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极为辉煌灿烂的时代，唐诗是我国源远流长的古典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一座艺术宝库。在唐代近三百年的历史时期，诗人辈出，群星灿烂，涌现出一批在诗歌创作上有卓越成就，举世闻名的大诗人。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培育和开拓这一诗歌园地，出现了百花竞放、02万紫千红、美不胜收、蔚为大观的空前繁荣景象。明代的诗论家胡应麟在《诗薮》中说：
甚矣，诗之盛于唐矣!其体，则三、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备也。其格，则高卑、
远近、浓淡、深浅、巨细、精粗、巧拙、强弱，摩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摩弗诣矣。其人，则帝王、将相、朝士、布衣、童子、妇人、缁流、羽客，靡弗预矣。
这一段话，虽有不足之处，但扼要而概括地论述了唐代诗坛的盛况。清代康熙时所编的《全唐诗》九百卷，录诗人两千二百余人，诗四万八千九百多首，散佚的无法计算。从现存的这些诗篇来看，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大者如时代风云变幻，人民疾苦，阶级对立，民族矛盾；小者如士卒征戍，边塞风光，贬谪怨愤，羁旅行役，朋友赠别，爱情闺怨，描摹自然等等无不入诗。诗人们笔笼万端，状物图貌，抒情写怀，各尽其妙，广泛深刻地反映了唐代的社会现实，给人们以历史的借鉴和美的享受。
就体裁而言，在六朝诗人分辨四声，并在创作中有意识地讲求音节和谐的基础上，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继承和总结前人在声律方面的成就，注意诗歌韵律之美，确立了五言律诗的体式。其后，经过沈佳期、宋之间、杜审言等诗人不断的实践和创造，五言律诗日趋成熟，七言律诗的体式也确定下来，五、七言绝句也有所发展。这样，就把古典格律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所以高棟在《唐诗品汇》中称沈佺期、宋之间的近体诗为“沈、宋之新声”。胡应麟也说：“唐初无七言律，五言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诗薮》)此外，乐府古题、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也都不断创新而向前发展。到了盛唐，众体皆备，大放异采，永为模式。
从诗歌风格来看，“四杰”“词旨华靡”，还没有完全摆脱齐梁诗风的影响。陈子昂古雅遒劲，“追建安之风骨，变齐梁之绮靡”《《唐诗别裁集》)。沈诠期、宋之问工丽浮靡，“约句准篇，如锦绣成内文”(《新唐书·宋之问传》)。杜审言“浑厚有余”，较少浮靡之气。张九龄“雅正冲淡”，刚健苍凉。孟浩然淡远恬静。王维幽闲淡泊，wn 诗中有画。王昌龄流丽婉转，含蓄有致。李白飘逸豪放，雄伟壮包：阔。杜甫沉郁顿挫，工致委宛。高适、岑参慷慨雄浑，悲壮激荡。韩愈、孟郊奇崛险怪，硬语盘空。白居易、元積通脱坦易，明白浅近。刘禹锡、柳宗元清丽健峭，情味深长。李贺奇瑰警迈，出人意表。李商隐深曲艳丽，“俪偶繁缛”。杜牧豪纵雄健，流情感慨。……诗人们各有其独特风貌，在艺术上也各有创造，真是众采纷呈，琳琅满目。
唐代诗歌这种空前繁荣的景象，无论是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无论是体裁的完备，还是题材的多样化；无论是艺术上的创新，还是意境的深隽：无论是韵律的精严，还是诗歌语言的锤炼，在封建社会中，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鲁迅先生说得好，“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一九三四年《致杨霁云》信)这当然不是说宋、元、明、清便没有好诗了，但就唐诗的发展和巨大的成就来说，无疑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唐诗的思想内容既是这样精深博大，丰富多采；艺术形象又是那样瑰丽奇伟，千姿百态，自然为人们所喜爱而广泛传诵。但一般人不可能去通读全部唐诗，只能通过读选本“尝鼎一脔”，欣赏各家脍炙人口的名篇，于是根据编选者的美学观和艺术标准而选的唐诗选本就逐渐出现。早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唐诗还在发展之时，殷播就选了孟浩然、王昌龄、李白、李颀、王维等二十四人的诗二百三十四首。