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学发展到宋代，已有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新经验，为进一步在理论上的发展 作了准备，这是不同的新学派形成的前提。表现突出的特点是:各专科日趋成熟,专科体系相继 确立，同时涌现出一些新的学派，不仅活跃了医坛学术气氛，更倡导了注重理论研究之风，并在 某些方面取得了突破。如南宋代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确立了 “内因、外因、不内外因” 的病因分类，是对宋代以前病因理论的总结，对后世病因学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是我国较早的 病因学专著。元代杜清碧的《敖氏伤寒金镜录》论述了各种舌苔的主要证候及治法，是我国现存 的第一部验舌专著。宋代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丰富了脏腑辨证内容。宋代宋慈依据历代法 医知识和当时执法检验经验而编写的《洗冤集录》是我国最早的法医学专著，该书先后被译为朝 鲜、日本、法、荷兰、英、德、俄等多种文字，流传于国际间，成为各国审理死伤案件的重要参考书。 这个时期涌现出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极大地推动了中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被后世誉为“金 元四大家”的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和朱震亨是当时卓有成就的学派代表。
刘完素，字守真，又号河间居士,金代河间人.其重视当时盛行的“五运六气”学说，但不拘 于它的教条模式。刘氏一方面主张“不知运气而求医无失者鲜矣”、“一身之气，皆随四时五运 六气兴衰，而无相反矣”，另一方面强调“主性命在乎人”、“修短寿夭，皆人自为”。他反对机械 地搬用运气学说把某年主某气发某病固定下来。刘完素突出的学术思想是“火热论”。他认为 伤寒临证各种证候的出现多与火热有关，而六气中暑火居其二。同时风、燥、湿、寒在病理变化 中皆能化火生热，所以强调六气皆能化火,火热是伤寒诸症的重要病因。据此,刘完素治病擅用 寒凉药物以清泻火热，被后人称之为“寒凉派”。
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代雎州考城人。他反对囿于“局方”，滥用温燥之品,理论上倡导 攻邪。论据是“邪去正自安”，否则“补之适足资寇”。他继承了刘完素的学术思想，认为无论是 在天之邪（风寒暑湿燥火）、在地之邪（雰露雨雹冰泥）或水谷之邪（亦称人邪:酸苦甘辛咸淡）都 非人体素有的，一经致病，就要攻治，病去则止，不必尽剂，更不可迷信补药。攻邪以《伤寒论》的 汗、下、吐三法为基础：凡风寒诸邪在皮肤、经络的用汗法;凡风痰宿食在胸膈和脱腹的用吐法； 凡寒湿痼冷、热客下焦等在下的疾病用下法。张从正还十分重视社会环境、精神因素等致病，认 为“疟常与酷吏之政并行”，“扰攘之时,常疟病多”。“九气”（怒、喜、悲、恐、寒、暑、惊、思、劳） 作祟，多生疾病。因此在临证吋强调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他把这一原则称为“达时变”。这一 思想发展了《内经》的整体观，特别是人与社会环境和机体与情志的整体观，从而丰富了中医学 中有关心身医学、医学社会学的内涵。张从正临证时善于攻下，被后世称为“攻下派”。但是，张 从正的学术主张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对扶正与祛邪、补与泻的关系，在理论上有一些片面性，在 临证上的三法也不能取代八法。
李杲,字明之，号东垣老人，金代真定人。《内经》中称“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李杲发挥 了这一见解，主张“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学术思想，强调脾胃是运化水谷供一身元气之本，故 临证中以调理脾胃之气为主。李杲认为造成脾胃损伤主要有三条:饮食不节、劳役过度和精神 因素。具体说暴饮暴食造成“饮伤”，饥饱失度造成“食伤”，药物失当导致“肠胃复伤”等，均为 饮食不节所致;战乱奔波“形体劳役”造成脾胃损伤,是又一病因；因“喜、怒、忧、悲、恐、思、惊， 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结果也会损伤脾胃，导致内伤疾病的发生。他认为这几种因素是错综复 杂的,而精神因素是内伤脾胃发病过程中的主导因素。李杲在临证实践中，善用补上、中、下三 焦元气而以补脾胃为主的原则，分别釆取“调理脾胃”、“升举清阳”为主的治法，故被后世称为 “补土派”。李杲学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他重视了胃阳而忽视了胃阴，同时也未把许多大疫与 脾胃损伤导致的诸病完全区别开来，因此在治法上也有一定的偏执。
朱震亨，字彦修，元代婺州义乌人。因“先生所居曰丹溪，学者遵之……故因其地称之曰丹 溪先生”。朱震亨的学术思想是在《内经》的“少火”、“壮火”基础上，充分研究了各家学说有关 “壮火”的见解,侧重了内在火热的病机探讨，创造性地阐明了相火有常有变的规律《格致余 论》在“相火论”的基础上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朱氏认为相火之常为生理，所谓“人 非此火不能生”;相火之变为病理，“其害甚大，其变甚速，其势甚彰，其死甚暴”（《金匮钩玄》）。 他认为相火之动是永恒的,但正常的动属“生”为生理;异常的动属“贼”为病理，这即为相火的 两重性。这一理论补充了刘完素的“火热论”，也发展了李杲的“阴火”说；朱氏还联系人体的 精血难成易亏，加之“情欲无涯”，相火易于妄动的特点，因此得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结论。 临证中朱氏认为只凭滋阴降火不能完全解决“相火妄动”而致病的问题，因此他提出“收心养 性”“以防此火之动于妄也”.同时强调了节制食欲、“色欲”的重要性，“固纵口味”会“为口 伤身”，“殉情纵欲”会亏阴精。因此他认为治病以“保养金水二脏”为要，因朱氏治病以滋阴 降火为主，后世称其为“滋阴派”。
“金元四大家”引起的学术争鸣改变了以往“泥古不化”的保守局面，活跃了当时的中医理 论研究气氛，开创了医学发展的新局面，对祖国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