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第一次与理想中的大一统王朝秦朝相遇,就遭遇了“焚书坑儒”命运，这对儒生是个不小的冲击。虽然如此，但是秦朝政府仍然任用儒生，吸纳儒家学说，儒学并没有在秦朝中断。
到了汉朝，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使儒学的地位得到提升，与此同时，儒生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义利观念由重于义发展为重于利，经书和皇帝的好恶则成为了西汉儒生入仕的主要途径。
可虽然儒生尽力附庸王权，但是作为儒生同时也必须维护“儒道”，由此产生的种种矛盾导致他们的命运也是沉浮不定，动辄被杀。本文便依托“独尊儒术”及儒生义利观的变化、儒生的坚持来进行分析，带领大家一起看西汉王朝儒学与权力的矛盾。
儒学与皇权的碰撞，最后结果是什么？
（一）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
虽说刘邦开始鄙弃儒术，但如下：
“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绍绅之徒即儒生骋其知辩,并成大业。”
辅佐高祖的儒生，从史载来看至少有四位：
郦食其说服沛公袭击陈留，被封为“广野君”，说服齐王田广罢兵与汉和好。
随何说服黯布背叛楚王成功，为汉王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还有陆贾、叔孙通两人。刘邦对儒生态度的转变,说明了政治对儒学的需要。
惠帝在位时“除挟书律”，使民间的藏书、山岩石壁藏匿的文字古籍得以面世。
文帝虽好刑名，没有对儒学特加进用，但是设了《韩诗》、《鲁诗》博士。
景帝在位时期，因为窦太后喜欢黄老之术，也没有进用儒者，然而景帝重新立了《齐诗》博士、《春秋》博士。
可见汉朝初期，虽然是以黄老思想作为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但是儒学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与黄老思想并存于西汉社会。
以儒学发展态势来说，儒学的复出势在必得，只是缺少一个机会。
汉武帝的即位给了儒学这个机会。汉武帝时期，儒学有了登上西汉舞台的条件。
第一经济实力大为增强。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凛庚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其次，中央集权的加强，“推恩令”的实行，诸侯势力基本没有了威胁。
最后是汉武帝对外政策开始强硬，而且积极对外开拓。
汉武帝之前的西汉统治者由于没有实力与匈奴抗衡，一直采取“和亲政策”来维持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但是到汉武帝时期，这种政策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政治需要。
这些要求都是守成的黄老思想达不到的，这个时候儒学成为了汉武帝的首选。
经济、军事力量的增加，儒学渐渐走上舞台
汉武帝在建元元年就接受了丞相卫绾的建议：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虽然此时还没有独尊儒术，但是此举为儒学的发展扫清了障碍。
建元五年设立了五经博士。后来丞相公孙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使学者日益增多。公孙弘后，儒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离不开公孙弘的推动。
“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库，周曰序······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甄内及外····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
还有一位推动儒学发展的大家就是董仲舒。董仲舒吸纳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思想，将儒学改造成了不同于先秦时期的新儒家学说。改造后的新儒学成了适应汉朝发展,适应皇权需要的儒术。
经过汉武帝“卓然罢黔百家，表彰六经”之后，儒学成为了汉朝的官方学术，想要进入朝廷任职，必须要通过儒学的检验，所以许多的人都学习儒家的五经，更多的人成为了儒生。这就造成后人对西汉文化的印象是“罢黔百家,独尊儒术”。
但是西汉政治的实质是继承了秦朝的法家政治思想。就正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而且从汉朝历来的帝王的施政措施上来看，几乎全部是法家思想的表现。汉武帝虽然实行了“罢黔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但是他本人并不是儒学的忠实信奉者，他的施政所行几乎全部都是法家思想的表现。
