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众声摘要：
到处都能看见别人的错误，不断因别人的错误恼怒，不断运用他的绝对权威对人施以惩罚。如此他必然听不进别人的建议，而他做的任何决定，从他的角度看去，必然得不到彻底、完整的执行。他看不到任何自己的责任，也绝对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逃避责任成了他心理机制中的第一选择，一定要将责任推出去，推到别人身上，他才活得下去。
本文选编自《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11：光明与黑暗并存的时代》，原题为《朱由检的个性与风格》
极端的自我为中心贯串崇祯朝的统治
崇祯皇帝刚上任不久，对于很多情况还不是很熟悉，会比较依赖阁臣的时候，在崇祯元年任用过刘鸿训担任阁臣。《明史·刘鸿训传》上记录，当时关门兵因为领不到薪饷而鼓噪。皇帝知道了很生气，要找造成短饷的户部来骂。刘鸿训劝皇帝逆向思考，将这件事当作权谋的机会，下令户部发30万军饷给鼓噪的卫队。
这叫作“不测之恩”。这些卫兵因一时冲动而有脱序行为，冲动过后一定有点后悔，也会担心引来惩戒。如果皇帝此时竟然施恩于他们，他们一定感激涕零，不只可以得到他们未来的效忠，而且使皇帝的恩慈名声传扬在外。
不能说刘鸿训讲得没有道理，然而光是刘鸿训对皇帝原本的反应有意见，皇帝就不喜欢他了。新皇帝刚即位，刘鸿训觉得自己有责任告诉皇帝什么该做，但不管他说什么，皇帝的反应都是不同意。刘鸿训可能也有挫败感吧，就曾经对别人表示他认为这个皇帝还年轻不懂事，也不够有魄力。结果“帝闻，深衔之，欲置之死。赖诸大臣力救，乃得稍宽”。
明思宗朱由检
多严重啊！话传到皇帝耳中，皇帝非常生气，气到要杀刘鸿训，还要靠其他大臣尽力挽救，才终于放过他。刘鸿训此前已被流戍到北方代州，经此事后，就死在了戍处，再也没回来。
刘鸿训错在哪里？一错错在皇帝已经有看法时，还要表达自以为更聪明的建议；二错错在经常催促皇帝去做他还没想到要做或还没准备要做的事，表现得好像比皇帝还了解状况；三错错在竟然还敢在背后批评皇帝。
而这些错，是从崇祯皇帝高度自我中心的角度去判断的。这是明末最大的悲剧，皇帝的绝对权力此时掌握在一个高度自我中心的人手中。他自我中心的程度极端到只要意见从别人那里来，他的反应必然觉得不对，他无法赞同任何人。先入为主认定别人都不可能对，不可能提出比自己能想到的更好的意见，然后从中找问题，找出理由来否定别人的主张。
只要是刘鸿训主动提的，皇帝一定就先说“不对”“不要”“不应该”“不可能做”。而且对于别人的批评，如此自我中心的人不只是不能接受，还会将之上纲为仇恨，一份绝对无法原谅的错误。
拒绝别人的建议，不能忍受批评，这两项自我中心的特质，贯串了崇祯朝的统治。
轻信和多疑的矛盾结合
崇祯皇帝用过的阁臣中，得到他最大信任的，应该是杨嗣昌。崇祯皇帝还曾经感叹太晚才任用杨嗣昌。很晚任用，所以任用杨嗣昌时，流寇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
杨嗣昌规划了一个有名的策略来对付流寇，称为“十面张网”，以军队武力将流寇密密包围限制在一个区域内。要“十面张网”，也就是要动用军队，也就是“主战”，然而谁来带领军队呢？杨嗣昌负责攻剿流寇，但实际执行命令的人，却由不得他来选。
杨嗣昌的重要副手是熊文灿，他之所以崛起，是在福建沿海整治海盗有功。他运用的方式，是拉拢郑芝龙，消灭了刘香的势力。刘香被郑芝龙扑杀了，熊文灿就上疏报功。不过收到了报告，崇祯皇帝的反应却是怀疑刘香未死，所以派了一位宦官假借到广西采办，实则前去观察熊文灿，负责去调查刘香是否真的已死。
宦官受到熊文灿接待，相处融洽，一次在酒后，熊文灿拍桌说大话，指称“诸臣误国”，朝中这些人无能又犯错，才会让流寇变得如此不可收拾，顺道就表示如果交给他来处理，流寇鼠辈绝对不可能这样猖獗。他这番慷慨陈词太感人了吧，于是宦官对他公开了自己的密使身份，表示会对皇帝推荐熊文灿去打流寇。
