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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归处是敦煌
1968年，一个青年心急火燎地，冲进了敦煌一所医院的妇产科。他的妻子在五天前，独自生下了一个孩子，因为要从武汉赶来，才耽误了这么多天。看这床上虚弱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眼眶一热，眼泪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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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彭金章，他的妻子正是后来的“莫高窟女儿”——樊锦诗。两人自从1966年结婚以来，就一直分居两地。樊锦诗去了敦煌工作，丈夫彭金章则在武汉。
一个孕妇，怎么会到了临产期，还呆在艰苦的工作环境里呢？这还要从她在北大的学生时代说起。
樊锦诗第一次去敦煌，是在1962年。当时她与其他三名同学，一起到敦煌研究所实习。樊锦诗一直听说敦煌莫高窟的动人，却没想到这里的条件这么艰苦。她从小体弱多病，来到气候恶劣的敦煌，在实习期满之前就病倒了。老师怕她出事，赶紧把她接回了学校。
也许樊锦诗命中注定，要与敦煌“纠缠”一生，毕业分配工作时，她又一次被分配去了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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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的经历让樊锦诗心有余悸，但老师苏秉琦的一个嘱托，让她又坚定了信念。苏秉琦说，她这一次去是有任务的，那就是编写莫高窟的考古报告。
恩师的嘱托，让樊锦诗毅然决然地，再次踏上了前往敦煌的火车。临走前，她对爱人彭金章许诺，说最多三年，她一定回来。
可樊锦诗还是食言了，这一别，就是19年。
敦煌的气候、环境、生活条件，处处让樊锦诗难以忍受。她虽是北京人，但是在上海长大，习惯了南方的温润，大漠的风沙让她叫苦连连。这还不算最要命的，樊锦诗的住处，竟然是一座简陋的破庙，连屋顶都是由芦苇杆子搭起来的。
这一天晚上，樊锦诗睡得迷迷糊糊，突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落在了被子上。她坐起身一看，被子上居然是一只还在吱吱叫的大老鼠！原来是屋顶的漏洞太多，老鼠从上面掉了下来。
就这样，在对故乡和爱人的思念中，樊锦诗独自在敦煌苦守了19年，直到1986年彭金章放心不下，也调来了敦煌。
后来，樊锦诗被任命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副所长，负责档案编制。工作中，她却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那就是莫高窟的壁画，正在慢慢地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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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退化是不可逆的，岁月变迁、风沙侵袭，许多壁画和彩塑都失去了昔日的色彩，变得越来越模糊黯淡。再加上旅游经济的发展，她唯恐莫高窟会被过度开发。因为，已经受损的文物，经不起大量游客的来访。要知道，每一次不经意的接触，都会给保护工作增加困难。
樊锦诗寝食难安，眼下她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找到将文物永久留存的方法。经过她的不懈努力，甘肃省政府颁布了《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还答应了樊锦诗建立数字档案的请求。每一个洞窟，每一幅壁画，都在她的努力下得以“存活”。
为了解决保护工作和旅游宣传的矛盾，樊锦诗还颇具前瞻性地开发了“虚拟漫游”。在游客真正地进入莫高窟前，先通过影视的方法，让游客们对这里有所了解，大大降低了对石窟造成破坏的可能。
正如樊锦诗在自传中说的那样，“我心归处是敦煌”。莫高窟离不开她，因为她的研究和保护，如此珍贵的文化艺术宝库才得以留存。她也离不开莫高窟，因为情系半生，莫高窟已经成了她的“心归处”。
文物是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通过这些神奇瑰丽的国宝，我们仿佛可以穿越时空，从中感受中华文化千年以来的魅力。但同时，文物消逝不可逆，不要让它们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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