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依旧是一封信，文化学者张秋平写给她女儿李少荪的一封信。这一次，说的是旧时代的上海租界的由来。
而今天，2023年11月17日，是上海开埠一百八十周年纪念日。
少荪，你带着我走过旧上海
文丨张秋平
2023年暑假，我原本想让你好好休息两个月。少荪，你虽然才初二，学业实在辛苦，我颇有点舍不得。没想到，你给自己制订了一套繁复详细的学习规划，包括自我补课尤其是物理和化学、游泳训练、钢琴练习，比正常上课时还要劳顿。
你甚至悄悄地写了一篇小说。
直到你说，你要去上海City Walk，我才觉得，你对世界的认真和兴趣，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然后，你拿出了一份计划（或者说是自己初步想法）给我。
我听你说要去上海，觉得咱们无非是外滩走一走，和平饭店喝杯咖啡，福州路兜兜书店，便可以回苏州了。没想到，你的计划面面俱到。我还记得开篇是这样写的：
“我想沿着外滩一路走去，经过各国在公共租界建造的大楼，这些大楼的集合被称作万国建筑博览群。风格迥异的建筑，有巴洛克式、爱奥尼克式、东印度式、哥特式、古希腊式……各式各样的造型，搭配在一起却毫无违和感，愈发相得益彰。”
于是我说，少荪，这次我跟着你走，让你带着我走过旧时代的上海。
老城厢
8月10日一早，我们搭宁沪城际线到上海火车站换乘地铁。原以为会直接去南京路，没想到你带我来到了南市老城厢。我猜，你可能已经知道了，老城厢是所有上海的起点，古上海、旧上海、新上海。
我们出了地铁站，首先到豫园。倒不是对商城有什么兴趣，而是来著名餐馆绿波廊品尝海派点心。
我知道这家餐馆，还是在很小的时候看到的一份杂志，说1973年，西哈努克亲王游览上海老城隍庙，坐下来歇脚的时候，当地国营饮食服务公司的几位点心司务给他烹制了味美绝伦的十四道点心。
六年后，饮服公司以这几位司务为主理，创办了绿波廊餐馆。1998年夏天，这家店迎来了访华的美国总统克林顿。
我们来得算很早，绿波廊里已经是人头攒动。座位是没有了，只能领排队的号码牌，那位美丽高大的前台经理说，起码要等一个钟头。于是出门闲逛，眼前就是上海老城的核心部分，老城隍庙。说起来，这儿在三四十年前是长三角的小商品集散中心，那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义乌呢。
我看着九曲桥和湖心亭。想跟你说，以前湖心亭前有一尊铜像，主人叫李平书。上海以华人而树铜像的，只有李平书；公共租界道路以华人命名的，只有虞洽卿路（今西藏中路）。
李平书、虞洽卿、西藏路，我们有很多故事可以了解。我想，要趁着你我都有空的时候，让我们细说从头。
绿波廊终于有餐位了，我们狠狠地点了好多菜肴和点心。果不其然，价格昂贵，滋味平淡。我们商量过，上海其实是美食之都，许多小店都有丰盈的料理。但还是要来老城厢好好感受一番。
上海成为一座县城，大概是元朝。其时棉纺织业发达，到明朝，松江棉布之衣被天下（松江是同苏州平级的府治，府下设州县），贩运松江布的，就是上海县商人。
明朝中叶大航海时代到来后，上海县人热衷于通过日本商人同西班牙、葡萄牙商船进行生丝和瓷器生意，松江布的贩运渐渐落到了苏州东西山人的手里。少荪，这就是洞庭商帮的由来。
为防止倭寇侵扰，上海筑起了城池。现在上海地图上还有老西门、小东门等地名，没错，那就是当年县城城门的遗迹。
县城的东北角紧邻黄浦江，滩头是当年十数座上下货码头。
到康熙年间，清廷开放海禁，上海的航运事业更加风起云涌。后来逐渐形成两条规矩。一个是风险投资。由钱庄出资建造平底沙船，再出钱采购货物，让船主以黄浦江为中心，向北航行至关东，向南航行至广州。
一条沙船的建造和押货，起码要四五万两白银。如果航行成功，收入有好几倍；如果遇到海难，船主和钱庄一起破产。
另一条规矩是结算模式。整个东南沿海在结账时，既不用西班牙银元，也不用朝廷的库平银，而是制订了独特的规元银制度。少荪，这说起来太复杂了，这样理解吧，这个规元银记账单位，一直用到1930年代发行法币，绵延了二百年之久。
上海县城在清朝前中期一直是中国东南沿海的航运中心和金融中心。
