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传媒摘要 #
清末民初屡任高官的徐世昌经过几十年宦海沉浮，总结出四条秘诀，并自吹靠了这四条在宦海中没有失败的。第一条是“圆通”。即讲话要留有余地，耐人寻味；做事要容可转圆，随机进退；待人要保持不即不离；干事要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不致左支右绌。另外三条秘诀是“沉稳、柔韧、机警”。
本文作者李乔，系第十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日报》原编委、理论部主任，原题为《话说清代的“宦术”》。
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其实，做官也有做官的诀窍，也需要“修炼”。掌握了这种诀窍，就能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否则不但不能升官，反而可能丢官、掉脑袋。清代官吏“修炼”出不少官诀，这些官诀对于清代的吏治起过非常恶劣的作用，从中可一窥清代官场特别是晚清官场的腐败程度。
李鸿章
政治学家、哲学史家林同济先生在《文化形态史观》中，曾列举了中国封建官场上流行的许多官诀——林氏称之为“宦术”，并认为“宦术的真髓就在'手腕’两个字”。这些“宦术”在清代官场上可谓一应俱全。
林同济对“宦术”如此描述：“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联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虽然这是对整个古代官场“宦术”的概括，实则更为清代“宦术”之大略也。
下面着重盘点几种清代官场上最为流行的“宦术”
/ 多磕头，少说话/
身历乾嘉道三朝显宦的曹振镛，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宦术”的典型。曹历任三朝大学士，备受皇帝恩宠，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这是对有功尤其是品节端方的官吏的极高赞誉，据说清朝只有八人得此殊荣），并入了贤良祠，真可谓官运亨通，载誉后世。但他获得这样的高位和殊荣，并非因为他干过多少值得称道的政绩，而是与他精通“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大有关系。
曹振镛
清人朱克敬《暝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这便是曹振镛自己概括的获得“身名俱泰”的秘诀了。《清史稿·曹振镛传》还夸他“实心任事，外貌讷然”，“小心谨慎，一守文法”，实则说他任皇帝驱使，唯唯诺诺，恭顺过人。曹振镛不仅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本应“多说话，不磕头”的御史也行此官诀。
《官场现形记》有一段华中堂向门生贾大少爷传授官诀的描写，华中堂极像曹振镛（据考，华中堂的原型是荣禄，但此处关于“宦术”的描写，与曹振镛毫无二致）。书中写到贾大少爷向华中堂请教关于磕头的问题，华中堂说：“多碰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应该碰头的地方万万不要忘记不碰：就是不该碰，你多磕头总没有处分的。”
曹振镛一方面向门生后辈传授磕头秘诀，一方面又向皇帝献钳制大臣之策，使大臣们不得不“多磕头，少说话”。他曾向昏庸的道光皇帝献策说，对臣子们“指陈阙失”的奏章，可“择其最小节目之错误者谴责之”，使臣子们感到天子能“察及秋毫”，便更加恭顺听话了。于是道光帝吹毛求疵，闭塞言路，“奏章中有极小错误，必严斥罚俸降革”。结果，“中外（朝野）震惊，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臣子们全成了庸碌之辈，所上奏章也报喜不报忧。太平军起事时，大臣们互相隐讳，直到许多名城被攻克，才不得不上奏。对于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人指出：“皆振镛隐蔽之罪有以成之。”
