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言·译眼看世界
最近有一则新闻#首个遭代孕客户退单女童无法上户#上了热搜，这则消息再次引发人们对”代孕“话题的讨论。在国内，代孕是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事情是如何发生的呢？有报道称，国内代孕市场实际上是“蓬勃发展的”，有超过8000多家代孕机构，只要给钱，各个环节都能搞定。
代孕转地下、转海外等操作非常常见，因为国内法律明令禁止，代孕母亲、代孕产下的孩子的权益是很难得到保障的。不过，归根结底，代孕的问题大多源于人们对“完整家庭”“膝下有子”的执念，这些执念几千年来将女性同生育能力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在印度，这些执念为一些贫困、社会底层的妇女提供了改变生活的机会，但代孕这个过程讨论起来是非常复杂的，如果它客观存在，那是不是需要思考如何保障相关女性的权利？如果希望它彻底退出市场，是否需要考虑如何转变保守的家庭观念呢？
01
贫困底层女性的出路
在印度阿南德，米娜已是三年来第二次做代孕母亲了。现年35岁的她来自印度西部的古吉拉特邦，12岁时离开学校，一直做着些琐碎卑微的工作，最近在一家石灰石制成品工厂工作，在那里每天能挣50到60卢比（大约5元人民币）。
她丈夫早些年离开了家，留她独自抚养两个十几岁的儿子。2017年，她在阿南德的一家生育诊所阿坎莎医院与研究所签约成为代孕妈妈。
代孕报酬约为40万卢比(约合人民币3万5千元)——这对于印度农村地区的许多女性来说，已经成为了一条摆脱赤贫的途径，尽管没有可靠的数据显示有多少人成功通过代孕脱贫。在阿南德接受《日经亚洲评论》采访的女性表示，如此“巨款”能够改变人生。
米娜说：“我做代孕妈妈是为了资助我孩子们的教育和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我从不后悔，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孩子。”
许多第一次代孕的女性表示，她们把这项业务视为一种让自己摆脱贫困的方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31岁妇女离开了家，告诉家人和朋友她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只有她丈夫知道她在做什么。
“即使我工作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她在阿南德诊所里这么说道，头巾遮着脸。
02
在印度，代孕产业甚至成为医疗旅游一部分
大约20年前，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首次将商业代孕合法化，作为扩大印度医疗旅游业的一部分。历届政府都在努力推动这一行业的发展，积极将印度的私立医院宣传为面向国际客户的低成本、高质量的代孕目的地，并放宽了前来寻求代孕业务的游客的签证要求。
根据印度旅游部数据，到2010年，医疗旅游的经济价值估计为20亿美元，期望2020年市值将增长到这一数字的10倍。
然而，这些雄心壮志没有实现。2017年12月，时任莫迪政府旅游部长的阿尔方斯通知议会，印度医疗旅游的价值在2015年达到了30亿美元，但将2020年的预测下调至90亿美元。
“辅助生殖技术”，总的来说就是生育治疗，尤其是代孕，被视为印度可以开拓出一个特殊商机的领域。将体外受精受孕的胚胎植入代孕母亲的子宫的手术，在美国费用可能高达1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5万元）；印度的诊所可以以三分之一的价格提供同样的服务。许多外国人抓住了这个“实惠”。《柳叶刀》(Lancet) 2012年的一项研究估计，当时每年有2.5万名儿童由代孕母亲产下，其中一半是提供给西方客户的。
在印度将商业代孕合法化后，该行业迅速发展；但随发展而来的，是与日俱增的争议。“关于代孕的批评包括孩子被商品化和代孕母亲被剥削，”新德里的健康专栏作家阿卡纳·乔蒂说。涉及外国人前来代孕的争议的报道更是火上浇油。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08年，一对日本夫妇通过印度代孕，生下了一名女婴；而这对夫妇在孩子出生前就离婚了，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监护权纠纷。印度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来规范该行业，2012年，对寻求代孕服务的外国人的签证要求更加严格。2015年，印度政府宣布不再发放代孕签证，实际上终止了印度对外的代孕交易。
03
新法案全面禁止商业代孕：
避免剥削还是固化剥削？
