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启发，1946年加入南京地下党，打入国民党警特系统。为南京解放立下汗马功劳。一位以国民党报务员身份，转战于北平和南京各电台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南京解放前夕为了爱情离开了岗位。这次爱情事件使他从受审查开始，经历了1957、1966等一系列运动。终于在近30年后，得以平反。
此文节选自《回首残阳已含山——“反右劫难亲历记》附录。
学生时代结识的几位朋友，当年先后投入席卷神州的革命大潮，风流云散，天各一方。这些朋友在尔后数十年动荡的岁月中，荣辱浮沉，各有不同的命运，其中高启发悲欢离合的遭遇，犹如小说家编就的故事，令人回肠荡气，感慨万千。
一
我是在古城苏州一条小巷深处的补习夜校里认识他的。那是抗战时期，东南半壁的大好河山沦于敌手，苏州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之下。在夜校众多的同学中，有一个伪军教育单位的办事员，姓高名启发，南京人氏，年龄二十出头。
高启发与儿子
那年月，人们对“伪”字号人员都有种厌恶感，但同窗日久，我们终于慢慢熟悉。一天，他悄悄告诉我：去年的初秋，出于爱国热忱，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越过封锁线，投奔到国民党军队的敌后皖东根据地——古河镇，以流亡青年的身份，暂栖在以徐合璧为主任的安徽省皖东教育促进委员会当一名文书。他原来打算等待时机，随部队越过淮南铁路敌伪封锁线，到重庆去参加抗日。他未曾想到，他所在根据地的部队——属国民党第五战区的一七一师和属地方的第十纵队，枪口并非对准日寇，而是对准了活动在滁县、六合之间的罗炳辉师长率领的新四军二师。时时磨擦，战斗频仍。其时他年方二十，涉世未深，并不明了国共两党斗争的历史和现状，只是感到从事亲痛仇快的自相残杀的斗争，非我所愿，有违初衷，于是找了个借口，辞去了工作，悄悄回到了敌伪盘踞的老家南京。后来经同学的帮助，在苏州伪军某教育单位找了个混饭吃的工作。
他的这番告述，令我对他目前不得已的处境有所理解，觉得他还是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后来，当我获知他凄凉的身世时，更对他产生一种深深的同情。
原来，他一出生就成了“弃婴”，是他义父从垃圾桶边捡回来抚养长大的，因而他无从知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义父高乃庆，原是山东沂蒙山区的贫苦农民，民国初年因逃灾荒而辗转流落南京，在糖坊桥口赁屋开了一爿卖开水的“老虎灶”，勉强维持生计。高氏夫妇膝下无子，义母刘氏，是个纯朴厚道的农村妇女，对他视同己出，慈爱万分。当他11岁那一年，义父母先后因病弃世，他再次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邻居回民马师傅看他太可怜了，便介绍他去新街口泰昌电镀厂当学徒。那电镀厂坏境污染严重，他干了一年多，便得了急性活动性肺结核。那时资方不承担任何医疗费用，只好由他在南京的唯一亲戚、当伙夫的义舅父刘桂福领回养息。义舅父勉为其难地在他病愈后供他上学。读完初中二年级，老人家实在供不起了，只得辍学。为日后谋生计，他找机会学会了无线电收发报技术。
二
抗战胜利后，高启发经历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他贫寒的家庭出身，对真理和光明的热切向往，驱使他选择了一条艰险的生活道路，参与了推到三座大山的地下斗争的行列。
将他领入革命之门的是他的同学、地下党员李昭定。李同他是在南京模范中学同班同桌，过从甚密，对他的身世和思想倾向一清二楚。后来经李介绍，他在1946年3月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在国民党心脏之区的南京，在特务密布、对异党分子“格杀勿论”的坏境里，高启发申请加入“异党”，意味着将身家性命交给了革命，具有一种“壮士一去”的勇敢和悲壮。
他入党不久，适逢国民党军政部无线总台招考报务员。得地下党指示，他前往报考，被录取为少尉报务员，分配到联勤总台下属72分台。这个分台奉调暂驻北平铁路局，地下党命他随去，所得情报以暗语寄回南京。他于是在北平暂时定居下来。
