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秦桧（有点长，约8000字）。
建炎四年，当秦桧逃离金国，突然出现绍兴街头时，曾一度引起不小的轰动。在那个萧瑟的冬天里，人们将他与苏武相提并论。很快，赵构，也就是后来的宋高宗，高调宣布了对他的接纳。他一跃成为礼部尚书，护送他回国的王安道、冯由义也得了不大不小的官职，甚至连船夫孙静，也做了承信郎。
两个月之后，绍兴元年春天，秦桧成为参知政事，加入了宰臣团体。临安知府孙觌在贺词里讥讽他“正直与否只有鬼神知道，倒是忠信之名早已在蛮邦广为流传”，又搬出“苏武旄节落尽，才不过爵升属国，杜甫跋涉千里，麻鞋入见，才不过官授拾遗”，来对比他的“全家安然无恙，连仆僮都顺利返回”，影射他是金国的间谍。但这类讽刺，此时还只是个案，它们被广泛接受并传播，是多年后的事情。
从南宋时代开始，许多人倾向于将秦桧说成金人纵归的奸细，却苦于缺少凿实的证据。“奸细秦桧”更近似感性压倒理性的产物。就常理而言，让秦桧充当奸细来促成南宋向金人投降”，可操作性是不强的。秦桧归国后能否受到重用，既不由金人决定，秦桧本人也打不起包票。最重要的是，秦桧南返之时，金国尚未确定以和议为对宋政策。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金人仍将致力于抓住赵构、彻底灭亡南宋（虽然金国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而秦桧南归后提供给赵构的建议——与金国“东朝廷”的执政者挞濑互通书信，游说其放弃对刘豫伪齐政权的支持，也远不足以证成他是金人的奸细。
秦桧的春天没有持续太久。他的主和立场，与宰相吕颐浩的主战立场相冲突。缺乏政治根基的秦桧很快败下阵来，随之赵构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当日初见秦桧，听秦桧阐述“南人自南，北人自北”的政治理念时，赵构对他的印象是“忠朴过人”，且自称因为得到秦桧“喜而不昧”；而在绍兴二年八月，当秦桧被踢出宰臣集团，赵构也加入到了批判秦桧的队伍，他说：“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
赵构的这种轻率做出决策、又极易产生摇摆的性格，将在多年后把岳飞推上权力与信任的巅峰，然后又亲自把岳飞从巅峰上一脚踹落。在绍兴二年的八月，秦桧比岳飞更早见识到了赵构的这种性格特征，并自此之后开始高度重视对这种性格特征的因应。
有意思的是，在罢免秦桧的批示里，赵构也透漏了一些秦桧的性格特征。比如，赵构说，“范宗尹任宰相时，有做得不好的事情，秦桧从不当面与宗尹争执，总是私下里找朕数落范宗尹。”赵构还透漏了秦桧南归后所献两条“国策”的具体内容：“范宗尹罢职后，秦桧对人说，如果用他做宰相，他能让天下耸动。随即给朕献上两条国策。一条是让分隔南北的士大夫互通家信；一条是将从北方流亡过来的民众组织起来，由朝廷调拨差官，将其中想要回乡北归的民众押送回去。”赵构在批示的末尾写道：“这真真是岂有此理。”
这份批示给了秦桧极大的刺激，让他见识到了赵构在同一件事情上变换立场、翻云覆雨的灵活身段。在秦桧成为南宋最大的权臣后，他曾派人四处搜罗这份批示的底稿，以及依照这份批示精神写成的针对自己的罢免诏书——在罢免诏书颁布后，赵构还补充过一句狠话：对秦桧这个人，朕我“终不复用”。