对代孕行业的监管几乎是在它被合法化之后就开始了。而最新的法案则提出全面禁止商业代孕，声称是为了保护女性不受剥削。如果获得通过，该法案将禁止所有商业代孕，只允许已婚异性恋夫妇申请非盈利、无偿的代孕，而且他们必须没有孩子，有严重残疾儿童的除外；而代孕者必须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
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生殖生物学、孕产妇和儿童卫生保健部门的主任夏尔马告诉《日经新闻》，该法案是必要的，“因为在印度代孕母亲是被用作一个孵化器，遭遇着剥削。”
例如，一名42岁的怀了17周双胞胎的代孕母亲，去年在新德里去世。《印度医院管理杂志》的一篇报道称：“她(成为代孕母亲)是为了获得金钱利益，并隐瞒了过去患有肺结核、脑积水和抑郁症的病史。她要么是被迫隐瞒自己的疾病，要么是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主动隐瞒的。”
一些女权活动家也支持该法案，称它至少引发了一场关于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有限的女性易受剥削的讨论。社会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玛纳西·米什拉说，“我们希望现在就这个问题能展开一场健康的讨论。”
而该法案的反对者表示，如果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剥削，那么它应该把重点放在确保同意和保护所有参与代孕的女性，而不仅仅是那些寻求商业利益的女性。批评家还指出，该法案也是一种强加传统家庭观念的手段，符合当前政府的宗教保守主义。
印度妇女发展研究中心的班纳吉说：“当你说只有一个已婚男人和一个女人(可以寻求无私的代孕)时，你基本上是在说单亲家庭、同性恋夫妇和未婚异性恋夫妇不是一个被认可的家庭。这就是为了固化非常传统的家庭观念。”在这种情况下，突然禁止商业代孕的决定可以被解释为对妇女权利和自主权的侵犯，以及对任何不符合保守观点的团体的权利的侵犯。
另外，阿南德阿坎莎医院与研究所的负责人纳亚纳·帕特尔认为，监管可能是有必要的，但禁令太过生硬，只会迫使代孕转入地下或转向海外。
04
理解女性真正的困境，将女性与生育解绑
接受《日经新闻》采访的代孕母亲（这一禁令理应保护的女性）也对终止商业代孕提出了质疑。许多人说，在成为代孕母亲之前，她们在经济上很困难，尽管她们不得不承受这个决定带来的社会污名，但从中赚的钱让她们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
36岁的吉塔是第二次代孕，她告诉《日经新闻》，在禁止外国人来代孕的禁令通过之前，她为一对泰国夫妇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获得了70万卢比。她把钱花在修理房子和给丈夫治病上。而这一次，她计划把收入花在孩子的教育上。30岁的苏米特拉将2016年代孕所得收入用在了一辆三轮车上，现在她以每天200卢比的价格出租三轮车。
印度是世界上性别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在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性别差距报告中排名第112位——推动女性选择成为代孕母亲的社会和经济因素是复杂的。但禁止商业代孕是一种生硬的手段，批评者说，这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而不是真正理解印度低收入社区的女性所面临的选择。
内塔吉苏巴斯科技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杜鲁·阿伦·库马尔说，该法案的一些条款是“父权制性质的”。
她说：“虽然代孕行业需要监管，但应该由女性来决定（她是否想要做代孕）。如果想完全禁止商业代孕，首先要确保这些女性能够获得经济支持或就业机会，毕竟低阶层女性大多数是半文盲，经济上也处于弱势——所有这些都促使她们从事代孕，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她们的健康。”
“我们没有理由赞美代孕，”班纳吉说。“但与此同时，也没有必要去迫害那些做出你可能不认同的某些选择的人。”
她说，这一场辩论反映了印度社会对妇女的污名化和女性作为被剥夺的角色这一普遍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不能接受女性原本的样子？为什么我们必须将女性的荣誉与生育能力联系在一起？这正是父权制的悲剧，迫使男女为了生孩子而走向代孕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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