在北平，他举目无亲，孤身一人，生活单调寂寞。这年春天的一个星期日，他独自去颐和园游览，在回城等候公共汽车时，站上有两位女士也在等车，一位是中年，另一位是年轻姑娘，她们是一起的。在那乘客稀少的汽车站，他已记不起缘何契机，那位姑娘同他自然而然地寒暄起来。在汽车到来之前，彼此已互通了姓名，互相告知了工作单位。他这时才知道，面前这位身材适中、打扮素雅、操着一口京腔的姑娘，原来是北平某大学美术系毕业、而今在西城一所中学里执教的L小姐。
回到城里，高启发便将邂逅这位姑娘的事抛诸九霄云外了。他自忖无论从文化层次，还是社会地位，自己同这位L小姐相去甚远，根本不存在交往的基础。但人世的事情有时实在令人难以捉摸，大约一个星期之后，他忽然接到一封字迹娟丽的信：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没想到玩颐和园会有幸和您相识。坦率地说，您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颇深的印象。假如您愿意的话，可否于星期日下午三时在中山公园西门会面？如果有所不便，那以后在路上遇见就当陌生人一样好了，再也不必提这个事了。”
这封信，对漂泊古都、渴望友情抚慰的高启发来说，犹如一剂强烈的兴奋剂。从此他消除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孤独和寂寞，沉浸在频频与L交往的恋情之中。他来信告诉我，他常陪L去公园写生，香山、卧佛寺、颐和园、北海、天坛，时常留有他们的身影。从他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他这只茫茫人海中的孤舟，终于找到了感情栖息的港湾。
1946－1947年，国内局势大变，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大决战拉开了序幕。他同L交往的过程中，对时局的分析和议论成为经常的话题。他内心激烈矛盾着，几次想向心爱的人袒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一想到入党介绍人李昭定的严肃告诫，要坚守党的机密，还是忍住了。
国民党在内战战场上连连受挫，颓势显露。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带的南京地下党任务繁重，组织上于1947年年末通知高启发：返宁待命。于是他在1948年初辞去了72分台的工作，返回南京。他对L说，为了他俩美好的未来他将应友人之邀回南京开创一番新的事业，日后他将接她到石头城下相聚。分手之际，两人难免“执手相看泪眼”，依依难舍。
从此，他和L劳燕分飞，单凭鸿雁传书，互通情愫。“忆君心似西江水，日夜东流无歇时。”当他吟咏L信中引用的诗句，眼眶里溢出幸福的泪水。
三
高启发回到南京后不久，南京《中央日报》在显著地位登出一则广告：某军事机关招考报务员数名。地下党指示他前去应试。凭着他曾任72分台少尉报务员的证明文件和娴熟的技术，他当天就被录取，主考人盛某确定他为中尉侦收员。这时，他才知道这军事机关竟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所属电信总台。台方交给他的任务是专门侦收我军电台的机密通信。地下党组织得悉此情十分高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让他立即前往报到。
电信总台在珠江路左侧的小营二号（解放后为南京空军司令部驻地）。这是一个戒备森严的机关，大院门口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守卫。它隶属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领导，室主任由二厅副厅长、特务头子魏大名兼任。总台的中文报房为200多平方米的大厅，厅内配置清一色的美制先进接收设备，专门从空中的电波中截取、收抄我第二、三野战军各纵队往来的机密电报。驻在同院的技术研究室雇有一些德国和日本的破译专家，破译收报房收到的如天书一般的密码。
