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清明档，票房冠军是一匹黑马——
《我的姐姐》
三天斩获3.76亿，力压《第十一回》和《哥斯拉大战金刚》。
与此同时，《我的姐姐》在网络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李银河等学术专家围绕片中的性别、家庭议题为其点赞，但也有很多网友不满意本片的结局，认为女主角在走为家庭牺牲的老路，不符合现代独立女性的价值观。
重男轻女、独立女性、开放二胎，无论哪个点都足以触动大众敏感的神经，在如今的网络舆论下，评论两极化似乎不难理解。
关于结尾的争议，我放到最后聊。
在这之前，我想先说两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几个月前。
我在一间小饭馆听到一对父子的对话，儿子跟片中弟弟的年纪差不多大。
爸爸问道：
你听说过重男轻女这个词吗？
小男孩脆生生地说：
没有。
于是爸爸给儿子讲起了什么是重男轻女。
听罢，小男孩满脸疑惑：
大家为什么不喜欢女孩子呢？
第二件事，是我朋友跟姐姐还有弟弟一起去看《我的姐姐》。
她和她姐哭成狗，她弟在电影院睡着了。
这两件事，让我想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还要拍一个有关重男轻女的电影？
聚焦一个在重男轻女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女性，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
01
重男轻女在中国是一个古老且根深蒂固的社会顽疾。
近年来女性意识觉醒在影视剧上的反映，就是不断有女性形象出现，她们都有一个重男轻女的原生家庭，樊胜美、苏明玉、方似锦，全都如此。
但这些女性一出场便是精明能干的独立女性，却依旧逃不出原生家庭的诅咒。
于是故事的重点变成了一种奇观展示：
吸血的父母卷铺盖住到女儿单位，不成器的兄弟理直气壮地让姐姐帮忙还钱，一言不合就闹得鸡飞狗跳。
但是《我的姐姐》把目光转向了一个从小被忽视的女性，在成为经济独立、精神自主、完全掌握自己人生的女性之前要经历的挣扎。
《我的姐姐》讲述的故事很简单。
安然的父母突遭车祸去世，他们在她上大学后生了一个弟弟安子恒，车祸后无人扶养。是选择留下来抚养这个弟弟，还是坚持理想去北京过全新的生活，安然陷入了两难。
这个难题因为加入了重男轻女的背景，而变得异常复杂。
安然从小与父母关系并不亲近，在姑妈的抚养下上了大学后，父母终于如愿以偿生了个男孩。
所以，虽然弟弟安子恒是无辜的，但弟弟的存在本身就昭示着安然心中的缺口：正是因为父母对安然并不满意，才会出现这个弟弟。
因此，安然对弟弟的态度，成为全片最大的悬念。
同时，安然对父母的态度也是需要观众在观影过程中逐渐解开的谜团。
而安然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同样构成了本片的冲突点。
本片的导演和编剧均为女性，她们编织的故事情节和场景，对一个女性观众来说只有两个感受——
真实、窒息。
真实在于银幕上的角色、台词几乎日日可见，窒息在于只有当这些东西呈现在大银幕时，你才能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发现这些性别偏见几乎缠绕着女性成长的时时刻刻。
片中有几个场景高度凝练了这些窒息时刻。
首先，家里亲戚聚在一起商量车祸以及弟弟去留问题那场戏，大家关于房子吵了起来。
此时这群人中拿出主意的是都是男性长辈，而姑妈一直忙于端茶倒水，互相调解。
姑妈对房产证上写着安然的名字这样解释：
安然爸妈以为自己不能再要孩子了，只好把房产过给了女儿。没想到他们老来得子，所以最近一直打算把房产证上换成儿子的名字。
而大伯的一句话引爆全场：
要么你就把弟弟抚养长大，要么你就把房子还给你弟弟。
至于为什么是“还”给弟弟，凭什么“还”给弟弟，甚至都不是两人平分父母的遗产呢?
