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翎
《胡蝶回忆录》（联经出版社，1986；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是世上唯一一本由胡蝶口述整理、记录了胡蝶从上海到温哥华一生踪迹的传记。
距初版三十六年之后，作家出版社于2022年初推出新版，更名为《胡蝶口述自传》。此书作者刘慧琴，是我的长辈和挚友，所以我想写一写这本书背后的故事。
《胡蝶口述自传》，作家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
我和刘慧琴相识，算起来大约也有二十年了。最初我们是在一些海外华文作家的活动上相见，话题只限制在寒暄问候和匆匆道别上。
真正与她相知，是在2007年，当时我在为华工历史小说《金山》作案头，曾去温哥华收集资料采访华工后代，刘慧琴也是我的受访者之一。那时我们只是熟人，并非深交，她却热情邀请我在她家落脚，并和她的几位文友一起，开车接送我。
我并不是她唯一接待过的作家。几十年里，南来北往的作家学者如陈若曦，於梨华，陈建功，铁凝，严歌苓，陈骏涛，池莉，项小米，牛玉秋，吴泰昌，陈瑞琳，江岚等，都得到过她的盛情款待。
《胡蝶口述自传》一书的作者刘慧琴
在她家里，我们有了几次深谈。她家客厅的灯光剪出一个小小的圆圈，世界的喧嚣被阻挡在外，我们终于能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安静地倾听彼此。刘慧琴给我讲了她的身世。
她的外公是最早来到北美修铁路采矿的那一代华工，她的外婆是独在异乡的外公从旧金山买来的小妾，卑贱地尽心尽力地养育了十几个儿女，并和外公一起供养他在广东台山那头的家。
刘慧琴的一位亲人，冒着整个家族的非议，娶了一位有印第安血统的女子为妻。这桩跨越了两个弱势族群的婚姻，却诞生了一个维系一生的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刘慧琴在加拿大出生的母亲，被叶落归根的外婆带回广东老家，却成为了台山女子师范的第一届毕业生；刘慧琴行医的父亲英年早逝，成为寡妇的母亲，以惊人的勇气在中年重启命运之帆，回到加拿大，组成一个关系复杂的新家庭。
刘慧琴的舅舅们，是中国最早一代的海归，他们所属的那个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留学生圈子，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是一道前卫的特立独行的风景。
刘慧琴全家30年代中期在上海留影，前右一为刘慧琴
那几天我是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着她的故事。我从未想到，那个在公众场合言行举止冷静克制、中规中矩的刘慧琴，竟有一个如此丰富、几乎可以用活色生香来形容的身世。她的倾诉选择了我的耳朵，彼此感觉相宜。客套如蛇皮蜕下，我们从熟人成为莫逆。
我在书写《金山》的过程中，她的家族故事如脉搏，始终在我的字里行间隐隐跳动。从此无论世上有多少飞尘，我们始终看得清彼此，始终在最需要的那个时刻送与对方信任和支持。
也就是在那时，刘慧琴和我谈起了胡蝶。她口中的胡蝶，不是那个万众簇拥、高光之下的电影皇后，而是一个收紧了指头缝、小心翼翼地按着养老金的数目来筹划日子、连狭小公寓里的停车位也分租出去的老妇人潘宝娟。
胡蝶亲笔签名赠与刘慧琴的照片
胡蝶亲赠刘慧琴的照片，摄于1968年，时年60岁
温哥华这样的老人成千上万，但这一个还是不同于那些个，因为这一个曾经站在山巅，看尽了人间繁华。胡蝶在从山巅走到平地的过程中，遭遇了她的英文教员刘慧琴。假若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当口，镁光灯下的胡蝶和清高自持的刘慧琴，会有对话的可能吗？我猜想不会。
幸好，她们在对的时间相遇，才有了三十六年前的《胡蝶回忆录》和今天的《胡蝶口述自传》。读这部传记，人各有所得。历史学家看到的是大动荡的时代剪影，电影人看到的是珍贵的银屏史料，设计师看到的是轮转的时尚风潮，小说家看到的是变迁中的人性。
而我，身为刘慧琴的朋友，看到的却是静静地站在胡蝶身后、把潘宝娟的声音化成文字的那个人。
胡蝶应算是我祖父那一辈人的话题。在遇到刘慧琴之前，我对胡蝶的认识是平面的，仅是记忆存储中的一个小角落，在是在的，却不会去轻易翻动。刘慧琴让我看见了胡蝶的节俭，胡蝶的小心矜持，胡蝶对丈夫潘有声的真实思念，胡蝶的蓝颜知己朱大哥对她几十年不渝的呵护体恤，胡蝶对这份情谊的珍重和不安……刘慧琴让胡蝶从山巅走下来，充满人间烟火气，我们有了对视的可能。
