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5日，第7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线上部分正式结束，各大奖项也已揭晓。在短片竞赛单元，奥尔加·卢科夫尼科娃（Olga Lucovnicova）的《我的叔叔刚铎》（Nanu Tudor）荣获最佳短片金熊奖。
植于导演个人经历，讨论儿童虐待，本片无疑值得更多的社会关注和思考。在影片的前半部分，镜头捕捉到了一个温馨美好的田园风光：成熟的樱桃、黑白照片和充满回忆的夏日小屋，看似无忧无虑的几代人的童年。但是随着叙述的不断进行，导演和她的舅舅展开了一场对话，“你还记得你曾经做过的那些事情？”
在他们对话时，影片的画面仍然是游走的这座老屋子里，我们看到的是每个角落：纱窗、毯子、有裂痕的强，墙角的蜘蛛网。但我们听到男人的声音没有歉意，也多少有些闪躲。在这个充满美好回忆的夏日小屋里，存在着更大的痛苦和创伤记忆。
评委会颁奖词这样写道：“在《我的叔叔刚铎》中，导演Olga带领我们经历了揭开童年创伤的复杂过程。当私密的细节逐渐将我们引入一个看似田园的纯真怀旧世界时，她与叔叔都铎的对话却逐渐暴露了她童年的恐怖和他无悔的否认。卢科夫尼科娃微妙的电影目光精准地围绕着她的家人打转。她个人的勇气与电影的精湛技艺相结合，创造了一部既有力量又有情感层次的电影。”
童年创伤带来的伤害无疑是巨大的，但是在这些创伤背后的沉默不语也是具有伤害力的。导演无疑是勇敢的，在20年之后，她选择对话，同时通过这部电影，她也直面自己的恐惧。虽然本片只有短短的20分钟，但正是在这短暂的20分钟里，导演像我们再次提醒，在一个看似安全的家庭里，也存在着不可预知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可能来自于那些看似值得信任的家庭成员。
在此次柏林电影节，凹凸镜DOC的记者也专门采访到了导演，她向我们再次说到，“勇敢是很重要的”。
凹凸镜DOC：你是怎么想到要拍这个短片的？
奥尔加·卢科夫尼科娃：事实上，这是我的第一部个人电影，我试图在镜头背后与人交谈。我想要拍这部电影的契机来自于我的俄罗斯同事安娜（Anna Artemyeva），她给我看了一段俄罗斯导演亚历山大·拉斯托格夫（Alexander Rastorguev）的视频，他两年前在非洲遇害，他说 “你的电影是从你最大的痛苦开始的”。所以我开始回想我心中发生的事情，并从我童年的那一年开始凝视。我回到了我的曾祖父母的房子，那是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房子。我开始挖掘与这个房子有关的不同类型的记忆，在影片里，你可以看到，我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围坐在餐桌旁，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家庭。而且当时我是在夏天拍的，那时候也有很多阳光、水果和树木。
在影片里，通过关于叔叔给我带来的一些创伤记忆，我想告诉大家，童年的创伤对每个人的生活都影响很大。大部分的创伤都是由亲戚、家人或朋友造成的。而且，大多数人认为家庭对孩子来说，“家庭”这个概念是很有保障的，很安全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恰恰有的时候孩子就是受到了那些亲近的人的伤害。有时候父母信任其他的家庭成员，他们很容易就能接触到孩子。大家应该对这个应该要谨慎。
我的叔叔现在就住在老房子里，这部电影也是根据我们的对话来拍摄的。我也想表现谁住在那里，但其实房子本身才是最大的主角，因为我想通过房子来表达我的感受。我主要关注的是建筑和装饰元素。所有的地毯都是我曾祖母做的，你可以看到窗户和墙壁，它们都很古老。而脚下的每一个部分都充满了记忆，虽然我在那里住的时间不长，只有9岁时的一个夏天。但无论如何，这房子有它的意义。
凹凸镜DOC：你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来拍摄你的电影？
奥尔加·卢科夫尼科娃：在拍摄之前，我做了大量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工作，我也看了很多电影。一个是荷兰电影人阿利奥娜-范德霍斯特（ Aliona van der Horst）。她的那部电影叫做《爱是土豆》（Love is Potatoes）。导演在多年以后回到了她的祖父母家，她通过一些对话，讨论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也来描绘这个房子的存在。所以，她启发我在我的电影中也使用了这种类似的手法。
凹凸镜DOC：你是如何让画面与叙事搭配起来的？
奥尔加·卢科夫尼科娃：我对房子非常了解。在这之前，我就有一个详细的计划，我会有一些和人在一起的镜头——但我把人模糊化，让画面更有张力——而且我会拍摄白纱窗，白纱在房子里随处可见，这是一个独特的元素。在去拍摄之前，我已经想好了要拍这些。所以，我很清楚哪些元素会出现在影片中。另一个鲜明的元素是为药茶而保留的干花，对我来说，它们仿佛在着时光，诉说着久违的童年。
凹凸镜DOC：这是你第一次跟你叔叔说起这件事吗？他预料到了吗？
奥尔加·卢科夫尼科娃：其实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进过这个房子了，至少有8年了。这次去那里是一次很不寻常的经历。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根本没打算跟我叔叔说话，我打算拍我和我父亲——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想表现我们的讨论，家庭聚会，这是一个快乐的时刻。然后，在拍摄的第10天，我决定和我的叔叔说话，因为我看到他独自一人坐在花园里。我想他可能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或者思考自己过去的坏事或好事。所以我才找他谈话。
