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报人刘亚东A
来源：老爸讲科学
作者：吴兴川
被尘封的人
196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的马堪温、蔡景峰，翻译了一本名为《中国医史》的英文著作。
《中国医史》第一版，天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32年出版
不过，他们翻译这本书的初衷，不是为了出版推广，而是用于批判。
据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所原所长李经纬回忆：由于这本书中有一些对中国传统医学贬低的内容，有“民族虚无主义”“封资修”和“崇洋媚外”的嫌疑，因此被卫生部定为批判对象。
从书中如“正当欧洲医学以哈维的发现为原动力，获得丰硕果实的时期，中国医学在17世纪以前的长时期中，实际上是处在停滞不前的休止状态，直到在教会医学到来以后，它才复兴起来。”这样的内容来看，在当时被列为批判对象，并不奇怪。
与在国内被视为“毒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医史》在国际上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作为第一部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的中国医学史研究著作，该书不但在国外多次被再版，两位作者还先后当选了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和研究院院士。
不过，在翻译完成后，译者之一的马堪温却认为：《中国医史》不应该被批判。
也许是马堪温的意见起了作用，也许是因为别的历史原因，总之，在匆匆付印了十余册后，对《中国医史》的批判也不了了之了。
在随后的近30年中，《中国医史》那十几册译本，与两位原作者一起，被尘封在历史的角落中，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遗忘。
《中国医史》的两位作者，一位名叫王吉民，曾任上海医学院医学史教授、《中华医学杂志》副总编辑、中华医学出版社社长、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
而另一位，不但曾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使在世界医学史上，也称得上赫赫有名。
他是剑桥大学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
他是中国现代流行病学的创立者。
他是第一位被提名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他曾经从死神镰刀下拯救过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他就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及第一人——伍连德。
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除了医学界的部分业内人士，大多数中国人仍对他知之甚少——这与他为中华民族所做出过丰功伟绩颇不相称。
伍连德不但不应该被遗忘，每一个受惠于现代医学的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他，感谢他。
如果你听完他的故事，我相信，你会认同我的看法。
鼠疫斗士
1910年冬天，一场巨大的瘟疫席卷中国东三省，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夺去生命，患者在伴随着发烧、咳嗽、吐血等症状中迅速死亡，奇怪的是，他们死后全身皮肤呈紫红色。
这种可怕的传染病，就是曾经令整个欧洲闻之色变的黑死病。
黑死病的医学名称叫作流行性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瘟疫之一。
黑死病起源于亚洲西南部，于14世纪中叶散布到欧洲，在之后的三百年间，引发了一系列波及欧、亚、非三大洲的巨大瘟疫，造成了约7500万人死亡。
在死亡阴影笼罩的三百多年间，中世纪的欧洲约有三分之一人口死于该瘟疫，以至于黑死病成了死神的代名词。
尽管后来欧洲人逐渐在黑死病的困扰中恢复生气，但这种由细菌引起的烈性传染病，直到1947年用于治疗鼠疫的首选药物链霉素被发现之前，一直是一种不治之症。
事实上，1910年暴发的这次东北鼠疫，并非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鼠疫大暴发。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建立，在不同的地区，每年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
其中最大的两次地区性大暴发分别是：
1855年云南鼠疫