对于曹振镛倡导的“宦术”给吏治、世风带来的影响，许多有识之士给予了揭露和抨击。一位正直的无名氏作了四阕《一剪梅》词，讽刺曹振镛之流及恶劣的世风。其一云：“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这是说外官打探京城官场消息，贿赂京官）。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云：“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真是惟妙惟肖又入木三分！
/ 圆滑趋避之术/
封建官场通常是不平静的。同僚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轧，政局变幻莫测，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宦术”。靠此便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从而顺利地做官升官。
清初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清代思想家顾炎武曾引白居易题胡旋舞女的诗形容这种风气：“臣妾人人学圆转。”晚清吏风败坏，政局多变，圆滑趋避之术更加流行和精微。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曾感叹道：“宦途趋避闪烁，何止万端。”
身历咸同光三朝的显宦王文韶，是精于此术的典型。王文韶曾做过很多高官，在地方上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极佳。被人讥为“琉璃球”琉璃蛋”油浸枇杷核子”。
王文韶
一个具体表现是，当王文韶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表态时，总是推三躲四，装聋作哑。晚清李伯元《南亭笔记》讲到一事，很能说明王文韶的这一特点：王文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二大臣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意如何，王不知所云，只得莞尔而笑。西太后再三追问，王仍笑。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仍笑如前。王文韶的耳聋半真半假，他常以假聋作为躲事避风头的手段。深知奥秘的清末大吏梁士诒在给其父的一封信里说：王文韶“有聋疾，而又遇事诈聋”。
王文韶圆滑成性，素不与人争，而一旦遇到势大的权臣驳斥自己的意见便特别受不了。一次在讨论对外政策的御前会议上，他的意见被某权臣驳斥后，竟吓得“汗流浃背，俯首不敢再言”。王文韶对自己的圆滑处世之道不但不羞愧，反而颇为得意。他当军机大臣时，每天凌晨入宫值班，轿前都导以写有很大“王”字的灯笼，使人一望便知是他。有人以革命党正谋炸权贵劝他去掉灯上的字，他说：“我一向与人和平共处，没有仇人，正怕误伤；所以特地把灯上的姓字写得很大，以便人能看到。”可见王文韶是很欣赏自己的处世之道的。
《官场现形记》“模棱人惯说模棱话”一节，写了个徐大军机，很像王文韶。这位徐大军机“见了上头，上头说东，他也东，上头说西，他也西。每逢见面，无非'是是是’'者者者’。倘若碰着上头要他出主意，他怕用心，便推头听不见，只在地下乱碰头……”王文韶是杭州人，曾作户部尚书，“有聋疾”；书里写的这个徐大军机也是杭州人，户部尚书，且“两耳重听”，从《官场现形记》的描写看，当是以王文韶为原型的。
清代官场上精于圆滑趋避之术的官僚还有很多。
譬如翁同龢，他是个经历过官场千锤百炼的老官僚。在晚清政治风云中，他首鼠两端，既想替皇帝收回权力，又怕自己担当擅权的罪名，先是保荐康有为，继而又后悔。他所念念不忘的唯有个人的利害得失，唯恐承担半点责任。《续孽海花》里梁启超评论他说：“龚师傅（影射翁同龢）太胆小，于官场中趋避之术太工，他只可以做承平良相，决不能做救时名相。”谭嗣同又分析说：“这位老夫子的意思，一来要迎合王爷的意思，二来要脱卸在小翁（指张荫桓）身上，不担责任；三来恐怕我（指康有为）不受羁勒。”可见翁同龢的圆滑狡黠。
李盛铎也是个巧于趋避、见风使舵的官僚。他原先签名参加了保国会，但后来感到对自己不利，便退了出来，以求自免。他起先奔走的是极端守旧派徐桐之门，为了迎合徐桐厌恶洋货的心理，他砸了自己的鸦片烟枪。但徐桐死后，他又马上转而攀附好讲洋务的奕劻，并向奕劻吹嘘自己“深通洋务”。