不用解释，父母留下的房产要给儿子，中国人都懂。
其次，安然去男朋友家吃饭的场景也是人间真实。
平日里穿着工装服背着大包的安然，为了见家长在连衣长裙里挑来挑去。
未来的婆婆说，房子也买了，结婚的床也有了，甚至连婴儿房都布置好了。
一言以蔽之，我对你挺满意，赶快来给我生孙子吧。
安然也只能尴尬地笑笑。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这是长辈爱你的表现，你感谢还来不及。
再比如，安然小时候曾被父母要求假扮成瘸子，这样他们就能再生一个孩子。当工作人员来家里了解情况时，安然穿了一件裙子出来，谎言顿时被识破。于是她挨了爸爸一顿毒打。
2017年一部优秀的女性题材电影《嘉年华》中同样有这一幕。一个被性侵的十二岁少女被母亲强行剪去了头发，漂亮裙子也被撕得稀烂。
这样的场景，相信很多从小被父母强迫留短发、不允许穿裙子的女性很有共鸣。
在这样的家庭中，女性气质是不被认可的，更不被允许存在。
仔细想想，你从小听到的“穿裙子、留长发影响学习”的言论还少吗？
更为吊诡的是，这些家庭表面上也许并不重男轻女，也许还给了家中独女最好的物质生活。然而，这背后无疑是根深蒂固的厌女文化。
他们恐惧的并不是头发和裙子，而是一个健康女性的性特征注定要在男权社会处于被凝视的“他者”地位。出于“保护”也好，还是“厌恶”也罢，女孩子终归要把自己的性特征隐藏起来，才能被父权视为“安全”。
而“安全”的另一个含义，则是易于掌控。
整部电影就在这些拉扯中讲述社会与家庭对一个女孩的规训。他们试图让安然做一个听话的女儿，一个合格的妻子，一个具有奉献精神的姐姐。
而安然在不停反抗。
她要卖房子，要把弟弟送养，要去北京过新生活。
她甚至还要在产房拦住坚持保小的高龄病危产妇（安然是妇产科护士），歇斯底里地喊道：
你都有两个女儿了，为什么还要生？
这段表演和镜头语言，成为全片最具表现力的片段之一。
也正是这段戏，让压抑已久的安然终于爆发了出来。那直接怼上张子枫大半张脸的特写镜头在替主创们控诉着这个因性别歧视而扭曲的社会。
但现实却扇了所有人一个耳光，让大家冷静下来。
孕妇虚弱地说：
我要生，让我生。
02
在上述激烈的场景之后，紧接着就是姑妈和安然聊天和解的场景。
两个场景的情绪对比非常强烈，但就像整部片子给人的感受，愤怒感被妥帖地包裹在细水长流的日常戏份中。
这一点与这几年很多女性电影有所不同。
尤其是在人物塑造上，《我的姐姐》显得更加温和，冒犯性降低了，但该有的思考却没有减少。
所以它一点也不“爽”，充满了忍耐和犹疑。但正是这些地方，让电影生发出更多的可能性，使之成为一次真正充满关怀和温度的女性表达。
安然这个角色虽然很“轴”，命硬，不肯跟命运低头，但她毕竟是个年轻女孩，并没有彻底斩断与父母的亲情。
影片中，安然第一次为父母离世而哭泣，距离开场已经过了大半。
安然在黑暗中第一次袒露内心，原来她一直活在父母是因自己而死的愧疚中。
父母在出车祸前给安然打了十几个电话，而此时可能正是他们为房产证改名字的胶着时期，影片暗示父亲有可能是因为与安然沟通不畅而突发心梗，从而酿成惨剧。
而安然因为这个意外，再也没有可能与父母对峙，也彻底失去了问清楚父母到底爱不爱自己的机会。
所以，安然最后来到父母的墓前，哭诉对父母的想念，也哭着说出那句：
我不是真的要你们的房子。
这句话，真是替天底下许多姐姐向父母道出了最真心的心声：
我不是非要你们的钱，非要你买的房子不可。只是当你们把一切都留给了弟弟的时候，我十分怀疑，自己是否曾经被爱过？
有人不满意安然在墓前的独白，认为这是在向伤害过自己的人低头，正如很多人诟病苏明玉最后与父亲和解。
但是，只有爽剧才会安排向伤害过自己的亲人宣战的桥段。在真实的生活里，我们往往要带着亲情给予的伤痛和甜蜜，相伴走过一生。
安然想要坦荡地走出去，必然要向至亲卸下盔甲，承认自己对他们的依恋，承认自己正在承受缺爱的痛苦，才能正视自己渴望被爱的欲望。
今后，她才有可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爱人爱己，然后得到幸福。
所以，安排这场戏是导演和编剧的用心良苦。童年不幸的人一直纠结于原生家庭的沉疴，导致无法产生亲密关系的例子有太多太多，而主创显然想给安然一个积极的未来，同时传达她们的态度——
即便底色并不光明，一个女孩成为独立女性的路上也不是非要充满仇恨和敌意。
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影片还贡献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姑妈（朱媛媛 饰）形象。
姑妈一生操劳，养育两个儿女，丈夫瘫痪在床，还帮弟弟（也就是安然爸爸）抚养安然长大。
姑妈是另一个时代的姐姐，也是上一辈劳动妇女的缩影，是为家庭牺牲自我的典型女性形象。
她的善良、坚韧，任劳任怨，与近些年国产女性电影片中母亲（女性长辈）形象不太一样。
《春潮》《送我上青云》《柔情史》这样较为尖锐的女性电影中，女性长辈的形象多半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体，她们是横亘在女主角自我和解路上的心魔，是某种程度的批判对象。
而本片则以一种全然悲悯的态度去描绘姑妈的人生轮廓。
姑妈在片中具有完整而柔和的人物弧光。
姑妈一生践行着“长姐如母”的信条，以至于安然决定送养弟弟后，她气愤地无以复加，却因为家庭条件窘迫而无可奈何。
她无怨无悔地爱着每个孩子，包括侄女安然。但生活的复杂却完全在她的掌控之外，无私的奉献并不能让一切变得完美。