正如吕思勉所说“汉崇儒之主，莫过于武帝其为治，实亦儒法杂。”
之后的昭、宣二帝基本上承袭了这一汉家制度。自从武帝末,官吏就开始用法严峻。
所以西汉的各个君主都并不是真心的用儒术治理国家，他们都只是把儒术当做是缘饰法律、增强皇权的用品，所以儒学的真正在政治上的作用就大打折扣了。而儒生的命运也并没有表面上看来那么幸运。
西汉统治者实际上施政仍以法家思想为主，而儒家只做加强权力之用
（二）“独尊儒术”下的儒生
1.西汉儒生的义利观：利重于义
义指思想、行为所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
利是指功利、物质利益
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的追求是个人的修身和儒家理想的实现，而小人的追求只是个人的功名利禄。这说明利与义将小人和君子分开。
汉武帝时，不仅“兼并豪党之徒”，而且“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磐于上，无限度。”在这种情况下,汉代居高官的儒生们,变得十分奢侈。
田蛤“治宅甲诸第，田园极其膏肤。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后房妇女以百数”《汉书·田蚜传》。
主父堰的人生信条是“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
成帝时“世俗奢僧周极，靡有厌足。公卿列侯亲属近臣，四方所则，未闻修身遵礼，同心忧国者也。或乃奢侈逸豫，务广第宅，治园池，多畜奴脾，被服绮毅，设钟鼓，备女乐。”
儒生的这些行为不仅影响了儒生的形象，最主要的是他们追求利益的行为使他们失去了对义的追求，至少影响了对义的追求。正如鲍宣所说
“群臣幸得居尊位，食重禄，岂有肯加恻隐于细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营私家，称宾客，为奸利而已。以苟容屈从为贤，以拱默尸禄为智。”
所以最终导致了：
“俗人之相与也，有利生亲，积亲生爱，积爱生是，积是生贤。情苟贤之，则不自觉心之亲之，口之誉之也。无利生疏，积疏生憎，积憎生非，积非生恶，情苟恶之，则不自觉心之外之，口之毁之也。”
在西汉连判断是非的标准都被利益混淆了。而儒生在这种风俗的影响下，部分也不惜“作奸犯科”。
主父偃：汉武帝时，兼并豪党之徒，这种情况下儒生开始奢侈起来
2.西汉儒生入仕的途径：经书和皇帝的好恶
经书是西汉儒生入仕的重要途径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为儒生进入仕途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
一方面可以看到自汉武帝之后，儒学和儒生的发展是何其壮观。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西汉的儒生大多不是为了儒家宗旨，而只图官位利禄。自武帝以后的政坛官位，多为儒生占据。
夏侯胜每次讲授的时候，常常对诸生说
“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汉书·夏侯胜传》
——青紫即是卿大夫之服。
一语道破了儒生学习儒学的真正目的。所以学好经术是进入仕途获取利禄的重要条件。由于西汉的官员是通过六经来选拔的，所以只有精通经书的人才会受到重视。即使不是儒生，为了在仕途上有所成就，有的学者甚至不惜改学儒学。如：
公孙弘少时为狱吏，直到四十岁才学《春秋》，他也是靠此而封侯拜相的。
主父堰原来是纵横术,晚年才学《易》、《春秋》。
蔡义凭借《韩诗》封侯拜宰相。
皇帝的好恶是儒生入仕的与否的重要条件
西汉的开国皇帝高祖刘邦就说：
“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书·高祖本纪》
以爵禄来招诱士人是君主执政的要术。而大臣只有通过君主才能得到爵禄，所以只要迎合君主的脾胃，爵禄就可以轻易取之。
匈奴单于对于此的评价是：
“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汉书·田千秋传》
这正道出了武帝用人的特点有没有才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符合自己的心意。其实西汉历代皇帝用人都如此。成帝时的刘辅上书言政治的得失，成帝非常欣赏他的才能，耀升为谏大夫。后来成帝想立赵婕好为皇后，先下诏封婕好父赵临为列侯，刘辅进谏说不可以。皇帝就派侍御使收缚刘辅,系掖庭秘狱。这样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
皇帝的这种选官的方法虽然拓宽了儒生进入仕途的道路，但是以皇帝的喜好为选官的标准，因其客观性有限，不可避免地影响官员的质量。