我们讨论了很久，持续了两个小时。我把录音机放在我面前，我没有藏起来。但在谈话过程中，我按下了按钮，他当时问我是不是在录音。我问他，他反对我录音吗？他说，不反对，但是他想知道我怎么用这个录音。我跟他说，反正我们没有骗对方，我们是在讨论事实。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的谈话还在继续。但是，第二天，他怕我拿到的这份材料会做一些对他不利的事情。所以，他开始阻止我拍摄这部电影。我后来也没有继续拍。
凹凸镜DOC：你叔叔看到了你的电影吗？
奥尔加·卢科夫尼科娃：没有，他从我录音之后的第二天，就不同意我这样做。他怕警察有什么反应，也怕自己的诚信名誉受到影响。当然，他的妻子一直在保护他，反对这个事情。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很难接受，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也活了大半辈子了，一下子也很老了。其实我也很难再去做什么了。
但与此同时，我对这件事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沉默对我来说是非常伤人的。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作为我们这一代）我们的观点和视野会截然不同，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变得不同。我们永远也找不到对彼此的包容和理解。即使我理解施害者的心理，我也认为这不是一个克服过去的正确方式，沉默、秘而不言，不是正确的方法。
凹凸镜DOC：你自己拍完这部电影，你有什么感受？
奥尔加·卢科夫尼科娃：总的来说，这部电影让我了解了儿童侵害的问题，也了解了施害者背后的心理。因为我的叔叔完全是不同年代的人，他成长于战争年代。在他的童年时代，有很多可怕的问题，到处都是死亡。我觉得他不明白自己的行为会给别人带来创伤，所以他不太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这是我的看法，它可以是错误的。
当然，对于我来说，拍摄这部电影对于克服我自己的心理来说，是困难的，同时也是为揭露迈出了一大步，我需要直面这些困难。其实我的家庭总体上是一个比较快乐的家庭，但是这个家庭中有一个成年人对孩子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个人观察到。因为他是一个模范人物，以前也没有任何不良行为，而且在家里，他是有权威的。我想特别说明的是，即使在我们认为所谓最理想的家庭里，孩子们也会发生不好的事情，而不是在一些坏的家庭里，那是一种刻板印象。
凹凸镜DOC：那其他家人呢，他们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你觉得会不会影响你和家人的关系？
奥尔加·卢科夫尼科娃：我一开始的时候只是尝试在家里谈，也没有想到会获得很多国际方面的关注，但在家里谈就已经引起了太多的矛盾。他们试图给我施加压力，让我保持沉默，即使只是在家人之间谈论。但我觉得谈论是很重要的，它可能会让别的受害者也站出来，也让大家知道“这个人很危险，他不能单独和孩子在一起”。
但说到这个，在家里已经发生了很多争执。想象一下，在公众场合谈论这件事，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同时，我觉得谈话是很重要的，要知道，家庭也是由不同的人组成的。即使我们爱家，这是天性。但是我们也要注意，每个人背后都有不同的经历和心理。我想只有通过谈话，我们才能保护孩子，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治愈过去。
凹凸镜DOC：能不能再谈谈最后一个镜头，前面都只是声音，但为什么决定在影片中露脸？
奥尔加·卢科夫尼科娃：首先，我想表现的是一种反叛，这可以鼓励其他人也说出来，我觉得露脸很重要。我就是我，不再是一个沉默的受害者。我也提醒大家，家庭不一定是最安全的地方。我想如果我的父母能知道这件事，他们会更加小心，哪怕只是生命中的一瞬间，而不是概率问题。他们会在我身边，因为每一分钟都可能发生一些事情。父母也要懂得跟孩子沟通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
凹凸镜DOC：你在最后放了一些数据，那是全世界的数据还是你们国家的数据？
奥尔加·卢科夫尼科娃：最后的数据是全世界的数据。“世界上每5个儿童中就有1个在18岁之前受到虐待。90%的受害者知道他们的施虐者。70%的儿童不说受虐待的事，其中一些人在成年后才说出来，其他40%的儿童则根本不说，一辈子独自生活在创伤之中。”
要统计这个，其实是非常难做的。儿童性侵有不同类型的数据，一种是基于警方的报告，这并不能显示太多真实的情况，因为孩子们通常根本不会说出来。另一种也是基于后期的披露。前面说到，“世界上每5个儿童中就有1个在18岁之前受到虐待。”但在女孩的情况下，是三个中的一个。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就算是大人在孩子面前裸体，也已经是abuse了，或者说如果你用错误的方式去触碰他们。对我来说，儿童性侵的这个话题并不是经常被提起，人们不知道怎么样算，也不知道怎么样不算——儿童虐待的概念界限是模糊的。在我自己的例子里，它也没有暗示任何身体上的伤害。