被罢职后的秦桧，过了三年韬光养晦的日子。这期间，南宋朝廷仍是混乱不堪。主战派宰相吕颐浩屡次向赵构请求举兵北伐恢复故土，但始终得不到支持。绍兴二年十一月，他再次向赵构上书请求北伐，奏章里塞满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积极因素，结果仍然得不到同僚的支持。相比吕颐浩的搜尽枯肠，礼部尚书洪拟随手拈来的几条意见，显然更有说服力，比如：（1）南宋至今没有固定的根据地，皇帝今天在会稽，明天又不得不跑去临安；（2）江南经济破坏严重，孱弱的国家财政拿来养活皇帝和大臣已非常吃力，要如何支付北伐庞大的军费开支？
政见的不同，最终演变成了朝堂上的彼此攻伐。李纲不支持吕颐浩仓促北伐，吕颐浩则在赵构面前栽赃李纲“纵暴无善状”；李光是江南士大夫领袖，吕颐浩担心他危及自己的相位，又向赵构告状李光广结朋党，“牢不可破”。绍兴三年九月，吕颐浩遭到朝臣们的集体弹劾而去职，继任的宰相赵鼎，依然未能解决朝堂内部的分歧与冲突，继续玩着互相排挤的游戏。作为“拨乱反正”，那些曾被吕颐浩排斥、驱逐出去的官僚们，又一个个被重新起用，其中就包括闲居已久的秦桧。
再次进入朝堂的秦桧，提供给赵构的第一份建议是“造强弩神臂弓，以备攻讨”。三月份，找不到施政头绪、陷入朝堂政争乱局的赵构，心急火燎召集新旧宰臣们，集体讨论接下来的具体政策走向。秦桧也递上了一道奏章。
秦桧在奏章里说，朝廷如今元气大伤，既不可贸然对金兴兵，也不能一味对金退让媾和；他还说，朝廷目前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讨伐叛臣刘豫所建立的伪齐政权，而不是与金人决战，后者是做不到的事情；而为了顺利击败刘豫，朝廷应该与金人稍作和解，“盖不讨贼豫，则无以为国；不安慰强敌，则逆贼未易讨”。秦桧的这些意见被接纳了几成，不得而知。
吸取前任的教训，宰相赵鼎和枢密使张浚结成了执政同盟，文武联手，一度被朝野寄予厚望。遗憾的是，二人的合作未能善终。赵鼎在绍兴四年极力主张赵构御驾亲征，韩世忠批评他“真敢为”，认为风险太大，建议赵鼎“何不将赵官家送入福建安稳处坐着，江面上的事情则全部交给我等”。赵鼎自己也承认此战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对幕僚说：“亦安保万全？事成，甚幸，不成，遗臭万代矣！”，但赵鼎决定去冒这个风险。次年，张浚也建议赵构进驻建康府，以鼓舞北伐士气，原本极具冒险精神的赵鼎，却不支持张浚此次冒险。究其原因，赵鼎引入张浚，是让张浚协助自己主持北伐，而非由张浚主持北伐，自己在一旁协助，所以自己冒险是可以的，支持他人冒险则万万不可（若冒险成功则意味着对自己的地位提出挑战）。最后，赵鼎在与张浚的较量中败北。
一直不受赵鼎喜欢的秦桧，在这场斗争中得到了张浚的大力提携。朝臣内部永无休止的倾轧，给了再次上位的秦桧以充分的教训。与张浚共事期间，秦桧“无所建明，惟奉张浚而已”，这种为官方式，显然是想要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的政治生命。绍兴七年，张浚再次在朝臣内部的倾轧下罢职，赵鼎东山再起。秦桧此前的“无所建明”，让他免于步张浚的后尘，得以继续留在朝堂。赵鼎对秦桧的态度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张浚向赵鼎推荐秦桧时，赵鼎的回应是“此人得志，我们这些人都没得玩”；赵鼎再次上台后，却又告诉赵构，“秦桧不可令去”，要将他留在班子里。