如此一来熊文灿酒都醒了，赶紧一连串说出对付流寇的“五难四不可”，但太迟了，这位宦官特使对他那番激昂表态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临别前，特使问熊文灿，如果真有皇命，你接还是不接？熊文灿怎能说不接呢？当然只能表示不会推辞。视此为保证，特使到皇帝面前推荐熊文灿。到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熊文灿得拔擢为兵部尚书兼右副督御史，成为执行杨嗣昌计划的主要副手，负责布网围堵、剿灭流寇。
这段过程从另一个角度显现出崇祯皇帝的统治问题。一直换阁臣，因为他无法信任任何人。有着高度的疑心病。在这点上他和其他皇帝很不一样，是人格上的特质造成的。明朝皇帝握有绝对皇权，又有庞大的宦官系统可以运用来监督外朝大臣，在架构上保障皇帝不会受到什么威胁。所以万历皇帝可以罢工，一切交给系统自动运作，熹宗可以那么信任魏忠贤。然而崇祯皇帝却一反常人的态度，一般人是听到别人说的话，除非有特殊理由，会先接受其为真；崇祯皇帝却是不管听了什么，尤其是朝臣的上奏，除非有特殊理由，都先认其为谎言、假话。
所以他不相信熊文灿的报告，不相信刘香死了，一定要多一层调查确认。但他的个性中却又有另外一面，对于别人说已经发生的事，他充满怀疑，但对于尚未发生的事，他又经常抱持无理由的乐观态度，所以对于未来的计划不会花心思用力气认真讲究细节。因而得到了宦官特使的推荐，立即兴奋地觉得自己找到可以围剿流寇的人才了。把熊文灿放上这么重要的位置，并没有经过仔细的考校检验，就像他连任命阁臣都可以随便一样，才会17年内换了50个。这绝对是一种最糟的择人、用人方式，开始时如此轻信如此随便，等用了又处处怀疑，轻信和多疑矛盾地结合在崇祯皇帝身上。
85岁的明史大咖樊树志老师亲笔签名版《崇祯传》已在南翔书苑上架，崇祯是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末代皇帝。他不是昏君、除阉党、稳政局，安民心，本有中兴之相，却刚愎自用、自毁长城，他越作为，错的越多，最终让明朝走向灭亡。
自我中心与崇祯皇帝人格中深层的迁怒转移习惯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矛盾的个性？矛盾的性质在一项心理机制上统合了，那就是拒绝承担责任，本能地逃避责任。
我们从表面上看，这样的人一面轻信、随便任用人，用了又多疑以致频频撤换，他不累吗？难道不会学到教训，将多疑的态度转到用人之前来，与其用了却不断担心怀疑，不如先费点工夫，彻底认清楚这个人，思虑明白他到底是不是对的人选。
我们会有的疑惑，如果从深层心理上对于责任的抗拒来看，就能得到解释了。这样的人高度自我中心，到了绝对不能承认自己可能有错的地步。正常状况下，人经常因为自己做错了决定，感到懊恼而展开反省，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自我意识也就受到了打击。因而逐渐被迫明了，现实世界不是我能够完全操控的，不是我如何计划、如何想象，别人就会依照我的计划行事，事情就会依照我的想象发生。如此我们的自我受到了约束限缩，自我中心被其他因素侵入，以后就不可能再如此独断。
那么要是什么样的人，具备怎样的心理机制，才能抗拒其他因素侵入，一直保持高度的自我中心，目无外界现实？那就要不断地“迁怒”，深深相信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我之所以失败、之所以无法得到计划中的结果，不是我的计划有问题，不是我太一厢情愿想象，都是别人害的。
自我中心永远和“迁怒”的反应联结在一起，愈会“迁怒”的人便愈是自我中心；倒过来，要一直保有高度自我中心态度，这样的人非不断“迁怒”不可。孔子对人的道德修养有很多了不起的洞见，其中一项表现在以“不迁怒，不贰过”来称赞颜渊。