疫情祸及了昆明、大理、澄江、武定、楚雄、蒙化、普洱等府、厅，从1855年到1884年，因鼠疫而死亡的人口总数达到147.2万。
1894年粤港鼠疫
该次疫情从云南发端，在广州大暴发，后波及香港，在香港造成了约2000~5000人死亡，而广州的死亡人数更是超过10万，以至于留下了“死亡之多实百余年来所未见。”“羊城鼠疫流行，蔓延远近，人触其气，病辄死，日以百数计，医者束手。”的记载。
当时，对于鼠疫的病理，不同流派的医学专家各自提出了看法。
其中中医大师们的观点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有说温病者，有曰寒疫者；有主血分热毒，治以凉血解毒者；有称疫病分初中末三段，以三焦论治者；有从燥邪之说，应分气血而治者；更有标新立异者如中医名家黄仲贤在《鼠疫非疫六经条辨》称：“是书名曰鼠疫非疫者，以鼠疫乃鼠之患疫也，非疫乃人之病，而非疫也。”——不但难以达成共识，甚至相互攻讦。
至于治疗方案，中医大师们更是开出了五花八门的方子：
常规的如防风通肾散、普济消毒散、金银花银翘散、清瘟败毒散、解毒活血汤、升麻鳖甲汤等等。
重口味的有用牛黄、人中黄、石菖蒲等药材熬制的“辟秽驱毒饮”。
对于治疗结果，中医大师们同样是自信满满，易巨荪所著《集思医案》中说使用升麻鳖甲汤承证加减治疗“分发患者，活人无算”，谭次仲则在《中医与科学》中吹嘘：此法治鼠疫效果达60-80%，他本人应用此经验亦曾治愈过2例。
当然，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可以证明大师们的言之凿凿。
另一方面，现代医学专家对于这场鼠疫的看法则相对一致：
应香港政府的求助与邀请，赶往香港进行传染原理研究的法国传染病专家亚历山大·耶尔森与日本的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先后发现，导致这次鼠疫的病原，是由鼠疫杆菌导致的腺鼠疫。
因此，耶尔森成为了发现鼠疫病原体的第一人。
这一波起始于云南，波及到粤港，后传向世界各地包括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六十多个国家，于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造成千万人以上死亡的鼠疫大流行，在历史上被称为“第三次鼠疫大流行”。
始于1910年底的这次东北鼠疫，正是处于这次大流行阶段的一次地区性大暴发。
不同的是，这一次东北鼠疫所面临的困境，远超之前的两次。
首先，这次大流行的传播速度之快、感染能力之强，远超前两次大暴发。
其次，当时的东三省，拥有着全中国最为发达的铁路网络，一旦鼠疫随着铁路扩散至全国，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必须将疫情扑灭在东北，避免造成大规模扩散进而引发全国大暴发。
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哈尔滨已部分被俄国所控制，背后更有虎视眈眈的日本，两国在边境陈兵相向，都企图借这次机会控制东三省，而清政府唯有尽快扑灭疫情，才能避免遭到进一步入侵。
承担这次鼠疫的防疫任务，无异于接手一个烫手的山芋。
在所有候选人中，有的资历不够，有的能力不足，有的畏惧这个千斤重担——如何找到一个在资历、能力、健康等方面都合适，又勇于承担责任的防疫负责人，让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廷极为困扰。
按资历，兼任陆军军医学堂总办的军医司司长徐华清最有资格，但彼时徐华清已经49岁，身体状况不允许他胜任。
论能力，身为清朝第一位医科进士的谢天宝最为合适，但谢天宝以要求拨发巨额安家费为由，谢绝了清廷的任命。
在这个艰难局势下，近代著名外交家、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向清廷举荐了彼时还籍籍无名的归国华侨伍连德。
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州），原籍广东台山，为报效祖国，于1907年回到中国。
当时的伍连德，虽然已经在剑桥大学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是国内屈指可数几位研究细菌学的现代医学专家之一，但由于归国不到两年且年纪尚轻，在当时的陆军军医学堂担任副校长，为陆军培养军医。
按照施肇基的预想，伍连德可能会犹豫一番。
要知道，那时伍连德结婚不过五年，长子年仅四岁，在这种情况下抛下娇妻幼子赶赴抗疫前线，无异于把一只脚踏入棺材里——无论是感染当时无药可医、中者必死的鼠疫，还是因抗疫失败导致生灵涂炭，以至于引起列强入侵，都是常人无法承受的后果。
然而面对这艰难时节的重任，伍连德却毫不犹豫地慨然接受了。
我们常说，一个勇于为国为民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的人，是义士，有这样情怀的人，不多；一个有才华，有能力做大事的人，是能者，这样的人，更少；而二者兼具的人，则是凤毛麟角、世之罕有的大英雄。
而伍连德，正是这样一位兼具胆色、情怀、才华与能力的民族英雄。
