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便成为唐王朝的三大支柱之一，和中枢的南衙（朝堂官僚集团）、北司（控制中央禁军的宦官集团）一起，互相平衡制约，勉强维护了帝国统治百年。
唐王朝就是维持“三足鼎立”，通过多方博弈，达到大体平衡。三大支柱中藩镇还不算可怕的，即使最桀骜的河朔三镇亦不过划地自守，再无造反甚至取代唐朝之野心。
唐朝的灭亡恰恰是这种平衡被破坏，破坏就来源于黄巢起义。
从汉代开始逐渐发展沿用的“州郡县”地方三级的行政结构，在隋代废除成州县两级制，但又偶尔将州改称郡，恢复秦代的两级郡县制。
一代雄主唐太宗，东北拳打高句丽，西南脚踢吐蕃，更是在西域大展脚拳，专治草原上的各种不服。场面铺得很大，又有东西两个固定的战场，使唐王朝必须以重兵分守，于是广置军镇。
在李世民、李治这两位战争贩子面前，聚集了一大批殿堂级的将星，因此，通过“遣将出征”的方式，应付起来绰绰有余。唐初的军制总结起来，就是“少量府兵核心”加“大量兵募炮灰”，所谓兵募就是一次性征发的壮丁，唐初名将薛仁贵就是通过做这样壮丁崭露头角的。
唐王朝经过一段急速扩张期，大概到武周时期，向外扩张机制已达到饱和状态，边境防戍体制也发生变化。
与此同时，唐朝疆域有了明显变化，全国经前代更迭有了300多个州郡（秦始皇建国才36个郡），郡县制的两级设置显然让中枢难胜其任，有必要给地方分权。为了施行继承隋代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制度，李世民就加设了监察区域——“道”。
这和当年汉武帝时因为郡过多，设高一级虚职州刺史一样，后来演化成实权州牧，导致汉末地方豪强互相攻伐，迎来了著名的乱世——东汉末年至三国的互相砍伐。
李世民在贞观元年（627年）将天下按照山川形势、交通便利分为十个“道”（这和元明时期行省布政使司的犬牙交错、互相掣肘完全相反），这也主要用于军事层面的，该方面军主将称“某某道行军大总管”。同时，按需要设监察性的官吏协助中央监管州级行政区。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他又把大的几个道作了分割，增至十五个“道”。
而到武周时期，从隋代开始普及定制的均田制，在正常发展中逐渐衰落下来，国内土地兼并严重，以均田制为契机发展起来的国家经济军事力量削弱，于是唐帝国向外扩张机制受阻，由攻转守。
土地兼并不仅让“府兵制”破产，而且让广大农民破产。破产农民选择大规模逃亡，“亡命山泽、挟藏军器”，这就导致在武周时期就已经出现明显的乱象，山贼路盗成群，军队士兵流失，对内农田不治，对外边防不敌，唐代统治面临重大威胁。
一时间，帝国的打手资源没了，而砸盘的流民资源却越来越多。
抢着接盘的唐玄宗开始玩了这一手好牌，想了个“一举两得”的办法，试图将“流民”招募为“打手”。
开元二十五年，玄宗颁布《命诸道节度使募取丁壮诏》：
“宜令中书门下与诸道节度使，各量军镇闲剧，审利害，计兵防健儿等作定额，委节度使放诸色征行人内及客户中召募，取丁壮情愿充健儿长任边军者，每岁加于常例，给田地屋宅，务加优恤，便得存济。每年逐季，本使具数报中书门下，至年终一时录奏。长驾远驭，事藉经久，无害始虑之谋，以规苟且之利。”
如此一来，新的兵源便从各色的流亡人口征召入伍了。由于有偿优恤，便使得本变暴徒的人争先恐后地应募。
也就是说，在唐玄宗的时候，唐代军事已经逐步转化为职业化的常备军（唐玄宗诏令中的“健儿”）和长期雇佣的游牧民族蕃兵。
此举虽然使得社会一系列矛盾得到一定的缓解，但唐代后期藩镇割据骄兵作乱的序幕由此徐徐拉开！
兵源变质，军事行动也由扩张转为守成，对于新扩张的领土，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军管”。
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授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负责断隔吐蕃和突厥，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时称“外任之重莫比焉”。
