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南京都市圈与合肥都市圈协同发展，打造东中部区域协调发展典范。”
近日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江苏实施方案》中的上述提法，几乎相当于官宣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梗：安徽省会南京，简称徽京。
“实施方案”中还有一句扎心的话：
积极推进苏锡常通对接上海“五大中心”建设，以局部先行一体化加快提升发展能级，进一步增创全球合作竞争新优势，融入上海大都市圈发展。
让我来翻译一下吧：南京与安徽携手，苏锡常向上海靠拢。“大内斗省”“散装江苏”这些梗又添新素材。
其实南京对安徽的拥抱由来已久。有人说：去新街口逛街，在鼓楼医院看病，到禄口机场坐飞机。这是南京人的日常，也是安徽人的日常。
现行的“南京都市圈”包含八个市：南京、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芜湖、宣城。前四个是江苏的，后四个是安徽的，一家一半，多么和谐。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安徽为什么对南京很重要。
安徽和南京自古以来就是一对难兄难弟。
1368年，有一位中年人在江淮大地上画了一个圈，画出了一个以金陵和凤阳为两个中心，囊括淮北、淮南和江南三大区域的“大南京”。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安徽和上海。
这位中年人就是朱元璋，这是南京第一次做全国性政权的首都，后来南京正式改称“京师”。不料朱棣篡位，迁都北京，“京师”又成了“南京”，辖区改称“南直隶”。
不管怎样，南京和安徽的缘分结下了。
清军入关后，先是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区域不变，依然以南京为中心。后来，清朝觉得江南省太大，不好管理，于是一分为二，“江南左”和“江南右”。“江南右”取江宁府（南京）和苏州府的首字，称江苏。“江南左”取安庆府和徽州府（黄山市）的首字，称安徽。
即便分省之后，安徽巡抚在很长时间里依然在南京办公。而且两江总督署也在南京，辖区包括今天的江苏、安徽、上海、江西。
在古代，安徽长期与南京捆绑其实是不得已的，不是为了沾南京的光，而是为了替南京挡子弹。
中国军事史上有一句鲜血浇筑的名言——守江必守淮。南京虽然是南方政权最重要的政治中心，没有之一，但是光靠长江是守不住南京的。
长江天险只是说起来比较唬人，几千里的长江防线上有不少容易渡江的点，不可能处处派重兵设防。南方政权要想长期生存，必须扩大战略纵深，把势力范围伸展到淮河一线。如果能守住淮河，才能谈得上划江而治，如果淮河丢了，长江也就成了纸老虎。最晚近的例子就是解放战争，淮海战役结束之后，渡江战役就没有悬念了。
而淮河上的战略要点大多在安徽境内。著名的淝水之战就发生在淮河边上的寿春，今淮南市寿县。
另外，南京要想防止敌人顺长江而下，就得守住安庆、芜湖、马鞍山这些安徽地盘。总之，安徽是南京的人肉盾牌。
安徽为南京受过的最大的罪当属太平天国时期。从1853年太平军入皖，到1864年天京沦陷，太平军在安徽活动了长达12年之久。太平军在许多地方都是流寇，在安徽却是扎下根来发展基层政权的。为了拱卫天京，太平军与湘军、淮军在安徽境内反复争夺。
太平天国战争是异常惨烈的。安徽在1851年还有3763万人，到了1871年只剩下1450万人。文献记载：“自安庆至宿（州）、亳（州）千余里，人民失业，田庐荡然”。学者称：“江淮之间，人烟几绝”。安徽有些地方的人口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恢复。
当然，南京自己在太平天国中的损失是最惨烈的。太平军攻城的时候，屠了一遍，“天国”覆灭的时候清军又屠了一遍，以致破城之际城内居民已不到两万人。第二年，李鸿章来南京代理两江总督，看到的景象是“一座空城，四周荒田”，“无屋、无人、无钱，管、葛居此亦当束手”，他觉得“似须百年方冀复旧。”
南京恢复元气没有等一百年，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拯救了它。清军收复南京当年就恢复了江南乡试。值得说明的是，南京在战后设立招垦局，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安徽人。这进一步加深了安徽与南京之间的有机联系。
近代以来，安徽的多灾多难与南京的风云变幻构成了两幅对比鲜明的景象。
从太平天国、捻军起义到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再到日军侵华，安徽一直都是重要的战场。与此同时，自然灾害频繁袭击安徽。据统计，安徽省从1667年建省至1949年，全省遭受水灾254次，旱灾208次，且每十年必有1至2次重灾。
安徽原来虽然不如江南（太湖流域）富庶，但也是相对富裕、殷实的地方，而在天灾人祸的持续打击下，一蹶不振，成了“坍塌的中部”。到了民国时期，安徽成了匪患猖獗的地区，这片土地日益原子化、碎片化。
南京一路走来也很坎坷，但江湖地位实在突出，大灾大难过后总是能够重新崛起。民国成立，南京做了首都，不过三个月就让给了北京。北伐之后，南京正式当了首都，从1927到1937可谓南京的黄金时期，全市人口增加到百万以上。抗战之后，首都的光环也回到了南京头上。
不过这也导致，南京的经济长期呈现出很强的行政主导色彩，经济为政治服务是典型特征。
南京解放之后的一份接管报告总结道：
“南京的特点是：工厂少，衙门及公馆多（房产即占全市百分之七十五）；工厂少，公务员多；少数之公营企业（除军需工业及马鞍山硫化铁矿厂外）多属市政消费性质（如水电），机器工业则属装配性质，不能独立生产，半殖民地色彩尤为浓厚；原领导之机关重重叠叠，下属生产单位少，其中冗员又多，因此一切官办企业无不赔本（如电厂、农场等）；较大之公私营企业亦极少……因此今后如何把消费的南京变成生产的南京，还是一个难题。”
新中国成立后，安徽告别了多灾多难的历史，进入发展新篇章。
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安徽人对南京的向心力除了挨得近，很大程度上还源于本省发展欠佳，尤其是没有像样的领军城市。这个局面随着近年来合肥的崛起得到了一定的改观。
而南京最大的尴尬在于，对安徽的吸引力有余，对本省的吸引力却不足。在经济上一直被苏州压一头，似乎是南京永恒的心结。
今日之南京固然早已不是“工厂少，衙门及公馆多”的局面，但经济发展长期依赖政府主导也是不争的事实。
南京近年被明确为“特大城市”和“东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迎来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也是再次拥抱安徽的契机。而从长远来看，南京-安徽的组合在将来能否大放异彩，不在于圈画得有多大，甚至也不在于南京能修几条到安徽的高铁，而在于能否激活民间的发展潜力。
南京与安徽在战争年代的唇齿相依如何转化为和平年代的“协同发展”，合肥与南京在各自建设“强省会”的道路上会不会起冲突，仍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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