在那个寒冷的冬天，伍连德仅带领一名助手，在依依不舍告别家人之后，坐上了目的地为哈尔滨的火车，毅然北上。
到达哈尔滨后，伍连德立刻便遭遇到了重重的困难。
首先，始于哈尔滨傅家甸的疫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在伍连德到任前，已有6万人死于鼠疫，且每天因感染鼠疫死亡的人数都在增加，而由于缺乏对鼠疫防治的科学认知，当地官员并未做任何防疫措施。
其次，彼时在东北势力盘根错节的日俄两方要么包藏野心，要么对中国医生的能力极为蔑视，难以获得他们在医学上的支持。
此外，哈尔滨当时的医学研究条件极差，不但连一间像样的医学实验室都难找，而且按照当时的法令，解剖尸体是不被允许的。
我国素有“死者为大”的传统，自古以来，无论在民间还是官方，解剖尸体被视为大逆不道、有悖人伦，是被严厉禁止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国传统医学对于人体生理构造所知不详，只能依靠想象来了解人体，也由此诞生了虚无缥缈的所谓经络系统。
但是，如果不能解剖病人尸体，就无法正确判断病因。
一边是来自传统文化与清廷法令的阻挠，一边是与日俱增的死亡人数。
何况，解剖尸体同时也面临着被感染的巨大危险，在那时，感染鼠疫就等于死亡
面对重重压力和极为艰难的内外环境，伍连德顶住压力，决定进行解剖。
于是，在1910年12月27日那天，伍连德在哈尔滨傅家甸贫民窟的一个房间里，实施了现代医学史上中国医生的第一例人体解剖。
解剖工作顺利完成后，伍连德通过专程携带过来的贝克显微镜，辨认出了器官切片中的鼠疫杆菌，确认了导致这次疫情的病因——鼠疫。
确认病因以后，伍连德一边加紧对鼠疫的研究，一边向清廷提出了如下主要防疫措施：
对铁路、公路及河道等交通枢纽进行严格控制；
控制人群中的传播渠道，阻断鼠疫人传人；
隔离病患、建立鼠疫医院和隔离区；
派遣医护增援；
戴口罩。
这套在今天看起来很常规的防疫措施，在当时却属于国内乃至世界首创。
首先，与以往鼠疫的传播途径不同，之前鼠疫传播的途径是老鼠→跳蚤→人，而这一次，鼠疫是通过一种叫做旱懒的动物传播给人的。
其次，与以往的鼠疫类型——腺鼠疫不同，这次流行的是一种新型鼠疫——能够通过呼吸系统传播的肺鼠疫。
这也是这次鼠疫传播更快、感染能力更强的原因，同时也决定了，以往通过大力灭鼠来控制疫情的方法，不再行得通了。
伍连德这种不拘泥于旧识的观点，却遭到了其他医生的反对，首当其冲的就是从天津赶来增援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师，法国人迈斯尼。
出于对中国医生的轻视，以及来自以往参加过印度、香港、唐山控制鼠疫的经验，迈斯尼坚决反对伍连德的“肺鼠疫”理论，并要求伍连德让出东北防疫指挥权。
除了迈斯尼，其他来自俄国、日本、中东的专家和医生都不认同“肺鼠疫”观点，伍连德与清廷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
当以往遇到类似的情形时，清廷很可能会顺应洋大人的要求，将东北防疫的总指挥换成迈斯尼。
然而这一次，在施肇基的力挺下，伍连德继续指挥东三省的防疫工作。
恼羞成怒的迈斯尼为了证明伍连德是错的，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检查了病人，三天后，迈斯尼出现头疼、发烧、咳血等症状，经检查确诊，迈斯尼感染了鼠疫。
又过了三天，迈斯尼去世了——虽然他故步自封、目中无人，但毕竟是为中国抗疫而死，同样值得尊敬。
迈斯尼的去世让伍连德感到防疫刻不容缓——每耽搁一天，就会有更多的人死去。
于是，伍连德迅速组织防疫队伍，布置并实施防疫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这支由医生、医学生、中医、警察、救火员、杂役、厨师、士兵等工作人员所组成的防疫工作队，首次使用了现代口罩作为防护措施。
早在中世纪的欧洲，为了对抗黑死病，一些医生就已经开始戴上鸟嘴型的面具，但主要目的并不是阻断呼吸道传播，而是为了不让死神看到自己的真实面目从而被“带走”，严格来说，这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口罩。
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细菌与病原体的发现，医生会在手术时戴上用纱布制成的面罩以防感染。
而伍连德，则是第一位使用口罩来阻断呼吸道传播的医生。
为了避免病菌随着飞沫传染，伍连德在医用纱布中塞入药棉，发明了现代口罩的最初版本——伍氏口罩。
然而，在实施了消毒、控制交通、隔离病患、佩戴口罩等一系列措施之后，哈尔滨的疫情依然没有明显好转。
这时，部分民众甚至防疫工作队的一些工作人员，对伍连德的信任开始动摇。
面对未知的困难，伍连德并没有打退堂鼓，反而继续迎难而上。
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伍连德敏锐地意识到，仅仅隔离病患是不够的，那些被杂乱无章地堆积在坟场的尸体，同样是巨大的传染源。
于是伍连德决定，把尸体集中火化。
在那大清尚未灭亡的20世纪初，传统理念依然根深蒂固，连解剖一具尸体尚且只能秘密进行，要火化这么多尸体，遇到的阻力可想而知。