清末民初屡任高官的徐世昌经过几十年宦海沉浮，总结出四条秘诀，并自吹靠了这四条在宦海中没有失败的。第一条是“圆通”。即讲话要留有余地，耐人寻味；做事要容可转圆，随机进退；待人要保持不即不离；干事要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不致左支右绌。另外三条秘诀是“沉稳、柔韧、机警”。
徐世昌
清代官场上，一些本来是刚直耿介的有为官吏，也由于这种风气的浸染，由“方”变“圆”，张集馨就是一个典型。
咸丰七年，张集馨出任甘肃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皇上特简外放的知遇之恩，使他任职后很有点勤政执法的锐气。但在位不到一年，他就给自己定下一条遇事要“不露圭角”的守则，并在衙署里挂上了一副自撰的对联，作为座右铭：“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棱角全无了。
张集馨的棱角让谁磨去了呢？一是他的顶头上司，一是他身边的关系网。张集馨的顶头上司是兼管甘肃巡抚事的陕甘总督乐斌。此人是个八旗子弟，不但昏庸无能，且心术不正。张集馨在他手下任职，既难以秉公办事，更不能有所作为，还经常受到他的指责。张集馨为了制止省里一些官僚到官钱铺赊账不还的贪污行为，得罪了不少人，有人就到乐斌面前告黑状。乐斌不但不判明是非，赏善罚恶，反而轻信诬告，指责张集馨。张集馨非常失望，锐气大挫。有的官员贪污被张集馨查出来了，但案子涉及乐斌，难以深究，张集馨“只好模棱”。
张集馨身边的关系网，是以乐斌为中心的一群狐朋狗党纠结在一起织成的，所谓的结拜兄弟、姻亲同乡、门生故吏、心腹幸奴……都在这张网上盘根错节地交织着。张集馨在处理公务时，经常能感到这张关系网的魔力：常常是办一件事，多方掣肘；触动一个人，群起而护之。张集馨不在这个圈子里，处境就非常孤立，而且时时受到这张关系网的威胁。他在日记里写道“余孤立其间，刻刻危惧”，“决意引退，避其逆锋”。正是在这种心境下，他给自己定下了“不露圭角”的守则，挂起了那副“用黄老术，唾面自干”的对联。
/唯上是从：英国人威妥玛的见闻/
在封建官场上，上司对下僚的好恶，对于下僚的升降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上司喜欢的下僚，就可能升迁得快；厌恶的下僚，则可能官位不保。就像《官场现形记》说的：“凡是做官的，能够博得上司称赞这们（么）一句，就是升官的喜信。”因而下僚对于上司的喜怒好恶极为看重，“得上官一笑则作数日喜，遇上官一怒则作数日戚”。
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僚的大都掌握一条诀窍：唯上是从。即绝对听从上司的，以上司之是非好恶为自己的是非好恶。有不同看法也不说，而只需唯唯称是即可。清代官场上，这种唯上是从的风气极盛。光绪朝《月月小说·序》云：“一言发于上，'者者’之声哄然应于下，此官场也。”又有清人撰联云：“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
英国人威妥玛因久在中国，故对中国官场极为熟悉，他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所亲见的情况。他写道，中国虽事权不归一，但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在总理衙门中，每当外国使臣发一议论，中国官吏都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的大臣又视旧在署的大臣。如果亲王发言，则众人轰然响应，如亲王不说话，诸大臣便不敢先发言。有一次，威妥玛自己到总理衙门办理外交事宜，说了一句“今天天气甚好”，无人敢应。有一姓沈的官吏忍不住应道：“今天天气确实好。”于是王大臣又说：“今天天气确实不错。”此时以下各官轰然响应。
威妥玛
由于清朝官吏唯唯称是已成习惯，所以有时对上司所说的话根本不过脑子就附和，以至于闹出笑话。有一长官因嫌属吏办事不力而加以斥责，属吏连说“是、是”，长官又骂属吏“忘（王）八蛋”，属吏仍连说“是、是”。