南宋朝廷内部的这种倾轧，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建设不到位。一个正常的决策机制，应该至少包括两个方面：（1）允许意见分歧，允许意见被充分讨论和批评；（2）要有决策能力，在意见获得充分表达之后，要有一套规章制度来给事情拍板（ 比如半数通过，或者超过2/3否决）。遗憾的是，南宋朝廷没有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有效的机制，遂只能任凭意见分歧在朝堂上演变为政治斗争——事实上，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政权都无力建立起有效的决策机制，而只能以政治强人来作为决策机制的代替品。而南宋群臣所面对的赵构，则是一个希望拥有政治强人的权力、却又不愿负担政治强人的责任的君主。
想要掌控决策的权力、但又不愿承担决策的后果，受这种心态驱使的赵构，在他羽翼终于丰满的绍兴十三年，也就是瓦解了四大家军、并杀害了其最不信任的岳飞的第二年，选择将秦桧推上了第一权臣的位置。
绍兴十三年九月的一天，秦桧与自己的老同学魏良臣坐在一起喝茶，魏在绍兴十一年七月被秦桧提拔为吏部侍郎。喝到半路，魏良臣给秦桧提了个建议。魏说：“昨天整晚没睡着，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朝廷马上要举行郊祀了，我觉得可以因此举行一次大赦，让那些被流放的士大夫们能够回来，这样能促进国家的和气，你觉得怎么样？”秦桧没有回答，而是问魏良臣：“你现在什么官职？”魏良臣回答：“吏部侍郎。”秦桧说：“做好你吏部侍郎的本职工作吧。”
如魏良臣所言，朝廷确实已经决定在本年的十月底到十一月冬至这段时间，举行一系列大规模的祭祀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是两项：（1）把从宋太祖到宋徽宗的灵主迎入新落成的皇家太庙景灵宫；（2）十一月冬至那天在南郊合祀天地，向天地祖宗们宣布赵构的宋朝正统继承者身份，并请求得到他们的“承认”。
这场仪式关乎到赵构皇位的合法性，本来早该在他即位的同年举行。可是，宋徽宗（后来是他的灵柩）多年来一直被金人扣留。徽宗这一环的缺失，打破了祭祀对象的连续性，让祭祀无法举行。直到去年八月，由于宋金和议的签订，徽宗的灵柩以及赵构的生母韦太后得以南返。这场祭祀，才终于在迟到17年之后得以举行。这样隆重的庆典，按例是要举行大赦的，几乎所有朝臣也都认为应该要有大赦。这也是迟迟不见大赦的魏良臣，向秦桧提建议的原因所在。让魏良臣没想到的是，提了这个建议之后不久，他就受到了弹劾，被外放了。
秦桧不在意群臣是否想要大赦，他在意的是赵构是否想要大赦。去年十月间，韦太后刚刚还朝，沉浸在久违的天伦之乐中的赵构，曾有意无意对宰臣们讲过这么一段话：“天下万幸已经无事，只有士大夫们妄作议论、扰乱朝政这件事最为可虑。治理天下，当以清净为本。让所有人都各守本分，是朕一直以来的理想。”（《建炎系年要录》）秦桧记住了这些话。赵构已经瓦解了四大家军，也完成了对金和谈，接下来要做的，自然是乾纲独断。他这些话，其实是在委婉地对宰臣们放风——在岳飞被杀害的那个冬天，赵构就说过“人主之权在乎独断”，还说过“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乱”。明白此中缘故的秦桧，自然也明白魏良臣这种老同学，还是不要留在朝堂上的好。
嗅探到了朝堂气候变化的投机者们，也随之动作了起来，赵构拖着时代往后退一步，投机取利者就会推着赵构、拖着时代往后退两步、三步乃至十步，毕竟退得越多越正确。在赵构对士大夫自由议论朝政表达不满后不到一个月，左散郎黄达如就冒出来，向皇帝做了这样一番建议：“太后的回銮，和徽宗灵柩的归来，可谓难得的盛事。应该让史馆详载，让词臣们作诗歌颂。然后赏功罚罪。将那些此前反对和议的人，统统明正典刑；对那些力主和议的人，则重加褒赏。这样才上可安慰徽宗、二后的在天之灵，下可缓解太母滞留在北的抑郁不平之气。”（《要录》）赵构任命黄达如为监察御史，自己去负责实施自己提的这些意见。
