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160年－220年），字云长，东汉时期司隶河东解良人（今山西省运城市），三国时期蜀国五虎将之一。后来成为官方与民间共同祭祀的对象，人们尊之为“关公”。刘关张结义兄弟中的老二，因此人们也称他为“关二爷”、“关二哥”。
尽管后世对关公之崇敬无以复加，但是，在宋朝之前，关羽在官方认可的信仰体系中地位并不高。关羽生前官职仅为蜀汉所封之前将军，爵位仅曹操代表汉朝所封之汉寿亭侯，谈不上显赫。死后40年，蜀汉景耀三年(260年)，后主刘禅方才追谥关羽为壮缪侯。
唐朝延续了隋朝的科举制度，并将之发展成型，武则天在位时重视军事人才的培养，创设了武举制度。开元十九年（731年），唐玄宗在两京设立姜太公庙，以汉留侯张良配享，以九位历代名将陪衬，为：齐国大司马田穰苴、吴国大将军孙武、魏国西河太守吴起、燕国昌国君乐毅、秦国武安君白起、汉朝淮阴侯韩信、蜀汉武乡侯诸葛亮、唐朝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唐朝司空英国公徐世绩，谓之“武庙十哲”（《新唐书》卷十五·志第五·礼乐五），关羽并不在列。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年），尊姜尚为武成王，祭典与祭孔子相同。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武庙增加祭祀古今名將六十四人，关羽首次上榜（《新唐书》卷十五·志第五·礼乐五）。
到了宋初，乾德元年（963年），太祖赵匡胤幸武成王庙，诏令吏部尚书张昭、工部尚书窦仪等重新裁定武庙享受祭祀的武将，“取功业始终无瑕者”（《续资治通鉴（上）》卷第三·宋纪三）。同年六月，升灌婴、班超、秦叔宝、裴度等二十三人，退二十二人，包括关羽，因为他“为仇国所擒”，不算功业始终无瑕。
早在隋唐，民间就有关羽化神的各种传说，尤其在荆州、襄阳一带，如：董侹《荆南节度使江陵尹裴公重修玉泉关庙记》（《钦定全唐文（六八四卷）》）关于关公驱使鬼神助智顗兴建玉泉寺的故事；关羽“玉泉显圣”后来还被作为信史写进佛教典籍《佛祖统纪》卷六，关羽受五戒，为此寺伽蓝，即护法神。
进入北宋晚年，文化空前发展，民间说唱艺术流行，评书、戏曲等曲目不断上演三国及隋唐的故事，关羽的事迹和传说逐渐为广大群众所熟知。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左右，关羽家乡解州盐池发生灾害，食盐减产，影响朝廷税收。宋徽宗自称道君皇帝，笃信道教，采纳道教建议，在进行修复工程时大力崇祀关公。后来民间流传“关公战蚩尤”的故事（《新刊大宋宣和遗事》），说蚩尤变蛟作祟，张天师请来关公，铲除了蚩尤。由于关公有功于朝廷，施惠于人民，宋徽宗同年追封为忠惠公。后来在崇宁三年（1104年），宋徽宗又封关公为崇宁真君；大观二年（1108年），加封武安王；宜和五年（1123年），再封义勇武安王。在1102年到1108年的短短六年内，关羽从低等级的侯爵升为公爵（亭侯属于较低品级的侯爵，上还有乡侯、县侯），再升为极高等级的王爵。同年，武庙的祭祀名单又有调整，除了主祀武成王姜太公，配享留侯张良之外，另有历代名将七十二人，分成殿上十人（管仲、孙武、乐毅、诸葛亮、李勣、田穰苴、范蠡、韩信、李靖、郭子仪）及两庑六十二人两组，关羽又重新回到武庙享受祭祀，而且是其中极少数的王爵，显示了地位的急剧提升。
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加封壮缪义勇武安王；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加封壮缪义勇武安英济王。此后，各朝皇帝都以关羽忠君、爱国、护民，屡次褒封。万历十年，封为“协天大帝”；万历四十二年，封为“单刀伏魔、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同年又加封为“关圣帝君”。万历年间，以关公取代姜尚，成为武庙祭祀的主神，与孔子文武并列，但实际上，关公此时早已封“大帝”、“帝君”，地位仍比孔子的“文宣王“爵位要高。