所以儒学是在王权下发展起来的，它必须要为王权服务，受王权支配，从而使儒学失去了自身一大部分独立性和批判性。
经书是西汉儒生入仕的重要途径
（一）先秦儒学之道
先秦诸子百家都有各自的“道”，各家的“道”又是不相同的。“道”的本义是道路，后来有了很多的引申意。就儒家的“道”来说：
可引申为秩序：
如“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引申为学说：
如“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
引申为真理：
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
如此等等，我们可以总结：
从小的方面说，儒家的“道”是要儒生学习仁义礼智，从而提高自身的修养，成为正人君子。孔子创建的儒家学说以《诗》、《书》、《易》、《礼》、《乐》、《春秋》为培育弟子的内容,以仁义为儒家的思想中心，将儒生培育成贤人君子是儒家育人的最高理想。
从大的方面说，先秦儒家的“道”是用仁义礼智来治理天下。儒家培养儒生的目的不仅仅把他们培养成君子，最终的目的是平天下。
先秦儒家的“道”是用仁义礼智来治理天下
（二）西汉儒生对先秦儒家“道”的践行及产生的与王权的矛盾
西汉王朝，儒生们争相投入政治官场之中，一方面“独尊儒术”给士人阶层进入仕途拓宽了道路，一方面他们的义利观发生了变化。
但值得注意的是，从史书记载来看，几乎所有的“儒生”官员都有被左迁即降职的经历，甚至是免官的命运，甚至有的儒生还免不了被杀的命运。由此可见,“独尊儒术”并不代表儒学在西汉朝廷的绝对地位，也并不代表儒生就可以无所顾忌的在官场驰骋。
就汉武帝来说，他虽然实行了“独尊儒术”的主张，但是在实际的行动中却表现出以法为主的行为，他对儒生的以杀立威正表现了这一点。在武帝一朝被杀的儒生占了被杀儒生总数的25%。
被杀数如此之高正是因为儒生在当官后，实现他们崇高理想“平天下”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王权发生了矛盾，在君臣关系上，儒家有自己的主张，儒生虽尽力依附于王权，但也有自己的坚持。虽然一度统治者与儒生幻想他们是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对象，但实际上一段时间后，两者的不满意程度是越来越高。
他们为了保持儒家的“道”的地位，就不得不节制君主的权势。而节制君主的方法有两种：一为犯颜直谏,一为以灾异评时政。
关于犯颜直谏,古时候就己经存在：
“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篇谏，警诵诗谏，公卿比谏，士传言谏过，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闻其过失而改之，见义而从之，所以永有天下也。”
可见，在古代人看来，臣下直谏，主上纳谏是永远拥有天下的方法。西汉的臣下犯颜直谏的例子也不少。夏侯胜以非议诏书的罪名下狱，他说
“诏书不可用也。人臣之谊，宜直言正论，非苟阿意顺指。议已出口，虽死不悔。”《汉书·夏侯胜传》
丞相王嘉三上书死谏皇帝宠幸俊臣。鲍宣是哀帝时的谏大夫,常上书谏诤。讥刺当时外戚持权，并向皇帝上“七亡七死”之说。郑崇进谏哀帝，希望不要封傅太后之弟傅喜，又因董贤贵盛过度向哀帝进谏。
他们的进谏的言辞非常激烈，希望皇帝能够接受他们的建议而改弦更，促使政治清明，但是结果却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美好。
夏侯胜最终下狱，幸而天下大赦，不然也是死路一条。哀帝以鲍宣是名儒,才容忍了，后来因得罪丞相下狱。王嘉最后的结局是下狱而死郑崇也落得下狱致死的下场。他们切言直谏的精神固然可嘉，但是直言正论换来的却只有牢狱和死亡。伉直不阿的品格不仅没有成就他们的美名，反而成为了政治的祭品。
犯颜直谏换来的向来多是牢狱之灾
儒生用灾异评论时政在西汉更是普遍。
“汉儒借天道以恐时君，其所谓天与墨子言天相同，故亦盛言灾异。其施之政治者，文帝求言诏，与武帝贤良策问天人感应，己启其端。宣帝诏书始言多灾异，而其大盛，则在元帝以后。”
西汉儒生灾异评论时政所运用的学说是五行学说的理论。五行在西汉的排列顺序是水、火、木、金、土。儒生将五行与君主的貌、言、视、听、思联系起来，凡是君主在五事上有缺失，五行就相应的失和，天就会降灾异来予以惩戒。而将五行与灾异联系的纽带就是“天人感应”。
关于天人感应，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中阐释了天人之间的关系：
“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故日受，由天之号也。”
在这里，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间是绝对的上下、尊卑、主从、统治与顺服的关系。”所以君主的德行和修为是非常重要的，儒生认为只要天子德行高尚，国家就会稳定繁荣。而天子的权威又是在人臣之上的,所以只有靠天才能压制住君权。董仲舒制造出了一个能感应君主的天。如果君主做了坏事，天就会发生灾异，以示警告。