黄达如之后，又有右谏议大夫罗汝戢冒出来支持赵构：“陛下前两天批准了臣僚们的奏章，同意对那些以前的异政见者明正典刑。这实在是眼前最紧要的政务”。到了次年三月，起居舍人程敦厚仍在试图迎合赵构，将这个问题扩大化，他在奏章里说：“这些异政见者的党徒，如今仍然遍布中外。朝廷一有什么举措，这些人就冒出来大肆诋毁：看哪，朝廷又中了金人的奸计啦；再有什么举措，他们又冒出来诋毁说：看哪，又在浪费国家的财力啦，又在剥削百姓啦。这些人整天如此嚣张，肆无忌惮地中伤朝中善类，其实是想要挟皇上你改变政策方向”。最后，这位与敦厚毫不沾边的程敦厚，建议赵构再接再厉，继续严惩议论时政者。
绍兴十三年，是赵构大踏步后退的一个关键节点。这个节点，见于起居郎吴秉信在秦桧死后所留下的一段回忆。吴秉信说：“臣的职责是记录史事。可是，本部门所编写的起居注，旧本只到绍兴八年，新本也才到绍兴十三年四月份。此后一直没有任命起居郎，这么多年来的史事，都缺失了记载。”起居注的内容，是记录皇帝每日的言论行动，也是日后编纂实录、正史的基础。负责记录史事的起居郎缺官不补，以致于皇帝的起居注缺失，这是极为罕见的事情。自然，这意味着皇帝，也就是赵构，不喜欢自己每日的言论行动被史官记录下来。他要充分享受掌握权力的快感，但不想自己的行为被记录，不想要承担行使权力的责任。
秦桧的权臣生涯，也正式开启于绍兴十三年。赵构实现了独断，秦桧则是他执行独断的工具。比如，绍兴十四年五月，秦桧上宋赵构请求严禁撰写、流传“野史”时，赵构欣然同意；绍兴十九年，秦桧建议将这一禁令升级到“禁绝一切私史”，赵构仍欣然同意。再如，绍兴十四年九月，秦桧将前政敌赵鼎流放到了海南。赵鼎在海南三年，过着完全与世隔绝的日子，即便如此，秦桧仍命当地政府每月向朝廷报告一次赵鼎存亡的消息。赵鼎认为这是变相逼迫自己自杀，为保全家人绝食而死。其实这种针对赵鼎的迫害，是因为赵构有过指示，须将赵鼎“可迁至远”，而且须“使其门生、故吏知不复用，庶无窥伺之谋”。而针对岳飞的后代，因为赵构没有下达过具体指示，据《玉照新志》的记载，“秦桧既杀岳氏父子，其子若孙皆徙重湖、闽、岭，日赈钱米，以活其命”，漳州知府建议中断对岳家的生活供给，秦桧却把漳州知府的文牍“使札付岳氏”。这当然不是说秦桧对岳氏有恩，只是这二者间的对比，显示出的是秦桧更积极于实施“有必要的恶”——所谓“有必要的恶”，具体来说就是那些赵构想要干的事，但赵构不想自己承担恶名，所以希望由秦桧去干。
在绍兴十三年以前，秦桧也曾试图在士大夫圈子中获取名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北宋靖康年间，他曾与“主流士大夫”一起呼吁朝廷保持镇静，不可对金人示弱。被俘往北方后，他也与“主流士大夫”站在一起，反对金人拥立张邦昌，试图说服金人“保存赵氏”；南返出任宰臣后，也曾向赵构推荐过许多德高望重的学者，其中最重量级的是胡安国。但时代在变，士大夫成了赵构眼里的臭狗屎，秦桧也随之很自觉地与士大夫圈子脱离，站到了他们的对立面，很自觉地做了赵构所期望的“弱势权臣”。
在赵构时代，这位“弱势权臣”也曾努力想要巩固自己的权力与地位，让自己有更多元的权力支撑，而非仅仅寄生于赵构的皇权。比如，绍兴十四年，万俟卨出使金国归来，秦桧伪造了几十条金人称赞自己的言论，想让万俟卨陈奏给赵构，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结果结果却被万俟卨拒绝了。作为报复，万俟卨被秦桧清理出了宰臣团体。
