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弟子曾经问朱熹：“濓溪教程子寻孔颜乐处，如何？”朱熹回答说：“先贤到乐处已自成就向上去了，非初学所能求。况今之师非濓溪之师，所谓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说此事却似莽广。不如且就圣贤着实用工处求之，如‘克己复礼’，致谨于视听言动之间，乆乆自当纯熟充达向上去。”[1]
朱熹并没有明确告诉弟子“孔颜乐处”在哪里，反而认为初学者还没有能力去求，“说此事却似莽广”，这等于将“寻孔颜乐处”悬置起来，不予深究了。
不过，他还是指出了“就圣贤着实用工处求之”的途径，以指导弟子去“寻孔颜乐处”。照朱熹看来，“克己复礼”就是“寻孔颜乐处”的一条途径。
必须承认，朱熹认为“孔颜乐处”是个人“已自成就”的“向上”层次，实为不刊之论。孔子是圣人，“孔子之乐”自然无人可及，可以暂且不论。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孔子给予其很高评价，超过孔门所有弟子，其“成就”自非常人可及。
因此，“颜子之乐”也非常人可以达到。理解了“颜子之乐”，也就明白了“向上”一路。而要真正理解“颜子之乐”，必须首先理解颜回其人，看看他究竟“成就”了什么，有哪些过人之处，如何为孔门弟子所服膺，“颜子之乐”又如何成为了孔子教育的一个标高。
然而，用世俗的观点来看，颜回并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成就”，他既没有建立事功，也没有留下著述，在儒家学统上并没有占据多高的地位。
若以事功而论，颜回的建树在孔门弟子中不算杰出。办外交，讲货殖，他肯定不如子贡。子贡曾被孔子派往齐国，阻止齐国攻伐鲁国，“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2]
这样的外交才能不是常人能有的，其为鲁国留下的功业也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在货殖理财方面，子贡的才能也远远超过颜回。孔子曾说：“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臆）则屡中。”[3]意谓颜渊为人很不错，却总是穷得没办法。而子贡不安本分，囤积货物，猜测行情，却总是被他猜中。
若就著述而言，颜回的成就肯定不如卜商（字子夏）、曾参（字子舆）。后人虽有传说，“颜渊弱冠，而与仲尼言《易》”[4]，但那只是说明颜回曾从孔子受《易》。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以及撰写“十翼”，《易》的整理传授主要靠孔子而非颜回。
子夏参与撰定《论语》，传授《诗经》、《春秋》和《易经》“十翼”，撰写《仪礼·丧服传》，《尔雅》、《孝经》的编撰和传授也与子夏有关。[5]
而曾参的著述也颇丰富，《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曾子》十八篇，后大多收入《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中，其《大学》一篇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还有《孝经》也有为曾参所撰的传说。[6]
若从学统来看，颜回的影响也肯定比不上曾参和子夏。尽管《韩非子·显学》提到孔子逝后，儒分为八，其中“有颜氏之儒”[7]，此“颜氏之儒”是否传颜回之学，学界有不同意见。
即使所传是颜回之学，但其学术传承后来中断，也并未能形成有影响的学统。而曾参被称为曾子、子夏被称为卜子，有明晰的学术传承，影响十分深远。
清人陈玉树说：“无曾子则无宋儒之道学，无卜子则无汉儒之经学。宋儒之言道学者，必由子思、孟子而溯源于曾子；汉儒之言经学者，必由荀、毛、公、谷而溯源于卜子。”[8]
近人蔡元培也指出：“儒学有曾子、子夏两派：曾子尊德性，其后有子思、孟子；子夏治文学，其后有荀子。”[9]在他们看来，孔门弟子曾参、卜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是颜回所不能比肩的。
既然颜回在“立言”、“立功”方面并无多大建树，那么，颜回又是凭什么能够得到孔子给予的“好学”美誉，成为孔子教育的标高，入列“孔门十哲”，以致成为儒家道统的“复圣”，作为“四配”之首而配享孔庙的呢？[10]
在笔者看来，“复圣”一语大体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七月戊申，朝廷加封颜子为兖国复圣公、曾子为郕国宗圣公、子思为沂国述圣公、孟子为邹国亚圣公。[11]
所谓“复圣”，是说颜回最重要的特点是与孔子的为学和为人相似，“复”有重复、复制义，即是说，颜回是与孔子相似的又一位圣人。
孟子弟子公孙丑曾问孟子：“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孟子的回答是：“乃所愿，则学孔子也。”[12]公孙丑听到的说法，认为颜回有圣人的体统，只是格局小一些而已。
孟子的愿望虽然是以孔子为榜样，表明他有更高的追求，但他显然也是同意颜回具有圣人体统的看法的，而这个标准的圣人就是“圣之时者”孔子。
前文已经说明，孔子将勤奋、快乐作为自己的人格特点，而颜回也有与孔子同样的人格特点。因此，“复圣”颜子所复制的正是孔子的“为学”与“为人”。正是在“为学”与“为人”的根本点上，颜回高过孔门的其他弟子，成为孔子教育的标高。而“孔颜之乐”也就在这里得到最准确、最全面、最深刻的诠释。
要理解颜回的“好学”，必须先理解孔子的教育思想。清人沈近思说：“周子教人寻孔颜乐处。某谓当从《论语》开篇第一章寻起。按此言最确实，葢学之正，习之熟，说（悦）之深，由此而乐而不愠，孔颜之乐在其中矣。”[13]这一认识是颇为深刻的。
笔者曾撰文指出：《论语》首章是“孔门入道之要”（ 宋人郑汝谐语），概括了孔子教育思想的精髓，这种教育既是文学知识教育，也是知行合一教育，更是道德人格教育；并且，这种教育并非强制性教育，也非痛苦型教育，而是快乐型教育。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乃就个体学习而言，重在强调个体学习的态度与情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则超越个体而就同门相处而言，[14]重在说明个体学习效果需要通过朋友的反映来检验。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指出群居切磋所应达到的道德水准和精神境界，重在提示教育的目标是为了养成学者的君子人格。孔子希望弟子们将圣人之道作为学行的内容，将朋友切磋、共同成长作为教学的手段，将养成君子人格、提升道德境界作为教育的目标。[15]