清朝在入关之前由于受到《三国演义》影响，已经开始尊崇关羽。统一全国之后，为了树立忠义典型以治天下，也为了笼络汉族士人和百姓，到了雍正三年，封关羽为“山西关夫子”，首次把关、孔并提。在这之后，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历任皇帝皆有褒封，到了光绪五年（1879年），封号达到了极至，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显威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历代帝王的褒封，完成了关公“侯而王，王而帝，帝而圣，圣而天”的过程，儒、释、道三家都加以拉拢，故此关公后来具备儒、释、道三家身份。加上民间文艺对关公故事如“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古城会”、“斩华雄”“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会”、“刮骨疗毒”的传播，关公作为神明无论在官方或在民间的地位如日中天。随着清末东南沿海人民移民南洋，三国故事和关公信仰也传播到新加坡来，并对新加坡本地的民间信仰形成重要的影响。
根据田野调查，新加坡本地以关公（也称协天上帝、山西夫子、关帝等）为主神的庙宇至少有20多家。最早一家主祀关公的庙宇是冈州会馆附属神庙。冈州会馆创立于1840年，冈州会馆是广东冈州（今广东省新会市）同乡会，原址在俗称豆腐街的珍珠街上段，1922年租约期满后便在新桥路现址重建。1925年新会馆大楼落成。
冈州会馆保持了敬祖的习俗，在会馆三楼安奉祖先灵位。会馆的四楼则是关帝庙，供奉关帝、妈祖及大伯公，还有难得一见的长达三米的关刀，是1889年由新会七头家（闽南方言，即东家、雇主、老板）赠送的。
1925年前后，在旧称裕廊十条石半的村子中，来自泉州的乡民搭建了亚答屋庙宇，从家乡（福建泉州土门街）的通淮庙迎来山西夫子香火。1933年间，重塑山西夫子金身，正式成立通淮庙，1967年、1977年两次搬迁，最后迁往裕廊东，并把山西夫子改称为关圣帝君。扩建后的通淮庙庙门是高耸壮观的“南天门”牌坊，正中大门对联写着：“通经略明大义名飘青史，淮水远灵脉宏浩荡长流”，殿堂正中供奉主神关圣帝君的两边对联写着：“忠肝壮士称英豪，义胆威武显雄风”，在在表彰关公的忠义品质。
新加坡闽帮1840年建立的天福宫以妈祖为主神，正殿有两位配祀神灵，左配神是山西夫子，右配神是保生大帝。天福宫另有后殿，主祀观音，配祀日神、月神；右配殿有开漳圣王、城隍爷；左配殿有孔子公、伽蓝菩萨。山西夫子、伽蓝菩萨都是关公，前者为儒教的封号，后者为佛教封号。一座神庙内同时祭祀两种宗教属性的关公，比较罕见，也由此可见关公在新加坡本地华人圈子的重要性和崇高地位。伽蓝菩萨配有“威灵昭赫”牌匾，神像左边有关平捧印立像，右边有周仓持关刀立像。把孔子公和关公放在同在一殿内合祀，隐然是对儒教文武双圣的崇敬之意。
笔者发现，新加坡本地早年庙宇多供奉关公。除了上述冈州会馆附属神庙和天福宫之外，其他奉祀关公的早年庙宇还有客家帮的应和馆（1822年）、顺天宫（约1820年）、闽南陈氏族人的保赤宫（1876年）、万山福德祠（同治初年）等，可见关公信仰是随着最早一批华人移民进入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关公信徒每年在两个日子祭祀关公。一个是农历五月十三日，是“关公磨刀日”，传说这天一定会下雨，方便关公磨刀；一个是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关圣帝君诞。天福宫于农历五月十三日祭拜关公，仪式在上午十点开始，供品包括纸扎的关公冠、关公袍、关倒。由于关公也司财运，香客也会敬上发糕、寿桃、面线、水果、酒、茶和金银纸，还有菠萝形状的蜡烛。在闽南语中，菠萝叫“黄梨”，谐音“旺来”，求其吉兆。在祭祀仪式时，颂念《祝寿平安疏》。下午两点继续举办祝寿仪式，供品包括十二样素菜、寿金和天金。
新加坡本地崇祀关公的庙宇和家庭很多。不仅是庙宇和家庭，连警署、消防队、企业、商店、酒楼、公交车终点站、赌场、娼寮、娱乐场所等，黑白两道都普遍崇祀关公。
在新加坡，关公信仰主要是崇敬关公的忠、义、仁、智、信、礼、勇诸德。商人信奉关公，因其义、信符合商场讲信义的法则。新加坡民间信仰传说关公发明日清簿，设有“原、收、出、存”的清楚记帐法，善理财，长于算数记帐；而且关刀犀利非常，被引申为能够保佑“大利”，关公于是也被奉为财神。另有一说是关公逝世后，其真神经常回来人间助战，大获全胜，商人希望自己万一生意受挫，也能象关公一样，东山再起，取得最后成功。
在新加坡民间信仰中，关公分文、武两个造型。武关公即手持关刀、身着铠甲的造型，而文关公则是手捧《春秋》，身着便服的造型。一般认为，武关公杀气重，不能请到家里祀奉。家里要祀奉的话，得请文关公神像。请武关公时，神像所持关刀的刀口要向外，不能向自己。由于文关公造型捧着《春秋》，信徒也经常带学龄孩童拜祀关公，求学业有成，考试顺利。
