的情绪，也可能出现病急乱投医、盲目问药的举动，反过来也会给患者带来情绪的改变。
家庭式抗癌中，让患者和家属共同参与患者抗癌的各项活动，提高患者与家属间的沟通，一家人达成共识，相互配合，组成具有凝聚力的抗癌家庭，抗癌疗效会比患者自己单打独斗疗效更佳。
中国抗癌协会理事的史安俐表示：“患者对疾病的正确认识，以及一家人齐心协力，发挥亲友及病友在乳腺癌患者治疗和康复中的积极作用，对于患者的病情控制和康复意义重大。”
“路遥无轻担，长路不捎书。”再小的心理压力对于肿瘤患者都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希望大家甩开心理包袱，一路轻装上阵，才能活得更美好。加入觅健大家庭，抗癌前路不孤单，我们一起抱团取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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