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后来怎么样了？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最近些天，日本捐助物资上的留言火了。
虽然最后关注点发展到其他上面，
但文字的贴切、暖心，
还是让人被一种善意所打动。


像公元八世纪时，
鉴真大师看到日本长屋亲王
在赠送大唐的千件袈裟上
绣上十六字偈语：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寄诸佛子，共结来缘。
决心东渡日本，弘扬佛法。


像初学《藤野先生》时，
感动于一个日本教师
劝当时只是个普通留学生的周树人
将来要好好做事，
”小而言之，是为中国；
大而言之，是为学术。“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
八字须，戴着眼镜，
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
一将书放在讲台上，
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
向学生介绍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鲁迅笔下，
藤野先生有一个极为普通的出场，
黑瘦，八字须，戴着眼镜。
对于在日本看见许多陌生先生，
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的鲁迅来说，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当时，非要说点不同，
就是这位藤野先生，
在穿着考究的日本
“穿衣服太模胡了”，“寒颤颤的”
以至于常被学生们私下当作笑谈。


很多人以为藤野先生大约是个”老夫子“，
其实，藤野先生只比鲁迅大七岁，
1904年，也就是23岁的鲁迅入学那一年，
藤野先生正好是30岁。




鲁迅



1874年，藤野先生出生在日本中部
一个世代为医的家庭。
到他这代时，已是第6代。
虽然当时日本已颁布新学制，
但并没有完全推行。
所以，藤野先生小时候
也接受过私塾教育，学习汉语。


因为家庭传统，读完初中后，
藤野先生自然而然读了医科，
名古屋的爱知县立爱知医校。
其后，留校，进解剖学研究室，
再到任职仙台医科，按部就班。


等鲁迅来日本求学的时候，
他已经升级为教授。





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他对独自在异国他乡求学的穷学生
还没有成长为鲁迅的「周树人」非常照顾。


他关心周树人的学业，
每星期都会从头到尾
帮他修改课堂笔记：
用红笔添遗补缺，
连语言上的错误也会一一订正。


他尊重周树人的民族习惯和信仰，
还专门寻问、确认，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
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
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周树人有时很任性，
为了好看，血管故意画错。
他依然很有耐心，和蔼地说道：
“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
现在我给你改好了，
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直到，有一天周树人决定
不再学医，并且离开仙台。




藤野先生为鲁迅所作的笔记订正其中一页

临别的时候，
他把周树人叫到家里，
给了他一张自己的相片，
后面写着两个字：“惜别”。
嘱咐周树人，将来如果照了相，
别忘了寄给他，
也别忘了时时通信，
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周树人没忘，
但因为初时状况不是很好，
怕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
像大部分断了联系的人一样，
久而久之，更不知从何说起，
以至，一别，就是一生。
“从他那一面看起来，
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三四年前曾托人去打听过，他已不在那里了”


1926年，与藤野先生分别20年后，
当年的穷学生周树人
已成长为一代文豪鲁迅。
他的文字像一把手术刀，
冷峻、锋利，
解剖着一个个麻木的灵魂。


这年，因北洋军阀的迫害，
鲁迅从北京到了厦门。
想起弃医从文的初心，
想起没有民族偏见，正直的老师，
提笔写下了《藤野先生》。


“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
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
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
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
而且增加勇气了，
于是点上一枝烟，
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
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藤野先生手稿



1935年，《鲁迅选集》日译本在日本出版。
出版前，译者请鲁迅对所选篇目给出意见，
鲁迅回信：请全权处理。
只有《藤野先生》一文，请译出补进去。


他对日本友人说：
“藤野先生大约三十年前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当解剖教授，是真名实姓。
该校现在已成为大学了。
三四年前曾托人去打听过，他已不在那里了。
是否在世，也不得而知。
倘若健在，已七十左右了。”



藤野先生，确实不在仙台了。
1915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
并入东北帝国大学医学专门部。
藤野先生尽管学识渊博，
在学校也工作了14年，
但因为之前读的是专科，
没有大学学位，只好离开。