上海县受松江府管辖。但府署实在太远，上海又重要。后来清廷就规定，驻于上海县城的苏松太道直接管理上海，并管理江海关。
道，介乎于省和府之间的行政机构，平时不理民事，负责一些专门事务和监察工作。道的官员叫道员，尊称道台。江海关则是“江南海关”的简称。
这个江南不是地理或地缘名词，少荪，你要记住，清初将江南省分为江苏和安徽，但名目还在。但凡你看到江南字样，就该知道，这个衙署由两江总督直管。
所以。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作为道台他受制于江苏巡抚，作为海关负责人他受制于两江总督。这反而显示出其位高权重。事实上也是，后来同外国人交涉租界事务的点点滴滴，都是由道台决定的。由于他主要管理上海，所以一般历史上叫他上海道。
一百八十年前，上海道衙署，来了一群英国军人。作为英国全权特使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的代表（璞鼎查后来是香港第一任总督），他们要和道台谈一下租界事宜。
在1843年，如果我们以老城隍庙为原点，向南过一座桥是馆驿（县政府招待所），馆驿边上就是上海县署。再往西南过一座桥，走五六百米，即为道台衙署。鸦片战争后，同洋人的交涉，都在这儿办理。
当时的上海道台是宫慕久，他七月份才到任。这位山东东平人三十出头中举后，几次会试都没有成进士。他能力超强，在朝廷针对举人九年一次的“大挑”面试中，得中一等，被分发到云南边疆任知县。
少荪，宫慕久在基层官员中真是个传奇人物。他不过是知县，所谓“七品芝麻官”，竟然因治绩卓著，被道光帝召见了两次。
上海开埠之际，道光帝亲自勾选，将在云南任知府的宫慕久升任上海道台，专门办理涉外事务。在皇帝眼里，无论是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还是东南海疆的洋船洋人，都是令人头痛的蛮夷，既无法弹压，只能羁縻。宫慕久是羁縻西南蛮夷的能吏，那么对付英吉利蛮夷，想必也是个中好手。
11月8日，在上海县城东门南侧的道台衙署，宫慕久接见了英国第一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
清朝没有外交的概念，甚至没有清晰的领土和主权概念。这些外国人，服我的就是藩属，不服我的就是蛮夷，所以才派宫慕久来应付开埠事宜。
英国当时作为世界第一强国，当然有着完善成熟的外交体系和外交政策，但是，这位新任上海领事，却是没有一丁点外交知识和外交经验的职业军人。
巴富尔是英国驻印度炮兵部队的上尉参谋，当年才三十四岁，却已在军队里服役了二十年。可见他所有的知识和经验都同外交没有关系。少荪，我们迄今也不知道，为什么璞鼎查会将他任命为首任驻上海领事。
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起点不在鸦片战争，在落实为结束鸦片战争而签订的《江宁条约》。从事实来说，条约中的割地赔款是“短痛”：香港，一座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岛；二千多万银元，对于偌大的清帝国的财政收入更加不算什么。
关键是五口通商这个“长痛”：这些讨厌的外国人就此永远出现在中国的城市中了？如何将五口通商落到实处，让中国人不觉得丧权辱国的羞耻，英国人也不觉得中国违背条约，这对中英双方都是巨大的难题。
五口，五座通商口岸。事后诸葛亮来看，英国在厦门、宁波和福州的经营很不成功。而广州多次拒绝英国商人进城，被英国认为违背条约，这也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要原因。少荪，我这个说法来自《清史稿》，二鸦战争爆发后，中国士大夫最厌恶的倒不是英国侵略者，却是屡屡瞒骗敷衍英国人的两广总督耆英。这是后话。
上海，是落实五口通商最成功的城市。这固然在于上海不过是小县城，距离中国东南的政治中枢江宁和经济中枢苏州还很远，不像广州是座省城，牵一发而动全局。
上海也没有足够稳定的士绅阶层。在清朝，士绅阶层往往是城市真正的统治者，地方官莅临治理，如果没有这些士绅的配合，可能官都当不下去。上海居民以商人尤其是外贸商人为主，对外国人有着天然的亲和力，而淡漠于华夷之辩。