大概此办法在边镇挺管用，特别是应付边患更有成效。唐玄宗在其父的基础上，更是设置了著名的“天宝十节度”。
加上虚职最高级“道”，“道”下有大小节度军镇，大节度使辖数州，小防御使﹑团练使辖个别州。于是，真正的州（郡）县二级地方行政结构松懈，开始演变成虚三级地方行政。
事实上，设置节度使刚开始是成效斐然的。
唐玄宗开元时期名将辈出，哥舒翰攻屠吐蕃石堡城，高仙芝远征小勃律，安禄山防御契丹……这只是动用了边防军而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更重要的是，边防军镇一般都异族将领居之，简直是“以夷制夷”，效果“杠杠滴”。
正因为效果好，唐玄宗开始冒进，慢慢就玩出火来。
唐玄宗设置的节度使，有些还兼任几个军镇，就像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个军镇。
但安禄山也并非首例，也是袭用旧例。
天宝五年，唐玄宗收养的义子王忠嗣兼领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又权知河东、朔方节度使事。“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奖，皆归掌握，自国初以来未之有也”。
兼任几个军镇还不算严重的，最关键的还是制度设计上出现了问题，那就是一步一步地加强节度使的权力，而没有很好地限制其权力。
刚设立藩镇之初，节度使仅仅掌管所属地区军队（不是全部），朝廷还另委派刺史掌管行政，兼管一部分军队；同时委派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分别负责考察官吏，视察战乱或受灾地区，管理财政，主持屯田，调运粮食等，也就是军事权归节度使、行政权归刺史，财政权归度支、营田、转运各使。
不久，按察、安抚、度支、营田、转运各使，都由节度使兼任；不但如此，节度使还管辖所属各州刺史。于是，境内全部军队都归节度使掌握，并握有政权、财权等各项权力。他们在境内任意扩充军队，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向朝廷报户口，不让朝廷在其辖区委派官吏，征收赋税。
于是，河朔三镇迅速坐大，拥有跟朝廷抗衡的实力。
节度使应运而生，是与时俱进的，但在应用过程中，慢慢地变色异化，在暗自扩张实力，直到偏离了原本的轨道。而推动这个异化的主要推手，正是皇帝唐玄宗本人。
唐玄宗设置节度使并让胡人来担任，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原因。
唐玄宗这人到了晚年非常独断专行，虽然喜欢唱个小曲，扒灰偷个媳，但是防儿子，防老婆，也防汉臣，千防万防就是想防止权力旁落。
朝中汉人比胡人多，而他觉得胡人比汉人好用，单纯、好控制，只听他皇帝一个，就像安禄山比儿子还孝顺。而汉人重心机，很容易跟太子勾结，搞个小朝廷不说，还可能逼宫，毕竟这在李唐王朝是经常的事。
唐玄宗和唐太宗一样，都逼老子提前退休做太上皇的，所以他对太子一直重点防范的。
可以这么说，唐玄宗真不是个好父亲：对前太子李瑛、养子李忠嗣不惜痛下杀手；对宠子寿王李瑁又霸占其妻杨玉环；立了第三子李亨当太子后，依然十分不放心，动辄敲打，纵容李林甫、杨国忠屡次陷害太子，太子亲友牵连被杀无数不说，甚至被迫连废两位太子妃，就是生活细节上也经常施加精神压力，导致李亨虽贵为太子，却过得十分苦逼，因为害怕引起注意，屋子也不怎么扫，乐器也不敢用，女色上也不敢放纵，四十岁就满头半百……
为了紧紧抓住权力，不至于落入他人之手——最重要的是太子之手，唐玄宗就希望通过胡人掌兵来遏制太子扩权之路。
于是，边镇的节度使基本落入胡人手中。边镇的军队慢慢变成亡命之徒，而将领则变成胡人。特别是自开元中期以后，战事只限于边境，既没有侵扰内陆，也不再有自内陆出发远征之举（除南诏之役），自然普通百姓也不必承担繁重的兵役。
于是中原百姓因久不识兵，根本不会打仗了。这一点在南诏之役中暴露无遗。
南诏之役在杨国忠这样的酒肉宰相主持下，使得唐王朝所能征调的最精锐的部队，死亡殆尽。这也为安禄山发动叛乱创造了最好的条件。
藩镇割据关键节点是“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叛军势如破竹，瞬间直逼唐廷而来。