当她俩在温哥华相遇时，经历巨大生活落差的，不只是胡蝶一人。刘慧琴出生于上海，在一个经历过中西文化熏陶的家庭背景里长大，后来考上北大西语系，师从俞大洇朱光潜等名家，毕业后先后进入作协和社科院外文研究所，和杨绛冯宗璞沈宁（夏衍之女）成为同事朋友。她所经历的，是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
刘慧琴在温哥华胡蝶公寓内与胡蝶合影（1979年左右）
胡蝶在温哥华寓所阳台上留影（刘慧琴摄，蝴蝶签名，1984年左右）
在尘埃落定之后，她才会醒悟：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里，她和许多人结下的患难友情，是那一代知识分子个人史的剪影。她经历和见证的往事，多年之后依旧使她颤栗不安，心有余悸。
但她毕竟在体制内供职，在故土过的是衣食无忧的日子。人到中年，她决定放弃所有，一如当年的母亲，到彼岸开始一段独自抚养三个儿女的艰难维生路程。基因的力量不可违逆。
当刘慧琴和胡蝶在温哥华的那个英文教室中以师生身份相遇时，她们都失去了熟悉的社会参照物，都有各自的生命巨变需要应对。胡蝶已是节衣缩食量入为出的家庭妇女潘宝娟，而外文研究所的学者和作家刘慧琴，则已成为在困顿挣扎中竭尽所能抚养儿女的普通母亲。她们在成长过程中，都经历了广东、海派和西洋文化的混杂熏陶。历经沧海阅人无数的胡蝶，一眼就看清了刘慧琴的体己。胡蝶对刘慧琴敞开心扉，是偶然，也是必然。
当我们的谈话深入到胡蝶的身世时，我未能免俗，也问了天底下所有人都会问的那个问题。刘慧琴告诉我胡蝶的回答 “清者自清。” 半个多世纪以来，胡蝶的名字已经和某个军统名人紧紧地绑在一起。面对这个已成为她身份标签的事件，这样一个简短的回答，未免略显苍白贫瘠。
那时《胡蝶回忆录》早已问世，胡蝶也已香消玉殒多年，面对我的疑惑，刘慧琴说如有机会再版，她将寻找更多的资料作为那个简单回答的佐证。多年之后，她终于兑现了她的诺言。
这次在《胡蝶回忆录》基础上再版的《胡蝶口述自传》，除了文字的修订之外，还增加了许多历史背景知识和珍贵的历史照片。刘慧琴用大海捞针般的耐心，在史料中寻找线索，一一对照核实，列出了一个胡蝶大事年表，其中包括了抗战期间胡蝶在重庆的踪迹。
根据刘慧琴的调研，胡蝶一家在烽火中抵达陪都重庆的时间，大约在1944年六月。胡蝶立即奔赴桂林投入了电影《建国之路》的拍摄，回到重庆时已是1944年年底。抗战胜利后，她立即安排和家人分批返沪。
在重庆她至多生活了几个月的时间，且一直与母亲与继子住在一起，其间数次出现在公众场合和媒体记录之中。这段时间里，在云南从商的潘有声时时往返于昆明和重庆之间，他们当时尚年幼的继子，至今对父亲的来访有着鲜明的记忆。刘慧琴梳理的时间线，使得那些言之凿凿的 “霸占” 说法，开始显示纰漏和疑云。
写这本书的过程里，另有一些故事，是刘慧琴不曾在序言和后记中提及的。当时刘慧琴的两个女儿在加拿大东部求学，但她还有一个十来岁的幼儿，需要她的时刻照拂。一个全职工作的母亲，只能抽周末的时间来到胡蝶家中采访。
在胡蝶公寓中干坐的小儿，常常会在百无聊赖中央求母亲：“你什么时候能写完带我玩呢？” 母亲的回答总是：“快了，快了。” 孩子的可怜要求使她于心不忍，她会在采访告一段落时，让孩子和胡蝶一起到胡蝶住处附近的海滩用面包屑喂海鸥，而她自己，则坐在车里整理刚刚记录下来的采访笔记。
刘慧琴至今保存着儿子和胡蝶的合影，这些照片把朝阳和夕阳相伴的瞬间，定格为永久的记忆。《胡蝶回忆录》的文字，就是这样在牙膏一样挤压出来的点滴时间里，聚沙成塔，渐渐成形。
在整理《蝴蝶回忆录》期间，刘慧琴的儿子与小女儿在胡蝶温哥华公寓内合影（刘慧琴摄，1984年左右）
刘慧琴身上有一股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典型的清高自好，在书写这本书时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她十分在意被人误会是在沾名人的光。三十六年前《胡蝶回忆录》出版时，诗人痖弦是玉成者。今年《胡蝶口述自传》出版后，痖弦也是最早的读者之一。痖公对此书的评价是 “干净”，因为写作者始终把自己隐退在胡蝶的声音之后。
而我，则觉得刘慧琴把自己撇得太清了。她私下里讲给我听的她和胡蝶之间的交往琐事，如果也能出现在书中，如同一部电影的拍摄侧记，将会是全书严谨的行文风格之外的一个活色生香的声部。
我曾直言不讳地告诉过刘慧琴我的遗憾，她但笑不语。这些年里我们经历了彼此生活中的许多磨难，我们早已跨过了那个察言观色的客套阶段。对于我的直言，她不一定同意，但她从不以为忤，她的宽容仁慈给了我偶尔 “撒野” 的勇气。
“在这个众说纷纭的世界里，我终于为胡蝶留下了她自己的声音。” 这是刘慧琴多次对我说的话。她把自己静静地安放在 “整理者” 的定位上，甚至把初版的稿费全数留给了胡蝶。“她比我需要，” 这是她的简单解释。在这个通货膨胀的时代里，形容词不值钱。拿 “高风亮节” 来说她，也是俗套，但我一时也找不到更合宜的词，就暂且放在此处留用。