更加通俗的说，便是在专制政权下，作为臣子的儒生们完全被动的地位，没有较为自由的意志、独立的人格可言,他们的实际存在的价值已经被君主抹杀了。为了使君主重新重视他们,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董仲舒将儒学神化，希望能巧妙地凭借`天'的名义，将封建道德置于君权之上，借以约束君主的行为，即以神权限制君权。
自此之后，官员可以经常利用灾异向皇帝进谏，随时提醒皇帝要省事节欲，尊贤安民，这对稳定社会、发展生产是有利的。而且“汉代的儒生有很多都是用神权来干涉政权，如司马相如的《封禅文》、刘向的《洪范五行传》、扬雄的《剧秦美新》、班彪的《王命论》、班固的《典引》等。
虽然灾异学说能够对皇帝有一定的禁戒作用，但是儒生用灾异谴告皇帝、讽刺权贵的满怀忠诚,换来的确是仲舒下吏、夏侯囚执、睦孟诛戮、李寻流放、京房弃市的下场。
儒生常用灾害评论时政，当然只要触犯底线，最后仍是牢狱之灾
而且天人感应和灾异谴告是很神秘的，看不见的，只有通过各种自然现象的奇异变化，来窥探上天的意思。而儒生就是解释灾异发生原因的人，他们实际上成为天的代言人。
所以这种学问就与统治者构成了这样的关系：
一方面统治者需要靠君权神授的理论即借助神权说明统治的合理性。
一方面两汉学者都将儒家讲的政治和伦理学说神意化，用阴阳灾异学说来指责君主的道德或政治上的过失，搞得皇帝动辄下罪己诏。
这种学说给君主造成的压力，使他们感到很难受。而通晓这种学说的儒生事实上成了天的代言人。
这样的结果，就构成了君主与这类儒生的矛盾。做为正统的儒家学说：
一方面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这是统治者需要的。
另一面他们认为由尧舜以来传下来的道是君主权力也必须服从的东西，这一点实际上与君主权力又是有矛盾的。
所以，其实作为臣下的西汉士大夫们不管是以直谏的方式还是以灾异方式节制皇权，都没有好下场。任何对社会政治、皇帝权威的挑战、批评，只要超过了王权的容忍度，就罪不可赦，即使是借着天的名义也不行。
汉武帝实行了“独尊儒术”的政策之后，人才很多。
“天下之士，雷动云合，鱼鳞杂袭，咸营于八区，家家自以为翟契，人人自以为咎蒜·····当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譬若江湖之雀，勃解之鸟，乘雁集不为之多，双尧飞不为之少。”
在当时的情况下，西汉的儒生都认为自己是人才，而皇帝根本就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人才。
所以皇帝在选拔大臣也就全无标准，这就造成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一群也不多，一个也不少的状况。
“且吾闻之也，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拿者亡，默默者存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极爱清爱静，游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
“客徒欲朱丹吾毅，不知一跌将赤吾之族也”《汉书·扬雄传》
这意思是说当官的人要守住自己的职责，气势不能太盛，不然就会遭致被杀的命运，也不要希望自己做大官，因为做了大官，稍有不慎,就会全族抄斩。这说明皇帝杀人也没有标准。
在这种情势下,儒学和儒生都不得己改变自己原来的面貌。儒生们本应该认真学习儒学，以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但是儒生们热衷于现实政治后，其学术就只为王权服务，不可避免地成了王权的装饰品。
汉代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处在皇权的压力下。就连董仲舒这样的大儒也只有叹息：
“屈意从人，非吾徒矣正身埃时，将就木矣悠悠偕时，岂能觉矣，心之忧软，不期禄矣。皇皇匪宁,只增辱矣。努力触藩，徒摧角矣。不出户庭，庶无过矣。······出门则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嗤其不容。退洗心而自讼兮，亦未知其所从也。”
再加上不知道皇帝到底有什么想法，所以作为皇帝的儒生臣子就更加无所适从了。
“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尊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
在这种环境下，儒生与王权的矛盾是必然会发生的，两者互不满意，而斗争的结果就是儒生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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