“时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起兵，远近震骇。河北皆禄山统内，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窜匿，或为所擒戮，无敢拒之者。”
安禄山为何能轻易撼动正处于鼎盛期的李唐王朝，将其一举打下神坛，反差如此之大？
这个锅也只有喜欢扒灰的唐玄宗来背后的。
唐玄宗宠信安禄山到何种程度？
让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三大节度使。放在现在华北五省，唐王朝控制陕西、河南两省，而安禄山手握河北、山东、山西三省，简直势可倾天！
而中原百姓久不识兵，这样安禄山范阳猝然起兵作乱，猝不及防是必然的结果。
文恬武嬉的李唐王朝，不能立刻调度全国的军力和资源来对抗安禄山的叛军，面对进逼长安的叛军，唐玄宗只能仓皇入蜀避难。
即使自己都当了逃兵，唐玄宗还是不想放权，只给太子李亨一个元帅的虚名。这给唐王朝的平叛工作制造了巨大障碍，于是，唐肃宗在陕北宁夏另立朝廷。
出现这样的情况，更使唐帝国有了分裂的隐忧。
唐玄宗、唐肃宗父子关系尚且如此，所谓“忠臣孝子”，唐玄宗连儿子的心都得不到，还有得到了天下的臣子的心？当然，唐肃宗连自己父亲都能逼宫，又何尝不是一种以下犯上？
可以这么说，唐玄宗父子的矛盾，也是促成“安史之乱”的一大诱因，而且又直接影响了平叛战争的进度，从而影响唐朝的国运。
而对抗安禄山叛乱也只能用各地的节度使来勤王。于是，各个节度使在“安史之乱”中全部做大，相当于大大小小的安禄山了。
郭子仪与李光弼两大复国元勋，就是脱胎发迹于藩镇军队底层出身。
唐王朝在这样的局势之下，也只能以藩镇来平藩镇，搞多方博弈，达到危险的平衡。
“屋漏偏遭连夜雨”，唐王朝内忧未除，而外患兼来，因陇右军平叛，西南吐蕃乘机侵占河西、陇右之地，而东北奚和契丹又频频作乱。安史之乱后，营州于761年陷于奚，平卢节度使南迁淄青，幽州节度使承担防御奚和契丹两蕃之任。
为了解决内部、应付外部的矛盾，唐廷也只能暂缓收回叛乱藩镇的实际控制权，于是“安史之乱”后河北叛军首脑被清洗，留下了底层军队，但藩镇实质控制权仍未收回中央。
由于边镇节度使特别是河朔三镇，一直跟唐廷闹不愉快。
怎么办呢？总得防上一手吧，于是军镇节度使制度由边缘渗透到了内陆普及了。
各地藩镇大则节度，小则观察，均为地方上的最高军政长官。“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既在原先的州县二级地方行政之上的机构，再加了一级非正式的节度使管区，并手握兵权。
于是，大唐天下彻底被藩镇分割了。这些藩镇节度使们也就纷纷突破朝廷轮流更换属地、不得兼任、不可在原籍任职的控制传统。
久而久之，他们彻底摆脱了中央朝廷的控制，好多听调不听宣，把中央当作空气，财赋收入、人事任免权，都攥在自己手中，甚至搞起世袭统治，一股脑挣脱枷锁，坏的直接反抗朝廷，实际独立。
在跟藩镇玩恐怖平衡跷跷板时，唐廷在这个跷跷板上又放上了一个势力，那就是监军宦官。
祭出宦官这个危害唐王朝的搅屎棍，始作俑者也是唐玄宗。设置了节度使后，唐玄宗又设置监军一职，而监军则太监来担任。
监军一职始设于汉武帝时期，最初由正常男性所担任，但到唐玄宗时期就开始改为太监监军了。
原因也自然是唐玄宗信不过其他的人，就用自己的太监作特派员，“将我腹心之命，达于爪牙之士”，所以监军使和节度使的地位相当，甚至时有明争暗斗。
其实，早在唐玄宗期已经开了让太监专管征伐之事。他两大太监，一文一武——文高力士武杨思勖。
杨思勖以杀人立威，每次俘虏敌人，大多生剥其面，甚至剥去头皮，据说中国史上被凌迟处死第一人牛仙童，就是他手办的。牛仙童是个贪官，被杨思勖“挖其心、截手足、啖其肉”。如此变态，他手下士卒，无不畏惧他，也因此惟命是从，所向披靡，故此屡次平定岭南叛乱，号称宦官界的“战神”。
太监监军，最终与节度使制度一样，慢慢变异，开始染指军权。到唐王朝后期，太监就变成了“十常侍”和“董卓”的混合体，成为中央的军阀，随意地废立起皇帝了，更是将唐王朝推入万劫不复之深渊。
