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战役结束以后，我军进行了整编，形成了4个野战军，包括第一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再加上一个华北军区，一共有五支主力。这五支主力下辖若干兵团，兵团下辖若干个军，1955年授衔时，曾在四个野战军或华北军区任职的军长，基本都参加了授衔，但是这些军长的军衔不太一样。
以实力雄厚的三野和四野来说，三野的16军长里面，没有一个是上将，而且多数都是中将，还有少部分是少将，另外还有几人没有参加授衔。四野有18位军长，除去没有授衔的之外，有7人是上将，有几位是中将，还有一个是少将。
为什么三野的军长中没有一个获得上将军衔，但是四野却有7位军长是上将呢？
先来说说四野这7位获得上将军衔的军长，他们是邓华、韩先楚、洪学智、李天佑、刘震、黄永胜、陈明仁。按照授衔规定，要想获得上将军衔，那么在红军时期担任过正师级职务，土地革命战争事情，在八路军主力部队担任过正团级职务，或者在新四军主力部队担任过正旅级职务，解放战争时期至少担任过副兵团级职务。建国后评级时是副兵团级或者正兵团级干部。
这7人除陈明仁是国民党军起义将领之外，其余6人都完整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红军时期的经历来说，邓华、李天佑和黄永胜是红一方面军的，韩先楚和刘震是红25军的，洪学智是红四方面军的。虽然在不同的红军系列，但都担任过正师级职务。在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的任职经历也完全符合上将的授予标准。
建国前夕，这6位军长要么升任为兵团副司令员（存在兼任军长的情况），要么升任为兵团司令员。到1952年评级时，他们要么是副兵团级，要么是正兵团级。这样到了1955年授衔时，就顺理成章成为了上将。
陈明仁的情况比较特殊，开国上将里面有3人是国民党军起义将领，他是其中之一。他刚开始担任起义部队改编的兵团司令员，后来那个兵团缩编为军，陈明仁继续担任军长。1952年评级时，确定他的级别为正兵团级，是符合上将授予标准的。
再来看看三野的军长，包括刘飞、滕海清、陶勇、王必成、张仁初、聂凤智、周志坚、谭希林等大多数人都是中将。余下的军长，要么是少将，要么没有参与授衔。三野这些授了中将的军长，资历相较于四野授了上将的军长，还是弱了一些。这些中将军长，在红军时期的最高任职记录，普遍都在正团级，顶多到副师级。包括刘飞、滕海清、王必成、张仁初、聂凤智等人在红军时期，最高做到团长或者团政委。
只有陶勇例外，他的任职经历是比较符合上将授予标准，红军时期他在红四方面军任职，担任过师长，抗战时期他在新四军担任过旅长，建国后评级为副兵团级。陶勇无论是授中将还是上将，都说得过去。可能还是资历上有所欠缺导致他是中将，红军时期陶勇担任师长时，是在西路军西征之时，此时已经是土地革命战争接近尾声了，这和在鄂豫皖苏区时期就担任师长的红四方面军将领，是不一样的。
陶勇、王必成、张仁初、聂凤智三野这些首任军长，和他们对应的应该是四野的詹才芳、梁兴初、吴克华这些军长。四野这些授了中将的军长，才是和三野的军长对应的。三野的高级将领，如果要授上将，应该在三野成立以后，担任下辖兵团首任司令员或者政委。哪怕是三野兵团副司令员或者副政委，建国后也没法授上将，只能是中将。
以聂凤智为例，红军时期他在红四方面军担任过团长，解放战争时期在成为军长之前，一直属于许世友将军的济南军区的下属部队，解放战争初期，还是师长的职务，中期后，随着许世友成为山东兵团司令员，他才有机会成为华野九纵司令司令员，解放战争后期才成为了27军军长，而他的老上司许世友将军在1955年时被授予上将军衔，以聂凤智的资历，自然不能和许世友相比。
三野参与授衔的中将军长，是解放战争后期担任军长的，也就是野战军成立的前后才担任军长的，而在此之前他们基本都是师长、纵队副司令员，或者纵队参谋长，他们是从师长或者纵队司令员升任为军长的。四野的几位上将军长，则是是解放战中期就担任军长了，这些将领们在东野时期就担任纵队司令员了，四野成立以后，立刻就此纵队司令员变成军长了。虽然在时间上只差了大半年，但对建国后的评级和评衔有较大影响。四野担任军长的将领建国后作为副兵团级或者正兵团级将领，授上将没有任何问题。
可是三野的军长，只能以副兵团级、准兵团级或者正军级将领的身份，获得中将。因为级别没有达到上将的授予标准。副兵团级将领可以授上将，也可以授中将。四野的副兵团级干部，一部分授了中将，有一部分授了中将，而三野的副兵团级干部，几乎都是中将。准兵团级原则上都是中将，只有极少数人是少将。而正军级将领，要么是中将，要么是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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