大略同期，宋朝悠久的政治传统——宰臣们协商合议执政，也已被秦桧破坏殆尽，按南宋学者吕中的说法，自绍兴十五年之后，“政府之权在桧矣”，其他宰臣们不过是一种装点，“不使预事，备员、书姓名而已”。《三朝北盟会编》的说法，与吕中大体相近，但要更细致一些：“秦桧两居相位，前后19年。每次举荐宰臣，总是挑选没名誉、个性柔佞、易于驾驭之人，不让他们干预政事，备员而已。百官不敢拜谒这些人，州县也不敢把文件送到他们手上。从孙近到郑仲熊，这些宰臣在位从未超过一年，即被栽赃罪名罢免。秦桧担心他们可能会被重新起用，往往将这些人调发到千里之外的州郡，并时刻刺探动向。所以，当时对出任宰臣之人，皆不以为荣。”
秦桧能够做到这一切，与赵构的支持密不可分，也与秦桧本人对朝廷言路的控制有直接关系。前者给秦桧提供了权力基础，后者给秦桧提供具体操作的可能性。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从这段时间开始，宰臣受到言官们弹劾、罢免后，留下的空缺往往由提出弹劾的言官继任。弹劾者本人又多在半年到一年以后，受到新任言官的攻击而再度去职。绍兴十四年五月，参知政事楼炤被御史中丞李文会弹劾而遭罢免，次日，李文会接任参知政事。可以算做这种人事更替模式的开始。过了半年，李文会本人又受到御史中丞杨愿的弹劾，三天之后，杨愿进入宰臣行列。从绍兴十二年八月，到二十五年十月，出任宰臣者共计22人，其中有13人出身言官。这是一种处心积虑的操控手段。
自此之后，除秦桧之外的其他宰臣，就彻底沦落成了一种门面。时人曾如此描述秦桧之外其他宰臣的命运：“宰臣执政不久，肯定会被罢免。言官秉承秦桧旨意，才敢上奏弹劾宰臣。第一次弹劾，被弹劾的宰臣带职回家反省；第二次弹劾则肯定罢职，这已经成为一种惯例。那些升任宰臣的人，知道自己很快就要下台，早早就把包袱收拾好了。”（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
没有人想做别人的傀儡，哪怕那个“别人”是皇帝。赵构希望乾纲独断，所以扶植秦桧作为自己乾纲独断的执行工具，赵构负责掌控权力、行使权力，秦桧负责落实权力、承担后果（比如骂名）。但如前文所言，秦桧也会想要使自己的权力支撑多元化，而非仅仅依赖赵构。所以，在绍兴十八年，秦桧将自己的手伸到了赵构的贴身人物周围。在绍兴二十年，他又将南宋主要州郡的一把手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
按《中兴遗史》的说法，“大体上，赵构把国事委托给秦桧，把家事委托给张去为，而把自己个人，委托给了王继先”。张去为是内廷宦官头领，王继先是赵构的私人医生。两人相较，王继先的权势远远超过了张去为，史称“其权势之盛与秦桧相埓，张去为以下尤不足道”。王继先的这种权势，与赵构身体上不可为外人道的隐疾（不育）有极深的关系。绍兴十八年，王继先与秦桧的妻子王氏结为义兄妹，是这两个权臣联合的开始。不久，秦桧又将自己的一个孙女嫁给了乘务郎吴益——吴益官爵不高，但他是赵构吴皇后的胞弟，而王继先与吴家也早已建立起了姻亲关系。张去为与秦桧结盟的时间，则要更早一些。
与宦官领袖张去为、御医王继先、皇后吴氏之间建立的这种合作关系，可以让秦桧方便地掌握赵构的喜怒哀乐，更容易揣测圣意。按南宋学者吕中的说法：“人君起居动息之地，曰内朝、曰外朝，曰经筵三者而已”，赵构与外界交流的渠道，无非内廷、外朝与经筵三条。外朝，秦桧已控制住了舆论中心台谏，宰臣们也已空洞化；内朝，秦桧已成功与宦官头子张去为、御医王继先以、皇后吴氏结成了同盟；唯一的漏洞，只剩下经筵。经筵是皇帝与儒生谈论政事的常例。秦桧担心出问题，在绍兴十七年左右，让自己的儿子秦熺担任了皇帝的侍读，将赵构可能接触到异论的最后一条通道也监控了起来。