从此，困扰唐王朝的问题，不仅仅是地方藩镇割剧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还有宦官专权废立皇帝的问题。
可以这么说，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完全是唐玄宗一手促成的。
经高祖李渊、曾祖李世民、祖父李治，再到父亲李旦，传到李隆基手中，大家辛辛苦苦，攒成了一个锦绣盛唐，而他却是奋五世之余烈，毁大唐江山之基业。
唐肃宗、代宗、德宗时期是“安史之乱”的平叛期，那时根本无暇顾及削藩。
削藩是唐德宗开始的，直唐宪宗才有所成效。
但纵观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削藩一直是未竞的事业，也就是已经削不动了，甚至削了藩无异于要唐王朝的命。
唐玄宗将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高宗的永徽之治和自己的开元之治积累下来的殷实家底，全都砸在了安史之乱之中，而且铺开的藩镇割剧乱摊子已无法收场。
“安史之乱”由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三代来收。
所谓“一代人做一代能做的事”。到唐德宗时，安史之乱已平定，他就想干一件大事，那就是“削藩”。
唐德宗李适以江南财赋藩镇支撑全国朝廷财政，正式改革崩溃的均田制，财赋田制用两税法，用京畿直属藩镇和禁军联合中原亲藩攻击河北、山东四大刺头——河朔三镇和平卢淄青，挑拨其余藩镇互殴。
然而，他各种手段使尽，怀柔打压，挑拨离间，眼看就要成功了，却功亏一箦，突然闹出个“泾原兵变”。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造反是德宗“削藩”事业的转折点。
唐德宗上位后，重点对付河北、山东四大刺头，眼看四大刺头的“扛把子”朱滔吃不消了。谁知李希烈直接造反了，自称“建兴王”，还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使共同反唐。
事情就搞大了。原来是河朔、山东的边镇闹闹独立，现在闹到了中原腹地了。
对此，唐德宗也算积极应对的，调集亲藩和直属藩镇联军攻讨李希烈。
但结果让他惊喜不断！
首先诸道联军各怀鬼胎，都观望不前，谁都不想给中央多出力。
不得已，唐德宗调京畿周围直属防御边防军藩镇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出救援。
接着，更捅上天的事发生了！
泾原兵路过京师时，发生叛乱，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秦帝。
如此惊天巨变，简直是中间开花，唐德宗只能出奔奉天（今陕西干县）。
被黑虎掏心的唐廷社稷危亡惊险万分。
当时朱泚的弟弟朱滔继朱泚入京接受怀柔安抚后，接任了卢龙节度使。朱滔就与在长安的朱泚里应外合，试图颠覆唐廷。
唐德宗逃跑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时，被围困在那里，称“奉天之难”，所幸朔方将领李怀光救援解围。
唐德宗想总算缓过一口气来，但惊喜还在后头。
谁知第一个跑来勤王的李怀光因为不满卢杞这个奸臣，反而站朱泚那一边，也搞叛变了。
连吃几记闷棍的唐德宗接着再逃往梁州。
最终还是中唐名将李晟有了“主角光环”，站出来收拾烂摊子，平叛收复长安。
一连串大危机之后，朱泚被平定为部将所杀﹐李怀光被平定自杀﹐李希烈为部将陈仙奇毒杀，陈仙奇又被吴少诚杀死代替，淮西镇又暂时安稳。河北﹑山东四镇（朱滔刚好病逝）也表示重新服从朝廷﹐全国形势表面上重新归于统一稳定，但也只是恢复到听调不听宣的状态。
唐德宗削藩经历如此之大的折腾，也有点意志消沉了，也意识到削藩时机未到，便转为执行姑息政策，愈加重用宦官。
那些节度使活着时，唐德宗不敢将其免职，节度使死了以后，才敢派宦官前往“考察军情”。而这些生理有缺陷的宦官因倚重之后，就越来越滑头，受人贿赂，回到朝廷，就专说此人好话，朝廷于是将代表节度使权力的标志“节铖”授予他。当时，唐德宗根本就不能按自己的意愿任命节度使。
当然，唐德宗并未忘记削藩之事，为此加强禁军（神策军），充实府库，积蓄力量为将来作准备。