“还有一些重要记忆，我还没有时间梳理。” 刘慧琴告诉我。我知道她的 “一些”，是指她在现今听起来不可思议的复杂身世，以及她在作协和外文所里所经历的种种往事，包括她大学刚刚毕业，即作为随团翻译派往新德里，参加亚洲作家会议筹备会议的所见；她和杨绛钱钟书一家的多年相处，还有那件一度传得沸沸扬扬的邻里争执；她眼中的作家和同事冯宗璞；她和夏衍之女沈宁几十年里的相互扶持……
对于她这样行事严谨，落笔需斟酌再三的人来说，她的故事太多，气力不够。每次看见她为还各样的人情债，做着这样那样耗费心神的杂事时，我总为她感觉心疼。我的脑子在此时分成两半，一半是作家，一半是朋友。
作家心疼她的时间，朋友心疼她的身体。作家的那一半希望自己能更狠地 “压榨” 她，像挤牛奶一样地挤出她的记忆，让历史得以在文字中存留。而朋友的那一半则希望她放下手中的一切，让记忆、写作、人情世故统统见鬼，只愿她牵着孙儿的小手，在阳光海滩上行走，闻一闻海腥味。
这两半常常吵得声嘶力竭，好在她知道我根底里的善意，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了我词语上的尖利。
1987年刘慧琴回国探亲，在杨绛钱钟书家中合影
《胡蝶口述自传》从中国电影史和胡蝶个人史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的一本书。我非专业电影人，也非历史学家，甚至也不是文学评论家。这篇文章算不得是书评，我只想借此说几句私心话而已：我希望人们在聆听胡蝶生命中的最后声音时，不要忽略那个严实地隐退在胡蝶身后的码字者。这个人的存在，才给了这本书以灵魂。
在我动笔之前，刘慧琴再三交代我要把重点放在胡蝶身上，不要过多写她自己。我当然没有听她的。胡蝶是半个世纪以来人人皆知的高光点，而刘慧琴不是。真正知道刘慧琴的人不多，我有幸成为其中之一。
对于这本书的再版，我除了高兴之外，还有些小得意，因为我厚颜地自认为在其中也有小小的一份功劳。这几年我没少 “压榨” 刘慧琴，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求她放下琐事，逼她尽快完稿，劝她考虑这样那样的出版意向。
她对我则是一贯的纵容仁慈，把我种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行径一律称作 “鼓励。” 幸好还在正月，我就权且把她的好话当作红包收下了，也在此祝她虎年生翼，耳聪目明地写下更多的往事。
2022.2.9
（首发于2022年3月3日《北京晚报》）
2020年刘慧琴在温哥华为胡蝶潘有声夫妇扫墓，胡蝶墓地已被青草遮掩，经清理后得以再现
刘慧琴简介：
祖籍广东台山，生于上海，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先后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世界文学》杂志编辑。1980年移居加拿大，海外华文女作家。曾任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会长，现任加拿大华人文学学会顾问、编委。与晚年胡蝶为至交，为其整理、撰写回忆录。
胡蝶简介：
胡蝶（1908年3月23日-1989年4月23日），原名胡瑞华，籍贯广东鹤山，出生于上海，中国最优秀的电影演员之一，中国第一位“电影皇后”，在明星日报举办的选美活动“电影皇后的选举大会”中胡蝶被评为第一名。
1925年，胡蝶参演个人首部电影《战功》从而开启电影生涯 ；同年，在剧情电影《秋扇怨》中首次担任女主角。1928年，她受邀加入明星影片公司。1931年3月，她主演的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在上海新光大戏院公映 。1932年，出演《啼笑因缘》 。
1933年1月，胡蝶以21334的票数当选由上海《明星日报》评选的“电影皇后”，之后在'中国电影皇后竞选'中，她又夺取'三连冠' ；3月，她又主演了中国首部左翼电影《狂流》 ；同年，主演的电影《姊妹花》则成为她表演生涯的代表作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胡蝶前往香港，先后拍摄了古装片《绝代佳人》以及爱情片《孔雀东南飞》等影片 。
1946年，胡蝶从上海迁居香港，在香港主演了电影《春之梦》等片后，决定告别影坛而专心辅佐丈夫潘有声从事经营 。1960年，她则凭借主演的爱情片《后门》获得第七届亚洲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1966年，她拍完《塔里的女人》后结束了电影生涯 。1989年4月23日，胡蝶在加拿大去世，享年81岁。1995年获中国电影世纪奖——女演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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