由此可见，孔子的教育贯穿着快乐精神，而最终养成的君子人格也是坦荡快乐的。这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理念是完全一致的。[16]
孔子对“学”的理解，并非如今人偏重于文化知识的学习，而是更重视社会生活的实践。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17]
其弟子子夏也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18]
颜回之学，正在于他把践行孔子所阐释的尧舜之道放在首位，把孔子的教导奉为圭臬，从不违背，做到了知行合一。
孔子说过：“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19]颜回能够“拳拳服膺”于善而“弗失”，就在于他不仅将这一善变成了知识，而且将这一善变成了行动，并且持之以恒。
孔子又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20]孔子正是从颜回的行为中理解了颜回不仅不蠢，而且有可以启发人的东西。颜回知道了“克己复礼为仁”，就“请事斯语”，“其心三月不违仁”，这便是“学而时习之”，其他弟子难以做到，或者虽然能够做到却没有他做得那样好，那样到位。
知道了同学之间需要切磋琢磨，共同成长，他就与同学友爱相处，团结互助，发挥出其他弟子难以发挥的特殊作用。孔子因而感叹：“自吾有回，门人日益亲。”[21]
知道了君子要做到“人不知而不愠”，就踏踏实实去做，以致曾参对人说：“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22]
毫无疑问，颜回是践行孔子教育教学思想最为坚定最为准确也最为执着的弟子，孔子独许其“好学”是有客观现实依据的，并非出于个人偏爱。
颜回的为人不仅与孔子为人相似，也符合孔子的教育预期。
这里举一事证明。据《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陈被困，“孔子不得行，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藜羮不充，从者皆病。孔子愈慷慨，讲诵弦歌不衰，乃召子路而问焉，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乎？奚为至于此？’子路愠，作色而对曰：‘君子无所困，意者夫子未仁与？人之弗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与？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昔者闻诸夫子：“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积德怀义，行之乆矣，奚居之穷也？’子曰：‘由未之识也，吾语汝。汝以仁者为必信也，则伯夷、叔齐不饿死首阳；汝以智者为必用也，则王子比干不见剖心；汝以忠者为必报也，则关龙逄不见刑；汝以谏者为必听也，则伍子胥不见杀。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哉？且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为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是以齐小白之有霸心生于莒，晋重耳之有霸心生于曹、卫，越王勾践之有霸心生于㑹稽。故居下而无忧者，则思不远；处身而常逸者，则志不广。庸知其终始乎？’子路出，召子贡，告如子路。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贬焉？’子曰：‘赐，良农能稼，不必能穑；良工能巧，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不必其能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赐，尔志不广矣，思不远矣。’子贡出，颜回入，问亦如之。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我用，有国者之丑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叹曰：‘有道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23]
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子路、子贡对孔子的思想学说和处世态度是有所保留的，至少是心存疑虑的，然而，颜回对孔子的思想学说和处世态度不仅是理解和赞同的，而且是积极支持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颜回的为人处世是最接近孔子的，以致孔子愿意做颜回的宰臣。或者换一种说法，孔门弟子只有颜回才真正体现了孔子儒学的教育目标，成为孔子教育的标高。这是孔子对他评价最高的重要原因，也是同门弟子服膺他的主要依据。
颜回的为人与为学，体现在精神层面就是“颜子之乐”。即使我们承认“颜子之乐”与“孔子之乐”有层次之别，但它们有着相同的本质却是不容否认的。
因此，元人郝经说：“昔濓溪先生尝使二程寻孔颜乐处与所乐者何事，葢孔颜之乐，不在夫蔬食水饮、陋巷箪瓢也，安时处顺，尽其在我，毋意毋必，与物俱化，穷达得丧，寿夭贵贱，非我性分，澹然相忘，而其乐有不可量者，所谓天下之至乐也。”[24]
像这样将“孔颜乐处”与人格特征和处世态度联系起来，是符合孔子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的，也符合周敦颐要二程“寻孔颜乐处”的教育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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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士毅编：《朱子语类》卷三十一《论语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844页。