短短少少的六个字，却表达了那么细致的观察。不迁怒，指的是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有这样一份最诚实真挚的反省之意，那不是表现于外、对别人认错，不是迫于形势或为了挽回面子给自己下台阶而认错，是自己真切感受到违背了原则，必定如此认错，才能“不贰过”，不再犯下同样违背原则、违背良心的错误。
在日常心理机制中，人会倾向于维护ego（自我价值感），将许多力量从冲击ego的方向转移开。久而久之，这样的转移就成了习惯，“迁怒”便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转移。
崇祯皇帝的人格中，带着深层的迁怒转移习惯，认定别人是错误的来源，而以愤怒发泄表现出来。一个经常处于愤怒状况中的人，往往便是以愤怒为仪式，借着对别人生气，撇清自己的责任。都是你们胡乱来，都是你们不听我的，都是你们没有注意，都是你们不够认真……都是你们让我如此生气，于是造成这样错误的结果就和我无关了。愈是怕责任沾上来，就要表现得愈愤怒。
从“刑部易尚书十七人”看崇祯皇帝的责任逃避心理
高度自我中心反映在人格上，形成了权威人格，而不幸的，作为明朝的皇帝，他身上真的拥有绝对的权威。雪上加霜的，崇祯皇帝具备一定的聪明，可是他将聪明都运用在挑人家毛病上。别人说了什么话给了什么意见，他有足够的聪明可以听出、找出其中的不足之处；别人做了什么事，他也有足够的聪明立即想到做得不够周到的部分。
到处都能看见别人的错误，不断因别人的错误恼怒，不断运用他的绝对权威对人施以惩罚。如此他必然听不进别人的建议，而他做的任何决定，从他的角度看去，必然得不到彻底、完整的执行。他看不到任何自己的责任，也绝对不愿意承担任何责任，逃避责任成了他心理机制中的第一选择，一定要将责任推出去，推到别人身上，他才活得下去。
影视剧里的熊文灿
崇祯十年（1637年）听信一个建议任用了熊文灿，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十月，熊文灿被杀了。从史料记载上看，无论是人格、思想或行事风格上，袁崇焕和熊文灿都相去甚远，不过他们生命的终结方式却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因为担任总督时所犯的错误而被皇帝下令诛杀的。崇祯皇帝在位期间，另外还有郑崇俭、刘策、杨一鹏、范志完和赵光抃，总共7个人，都是因总督任内的错误而被杀的。总督的位阶多高、权力多大，能上到这种位阶的人没有多少，他们竟然都那么糟糕、那么无能？真的那么糟糕、那么无能，这几个人又是如何当上总督的？
看一下其中的郑崇俭。他是负责围堵张献忠势力的，成就很高，号称“未失一城，未丧一旅”，却因为在和张献忠部队对阵时，被指责撤兵过早，导致贼兵猖狂。皇帝于是立刻将他召回，马上下狱，很快判定“立决”，意思是甚至不等到传统上认定可以施刑杀的秋天，就如此迫不及待地将他处死。他是在农历五月初夏季节行刑的，离入秋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除了7个总督之外，崇祯皇帝还杀了11个巡抚，而负责审讯、刑杀这些人的刑部呢？《明史·易应昌传》中算得清清楚楚：“帝在位十七年，刑部易尚书十七人”，平均一年换一个刑部主事者。第一任是从熹宗朝留下来的，因为属魏忠贤的党羽，所以被撤换被诛杀，有道理。第二任是苏茂相，他从兵部尚书高升去当阁臣，不过才任职半年就被罢免了。第三任王在晋还没正式上任，皇帝就改变主意将他调到兵部去了。第四任是乔允升，和前面说到当阁臣的刘鸿训一样，在任内被遣戍流放。
下一个是韩继思，因皇帝对刑部议狱的结果有意见，他就被革职了。然后接任的是胡应台，他在史书中得到正式的记载：“独得善去”，竟然能够好好做完刑部尚书没有出事，多么难得！
下一个是冯英，和乔允升一样，任内犯错流放。下一个郑三俊和韩继思一样，“坐议狱”，但不只革职，还因而坐牢。再来的刘之凤也“坐议狱”，可是一个遭遇比一个惨，不只革职、不只坐牢，还被判处绞刑，在行刑之前就病死于自己曾掌管过的牢狱里。