清廷严阵以待，也不过把英国人当成难缠的蛮夷。璞鼎查对眼前这方神秘之地则充满了想象力，他要用巴富尔身上那种军人独有的侵略性和冒险精神，来为大英帝国在远东开辟一片新天地。
少荪，这只是我的猜测，不知道对不对。
反正，1843年11月8日，当宫慕久和巴富尔开始谈判的时候，双方可能都模糊地感知到，一个大时代即将来临。
巴富尔是昨天到的，他乘坐的麦都思号军舰就停在县城东门外的黄浦江金利源码头。他见宫慕久只带了三个人，翻译，军医兼助理，秘书。双方谈得心情愉快，宫慕久内心如何判断巴富尔的，这不得而知，巴富尔对宫慕久赞不绝口，事后称他性情温和，目光远大。
其实，宫慕久几乎拒绝了巴富尔所有的重要提议。当时英方有两个要求，一是进入上海县城居住通商，一是得以购买上海的土地。《江宁条约》第二款写得很清楚：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
如果不购买土地，“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何以能寄居上海港口？如果不进城，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何以能“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
少荪，这是意料之中的，双方一上来就弄僵了。
英租界
在绿波廊吃完饭，已经是下午一点钟了。烈日当空，我们慌不择路地在豫园商城中游走，还吃了一份光明冰淇淋。我问你下一站去哪里，你带着我截到一辆出租车。你对司机说，去外白渡桥。出租车，上海人叫“差头”，这其实是洋泾浜英语，“Charte”的上海话转音。我蓦然想起什么，问，少荪，你知道什么叫洋泾浜吗？你困惑地摇了摇头。
外白渡桥横跨苏州河，我们下了车，站在苏州河南岸，右边是黄浦公园和“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的黄浦江，左边就是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
其实，单就黄浦公园来说，我们讨论的话题就很多，比如那块著名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告示牌是否真的存在，比如巴夏礼铜像的树立和拆除的意义。
但首先，少荪，在参观黄浦公园、外滩和外白渡桥之前，我想让你看一座建筑，原英国驻沪领事馆。那儿晚清叫李家厂，现在叫“外滩源”。没错，那儿就是整个上海租界的源头。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建成罗马的规划，却是一天之内确定的。确定上海英租界这个规划的人，并不是巴富尔，而是宫慕久。
宫慕久个性谦恭守礼，即使去拜访外祖父，也必须在村口就下马，步行二里路登门，以示孝道。他廉洁清澈，身无余财，以致回乡探亲，妻子总是气得避而不见。他此时已经五十五岁，游宦边疆二十年，确实是将英国使臣看作蛮夷，峻拒的同时，也会给这些蛮夷指出一条出路。
他的手指戳了戳地图上的外滩，对巴富尔说，今后，你们就定居在这里吧？这儿，就是你们的Settlement（通商场）。
少荪，这只是我想象中的情景再现，不过，当时的情况也差不多就是这样。
黄浦江是一条大河，有河就有河滩，码头在此建筑。上海人习惯将县城东门外的河滩称作里黄浦滩，简称里滩；将下游人迹罕至的城郊河滩称作外黄浦滩，简称外滩。
里滩遍布码头，从码头到城墙的那一片地上，洋行林立，大多由广东商人开立。宫慕久甚至不愿意巴富尔设领事馆于此，他想让这些英国蛮夷走得越远越好。
他大方地将外滩内的八百亩地划给英国人，东到黄浦江，南到洋泾浜，北到李家厂南，西界没有勘定，反正八百亩范围内就行。洋泾浜是县城北门外的一条小河，通黄浦江。李家厂的厂，意思是货物堆栈场，苏州河南岸的一片仓库。李家厂土地平整，已经夯实，他建议巴富尔，今后也可以租下来，在那里造一座英国领事馆。
上海县城很小，大概才二平方公里，因外贸航运繁荣，住了三十万人。巴富尔也觉得再挤进去很不方便。既然有八百亩土地那么多，虽然在城外荒滩，毕竟相距城市也并不是很远。