但很不幸的是，中央禁军慢慢落入宦官手中。禁军变成了中央的藩镇，开始废立起皇帝来。
削藩是要时机的，“一代人干一代的事”，终于轮到了唐宪宗来干。
藩镇第一代都是真正战火中拼杀出来的，对地方控制力和战斗力都比较强。但个人威望是不能遗传的，藩镇第二代第三代比起一代们可差多了。实际上到了后期，地方藩镇接班人也需要皇帝的任命才能压制那些下属骄兵们。
而这个大好时机，交给了唐德宗的孙子唐宪宗！
唐宪宗通过武力，灭淮西、平淄青，威逼河朔三镇臣服，唐朝出现了少有的中兴气息，国力开始恢复。
令藩镇臣服后，解决宦官大患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两派宦官拥立两个皇子争储，宪宗玩起权术准备借机清洗宦官。
然而，不幸的是，又出了幺蛾子，太子唐穆宗联合宦官陈弘志弑杀了唐宪宗。
于是，元和中兴就昙花一现，唐王朝丧失了拔乱反正的机会，继续滑向恶贯满盈的方向。
唐穆宗一上来，觉得老爹的削藩已成，就开始大搞弥兵了，史称“长庆销兵”。他裁减好兵员后，从此藩镇的大头兵们“刀枪入库，铸剑为犁；马放南山，卸甲归田”，而他呢就可以享受人生了。
河北养马军事资源重地，“安史之乱”中安禄山、史思明父子四人盘踞老巢经营多年，也就是安禄山控制的三镇——范阳（卢龙或幽州），成德（恒冀），魏博（天雄），一直叛乱策源地。瞅到了好机会，又开始带头作乱。
先是“卢龙兵变”，哗变的士兵囚禁唐廷委任新节度使张弘靖，杀光了他的幕僚，朱滔的孙子朱克融复叛割据。
再是“成德兵变”，哗变士兵杀死了由魏博节度使转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和他的将吏、家属三百余人，王廷凑割据叛唐。
然后魏博史宪诚逼杀继任节度使田弘正之子田布，行“河朔旧事”，魏博也复叛割据。
河朔三镇皆反，瞬间又回到过去，唐宪宗的削藩成果顿时付诸东流。
裴度领军讨伐失败，财政枯竭，局势糜烂，唐王朝只能放弃收回河北控制权的努力。
而中原亲藩内部一看，唐廷如此怂包，也借机反叛割据。
唐穆宗之后又是他儿子唐敬宗，这对父子是历史上有名的懒汉昏君，都有“马球天子”之称，心思都在吃喝玩乐和马球上，对朝政几乎是不闻不问，又极度信任宦官。
朝廷听任几个宦官胡作非为，既没有心思又没有力量跟越来越强大的藩镇相抗衡，所以一直纵容藩镇割据。
而唐敬宗之后的唐文宗就是宦官的傀儡，根本无法作为了。这些宦官因为掌握了禁军，就变成了董卓加十常侍的葵花宝典高手了。
唐文宗曾想反抗一下的，结果宦官来个先发制人，发动“甘露之变”，下起手来比起藩镇骄兵更没有节操，乱开杀戒。
从此以后，唐文宗彻底沦为傀儡，连反抗的念想都没了。
唐武宗即位后，再度重用素有野望的李德裕，扳倒了宦官仇士良，藩镇割据有所缓和。然而这个时候，无论是皇帝还是宰相，心里都很清楚，已经无法恢复到了安史之乱之前的状态了，只能回到唐宪宗时糊裱匠的水平已经谢天谢地了。河朔三镇的独立已经无法改变。既然如此，那就闭上眼睛，接受这个事实。
唐武宗到唐宣宗这个阶段，就是承认河朔三镇独立的基础，尽量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
连有所作为的唐武宗、唐宣宗都无力回天，那么那些无所作为的懒汉昏君那就更是仍由这些问题恶化，最终藩镇割据问题、牛李党争问题、宦官专权问题，种种问题交相而来，唐廷早就烂透了。
这时的唐帝国就欠农民起义来刺破了。
僖宗时黄巢之乱起，局势糜烂危机矛盾终于大爆发了。
黄巢转战大半个中国，岭南、江南、山东、中原、关中，而且时间跨度达到十年之久，唐廷丧失江南财赋、中原交通枢纽，全国的基层政府一片混乱，最后黄巢攻入长安，唐王朝又差点覆灭。
唐王朝只能调动各藩镇士兵再来围剿，而各藩镇又借机扩充实力。连杨行密、董昌、钱鏐等在江南财赋藩镇都脱离了控制，要知道那里的节度使曾一度是李唐王朝的脑残粉。他们搞起割据，真的说明李唐江山，气数已尽了。
正如安史之乱后，叛军残余势力转化为藩镇，而是黄巢之乱后，起义军内部的残余势力也变成了藩镇。
于是传统藩镇以及农民起义大乱时发展起来的地方新藩镇，开始剧烈大混战互相吞并。
唐昭宗的中央政府能控制的只有关中一地，且人口凋零，破败，连四川都断了幸蜀后路。这种境遇与战国时期的周王室无异了。唐王朝无兵、无财、无人口资源，彻底被架空。
