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害的工作场所”正在造成一些打工人的心理创伤

大流行引起我们的工作方式发生变化，进而让我们对工作场所的期望变得复杂。

如今，人们越来越接受“有害的工作或工作场所产生的创伤”这个概念。

即使没有临床名称，工作场所引起的创伤也是一个真实存在的问题——随着年轻一代越来越多地表达自己在心理问题上的挣扎，这个问题尤其受到关注。

3月，一条热门推特暴露了这个问题的普遍性。一个博主问道：“有人得了'毒性工作应激综合征’吗？感觉就像一报时，唤起'战斗、逃跑、或冻结反应’？只有我吗？”

许多人在回复里分享说，重走以前的通勤路线，或者其他的办公室社交活动，都可能诱发他们的胸痛、肌肉痉挛等等。

当这些上班族无法摆脱有害工作场所的连锁反应时，他们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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棘手的环境

工作场所引起的创伤可能源于几个原因：种族主义、欺凌、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不清等等。这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过去20年的研究强调了其日益突出的地位——一些打工族已将其称为“工作场所创伤后应激障碍”。

英国伦敦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健康专家支支·奥布亚（Chi-Chi Obuaya）博士，对将工作场所引起的创伤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临床定义联系起来感到犹豫。然而，他承认这种损害是真实的，打工者有可能经历其他精神问题，比如焦虑或抑郁症。

而且，即使现在是远程工作，“有害环境”也不一定得到改善。奥布亚说，新冠疫情使人们强制过渡到远程工作，让恶劣的工作环境长期存在。

“缺勤问题以前只存在于面对面的工作环境中，现在被放到网上。你必须不断地在Zoom上出现，人们可以看到你在做什么。”奥布亚说。在存在欺凌的工作环境中，这类“打卡”和被“窥视”的经历将变得特别难熬，而且可能催生精神障碍。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的米切尔·K·德非（Michelle K Duffy）补充说，大流行引起我们的工作方式发生变化，进而让我们对工作场所的期望变得复杂。因此，我们可能不知道在这种“新常态”下，什么才是可接受的工作场所，什么才是恰当的行为或要求；在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

而这种模糊性会迅速滋生出毒害。

图：BBC

德非怀疑，有害的工作环境会造成长期的情感伤害，部分原因是工作和生活之间的界限变得更模糊。“在过去，如果我们谈论来自有虐待行为的上司或有欺凌行为同事的创伤，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个人问题’。但是，当你每周可能花费40个或更多小时在这个'个人问题’上时，那意味着你很难将它与工作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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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的希望？

那些过去经历过创伤的人——无论是否与性别、种族主义或其他偏见有关，他们在有害的工作环境中会特别挣扎。

“如果你身处在一个充满敌意的工作场所，或者有一个咄咄逼人的主管，或者与同事之间的一些关系不太好，这些都可能会触发那些有创伤的人以前的记忆。”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沙里·杰恩（Shaili Jain）博士说。“很多创伤症状都表现为对当下情况的反应。”

无论经历的是什么类型的问题，最具破坏性的环境通常也是最难发现问题的地方。一个主要的因素是管理人员和低层职员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在等级制度驱动的工作场所，打工者可能会觉得，向主管人员投诉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

当性别、种族或年龄动态发生作用时，缺乏沟通会成为更多的问题。这些因素可以结合起来，使创伤更加尖锐和持久——这是所有类型打工者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无论他们个人经历的 “严重程度”如何。

虽然工作场所引起的创伤也许是大量存在的，但打工族们尚存一些希望。

图：BBC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有害工作场所可能造成的伤害，并且已经变得更愿意谈论它，德非说。在过去几年中，打工者们越来越敢于发表意见，分享失眠、焦虑和恐慌的经历，这些都是由不健康的工作环境引起的。

杰恩说，也许我们将面临一种全民性的工作创伤——远程办公使得工作和生活界限逐渐崩溃，由此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更多。

因此，杰恩希望看到企业或机构能够为员工的心理提供支持。“对这些事情只是口头上说说的组织，如果他们想保持他们的盈利能力和生产力，就必须真正为他们的劳动力的康复建立心理途径。”

她还补充说，雇主的责任尤其在于更多地了解他们的劳动力，识别诸如缺勤、旷工以及低士气和过高KPI等迹象。

然而，不知道这些工作场所何时，或者是否会改变。不幸的是，这意味着寻求帮助和推动进步的责任可能落在打工者身上。他们可以尝试创造更好的工作界限，在工作场所内外推动文化变革。重要的是，专家强调，寻求独立的心理健康护理对于帮助克服创伤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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