一天深夜，特务头子魏大铭亲临总台训话，对前一段的工作表示嘉奖，特别对德、日破译专家的功劳大大吹嘘了一番，勉励大家再接再厉云云。会后马上传出消息：我二、三野战军各纵队的所有军事电报，都一份不漏地被德、日破译专家破译。高启发闻讯大惊，立刻向单线联系人作了汇报。因事关重大，上级通过联系人安排，由南京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亲自听取了高启发的汇报。之后，朱启銮专程潜行至合肥，直接向三野政治部主任舒同作了报告。
不久，第二、三野战军各纵队电台呼号、波长突然全部变动，且时隐时现，出没无常，这里刚收到某台，音波却瞬间消失，如同捉迷藏一般，令敌人抄收不到一份完整的电报。特务头子气急败坏地召集全台人员训话，威胁地吼叫：“收听不到'匪台’信号的事过去从来没有过，肯定是我们这里混进了'奸匪’！”说话时他那凶狠的目光扫视四周，听者人人自危。此时高启发已有思想准备，尽管心情紧张，仍从容自若，巧加掩饰，镇静地挺了过来。
有一天，总台饭厅里来了几个操北方口音的陌生人，计两男一女和一个小孩。他们老固定在一张桌子吃饭。而且只在大院内活动，不出大门。
此事引起高启发的注意。后来他私下了解到，这几个人是被捕后变节的原北平地下党电台的刘姓台长和报务员（那女的是台长的妻子，小孩是他们的儿子）。他们移送南京后，按敌人的旨意，仍伪装地下电台与我方联系。高启发立即报告党组织，我方很快同此伪台切断了联系。敌人又一次被弄得莫名其妙。
1948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外面下着霏霏细雨，我正在苏州的一家报纸编辑部撰写当天的新闻稿，忽然接到高启发的电话：“我在北局大光明电影院旁边的巷口等你，请马上过来！”电话里他语气低沉，且不等我问话，便把电话挂了。这令我大吃一惊，心想，莫非地下组织被破坏了，他逃跑到了苏州？我匆匆写完稿子便跑出编辑部，叫了一辆三轮车，在蒙蒙细雨中直奔北局而去。到了电影院旁边的巷口，果然见他在一家小铺的屋檐下等着。他见我过来，马上说：“咱们走！”我莫名其妙地跟他走了十几步，待到没有行人的地方，他突然哭了起来，哽哽咽咽地说：“L死了！”我大为惊讶，马上问：“怎么回事？”他断断续续告诉我：今晨接到L家中的电报，电文是：“L在宣内大街遭车祸身亡，请勿恸。”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一边暗暗庆幸并非地下党遭破坏，一边将人死不能复活，生者应节哀顺变的道理劝慰于他。他告诉我，他已复电哀悼：“哀L逝，悲痛欲绝，狠不能北飞，苍天何罪我如斯。”他说，如果不是加入了组织，树立了终身为之奋斗的目标，他一定会投身大江，跳燕子矶殉情的。
为排解愁绪，我建议他去太湖边上的光福镇我的朋友处小住一段日子，他欣然同意。在光福，他休息数日，徜徉于湖光山色之中，心绪逐渐平静，便回南京去了。
四
1949年春节前后，淮海战役宣告胜利结束，国民党55万精锐部队土崩化解，反动统治中心南京暴露在我军强大的进攻矛头之下，伪国防部二厅奉命分向重庆、福州、台湾三地转移。地下党权衡轻重，决定高启发留在南京，准备迎接解放。于是他借故辞去二厅电信总台的工作。
正在这个时候，又一个绝好的工作机会向他招手——新街口社会服务处贴出伪首都警察厅招考报务员的告示，党组织决定让他打进去。他以原二厅中尉报务员的履历报名应试，轻而易举地被录取了，他被分配在警察厅本部电信科总台供职。
在黑暗和光明交替的转折关头，南京地下党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按照地下党警察运动委员会的指示，高启发在警察厅电信科秘密开展工作，联系群众，发展组织，为迎接解放做好了一应准备。
4月22日，南京国民党各部门骨干如丧家之犬，连夜向杭州方向逃窜。4月23日，南京成为历史上鲜见的无人管辖的真空城市。这一天，地下党空前紧张，空前忙碌。地下党警运会根据事先制定的方案，命令中区警察分局维持北区治安，并派出武装人员进驻国民党中央党部等要害部门。由于地下党的坚强领导和统筹安排，全市的供水、供电、交通、通讯等均正常运转，金陵古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人民手中。在新旧交替的混乱时刻，高启发同其他地下党员一样，冒着被暗杀的危险，公开身份，向大家宣讲党的政策，要求各就各位，守护好机房和仓库。