巴富尔提出了第二个要求，能不能将这八百亩地由英国政府买下来？宫慕久回答了八个字：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他的理由有理有节，他说，从未有过一个政府到另一个国家购地的先例。不过，这八百亩地你可以租下来，而且是永租，今后使用权永远是你们的，原田主永不加价。其实这种租佃方式早已长久地流行于江南，地主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将土地出租给佃户，佃户则永远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且不管旱涝丰歉，租米不变。
宫慕久提出，英国人租地，向这八百亩地的地主承租，同清廷无关。
宫慕久这些做法极为高明。他隔绝华夷，不让英国人进城，但也让他们自得地拥有了一大片土地。土地的租让完全符合当时的惯例，这些洋人只是上海城郊地主的佃农而已。并且，政府只是这场交易的中立的保护者，并没有法律和政治责任。
所以，苏抚、江督后来非常痛快地批准了这些商定。道光帝对这样的结果也极为满意，觉得自己所托得人，没几年就将宫慕久升职为江苏按察使。
巴富尔提出了第三个要求，在外滩租地尚未建设完成的这段时间，他要在上海县城内设立英国领事馆。这个要求又被宫慕久以华夷不得同处为由，一口拒绝。
那我们怎么办？巴富尔怒气冲冲，他向宫慕久吼道：
我这就找一座庙宇，在院子里搭帐篷去！
会谈终于不欢而散。
少荪，这些都是当事人留下的回忆录资料里的生动场景。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有点扑朔迷离了。
巴富尔一行刚走出道台衙署，迎面走来一位衣着整洁中年男人，看打扮是富商。他对巴富尔说，我在不远处的西姚家弄有一座大宅子，可以租给贵国设立领事馆。
由于史料的缺失和矛盾，我们今天连这位富商的姓名都无法确定。只知道他是广东人，之前在广州同外商有贸易关系，得知上海即将开埠，就到东门外码头内开设洋行，并在城里买下了一片住房。
少荪，很多年前去上海，那时候还有南市区，我站在西姚家弄48号，发觉离知县衙署很近，离道台衙署倒有点远。这儿现在是一座小学，董家渡路第二小学，之前的遗迹荡然无存。很少有人知道，英国驻沪领馆的第一站，是在这儿。
就在西姚家弄48号英国驻沪领事馆，领事巴富尔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宣布：上海开埠。
接下来，巴富尔的生活好像进入了多维度的量子幻境。
公务上他非常顺利，同宫慕久持续谈判，租借土地事宜逐条落实。巴富尔的中文翻译麦陀思的父亲，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老麦陀思来到上海，他一来就做了两件事，开设印刷所印制《圣经》，以及修筑墓地——少荪，你看，洋人也慎终追远。沙逊、怡和等洋行一家家在外滩设立。
此时，美国同清廷签署《望厦条约》，决定在上海设立租界。上海只有一名美商吴利国（Henry G. Wolcott），即被任命为第一任驻上海领事。
他在英租界旧纤道（今九江路）设立领事馆，并升起星条旗。巴富尔提出抗议，说这是大英帝国的商民居留地，其他国家不能宣示权利。吴利国置之不理。巴富尔转而求助宫慕久，要他主持公道。宫慕久照会吴利国：
“在指定准许英商租地之区域内，除英国人外，其他各国之人民均不得悬挂国旗。”
吴利国只能转而谋求单独的美租界，他将目光投向了已有美国传教士设立教堂的苏州河北岸的虹口。
你看，少荪，这时候英美两大列强产生矛盾，还要上海地方官主持公道呢。
巴富尔公务的顺畅，同私人际遇的糟心，形成了极大反差。他每次走在县城，都有一群孩子跟着大喊：看鬼子啦！看洋鬼子啦！麦陀思向他如实翻译了这些上海话的意思，让他很不愉快。更有甚者，他的西姚家弄的领事馆经常有推门而入的陌生华人来探头探脑，后来他隐隐约约听说，这些人能进来，是特意向房东交了钱来看西洋猴子的。
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有历史学者研究，认为这一切都是宫慕久的布局。一方面，他知道英国人必然需要领事馆，这既是条约规定，也是人之常情，总不能真的叫巴富尔到寺庙院子里去搭帐篷吧？所以那位富商出租房屋给英国人，其实是他安排的。