到唐昭宗的时候，朱温、李茂贞等藩镇势力强大到足以左右朝廷。“南司”（朝中文武官员）、“北司”（宦官）分别依附于强有力的藩镇，他们不再听命于皇帝，而是唯强藩马首是瞻。
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强藩之间还演出了抢夺天子的闹剧，最终被朱温控制利用并取代。结束唐朝近300年统治的，正是藩镇。
在唐朝藩镇割据自安史之乱后，历经百余年之久。
在这百余年里，唐王朝可谓是内忧外患，疆域不断缩减，直至农民起义，唐王朝被大藩镇所取代覆灭，大小藩镇演化成五代十国的大分裂。
其实，藩镇的设立是有必要性的。唐朝是一个大有胡气的年代，皇帝们热衷于开疆拓土，到了唐玄宗更属登峰造极，开始经略中亚。这时设置藩镇未尝不是为了节度一方军务，快速、高效地处理战争需要，就像一个军分区一样。
但是任何政策的推行，都会有它变质的那天。设置这个节度使制度并无多大错误，关键是第二步，藩镇一步步扩权，中央制衡一步一步乏力。
地方藩镇的节度使权重越来越倾斜。刚开始是给节度使军事权的，弄个采访使分点行政监督权，在地方上搞“二元制”。但采访使很快就被废置，毕竟安史之乱后，相信的拳头，行政监督就落入节度使手中。
当然，行政政监督权弄到手了，还是会得寸进尺的，节度使在后来又进一步取得了独立的财政权力——“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
有了军事权、行政权、财政权，就相当于能够自力更生，那么完全可以割据一方了，听调不听宣也是算是给足了中央面子。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把目光投注在那里节度使身上，似乎忘记了那些骄兵。
藩镇割据问题的核心，其实并不在于那些节帅，而在于他们麾下的骄兵，经历了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节度使倚仗的正是这些“打手”们。
这些打手中的“牙兵”更是无法无天。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召募军人子弟，作为卫兵、亲兵，称“牙兵”或“牙军”，待遇优厚，不胜骄宠，年代久远，父子相袭，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牙兵本是藩镇用以护卫自己及冲锋陷阵的私人部队，后来因势力扩张，变为挟制藩镇的可怕力量。
他们易反易覆，不要说是对皇帝，就是对藩帅也毫无畏上之心、忠诚之念的。陡然裁撤必会激起大乱，以中枢财赋供养也是无底洞。他们“变易主帅，事同儿戏”。成德、幽州两镇及其他一些方镇也无不如此。牙兵逐帅、杀帅之风沿习200年之久。直至五代十国，此风依然很盛。
事实上，大多数节度使们过得并不舒心，绝非人们想象中割据自王的诸侯；相反，要时时看手下大头兵的脸色，被以下犯上甚至被驱逐、被杀死、被灭门都司空见惯。这些节度使也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
唐朝的时候，这些骄兵们只是杀立节帅；到了五代十国时，他们就变本加厉了，那就直接换皇帝，时不时弄个黄袍加身。直到换到了赵匡胤。赵匡胤才考虑终止这个恐怖游戏。
因此，军镇节度使制度好像是养蛊，数十个毒虫在宿主体内斗来斗去，偶尔安定为宿主所用，狗咬狗，达到一时的恐怖平衡。
最后愈演愈烈，毒虫互相吞并攻杀，数十条毒虫养出了十几条，最大的那条把宿主咬死了，一时又替代不了宿主，接着和别的大毒虫互相绞杀。这个阶段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最好的写照。
可以这么说，五代十国是中晚唐藩镇的究极进化延续。
从公元755年（唐朝安史之乱）到公元961年（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藩镇割据长达20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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