4月24日晨，渡江的先头部队第三十五军进入市区，立即与地下党接上了关系，南京市军管会于大军进驻之日起开始办公。由于高启发和他所联系的群众的共同努力，全市警察系统的通信网络当天全部开通，为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的社会稳定、治安维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时高启发被任命为南京市军管会公安局电信科副科长，代科长职务。
五
解放初期紧张而忙乱的工作甫告段落，每当夜深人静，他不禁时时忆念起与L往日的恋情。一天，他利用现成的通信设备，拨通了L家中的电话，接电话的是L的妹妹。寒暄过后，他询问：“L埋葬在什么地方？”对方答：“很远很远的地方。”他又问：“具体在什么地点？”对方哈哈一笑，把电话挂断了。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L可能还活着，但以他和L相爱之深，他还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
于是，他拨通了北平市电话局长途台的电话，从那里他了解到：L活着，并没有死。
得此信息，他一时气愤得差点晕倒。他没有想到，被他深爱着的人会如此欺骗他，愚弄他。他给L写了一封长信，对她的背信弃义、虚伪欺骗作了尽情的斥责。信中述说了过去从未透露过的他此前加入地下党，以及如今的工作情况。不久，他收到L的回信。L在信中一再地向他认错，表示愧疚，请求他的原谅。L告诉他，遵守家中的安排，她已和一位教授结了婚。如果他不嫌弃她，她愿意同丈夫离婚，重新回到他的身边。高启发太痴情了，接信后几乎来不及探究她因何背叛了他，也未及掂量已为人妇的L离婚归来的可能性，便全然原谅了她。
由此，他那已成死灰的感情又重新点燃起来，与L频频书信往来。他内心有一种止不住的冲动，焦急地盼望着早日与L见面，他向领导上提出了请假北上的请求。那时南京解放未及半载，无形战线的斗争相当激烈，公安局领导理所当然地对他的请假要求严词拒绝。不晓利害的他竟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想出了一个极其错误的主意：交代科内工作人员他外出两周，如果处长找他，就说他生病了。交代完毕，他跑到浦口车站买了张车票，便匆匆走了。
到了北平，与朝思暮想的L见了面。L泪流满面地向他忏悔，说只要他原谅她，她会同丈夫离婚的。面对她的热烈真情，他一往情深地表示原谅她的一切，誓言要和她厮守一辈子。
原来，当革命风暴席卷神州之际，L的以律师为业的父亲告诫子女：他们家族不得与国民党阵营有任何瓜葛——而高启发正是在国民党阵营供职的一员，尽管是地位卑微的一员。L经历了感情上痛苦的斗争，终于接受了父亲的劝告。
可是她又不愿意伤害深深爱着她的人的感情，便编造出因交通事故身亡的谎言，意在让时间来消磨高启发对她的思念，渐渐将她淡忘。
两情缱绻，终不能久聚，过了两个星期，他和L只好洒泪而别了。回到南京，党组织对他擅离职守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作了严肃批评，支部会、小组会开了一次又一次，他自己连连作口头的和书面的检查。他以为，检讨结束了，日后好好工作，等待L离婚后就可以在南京结婚成家了。他在热切地期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此事发生后不久，一天，全市县团级以上干部集合在当地的人民大会堂听形势报告。报告人是一位相当高级的干部，他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后着重指出：南京是国民党统治22年之久的反动中心，这里的地下党必然混进一些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他建议市委对地下党员进行一次全面的彻底的整顿。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场报告过后，他后半生的噩梦般的厄运便开始了。