在中央针对赵构建筑起监控网络，秦桧在地方州郡也培植起了不小的个人势力。赵构对士大夫议政的厌恶，让秦桧有充足的政治空间在地方州郡任用私人。大约到绍兴二十年左右，南宋的主要州郡已成功布满了秦桧的亲戚，尤其以秦桧之妻王氏一党居多。如王氏的外甥徐琛，是平江知府；王氏的兄长王会，先后做过湖州知州、建康知府；王氏之弟王晌、王曦，先后做过宣州知州、太平州知州、衢州知州；秦桧儿媳的兄长曹泳先后担任过明州知州、绍兴知府、临安知府，另一秦桧的姻亲李璆，则长期占据着成都知府。此外，王氏一些较旁支的亲戚，王著、王晓先后担任温州知州，王历是抚州知州，王韅是秀州知州、王昞是吉州知州等。如果不计算空缺职位，在100多个南宋中级地方行政机构长官当中，秦桧的亲朋好友大约占据了70席。
但这种苦心经营，并不能让秦桧和他的权力获得真正的安全感。绍兴二十四年的科举，出乎意料地给了他重重一击。按秦桧的计划，这次科举已内定由自己的孙子秦埙获得状元。为给孙子铺路，此次科举曾野蛮取消了不少人的考试资格，其中就包括后来很著名的诗人陆游；礼部的会试官，也早已安排上了秦桧自己的人。可是，问题却出在了长期对秦桧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的赵构身上，他在殿试的时候，做了出人意料的选择——秦埙早已事先拿到殿试题目，且为迎合赵构对士大夫论政的厌恶，秦埙在策论里猛烈攻击了士大夫和二程理学，如此迎合赵构的思想旨趣，再加上礼部以第一名推荐，秦埙被赵构钦点为状元，本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赵构所选择的状元，却是寒门举人张孝祥。原因是张孝祥的策论里有这样几句话：
大意是：哪怕挂起摇动大地的飓风，我们也不会改变终于赵氏的心；哪怕前面白刃临身，我们也会效仿古人力保赵氏的皇位。“安刘之略”用的是西汉陈平、周勃“诛吕安刘”的典故，在这篇策论里，“诛吕安刘”一事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张孝祥笔下既然提到“存赵”“安刘”，那么其所指，必然有人已被认为具备了取代赵氏、取代刘氏的资格与能力——不管这个人物是否真有这种能力，他被一个寒门举人认为具备了这样的能力，这本身就已是一件足够引起赵构注意和重视的事情。
张孝祥成了状元，秦埙降至第三。这种政治上的新鲜空气，很快扩散到了朝野的各个角落。许多人传抄张孝祥的策论，揣测文章中的“大风”与“白刃”来自何处。
秦桧的反应也很强烈。他读懂了赵构的警告，但他已不愿意读懂这种警告。他试图将此次科举上纲上线，牵入到赵构最厌恶的“士大夫结党议政”上去，将张孝祥的入围定性为“胡寅远斥，力犹能使故人子为状元邪”——你胡寅（当时极为知名的士大夫领袖）已被流放，居然还有如此巨大能量，可以将故人之子推上状元宝座。他还计划制造一起“谋逆”大案，将对自己持批评立场的四五十名有能量者一网打尽。然而，这一次赵构没有响应他的“士大夫结党议政”，也没有答应让他的儿子秦熺继任宰相。
秦桧没有来得及罗织出所谓的“谋逆大案”，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他在一种极不甘心中死去了；他所构筑的权力体系，也在他死后迅速土崩瓦解。这个可恶、可恨又可悲的权臣，一生成也赵构，败也赵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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