另一方面，他总是觉得必须华洋隔绝，英国人决不能长久地留在城里。于是他制造了许多华人对领事馆不善意的骚扰。这些骚扰如同蚊蝇嗡嗡，令人烦不胜烦却也不至于翻脸。
就这样，巴富尔忍了两年后终于决定自己建造领事馆。他租下租界北境的李家厂一百三十亩土地，开始建屋。这就是今天苏州河南岸的“外滩源”。加上之前的八百亩，1846年九月底中英双方勘定，英租界共有一千亩。
这是巴富尔最后一次同宫慕久公务会面，他上个月已经辞去了英国驻沪领事的职务，等着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来接任。
英国外交部坚决反对他出城建造领事馆，认为这违背了《江宁条约》中“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的规定。所以外交部训令驻华公使，要求不得支付驻沪领馆的租地和建造费用。巴富尔大为惊骇，当下辞职。
少荪，你看，同样对于上海英租界的设立，中国方面其实是满意的，所以宫慕久升职；而英国方面显然不得其志，所以巴富尔辞职。
1844年深秋，法国全权特使剌萼尼（Marie Melchior Joseph de Lagrené）与清朝两广总督耆英签署《黄埔条约》，规定法国商人也能在通商的五座口岸“听其租赁房屋及行栈贮货，或租地自行建屋、建行”。
法国外交部任命敏体尼（Louis Charles Nicolas Maximilien Montigny）为首任法国驻沪领事，让他来具体落实。
敏体尼也参与了条约的拟订和签署，然后就回国了。刚到法国就被任命为驻沪领事，于是又出发往远东，到1848年初才抵达上海。此时清廷因剌萼尼所请，废止雍正二年对天主教发出的禁绝令，天主教会得以在中国公开活动，敏体尼所落脚设馆的，正是县城北门外洋泾浜南岸的天主教南京教区教堂。
此时，有个在广州经商的法国青年雷米（Remi）找到法领馆，要求租地。当时中方主官是护理上海道吴健彰。少荪，清朝官制的“护理”，是阶位低的官员暂时代理较高的职务，权限不足，所以吴健彰推诿说，你们可以到英租界找一块地。英国领事阿礼国莫名其妙，一口拒绝。
到九月份，麟桂接任上海道台。这位满洲镶白旗人之前是浙江的宁绍道台。在宁波处理同英国人的口岸通商，他得心应手，维护了中国主权，洋人也非常满意。因此道光帝十分放心他来上海折冲樽俎。
麟桂让雷米直接同地主洽谈。地主开出一亩地租金三百元的高价，地面上的房屋还要另算钱。当时英租界的地租是八十元一亩，敏体尼觉得这样法国人太吃亏，于是同麟桂商量，要把从洋泾浜到县城北门的土地都整租下来，形成法租界。
工部局
少荪，我们从外白渡桥开始，探访过“外滩源”英国领事馆旧址后，你带着我一路向南，一直走到延安东路。你也意识到了，说，为什么同样是外滩，一过延安东路，就不再有万国建筑群的气派了呢？
你很敏锐。延安东路就是被填平的洋泾浜。洋泾浜以前是英租界和法租界的界河。英租界的核心在外滩，所以英属外滩建筑气势宏伟；法租界的核心则在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所以在法属外滩殊无建设。
当时混迹于洋泾浜的华人都会讲几句英语，这种中式英语东拼西凑，单词和语法都令人失笑，所以后来“洋泾浜英语”有鹦鹉学舌的意思，“洋泾浜”成了外行充内行最终搞砸事情的代名词。
敏体尼向麟桂提出了大胆的设想，他说，英租界既然有一千亩，法租界也要这么大，具体四至，北面到洋泾浜，紧邻英租界，南面到护城河，紧邻县城，东面到黄浦江外滩，西面到关帝庙诸家桥。
阿礼国得知这个消息，也提出要求，将英租界西界扩展到泥城浜，东南以洋泾浜为界，东北至苏州河第一渡场，西南到周泾浜，西北到苏州河边的苏宅镇，面积扩充到近三千亩。
对于英法两国的要求，麟桂竟然全部答应。整个英法租界的核心区确定了：向北到苏州河，向南到护城河（今人民路），向东到黄浦江，向西到泥城浜周泾浜一线，即今天的西藏中路西藏南路。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为界河。麟桂还口头同意将虹口作为美租界，只是四至没有商定。
