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泽石所著《1949 我不在清华园》，出版于2003年，至今未见再版。这部书稿，当年出版时比较艰难，用党史大家龚育之的话来说是，属于“有钱的人不想读，想读的人没有钱”一类。一句话，属于出版社认定赔钱的书。几经周折，张可能承诺自己发行吧，书还是出版了。相比张的《战俘手记》，这本书的阅读范围并不广，值得推荐给读者。
关于张泽石
作者张泽石，是一名“川娃子”，17岁考入清华大学。在清华两年多时间内，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其后到解放区接受敌后工作训练，回到家乡四川从事地下武装斗争。1951年2月，随所在部队入朝作战。在著名的180师，第五次战役时被美方俘虏。
张泽石在清华上过学，大概是俘虏中唯一懂英文的人。他的革命信仰，使他拒绝了美方要他解除战俘身份当美军雇用人员的邀请,坚决同其他战俘一道，被押赴釜山集中营，后来又转到巨济岛集中营。
在两年多的被俘生活中，他把地下党的一套本领拿出来对付美国兵，组织地下党支部，成立“爱国主义小组”和“共产主义团结会”，抗争不屈不挠。他也被美方升级为“战犯”，关进“战犯战俘集中营”，直至板门店停战谈判达成协议，才在最后一批被遣返。
张泽石是遣返俘虏，这种身份印记，犹如霍桑笔下的《红字》，其后他经历过的坎坷不必多言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读他的《战俘手记》。
2000年，张泽石给我所在的杂志投稿，我们有所交流。正是这次交流，我得知，他后半生的精力几乎都放在寻访被俘的同胞上，并撰写这段被俘的经历。我很感动，也很钦佩他。
在1949年后历次的审查中，被俘过而幸存下来的人，总是每每遭遇这样的质问：“你为什么活下来？”在这样认真、真诚而又严肃地以组织的名义的发问面前，活下来的人就成为一些人永远的耻辱，成为他们以后无法昂首挺胸做人的一个主要原因，并且延及子孙。
《智取威虎山》里有一个情节，座山雕最不能容忍被俘过的手下，因此栾平不敢说出他被“共军”杨子荣审讯过的事实，终于被杨子荣处决。前苏联有一部长篇小说《叶绍夫兄弟》，其中也有一个人物，被俘而不是战死，就永远抬不起头来，他的情人也因此宁愿长期住在集体宿舍而不与他结婚。小说里的情节，几乎是张泽石本人的写照。
现今看来，这样的心态是不是代表一种正确的思想，值得我们画个问号。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有其公众认同的合理性。
这里，且不说那些浴血过来的前辈所拥有的这种心理，即像我这样远离战火，“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所受的教育来说，浑身打满的仍是这种“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的烙印。
在我们接受知识的开始，首先学的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那个叫王杰的同志成为一代人向往的榜样。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让我们都恨不得有一个光荣的死——伟大的生是赶不上了。
红色的英雄们都把死亡看得像回家那么简单，“视死如归”成了小学课本上的词。我们学的不是这个词，而是一种畸形的价值观。我们读的书都在教育我们，一个壮丽的死亡比平凡的生命的更有价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些逻辑是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这代人无一幸免。更何况张泽石这一代人。
在我看来，张泽石所做的一切，是还他以及他的“俘友”们在历史上的清白；更重要的是，他在改变我们这一代人对生命认知的观念。
当然，感动的不只是我。
2011年12月18日，《看历史》杂志和腾讯网主办的“国家记忆2011——致敬历史记录者”论坛和颁奖仪式，他以《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60年回忆》，被授予最高荣誉奖“年度特别致敬”。我参加了这次会，还记得他的答谢词，还记得他说出“希望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来从事将历史苦难转化为精神财富的工作”的表情。
我还记得，这一年他还成为央视“感动中国人物”的候选人。
无论是“致敬历史记录者”奖，还是“感动中国人物”备选，这些活动是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在操办。我想，操办者把奖项给了张泽石，大致和我一样的心态：张泽石的作为，在变革我们对于生与死的那种固有的观念。
一个值得学术界去关注的问题