《官场现形记》也写了这类笑话：某都司侍候洋人时只知说“亦司”（英语“Yes”），一次他不慎弄坏了洋人的行李，洋人问他是不是偷懒，他答“亦司”，又问他是不是存心想弄坏行李，他也答“亦司”，结果挨了洋人的打。他很不服气，说：“我们官场上向来是上头吩咐话，我们做下属的人总是'是是是’'着着着’，如今我拿待上司的规矩待他，他还心上不高兴，伸出手来打人，真正是岂有此理！”
下僚有时对上司的意图并不那么清楚，要想迎合上司，就要加以揣摩。同时，迎合上司意图的一个有效方法，是套用上级公文中的现成文字。清人吴炽昌《客窗闲话》借老幕友之口，道出幕友拟稿办案时，以套用上级衙门的公文来迎合上司意图的情况：“吾辈办案，无不叙套，一切留心套熟，则不犯驳饬。”这种处理公务时事事窥探上司衙门的意图，即“无不叙套”的秘诀，误尽了天下苍生。
清代官场上还流行着一条官诀：“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得罪小民，小民不敢造次。得罪朝廷，天高皇帝远，责罚有时也无力，还能博得个“敢批龙鳞”的名声。得罪了上司可不得了，上司会明里暗里处处整你，使你丢官受罚，身家难保。做下属的一方面要巴结奉承上司，一方面又要贬低自己，以抬高上司。有一副趣联，生动地概括了这种情况：“大人大人大大人，大人一品高升，升到三十六天宫，与玉皇上帝盖瓦；卑职卑职卑卑职，卑职万分该死，死到十八层地狱，为阎王老子挖煤。”下官对上官自称“卑职”源于元代，明清积习相沿，上骄下谄，无职不卑。
/ 逢迎巴结，不怕难为情/
在封建官场，对上司逢迎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是谋官、做官的重要诀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谓清末官场云：“如今晚儿的官场，只要会逢迎，会巴结，没有不红的……上司喜欢，便是升官的捷径。”
书中描写一个叫卜士仁（“不是人”之谐音）的典史向其侄孙传授此诀，他对此诀的解说非常精到，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可谓精通此“宦术”的权威。他说：做官的第一个秘诀是巴结，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如果你有老婆，上司叫你老婆进去当差，你送了进去，那是有缺的马上可以过班，候补的马上可以得缺。你不要说这些事难为情，你须知他也有上司，他巴结起上司来，也是和你巴结他是一样的。总之大家都是一样，没甚难为情。你千万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非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的了。这是我几十年老阅历得来的。
晚清小说家海上漱石生（孙玉声）所著小说《如此官场》中的师爷宋锦诗说：“做州县官靠的是巴结上司，牢笼绅宦。只要有这两种手段，做了一年半载，哪有不加官升赏的道理！”
逢迎巴结的方法有多种，使用哪种要看上司“吃”什么。略举几种方法如下。
送妻妾“当差”。这是诸方法中最无耻的一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文明小史》《梼杌萃编》等书，都写到一个候补道为谋官而将妻子送去巴结总督的事，反映了清代官场中存在这类情况。有人将以此法得官讥为“肉红”，即以妻妾肉体换来红顶子。又有人作对联讥讽这种无耻求官者：“不怕头巾染绿；须知顶戴将红。”
献妓。庆亲王之子载振一次路过天津，看上了色艺双全的歌妓杨翠喜，但碍于官吏不准狎妓的官箴而不敢明目张胆地娶她。道员段芝贵知道后，花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为杨翠喜赎了身，然后献给载振。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擢升为黑龙江署理巡抚。
讨长官爱妓的喜欢。某总督非常喜爱买来的一名幼妓，幼妓想穿苏州式样的鞋，但久觅不得。某候补县丞知道后，觉得这是个巴结总督的良机，便托人做了二十双苏式绣鞋，撒上香料，缀以珍珠，用锦匣装好，献给了该妓。该妓大喜，便在总督面前为此候补县丞说好话。不久，这个候补县丞便被提拔为首县县令，以后又擢升道员。道员又称观察，所以时人讥其为“绣鞋观察”。
迎合长官文雅之好。光绪时，刑部某司员听说本部尚书潘祖荫好尚文雅，便想出献诗以媚的办法。他急就数十首诗，抄得工工整整，于堂上恭敬地呈上。潘祖荫看后不禁大笑，原来此人狗屁不通，写的都是什么“跟二太爷阿妈逛庙”之类。