民间信仰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大凡能让乩童请来上身的，都是乡土神仙和等级中下的神仙，如齐天大圣、哪吒、济公、大二爷伯（黑白无常）等。高等级的大神如关公、妈祖、观音，极少见到有乩童敢于或有能力请上身的。这反映了两点，首先，对平民百姓来说，等级太高的神仙尽管级别高，权力大，神通广，但是距离太远，而且他们需要照顾的人太多，求省委书记不如求村书记。其次，寻常乩童不敢越级乱请大神，不可能一个乩童既请得动哪吒，也请得动太上老君，这不合乎常理。
新加坡南安会馆记载了一个当代人受民间信仰和民间文艺感染的绝佳例子。曾经担任过空姐和模特的电视演员傅芳玲是祖籍南安的新加坡华人，一天她在报章上看到了有关凤山寺和南安会馆的报道之后，梦见自己上凤山寺烧香，觉得自己与凤山寺有缘。后来，凤山寺请来广泽尊王驻跸，她于是前往礼拜。为了加强自己对广泽尊王的认识，她上网查阅了许多资料，也开始接触中国古代民间文艺。她在接受《南安会讯》采访时说：“很多时候，历史会教我们很多事情。当我们读过《三国演义》或是其他书籍，（会发现）历史一直在重演。”她读了《三国演义》之后，有感于关羽对刘备的忠义，哪怕身在曹营也不弃不离，于是把自己名字中的“玲”字改为“仪”，以谐音方式提醒自己学习关公之忠义。
关公戏的剧目多达数十种，在戏曲中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行当，清代以前已有独特的服装和道具。在清代，孔子和关公分别被尊为“文武圣人”，因此“关羽”的名字也需避讳，在表演时，演关公的演员需自称“关某”，其他演员称之“关公”。清末朝廷还曾下令禁止公开演关公戏，后来才稍微放松禁令。马书田在《中国诸神大观》一书中指出，为了表示对关公的崇敬，“据说戏班在宫里给西太后演关公戏时，只要关羽一上场，皇上和慈禧全都离座，假装散步，然后再坐下。《走麦城》是绝对不许演的。扮演关公的演员，演前一周需要净身，不准有房事，在台后要供关公神位，焚香礼拜，这些规矩是其他戏没有的。”
在新加坡本地戏曲界，扮演关公的演员在演出前十天必须斋戒独居，熏沐洁身；出场前要给关公神像烧香口头，在后台杀鸡拜祭；演员在道具头盔或前胸必须挂有关公像的黄表符，演出结束要用此纸拭脸，并拿到关帝像前焚化，以示感谢关帝的庇护等；在演《走麦城》时，更要台上台下烧檀香、点蜡烛。据说如果违犯禁律，关公就会显灵，演员要出事故，戏园要出乱子。
早年的关公戏具有重要的教化作用。上世纪初，新加坡、槟榔屿（今槟城）、马六甲三地合称“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三地都是当时马来半岛的华人聚居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一体化。根据宋蕴璞《南洋英属海峡殖民地志略》记载，当时华人“尤喜观关公诸戏，一日演《过五关》，扮关公者表情甚佳。至关公见二嫂，二嫂询以皇叔踪迹，关公跪地而回答，极尽恭敬之意，颇能表出关公一片忠义心肠。各资本家观之，咸为之感叹不止，其守旧之心理，于斯可见。”商人老板们看关公戏，看到关公对甘、糜二夫人甚为恭敬，间接体现了他对结义兄长刘备的忠义，因此感佩不已。“守旧”二字，是“遵循传统价值观”之意。
新加坡华人颇喜爱关公戏，尤其是酬神。上世纪二十年代庆升平新舞台班主雷文光从中国请来刘长松、明月珠等京剧演员，刘长松演的关公戏《古城会》、《华容道》等，深得好评，成为新加坡最负盛誉的“活关公”。同个时期擅演关公戏的还有京剧武生李荣芳和粤剧永维新班的新珠，演《斩华雄》、《水淹七军》等剧。1940年新加坡上映关公题材电影《关云长忠义千秋》，影院在当时的第一大报《南洋商报》头版投了广告。1987年，通淮庙在报纸上刊登启事，通知信徒有关关公圣诞活动安排，一连八天，其中有闽剧、潮剧、歌台表演。即便今时今日，关公戏仍受欢迎。2002年，新加坡戏曲学院导师蔡碧霞和资深潮剧演员陈国来在新编潮剧折子戏《关羽与貂婵》中饰演貂蝉和关公。2015年韭菜芭城隍庙庆祝“清溪显佑伯主圣诞”，演出的剧目就有《关公出世》。关公题材也多见于新加坡本地各种民间文艺作品中，例如丁马成南音作品《观音诞》就有“为人要效关公义”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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