战争年代，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中共都在不断地发展壮大。根据地发展党员，有一套基本的流程，梳理起来不太复杂。但是，在国统区，中共是如何发展党员的？倒是一个值得学术界去研究的问题。
为什么值得研究？
第一，是对于这方面系统的研究似乎还不多见，值得引起学界去关注。
第二，国统区发展的中共党员，在国共内战时期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后，地下党的情报以及各种被地下党策动的投诚，有时候是一场战役胜负的关键。
第三，国统区情况复杂，中共党务系统都处于秘密状态，大多是单线联系，但多个单线总要汇总到一个总线，是如何选定一个可以发展对象的？我们并不清楚。尤其是1949年后原国统区党员（基本统称“地下党”）所处的地位所致，本来可以说清楚的，也看不到相关的档案资料了。
要研究，多半只能通过阅读个人回忆录来搜集资料。张泽石的《1949 我不在清华园》，提供了一个梳理线索。
张泽石是这样成为一名党员的
张泽石进入大学，随着学校参加过沈崇事件引发的抗暴游行，但那是随大流的行动，不能往觉悟上靠。组织上开始与他接触，是在1947年寒假的一个读书会。读书会的组织者、张的同学张泰山、杨昆、吴加义等，有的是中共的一员，有的是中共外围组织成员。这个读书会，读的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等，读书会的地点，有时候是在历史学家吴晗家里。吴晗虽然身为民盟，但与中共的联系不言而喻。
这类性质的“读书会”，大致应该是中共组织发现和培养组织成员的一种必备的考察手段。显然，张泽石合格了。
合格了后，他也就获得了组织的信任，他的生活和学习上也得到了这些同学更多的关注和照顾。书中讲到“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时，他的同学史春拉着他去城里给在天津《大公报》的傅冬菊，也就是傅作义的女儿打电话，让她通知天津的学生一起行动，就是组织信任的一种表现。
第一步合格后，开始了第二步。张泽石的同学杨昆又介绍张加入到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其实，这类的“同盟”是掩国民党特务耳目的说法，实际上就是中共的组织。
张加入“民主青年同盟”后，由于能歌善舞，排演了类似《兄妹开荒》等节目，且表现很积极。
应当说，“民主青年同盟”之类的机构，也是筛选组织成员的一道坎。之所以用“外围组织”的说法，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一旦被考察的人员出现异常，也可以更有效地保护组织。
如果说“读书会”是发现培养目标的话，“民主青年同盟”就是考验个人表现了。张也合格了，不久就被正式接纳为中共党员。吴加义为他举行入党仪式时也明确说：他已经是党员了，但此前并不能告诉张。
张泽石入党后，却离开了清华。这就是他的书定名为《1949 我不在清华园》的由来。
在1948年6月，在组织的安排下，张泽石闯过封锁线到解放区去接受敌后工作训练。在华北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上，朱德总司令和聂荣臻司令员和他谈话。经过训练后，张受党的派遣回四川。此后，在四川大学组织剧艺社开展学生运动，到农村去开展地下农民运动，从事地下武装斗争，成立川康边游击纵队，阻击国民党军队退往西康，同大军会师，迎接四川全境解放，协助征粮和清匪，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张泽石能够被选定去培训，一方面表明，中共组织已经视他为优秀的人才——并不所有入党的人都可以到解放区接受培训，另一方面也显示出那时中共组织的远见。
1948年六七月间，尽管国共内战还没有向边远地区推开，但是解放大西南早已在中共的蓝图上了。提早两年，就要在西南区域加强中共地下组织的力量。此外，在朱德和聂荣臻与张谈话时，当知张是学物理的，他们特意说：学物理嘛，将来建国用得着啊。但张当时没有听懂和听从这个意见。当时也在清华的龚育之读到此处评论说，这是将军的远见。他说：北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招生，清华的许多同学都想很报名，不想失去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最后斗争”的机会。但是，党決定，学理工的一律不让走。要留下来学习，准备建设。
从朝鲜回来后的张泽石，命运坎坷，直到1980年代才算能够活得尊严点。此后，他成为了作家。但是，《1949 我不在清华园》以及《战俘手记》，不是文学创作，“而是自述历史”。龚育之评论说：“他是为历史而写，为总结历史的教训而写，为研究历史悲剧的社会原因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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