凹凸镜DOC：你后面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吗？
奥尔加·卢科夫尼科娃：我的电影人生才刚刚开始。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新的体验，能得到很多关注。我也还在适应过程中，我不知道下一步具体是什么。但我有一个计划，想拍一部关于家庭方向的故事片，不同的家庭成员对背景的反应，以后续。但这还只是个很遥远的想法。我对记忆非常感兴趣，它如何影响我们，或者说如何转移到这一代人身上。所以，我也想拍一部关于二战和现代社会的电影。
凹凸镜DOC：你能不能再谈谈你的教育？它们是如何帮助你塑造你的观点的？
奥尔加·卢科夫尼科娃：一开始我只是想成为一名摄影师。我在摩尔多瓦学了六年的电影摄影，这影响了我的风格。因为摩尔多瓦的电影更像是诗意的，充满了象征和隐喻。然后我进入了DocNomads，在那里我的世界发生了改变，就像颠倒了一样。因为我在那里学习了导演，这是我以前从未做过的。我也了解到个人故事是如何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也成为表达的主题。
在这之前，那时候我在学院里学习会计。17岁的时候，我成为了一名摄影师，我觉得那就是我的未来。其实这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慢慢积累的意识。一开始，我觉得也许我也可以做电影的摄影，但是导演对我来说是最高的一步，我并没有想太多，但现在我也成为了导演。这个短片，我本来想找一个摄影师来帮忙的，但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所有的事情都要自己来做，比如说拍摄，录音，但这样也可以让我和家人保持亲密的关系。
凹凸镜DOC：你没有从你的叔叔那里找到妥协，对你来说，这部电影对你意味着什么？
奥尔加·卢科夫尼科娃：对我来说，拍这部电影很重要的是表达自己，对我来说，等于原谅了他。我觉得通过拍这部电影，我原谅了他，我没有太多负面的情绪了。因为沉默和隐瞒是最害人的东西，要假装我们很幸福。我爱我的大家庭，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痛苦。所以我说我不能保持那种幸福家庭的形象，现在至少我可以诚实。
凹凸镜DOC：你有什么想对中国的观众说的吗？
奥尔加·卢科夫尼科娃：我觉得勇气很重要，你应该听从自己的内心。不管别人怎么说，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生活。
导演自述：
小时候，我经常在曾祖父母家过暑假。我的父母因为工作原因留在了城里，但我的假期是在村里和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一起度过的。我有许多美好的回忆与这些时光有关。我可爱的爷爷在我9岁那年去世了。我记得这个夏天的细节。我的奶奶很痛苦，她得了抑郁。
那个夏天，我经常和舅舅呆在一起，他因为心脏问题经常抱怨。大家都去上班了，他一个人留在家里陪我。他表现得古怪而又粗俗。9岁的我并不明白他的行为是不正确的，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没有把这件事说给父母听，因为我不知道他的行为是错误的。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来过这个家，没有母亲的陪伴，我很害怕。沉默了20年后，我终于敢向他询问过去的事情了。
孩子的心理是非常脆弱的，很多成人的创伤都是源于过去。同时，无论父母如何保护，孩子仍然非常脆弱，因为危险可能来自任何地方，甚至来自家庭成员。往往，最模范、最可敬的家庭成员可能会变成一个用行动杀死孩子灵魂的怪物。很多年来，这种创伤会在孩子的灵魂中生活和成长，而不被父母察觉，即使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是友好的、充满爱的，我的家庭也一直是这样。同时，开始倾诉，面对自己的恐惧，什么时候都不晚。我相信并觉得这是我唯一正确的治疗秘方。
导演介绍：
奥尔加-卢科夫尼科娃是摩尔多瓦纪录片制作人，现居比利时。她曾在摩尔多瓦音乐、戏剧和美术学院学习电影摄影，并在DOC NOMADS学习纪录片制作，这是一个由欧洲三国三所著名大学联合提供的Erasmus 联合硕士学位项目，由葡萄牙、匈牙利和比利时三所欧洲著名大学组成的联合体提供。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奥尔加对人和个人故事特别感兴趣，这些故事可以引起社会变革，并创造一个讨论平台。她的拍摄风格结合了观察电影和诗意元素，其中人类的情感和感受是重点。她的首部电影之一 《我不恨你，死亡......》(2015年)在第13届IDF Cronograf电影节上获得第一名并获得 "最佳摩尔多瓦电影 "奖。最近，她的电影《我的叔叔都铎》（2020年）获得了弗兰德斯视听基金的 "野卡奖"。
影片内容：
经过20年的沉默，导演回到了她曾祖父母的房子，在那里她经历了一些伤害，在她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永远。她试图克服过去，面对期待已久的家庭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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