麟桂何以如此慷慨，真是难以理解，他的作派同宫慕久的斤斤计较和吴健彰的步步为营正好相反。法国人是感激他的，在法租界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道路。麟桂路即今天的进贤路。
顺便说一下，那位法国商人雷米最终以一亩近二百元的高价租下了两亩多地。敏体尼觉得这个年轻人真老实，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
当时，英法租界的西界都是泥城浜。英军和清兵在这儿有一场看似微不足道的战斗，所谓的“泥城之战”，改变了租界的历史。
1853年春，在太平军攻陷江宁一周后，阿礼国即召集在沪的英美侨民开会，决定组织民兵保卫上海，并于恰当时候请求英国海军支援、这些外侨民兵就是后来的万国商团。
又过了三天，阿礼国召集上海所有外侨开会，宣称，无论太平军、清军都不得进入租界，各国居留商民不得因国籍不同发生分歧，应一致行动。敏体尼赞同。
会议决定立即建筑防御工事，以周泾浜和泥城浜为基础，开挖一条连接洋泾浜到苏州河壕沟，以保护租界。
到秋天，太平军没来，上海县城倒是爆发了福建小刀会和广东洪门联合发动的反清起义，杀了署理知县袁祖德，囚禁又回来担任上海道台的吴健彰（两天后被两名旗昌洋行的勇士救出，吴原本就是旗昌的买办）。
少荪，这下，英美法租界及阿礼国要面对两个问题了：主权和行政。
上海城郊无论租给哪国侨民，始终是中国领土，如果清兵过境进攻小刀会，租界有何理由抗拒？
因起义而导致老城厢二万中国难民涌向租界，华洋隔绝的局面瞬间打破，而且看似也不可能恢复原状了。那么对这些中国人如何管理？
阿礼国决定，将租界性质，从原来的Settlement（居留地）改成Concessio（特许地）。
其实关于租界性质的变化，首先注意到的清廷官员是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那时已经是1895年了。也难怪，五六十年代，先有太平天国内乱，又有英法联军外患，其后捻军回乱层出不穷，李鸿章自强运动，左宗棠西出天山，都要得到列强的财政支持和技术支持。因此在租界问题上或是颟顸，或是退让，也就不足为奇了。
清军果然过境了。当时上海租界跑马厅差不多在今天南京路世纪广场，距租界与华界的界河泥城浜三百米。4月3日下午，英商祥泰洋行的史密斯（Arthur Smith）偕女友在此散步，突然遭到一群清兵的调笑，继之围殴，史密斯保护女友逃走，自己身受重伤，被闻讯而来的美国人魏德迈救出。
这些清兵来自泥城浜西侧华界的三座军营。当晚，上海道台吴健彰致函阿礼国，承认是清兵行为失检，承诺严惩祸首。阿礼国不接受道歉，反而要求清军营盘撤离。
第二天下午三点钟，署理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拒绝了英美要求，一百名美军和近三百名英军（其中有一百余名是英美侨民和商船水手）联合越界攻击清兵，两小时战斗结束，九千名清军溃散，其中三千人竟然逃到了苏州。英美方面战死四人，伤十三人。
少荪，这样的战斗结果让中英双方都倍感戒惧。清廷，尤其是江苏地方主官感受到了英美强大的军事力量，而租界侨民和领事则认为清军迟早会反扑，他们要为这违背国际法的行为找出一条合乎情理的解释。
阿礼国决定设立一个“Municipal”，即他认为，自卫是自然法首要意义，上海租界的侨民为了自卫，可以市政自治，并寻求一切武力援助。
1854年7月11日，英、法、美三国领事和四十九名租地人出席了在英国领事馆召开的租地人大会。阿礼国说明对1845年《土地章程》作修改，并建立工部局，是为了“保障租界内外国人的安全和幸福”。
他认为外国侨民应当授权于一个代议制的市政机关，使它拥有组织警察、维持治安、管理市政及征收捐税的一切权力，必要时还有权召集各国海陆军及界内居民保卫租界。
他承认，根据条约，任何外国无权在中国土地上保护本国侨民，也无权占据中国领土成立行政机关。但他又宣称：
“按照自卫的天然公例，外国人为保证自己的安全，可置任何法律于不顾。因此，这样做又应该认为是正当的。”