朱媛媛精湛的演技赋予了这个人物许多高光时刻，比如把咖啡店的咖啡倒进保温杯里，还要舔一下杯缘，生怕浪费一滴；比如安然控诉小时候被表哥打被姑父偷看洗澡后，她先是愤怒地捶打着病床上瘫痪的丈夫，打着打着她抱住了丈夫，伏在床上抽泣。
一个长姐，一个传统女性略带悲剧性的一生，就这样被演活了。
当姑妈终于放下执念，对安然说起自己被重男轻女耽误的一生，对安然说出“套娃也不是一定要装在同一个套子里”时，也无比令人动容。
本片虽然呈现了造成姑妈悲剧一生的某些根源，却用温情脉脉的镜头肯定了姑妈这个人。
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电影，并不是必须批判所有不符合现代独立女性观的女性形象。
就像许鞍华的《天水围的日与夜》里塑造的贵姐，和片中的姑妈一样，年少时为弟弟的学业牺牲自己，中年时为家庭操劳一辈子。
很苦，很难，但当年迈的老母亲说人生很难的时候，贵姐笑着反问，有多难啊。
全片未曾有过任何批判意味，更没有加入任何时髦的女性议题，但许鞍华的女性主义视角呼之欲出。
本片对姑妈的塑造让我看到些许欣慰。
反抗结构性的不公，却不苛责一个善良的女性顺应时代的选择。这或许能给未来的女性电影一些新的启发。
03
这部电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对男性角色的塑造。
一般这种讲述女性成长的电影里，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负面的男性形象，且有一定的戏份和作用。
但这部电影反其道而行。
除了开头出现的大伯，没有什么特别令人讨厌的男性形象。
弟弟是可爱的，舅舅虽然是个二流子，但人不算坏，安然最后还说心里早就把他当爸爸了。
这得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这样的安排自然削弱了影片批判的尖锐度。
对弟弟形象的安排，其实不是性别问题的范畴，而是故事整体的真实性受到了损害。
给姐姐倒红糖水，说“我只有你了”“你能不能等等我”，六岁的小朋友真能如此懂事和直白？我表示怀疑。
但同时我又能理解主创这样做的原因。一是为了让电影更好看一点，不至于那么痛苦。
毕竟如果安然面对一个过于讨厌的熊孩子，是很难产生羁绊从而陷入伦理困境的。
第二也是为了规避某些敏感点。把二胎拍得那么可怕，万一把女孩们吓着不敢生二胎了怎么办？
至于为何给最重要的男性角色舅舅安排了这么一个有点不靠谱又不失善良本色的性格？
我认为是主创对重男轻女后遗症的进一步思考。
姑妈和舅舅，是上个时代姐弟形象的缩影，正好与这个时代的安然安子恒遥相呼应。
舅舅为何不成器？
虽然舅舅和姑妈不是亲姐弟，但看姑妈的劳碌命，你大概也能联想到舅舅的姐姐（安然妈妈）的命运。
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对家中女孩的剥削越是厉害，对男孩就宠溺得越凶。
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毒瘤，伤害的是家庭中的每一个人。
舅舅的本性不坏，但是为何他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这是电影留给观众的问题。
那么，再进一步，既然有这样的先例，我们是否应该考虑，如今再讨论重男轻女的话题，还有哪些空间？
比如，某些男性气质，和女性一样，也是被社会和家庭建构出来的。如何让男性也意识到这一点？
比如，很多城市里的独生女能够得到良好的成长资源，或多或少都享受到了政策红利。许多家庭是在无奈之中慢慢接受了“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思想。
那么，在开放二胎的今天，如何避免重男轻女的习气再次席卷而来？
04
与此相比，片尾的开放式结局根本不值得争论。
姐姐来到送养家庭签协议，被告知一旦签下字将永远不能和弟弟再见面。
咱们设想一下，来之前姐姐可能还在想，弟弟送给人家养，想他了还能打个电话，回来看看，但来了之后发现人家是要彻底断了他们的姐弟关系。
编剧是故意在这里设下了一个死局。
在这个非此即彼的抉择里，姐姐真的能下定决心头也不回地签字走人吗？
有人说，她没有签字拉着弟弟出去踢足球，前面那么多挣扎不是白抗争了吗？
那请问，前面还演了好多她和弟弟感情逐渐升温的戏码，这部分戏是不是白演了？
再进一步说，作为一个有经验的观众，基本上可以断定姐姐与弟弟分别时一定会有难分难舍的场景。
因为她在这段时间内意识到，弟弟不仅是弟弟，还是她与父母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纽带。
前面也讲了，安然已经坦然承认自己渴望父母的爱而不得，她心里那份关于父母的缺口永远存在。
而亲生弟弟的爱，是唯一可以填满那个缺口的东西。
这就是亲情，就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需求。
结局只是展现了姐姐对弟弟以及对父母这份亲情的留恋而已。
如果连这一点人性的脆弱都理解不了，恐怕也无法真的理解安然两难的处境。
这样的观众一味替安然打抱不平，认为她牺牲了自我，走了老路，本质上也只是拿一个时髦的概念往安然身上套而已。
我能理解大家对结构性不公的愤怒。
但我更希望看完全片的观众，能够理解一个道理：
做独立女性，不是非要六亲不认斩断情根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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