离开仙台以后，
他先在东京的一个慈善医院工作了一年，
很快又失业，妻子也病逝。
然后，他回到了家乡，
在乡间开了个诊所。


1919年，他的胞兄也去世，
为了就近照顾侄子，
他又在附近设立了分诊所，
两个诊所来回跑，养着两家人，
直到1933年，侄子也成为大夫，
他就把诊所让给了侄子。


这些年里，他一直在偏僻的农村里，
疲于奔波，忙于生活，
有时还要走很远的路，
去救治一些贫困的病人。


坪田忠兵卫在其文章
《郷土の藤野厳九郎先生》中，
曾这样描述这个时期的藤野先生：

夏天的时候，藤野会在浴衣外搭配短羽织，穿着草帽草鞋，披着农民劳作时的蓑衣。冬天则戴着一顶包裹住脸颊的绒线帽，身穿粗羊毛披风和木屐出门为病人就诊……藤野不向那些贫困的病人收取诊疗费，作为一个正直的人，大部分患者送来的礼物也被他退还。

所以，他在乡间的名声极好，
深受当地人的爱戴，
许多村子都邀请他前去开业，
但他已渐渐年迈，
不愿再离家太远了，
只是在别人需要时前往。


因为信息的闭塞，
自己又只个大夫，
他并不知道，
当年的周树人君已是大名鼎鼎的鲁迅，
也不知道周君在打听着他的消息。





“是周君啊”


1935年，藤野先生的长子
藤野恒弥（第二任妻子所生）
就读于一所高中。
有一天，藤野恒弥的国文老师
发现藤野恒弥的父亲好像
鲁迅笔下的“藤野先生”。
由此，藤野先生也终于看到了《鲁迅选集》。


他戴上眼镜，
看到了扉页上鲁迅的照片，
说了句“啊，真的是周君！”
然后，看到了《藤野先生》，

“我就是叫做藤野严九郎的…”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

“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发了好一会儿呆。


大概是同鲁迅当年一样的原因，
「因为状况也无聊，
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
便连信也怕敢写了」
藤野先生并没有和鲁迅联系。
等到再得知鲁迅的消息，
已是一年后鲁迅去世以后了。
看着报纸上鲁迅的照片，
他把报纸举过头顶，拜了几拜。


然后，受媒体之邀，
他写了一篇《谨忆周树人君》。





和他曾经一视同仁的教育理念一样，

对于这个分别太久的学生，
他并没有特意套近乎。

“因为是多年前的旧事了，所以记忆不是很清楚...”

鲁迅感受到的亲切、尊重与帮助，
在他这里，他只觉得
不过是举手之劳，微不足道。

“周君来日本的时候正好是日清战争以后。尽管日清战争已过去多年，不幸的是那时社会上还有日本人把中国人骂为"梳辫子和尚"，说中国人坏话的风气。所以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也有这么一伙人以白眼看待周君，把他当成异己。”

“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中国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

“少年时代我向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所以我很尊敬中国人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

他遗憾没有和鲁迅早些联系：



“听说周君直到逝世前都想知道我的消息，如果我能早些和周君联系上的话，周君会该有多么欢喜啊。可是现在什么也无济于事了，真是遗憾。”

却又隐约说出了自己的原因：

“我退休后居住在偏僻的农村里，对外面的世界不甚了解，尤其对文学是个完全不懂的门外汉。”

情切，情怯。


30多年的师生情谊，最后，只留下旧照片上，一句“惜别”。





1945年，8月11日，
日本战败投降前4天，
藤野先生倒在了前往自己诊所的路上，
再也没有醒来，享年71岁。
此前，他的长子，
被强征入伍做了军医，
染病身亡。


战争期间，前线药品急需，
有人也曾打过他诊所里药的主意，
高价求购。
虽然他的日子很艰难，
却一点也没卖，以
「当地的老百姓也需要这些药品」为理由
拒绝了。


就像他一直向子侄们说的：
“在文化上，中国可以说是日本的恩师，
这样的战争应该尽快停止。”






有人说：“真正的教育，

是一棵树撼动另一棵树，

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藤野先生做到了，


当得起鲁迅先生心中“最伟大”之名。


作为一直对日本态度复杂的人来说，
则不妨以伟人的一段话收尾：
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
只有一个敌人，
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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