甄淑“坐纳贿下诏狱”。再下一个李觉斯又“坐议狱”，不只革职，还削去士籍，科举功名与官员资格都没了，但至少保住一命，也没有坐牢，还算是待遇较佳的。再下一个刘泽深，任期很短就病死在任上。再下一个郑三俊任期也很短，改派到吏部去。他这是第二次做刑部尚书。再下一个范景文刚任命还没上任，又改派去工部。下一个徐石麒，也是“坐议狱”。
接下来是胡应台，皇帝第二次要他当刑部尚书，他“再召不赴”，绝对不肯当。所以换成张忻来当，到他当刑部尚书时，李自成攻陷北京城了，他成了明朝在北京的最后一任刑部尚书。
85岁的明史大咖樊树志老师亲笔签名版《崇祯传》已在南翔书苑上架，崇祯是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末代皇帝。他不是昏君、除阉党、稳政局，安民心，本有中兴之相，却刚愎自用、自毁长城，他越作为，错的越多，最终让明朝走向灭亡。
罚远过于罪，试验自我权力的界限
整理这份名单，最惊人的是其中那么多人获得的罪名都是“坐议狱”，这又是让我们深入了解崇祯皇帝的一条线索。刑部的主要职责就是断狱，刑部尚书不“议狱”那要干吗？他做他被交付的工作，然而只要他做出来的决断和皇帝想法不一样，皇帝就追究他的责任，严厉惩罚他。
一任又一任“坐议狱”，我们不免好奇，这些人都是笨蛋吗？没有基本的政治敏感度或缺乏基本学习能力吗？看到前任“坐议狱”被罚了，难道他们不知道或不会揣摩上意，为什么又做出会冒犯皇帝的“议狱”结果来呢？
不可能这些当上刑部尚书的都是笨蛋，也不可能接连几个人都不知道要靠揣摩上意来保护自己。那么唯一剩下的可能性，是他们知道要揣摩上意，他们也努力揣摩上意了，然而怎么揣摩都得不到上司的认同，都还是惹崇祯皇帝生气了。
这位绝对权力者，有着完全不可测的态度，你这样判会惹怒他，但并不表示你反过来判他就会同意。他运用权力的主要方式，就是表现他的不同意，他高于任何人的判断，并且对于他认定的错误，无限上纲施加不相称的严厉惩罚。他不只挑剔、苛刻，他看所有的人都不顺眼。
他决定的罚远过于罪。“乱世用重典”是基本的原则，崇祯年间，社会上是开始乱了，不过官僚体系并不乱，而皇帝动用重刑处罚的，不是流寇，不是女真，那些他根本抓不到处理不了，他罚的甚至杀的，是自己的大臣。
如果说他的朝中真的有很多桀骜不驯的大臣，必须严格规范不然就会滥权乱政，那还的确需要用这种方式恐吓约束他们。然而崇祯皇帝面对的，明明就是已经在绝对皇权下被深度洗脑的一群人。正因为他们已经被深度洗脑，崇祯皇帝才能要换就换、要杀就杀，换得那么频繁，杀了那么多高官。
很明显，崇祯朝诛杀那么多大臣，不只是杀袁崇焕，不只是没有国家治理上的道理，甚至从巩固统治的角度看，也没有任何意义。崇祯皇帝和万历皇帝一样，从来不曾有过任何统治权力的危机，不曾有任何因素威胁到皇帝的绝对权力地位。
所以对于他的行为，只能从个人心理状态上去解释。那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绝对状态，他眼中坚持绝对的是与非，而自己必须、必然是在对的那一边。他确认自己存在的主要方式，是不断试验自己握有不容任何人否定、反抗的权力。
扩大来看，崇祯皇帝的风格，在历史上不完全是特例，而是绝对权力者的共同人格倾向。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必须理解自我权力的界限，你知道哪些是你可以规定、可以决定的。在这一小块区域之外，都是你的权力所无法触及之处，你只好听别人的，只能被动接受。然而绝对权力者生活中没有这种固定的界限，因而有了对他们的持续诱惑—去试探难道有什么是我不能做的？我的权力到底有什么限制？我真的什么都能做吗？会不会有什么事情是我不能做的？
绝对权力者感染了一种神经质，不断去试验权力的边界，崇祯皇帝身上明显有这样的神经质反应。在位17年，比起他的祖父万历皇帝，他勤奋百倍，做了很多事，光是不断的人事调度，任用这个、罢黜那个，加上流放这些、诛杀那些，就够他忙的了。他很忙，然而他做的所有事情都很草率。