一天，公安局组织部门的负责人找他谈话，说：“你们在白区，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现在组织决定，让你们去华东党校参加学习。”同时去学习的，有原地下党员、现为分局副局长一级干部8人，市电信局专接蒋介石、宋美龄专线的地下党员1人，连同他共计10人。但是，到了设在苏州的华东党校，却意外地得知来此的任务是接受审查，他发现自己已被看作混进党内的特务嫌疑犯。一种难以名状的屈辱感，如雷击一般，将高启发震撼得目瞪口呆，泪如泉涌。
在华东党校一呆就是一年多时光，审查结果：10人中有9人以“历史复杂，面貌不清”被开除党籍。鉴于他曾犯擅离职守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给予党内当众警告处分。他们10个人回南京后，9人被公安局戴上手铐，投入监狱，高启发被分配到第八区人民政府工作。市委组织部宣布对他的工作分配时，并未说明因何对他降职使用；他呢，眼看同时受审查的9人被公安局铐走，也就不敢多问了。（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年投入监狱的9名地下党员——其中有的瘐死狱中，均获平反昭雪。）
后来得知，华东党校对他的所谓“特嫌”问题并未给予澄清，而是“暂时挂起来”。这一挂，随着往后年月党内“左”倾情绪步步高涨，便将高启发一步步推向黑暗的深渊！
从接受审查时起，高启发同L的关系自然而然地断绝了。他感到自己的前途吉凶未卜，他不愿意让自己心爱的人牵扯到这场说不明道不白的政治漩涡中来。后来分配工作，降职使用，“特嫌”阴魂不散，更令他心灰意懒，感到无颜再与L见面。
可是，命运常常会捉弄人。1953年深秋的一天，他偶尔路过新街口，远远看见一个年轻女子站在路旁的报栏前看报，其背影极像L，令他大为惊讶。他走过去细认，果然是她。一对两度反复的旧日恋人，此时双目相对，久久说不出话来。
L告诉他，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她随丈夫调到南京某高校任教，他也告诉L别后的坎坷遭遇，彼此黯然神伤！
六
高启发的“特嫌”问题久久解除不了，为“纯洁组织”，1954年整党时，所在单位党组织随意找了几条“罪名”，将他开除出党。
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区领导在肃反动员大会上公开点名，指称高启发是“二厅特务”。在既无本人交代，更无任何旁证材料的情况下，竟然给高启发定性为“特务”，撤销行政职务，工资降三级，下放东门街小学当老师。在此前后，“左”风日盛，地下时期领导过高启发的一些同志，也先后受到整肃：他的入党介绍人、曾是他上级的李昭定，两度被错判入狱；地下党市委委员朱启銮多次受到审查；市委书记陈修良（女）则被错打成极右分子。在此情势下，没有人能为高启发的“特务问题”洗刷清白，天大的冤案也只能由他自己背着。
转眼到了1957年，所谓“引蛇出洞”的“大鸣大放”开始。高启发经过1954年、1955年接连两次整肃，自知处境危殆，处处谨言慎行。但是，在一个只有20来名教工的小学里，不批判“二厅特务”还批判谁呢？区里某领导在会上公开说：“有的右派是骨子里反党，哪怕他一句反党的话不说，一件反党的事不做，他也是右派！”1958年9月，反右运动早已结束，全国正开展“大跃进”运动。一天下午，区委组织部突然在东门街小学召开大会，通知他参加。没料到这个会竟是专门为他召开的，全区200余名教师早已严阵以待。区领导在大会上宣布将“大右派”高启发批倒批臭，一时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慷慨激昂的批判声，此起彼伏，气氛紧张热烈。发言者将事先准备好的“莫须有”罪名，如一盆盆脏水，尽情地泼洒在他头上。平日谨言慎行的他，这时实在憋不住了，竟然昂起头来对那些离谱的不实之词一一加以批驳。这无异于火上加油，大大激怒了会议主持者和与会的群众，当场就有十余名壮汉一拥而上，对他施以拳脚，打得他鼻青脸肿。最后在主持者授意下，几名身强力壮的青年教师走上前来，硬拽着他的右手，在事先准备好的“右派”结论上捺上了手印。他被市整风领导小组“定为右派，撤销小学教师职务，监督劳动，每月发生活费44.63元”，随即被发配到尧化门农场劳动。高启发后来知道，这叫做“反右补课”。