伍连德不但遭到了民间的重重阻力，就连朝廷的大臣遗老们，也一致表示反对。
只有伍连德的伯乐——施肇基例外。
在施肇基的据理力争之下，摄政王载沣终于让步了，同意拟旨准伍连德火化疫毙者尸体。
1911年春节，伍连德在多方配合下，将堆积在哈尔滨傅家甸坟场的2200具尸体进行了火化。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中火化疫毙者的尸体。
疫毙者尸体被火化后，哈尔滨的感染死亡人数终于开始下降。
陆续地，包括满洲里、长春等东三省其他地区，也开始实施了包括火化尸体在内的一系列防疫措施，东三省因鼠疫感染死亡人数终于被完全控制。
在经过了与死神的殊死搏斗之后，这场蔓延东三省、历时半年、夺去六万人生命、威胁数百万人的大瘟疫，被伍连德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奇迹般地平息了。
按照以往每次鼠疫大暴发的死亡人数来看，说伍连德拯救了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中国人的生命，毫不为过。
虽然这场抗疫最终胜利了，但所付出的代价同样是惨重的。
据伍连德统计，哈尔滨防疫队伍的殉职人数如下表：
2943名防疫人员中，297名不幸去世。
他们，同样是英雄。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当时大多数中医并不认同伍连德的科学防疫措施，但仍有9名中医出于对伍连德的信任，参加了防疫队伍，其中有4名在防疫中不幸逝世。
中国现代医学先驱
经此一战，伍连德名扬全球，中国医务工作者也因此扬眉吐气。
要知道，在伍连德之前，中国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界格格不入，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在世界主流医学界眼中不过是顽固不化、愚昧无知的代名词。
伍连德的成功，扭转了全世界对中国医生乃至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1911年4月3日，由于东北抗疫的伟大胜利，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当时叫做奉天）召开了。
在会议上，主席伍连德被前来参会的各国科学家们一致称为“鼠疫斗士”。
自人类与鼠疫殊死斗争的1400年来，第一次获得这个伟大称号的，是一位中国人。
伍连德，是所有中国人的骄傲。
抗疫胜利后，由于鼠疫仍属于当时的不治之症，伍连德并不认为可以从此一劳永逸，防疫只是刚刚开始。
于是，伍连德在中华大地上开启了一系列现代医学及防疫系统的创建工作。
1912年10月，伍连德创建了北满防疫处，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防疫机构。1916年，防疫处改名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
1915年，伍连德与颜福庆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并创刊《中华医学杂志》，伍连德任中华医学会书记并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编撰了文章开头提到的《中国医史》，以及《鼠疫概论》《霍乱概论》等专著。
1918年，伍连德担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
同年，伍连德筹建了北京中央医院（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成为其首任院长。
1922年，伍连德在沈阳创办了东北陆军医院。
1926年9月9日，伍连德创办了滨江医学专科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任首任校长。这是中国东北地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医学高校。
1929年，在伍连德的倡导和推动下，中国与国际联盟卫生处达成协议，收回了海港检疫主权，并于1930年7月在上海成立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伍连德任该处第一任总监兼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
1937年4月，伍连德任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会长。
除了让现代医学在中国生根发芽，伍连德始终没有放下对传染病的警惕，在他的领导下，多项国内重大疫情先后被控制，包括1917年绥远鼠疫、1919年哈尔滨霍乱、1920年中国东北鼠疫，以及1932年上海霍乱。
在学术方面，伍连德同样享誉国际。
由于其卓越的学术造诣，伍连德先后获上海圣约翰大学、香港大学、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苏联微生物学会外国会员。