[2]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二十五史》本，第252—253页。
[3] 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一《先进第十一》，《十三经注疏》本，第2499页。
[4]扬雄著，李轨注：《法言》卷五《问神》，《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15页。
[5]参见拙作《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第八章《文学即人学：孔子后学的文学观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47—251页。
[6]司马迁撰，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二十五史》本，第252—253页。
[7]王先慎集解：《韩非子集解》卷十九《显学第五十》，《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第351页。
[8]陈玉树：《卜子年谱·自叙》，《先秦诸子年谱》第三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 页。
[9]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 页。
[10]历代追尊颜回，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宋真宗尊之为“兖国公”，元文宗尊之为“兖国复圣公”，明世宗尊之为“复圣”。《明史·礼志四》：“其四配称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圣孟子。”
[11]宋濓等：《元史》卷三十四《文宗本纪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1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三《公孙丑章句上》，第235页。
[13]雷鋐：《读书偶记》卷二，《四库全书》本。
[14]关于“有朋”，古本有作“友朋”者。宋人邢昺引前人之说云：“包（咸）曰：‘同门曰朋。’郑玄注：‘《大司徒》云：同师曰朋，同志曰友。’然则同门者，同在师门以授学者也。朋即群党之谓，故子夏曰‘吾离群而索居’，郑玄注云：‘群谓同门朋友也。’此言‘有朋自远方来者’，即《学记》云‘三年视敬业乐群’也。同志，谓同其心意所趋向也。朋疏而友亲，朋来既乐，友即可知，故略不言也。”（《论语注疏》卷一《学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57页。）杨伯峻《论语译注》也以为“有朋”即指“弟子”，译为“志同道合之人”。
[15]参见拙作《解开孔子教育思想的锁钥——〈论语〉首章发覆》，《澳门理工学报》2018年第4期。
[16]参见拙作《“兴于诗”：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逻辑起点——孔子文学教育思想探论之一》，《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立于礼”：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理性思维——孔子文学教育思想探论之二》，《社会科学研究》2017年第3期；《“成于乐”：儒家君子人格养成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向度——孔子文学教育思想探论之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现代学者多有反对快乐教育的，他们将快乐教育理解为让学生为所欲为，不受约束。其实这一认识是错误的，至少不是孔子提倡的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教育思想。
[17]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学而第一》，《十三经注疏》本，第2458页。
[18]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学而第一》，《十三经注疏》本，第2458页。
[19]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集注》第八章，第20页。
[20]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二《为政第二》，《十三经注疏》本，第2462页。
[21]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卷九《七十二弟子解第三十八》，第246页。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孔子语云：“自吾有回，门人益亲。”
[22]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八《泰伯第八》，《十三经注疏》本，第2486页。马融曰：“友谓颜渊。”
[23]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卷五《在厄第二十》，第147—148页。《荀子·宥坐篇》、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韩婴《韩诗外传》七、刘向《说苑·杂言篇》所载略同。
[24]郝经：《陵川集》巻二十一《曲肱亭铭序》，《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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