他还建议，将原来租地人每年向业主交付地租，改为直接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税，以否定原业主的土地所有权，使名义上的“永租”成为事实上的“绝卖”。会议对此表示赞同，并投票通过了包括建立工部局、组织巡捕房等十几项决议。
吴健彰批准了按照这一思路修订的《土地章程》。明年旧历元旦刚过，继任上海道台蓝蔚雯发布告示，明令华人在租界内租地赁屋居住须经地方官和外国领事批准，并须遵照新章程向工部局纳税。
少荪，从这一刻开始，租界成了国中之国。租地人会议是事实上的立法机关，通过会议选举的七位董事组成的市政委员会（Municipal Council，汉译为工部局），为权力执行（行政）机关。
到1862年，巴黎声称当时法国公使签字的章程并没有得到法国皇帝批准，法租界脱离市政自治联合体，重新独立。次年九月，美租界租地人会议正式宣布英美租界合并。合并后的租界称为Foreign Settlement（外人租界）。
到1899年租界扩张，又改称International Settlement，即国际公共租界，通常称为公共租界，面积约三千六百亩。
少荪，我们那天在外滩和汉口路一共走了十公里。我们端详着每一栋建筑的铭牌，想象着这些原来的洋行、银行在中国近代史中的赫赫威名。
我们坐在和平饭店喝着咖啡，看着进出的人流。一百二十年前，沙逊洋行的买办沈吉成也曾经从这扇门进来，他是苏州东山人，他的哥哥席正甫，三代人都是汇丰银行的买办。
我们坐在以申报馆旧址开设的餐厅，这儿以前是望平街，短短三百米，却是中国传媒业的中心。
公共租界的繁荣，当然在于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安全的营商环境，也在于工部局的轻徭薄赋。租界的财政收入主要有三块，地税和房捐、码头捐、执照捐。
地税，指的是按照租地人占有土地价值来收税，一般来说，是当年地价的0.5—0.8%。由于地价不断因经济形势和地段优劣而变化，所以工部局有估价员来作确定。
房捐指的是按照房租收税，差不多是当月房租的10—18%。这笔钱是工部局收入的大头，占总财政收入的四成。
码头捐附在海关关税中征收，为关税的2—3%。
执照捐，由领取执照的各行业业主或车夫等从业人员缴付，比如说对外国人开设的旅馆，一月收十元，戏院，一天收五元。执照捐直面社会，引起的纠纷最大。
1885年，工部局开始对华人茶馆征收执照捐，每月五六元不等，对不缴者强制拘留，解交会审公廨。公廨中方谳员主张不予追究。工部局即致函领事要求对中国官员施压。后经磋商，决定修改收捐办法，以茶桌多少征收，每桌每月捐一角钱。
你看，少荪，工部局征收的税种不多，税额不高，又能给予在地经商户以足够的保护，并提供当时还很罕见的电力、自来水等公共产品，所以万流汇聚，于租界生根发芽，蓬勃成长。
这形成了今天看见的建筑长廊，形态各异又庄严肃穆的大楼之中，其实蕴含着许多更深更大的意味，让我们一层层地品味探索。
关于上海，我们要聊的，只是个开头。比如说，什么是会审公廨？什么是中方谳员？
比如说，我们在汉口路看到了以前的工部局大楼，那么中央捕房又在哪里？
我们今天说起了第一二任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和阿礼国，那么后来掌管租界的工部局总董、总裁和总办，又有什么样的建树或劣迹？
租界创立后，历经中法战争、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一次大战、北伐战争、全面抗战，租界当局又是如何应对？
我还想同你说说长期担任工部局总董和总裁的美国律师费信惇（Stirling Fessenden）。对中国人民，他有罪也有功，但站在他的立场，他自认为都在保卫租界的利益。也正是因为保卫租界，他死在了侵华日军的集中营中，那时是1943年。他最后的遗言是：
我宁愿死在上海，而不是死在海上。
我们站在不同的价值观中，会有不同的成败功罪的判断。少荪，但愿我们能有更睿智的眼光，能从繁华的光影和怖人的血火中，看得到那些闪亮的心灵，以及他们对个体和大地的热爱。
最后，让我们说好，下一次游览上海，还是你带着我。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