1935年，由于“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发现了旱獭在其传播中的作用”，伍连德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提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尽管出生在马来西亚，且有英侨民身份，但在诺奖候选人资料表中，伍连德在“国家”一栏中，填写的是“中国”。
也就是说，在已公开的资料中，他是首位被提名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故事的结尾
在近代中国，伍连德是一个辉煌的名字。
梁启超这样评价他：“科学输入垂50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人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也。”
剑桥大学历史学家莫里斯则说：“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无畏、最伟大也是拯救人最多的一个医生。”
然而，当国家遭受巨大灾难时，个人的辉煌也会显得苍白无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大半个中国，曾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因而被日军诬为间谍的伍连德，不得不在痛苦中离开中国，举家返回马来西亚。
1951年，伍连德将其位于北京市东堂子胡同的住宅捐给中华医学会。
在1959年出版的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序言中，伍连德写道：
“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亚逝世，享年82岁。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道：“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斗士，没有比他留给世人的一切更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了……”
《英国医学周刊》的悼词称：“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永远感激他。”
2021年3月10日，谷歌将首页图像换成了伍连德，以纪念他为人类抗疫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世界没有忘记他。
故事回到1965年，作为《中国医史》的译者之一，马堪温提出不应该批判这部著作。
我们不清楚，他是在翻译过程中被伍连德伟大的一生所感动，还是因其他原因而改变主意，庆幸的是，那样荒唐的事毕竟没有发生。
然而，时光的尘埃还是埋没了这位所有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人物。
1990年，中国微生物学会接到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来信，查询其创始人之一伍连德的资料。
难以想象的是，时任中国微生物学会代秘书长的程光胜，对该学会创始人之一的伍连德，竟然一无所知。
程光胜查阅了各类资料，发现伍连德已经很少在中文出版物中出现。
伍连德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大众媒体，是2003年“非典”暴发之后，程光胜受《中国教育报》之邀，撰写了介绍伍连德及其在东北防治鼠疫的文章。
距离伍连德最后一次离开中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
在这半个多世纪中，现代医学在中国经历过迷茫，经历过蹒跚，但始终在前行。
在这半个多世纪中，接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优秀医学工作者人才辈出，甚至有人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得益于现代医学的生根发芽，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超过75岁，中国的医疗防疫事业，已能够经受住全球性病毒大流行的考验。
这一切，都应该感谢那个一百多年前回到中国，身材瘦小、内心却无比高大的无双国士。
司马迁在《史记 淮阴侯列传》中说：“诸将易得耳。至如信者，国士无双。”
今天是3月10号，祝伍连德博士生日快乐。
注：感谢王哲博士所著的《国士无双伍连德》，让我第一次真正了解了伟大的伍连德博士，本文内容多处参考了该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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