三饷并征，崇祯君臣给李自成的大礼
和明朝最终灭亡关系密切的一件事，是“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这是因应三项特殊开支而来的加赋。辽东问题需要钱，围剿流寇需要钱，各地练兵需要钱，原本就极度不稳定的国家财政当然无法支应。
“辽饷”是熹宗时便已经开征了，“剿饷”和“练饷”是崇祯皇帝时再增添的。“三饷”给予农民很沉重的压力。看一下崇祯十年所定的“剿饷”，共分为四种方式来增加国家税赋收入。
第一种是“因粮”，按照原本要缴的实物征收提高比例。第二种是“溢地”，用土地面积来计算，有多大面积的土地就必须添缴多少钱粮。第三种是“事例”，那是卖身份，朝廷将监生的身份资格卖给有钱人，出得起钱的人就能够捐得监生地位。第四种是“驿递”，借由撤销一部分驿站系统省下来的钱。这四种办法加在一起，称为“剿饷”。朝臣将办法呈给皇帝，皇帝的反应是：这样人民会很苦啊！不过他的体恤得到的结论不是：那就不要开征吧，也不是：那就另外想别的办法；而是：“暂累吾民一年”，那就只征这一年吧！一年过去了，“剿饷”没有废除，而是下令减半征收。但减半了朝廷费用不足，于是另外开征“练饷”，表示将练兵的费用另外分出来，从土地上征收。大臣给皇帝的说法是，地主都是有产业有财富的人，依土地征收只影响到这些地主。
然而接下来在以“剿饷”数额为基础计算“练饷”征收额度过程中，为了增加“练饷”，又将本来减半的“剿饷”恢复全征了。所以加了“练饷”却没有减“剿饷”，实际上是“三饷并征”，因为分成三种不同的稽征方法，大幅加重了官僚体系的负担，以至于无法核实，必定在过程中产生许多弊端与不公平，除了增加负担之外，还导致更强烈的民怨。
崇祯皇帝对于人民的照顾，停留在心情上，不会落实在行事上。征一年、减半征、多征“练饷”、恢复全征，过程很仓促，不规划不讨论，也在皇帝面前无从规划无从讨论，都在忙碌中快速定案。
于是流寇新建的政权，光靠一个“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就突破了原来占领的地区，扩张到更广大的范围。这是崇祯君臣送给李自成的大礼，不顾人民感受草率加征钱粮，以至于人民觉得只要可以“不纳粮”，其他什么都可以接受了。
李自成
“三饷并征”显示国家财政进入危急状态，不过与此形成对照，全面参与决策的皇帝，却从来没有表现过要用什么方式共体时艰。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长久的惯例，遇到国家困穷时，皇帝会象征性地减少宫内开支，或是将属于皇室的收入、财产部分捐赠出来。
然而遍查史料，一直到明朝灭亡，崇祯皇帝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他的自我中心使得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他的朝臣匍匐在绝对权力之前，也不敢提醒他、建议他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整个国家都是他的，而他自己的还是他的。在这样的心态下，要处理解决明末乱局，显然是不可能的。
流寇攻入北京城，在煤山上吊自杀前，崇祯皇帝留下的最后遗言，仍然是在为自己开脱责任，说：“皆诸臣误朕。”（《明史·庄烈帝本纪二》）弄到亡国了，依然所有的错都是别人的，和他无关。尤其是令人心寒的这个“皆”字，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除了自己不能有任何责任外，朝臣没有一个不是坏蛋。这最精确地反映了崇祯皇帝的极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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