避讳长官之名。吴趼人《新笑史·避讳》云：“晚近官场恶习，讳及上官，卑谄之俗，令人可笑。”有人献云南宣威火腿给盛宣怀，其礼单上写着：“宣腿若干。”幕友将礼单送给盛宣怀看时，因避讳“宣”字而说道：“有人给您送腿来了。”
有的位卑之官为能让权贵注意自己，从而巴结上权贵，便想出献奇巧物品的办法。同治年间，金安清向胜保献奁具首饰百余件，上面皆有“平安清吉”四字，如镜函四角包以黄金，上凿此四字为饰。有人揭露其中奥秘说：此中暗含金安清之名，其意是“欲使贱名常达钧听”。
/ “笑骂由人”“稳冷狠”与“套拉拢”/
谋官只有不怕难为情才能谋到，做庸官、黑官要想做得心安理得，也要不怕难为情。这就必须懂得“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的官诀，即任凭别人嘲笑责骂也安之若素，照旧做自己的官。
清末士人蒋芷侪曾说，他在北京大栅栏某酒馆中听到隔座两人嘲笑清政府通此官诀。甲说：“近来各报纸明目张胆地丑诋政府，而政府却忍受着，真有娄师德唾面自干的风度。我如果当权，一定找个碴把这些报馆全给封了。”乙听后笑言：“这就是足下所以不能当权的原因。”甲问其故，乙说：“做官须懂官诀，才能希荣固宠。入政府当官的，都懂十二字诀，所谓'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这种不顾舆情，我行我素的厚脸哲学，确为很多清代官吏所奉行。
此外，欺上瞒下也是清代官场上普遍流行的做官为吏的诀窍。小说《歧路灯》里有个仓房老吏说到这一诀窍的种类和“高下”之分：“总是我们住衙门的诀窍，要瞒上不瞒下；做官的，却要瞒下不瞒上；那会做官的，爽利就上下齐瞒。”
还有“稳冷狠”三字诀，一些清朝官吏认为此诀与官场政术相通，故将“稳冷狠”三字作为居官要诀。某官常对友人说：“居官要诀，唯'稳冷狠’三字。”
有人认为，晚清有名的官吏中，以袁世凯最可当此三字，但其又于三字中的“冷”字稍欠功夫。正是因其不安于“冷”，所以才归于失败。此所谓“冷”，当指冷静不躁。不安于“冷”，是指袁世凯当皇帝的心太切，急不可待，以至落个魂归黄土的下场。“稳”，大概就是徐世昌的四条官诀中所说的“沉稳”，即遇事缄默或回避，不急于表态，沉着观变，不到十拿九稳时不轻易着手，要行动时也要稳扎稳打。“狠”，当是指要敢于下手，无毒不丈夫。
《官场现形记》上说：“同人拉拢是没有吃亏的，这叫作做官的诀窍。”实际上，官场中“套拉拢”决不止于同人之间，而是凡对自己有用者，皆尽力拉拢。其拉拢之法甚多，有拜同乡、拜把子、拜门、结干亲、内眷通往来、留客聚饮、代买婢妾、打麻将时谦让对方等等。其中前四种已在上面有所提及，这里说说内眷通往来。
《官场现形记》
内眷通往来，即支使自己的太太联络同寅的太太。此术之妙处，用清朝人的话说，就是“妇人女子之运动，尤捷于老爷之运动”。为了交际，太太的衣服首饰须讲究珍贵，虽老爷无衣无褐，太太则须绮罗摇曳，虽老爷无肉无鱼，太太则可一箸万钱。
清代官吏的这些“宦术”，并不完全是他们的首创，其中大量内容，实际是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来官场“宦术”的结果。如“琉璃球”王文韶的“伴食”之术，就是对唐代“伴食宰相”卢怀慎的“每事推让”之术的继承；那些精熟“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之术的厚颜官吏，也颇有唐朝宰相娄师德唾面自干的遗风。
钱锺书在《管锥编》里也曾谈到过清代“宦术”的古代渊源问题。总之，清代的“宦术”实际是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从时间上说，它是古代“宦术”的尾声——却是集大成者；从政治根源上说，实乃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
此“源”，可谓远矣，而其“流”，则可谓长哉。试看今日，这类“宦术”仍未绝迹，甚至还有新的“创品”。因之，今日之反腐败，实际也应当包括反对和清除这些形形色色的“宦术”，这既是在铲除封建政治的遗毒，也是在清除新滋生的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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