“文格”期间，高启发为少受皮肉之苦，先是东躲西藏，后来索性流浪到外地去了，直到武斗平息，才回到南京。“文格”后期，我路过南京，曾专程前去探望这位受苦受难的挚友，其时他正在栖霞郊区一所农业学校看大门，瘦骨嶙峋，满面病容。他告诉我，正患着肝炎，得不到应有的营养，只好带病延年。我邀他在附近的小饭馆吃饭，在暗淡昏黄的灯光下，彼此谈起当年的地下斗争，谈起青年时代的美好向往，恍若隔世，欷嘘叹息者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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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启发的“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但“二厅特务”未得平反，因而党籍未能恢复。
80年代初期，各地纷纷整理、出版当地的党史资料。1983年初，高启发偶然看到一份由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写的《中共南京地下党警运会斗争史料》，其中有两个自然段赫然载着他当年的斗争业绩：
“1948年，地下党警运会党员高启发，经组织上同意，打入伪国防部二厅侦测总台（按：即电信总台）这一特务机构担任中尉侦收员之后，摸清了敌台A系、B系、E系、K系、F系、O系等台控窃我第二、三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发出的每一份军事情报以后，及时向党汇报。原来我方所发出的军事电报，敌人几乎一份不漏地能收听到，自从该同志向党提供以上情报，我刘、邓、陈、粟领导的二、三野战军所属各纵队电台完全改变了波长呼号，因而伪国防部二厅再也侦察不到我军的军事情报了。”
“1948年底，伪国防部二厅分向重庆、福州、台湾撤退。奉组织之命，高启发借故辞职，留在南京。之后他打入伪首都警察厅电信科任报务员。他在敌人内部展开工作，发展报务员沙金华入党，争取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中青年报务员。1949年4月23日晨，伪警察厅仓皇撤逃时，他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动员电信科报务人员不要跟着敌人跑。经他动员，有三十余人在敌人撤退后的真空时间报到上班，保护了大批美制无线电设备（其中还有一些贵重的通讯器材）、警鸽、有线通讯器材等。解放军进城后，他向组织上保证，决不让全市警察系统的通讯中断一分钟。事实正是如此，南京人民警察总队一成立，整个警察系统内部电话通讯全部畅通。这对于军管会有效地维持社会治安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启发阅读这份材料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深感历史老人是公正的。就在他看到这份史料后不久，1983年2月，市委组织部派专人到他家，向他传达了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的文件，大意是：否定1955年市委肃反五人领导小组所作的“二厅特务”的错误结论，恢复党籍，党龄、工龄均自入党之日（1946年3月）算起；该同志原行政19级，现提升一级，为18级。市委组织部还考虑到高启发的具体情况，指示区里安排他一定的职务。惜乎时光不再，他已年近花甲，垂垂老矣。1983年3月，高启发按规定办理了离休手续。
2000年1月28日，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播放了反映南京地下党斗争的八集文献纪录片《无名英雄》，其中第五集《虎穴奇兵》放映时，荧屏上出现一位白发苍苍老者的身影，他向摄像者指点当年的“虎穴”所在：“这里就是原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电信总台所在地。”这位老者就是高启发。但观众哪里会知道，这位苍苍老者，承受了人间多少的苦难！尤其是他立功而受辱的悲惨遭遇，直教人不知从何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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