唐肃宗时，元结选了沈千运、王季友、孟云卿等七人的诗作二十四首。以后，芮挺章、令狐楚、高仲武、姚合、韦庄、韦穀等人的唐诗选本，也陆续出现，后汇集为《唐人选唐诗》十种。但这十种唐诗选本在当时和后代都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一些诗人的名作，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还没有为编选者所认识。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作品，九种选本都没有选，只有晚唐韦庄的《又玄集》里，选了五首五言律诗，两首七言律诗，而五、七言古诗和五、七言绝句一首也没有选。宋代王安石的《唐百家诗选》，选诗一千二百六十四首，但李白、王维、杜甫、韦应物、元積、白居易等著名诗人的诗篇皆不入选。所以，这个选本流传不广，影响也不大。宋代以后的唐诗选本，如金代元好问的《唐诗鼓吹》、元代方回的《瀛奎律髓》(兼选宋诗)、明代高棟的《唐诗品汇》和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清初王渔洋的《唐贤三昧集》、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等等，虽然编选者不乏名家，但都没有“风行海内”。这是什么原因呢?纪晓岚在《御选唐诗》的提要里，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赡，《御览诗》所录皆富赡；方回尚生拗，《奎律髓》所录即多生拗之篇；元好问尚高华，《唐诗鼓吹》所录即多高华之制。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皆取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有其人之学识。自明以来，诗派屡变，论唐诗者亦屡变，各持偏见，未协中声。”
纪晓岚指出选诗偏于一隔，只选一种风格的诗，当然局限性很大，而不可能选入广泛传诵的名作，这样的选本根本不能反映出唐诗多方面的突出成就。明代到清初的几种唐诗选本，虽有可取之处，但因选者标举某种艺术观，或对唐诗的发展有不同于他人的看法，所以也难免有囿于偏见、不能持平之弊。如高標的《唐诗品汇》，特别推重盛唐诗歌，把盛唐诗分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称初唐诗为正始，中唐诗为接武，晚唐诗为正变、余响。这样划分，突出盛唐而忽视中、晚唐诗在唐诗发展中的成就和重要地位，就给以后一些诗论家的“诗必盛唐”的主张提供根据，从而贬抑初唐和中、晚唐诗。竟陵派的钟惺、谭元春选《唐诗归》，企图纠正李梦阳、何景明等人学盛唐诗只袭其貌而遗其神，有流于肤廓之弊，但又偏于幽僻奇诡。清初的王渔洋选《唐贤三昧集》，以神韵为宗，主张诗歌以冲淡清远、含蓄不尽为佳，不选李白、杜甫的诗篇而突出王维。这样的选本片面性更大，既不能反映唐诗的成就，又不能使读者欣赏一些著名诗人的佳作名篇。康熙时沈德潜选《唐诗别裁集》，不同意高“正变盛衰”之说，主张“大家名家而外，即旁蹊曲径，亦各有精神面目”都可入选，因而所选诗面较广。但他强调“编诗者之责，能去郑存雅”，不能“使人去雅而群趋乎郑”《《唐诗别裁集序》)。所谓“去郑存雅”，就是不选那些不合“温柔敦厚”之旨，浮靡浅露之作，只选雅音。所以，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刊行的初选本中，“四杰”的歌行不选，白居易的讽谕诗，张籍、王建的乐府诗也不选，李贺的诗和李商隐的无题诗也不选。到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刊行的重订本中，才有所增补，但还是不选李商隐的无题诗，大概认为无题诗浮艳不雅。选诗一千九百二十八首，有二十卷之多的《唐诗别裁集》，选者又是清初著名的选诗家和诗论家，然而此书也没有“风行海内”。
唐诗选本“风行海内，儿至家置一编”(四藤吟社主人语，见文学古籍刊行社本《唐诗三百首》的，当推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这一选本，两百多年来不断翻刻、印行，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其影响之大，流传之广，是上述各种唐诗选本望尘莫及的。孙洙既不是名诗人、名选家，也不是著名的诗论家，为什么《唐诗三百首》成为家传户诵的书呢?这是因为它存在一些显著的优点。
首先，孙洙不是只崇尚、推重某种风格的诗人的作品，也不是为评价唐诗的发展流变而选唐诗，更不是为了标举某种艺术观来选唐诗。他是为“世俗儿童就学”而编“家塾课本”才选唐诗的。目的既不相同，又没有固定的成见，这样就能选入不同风格流派的诗人的作品，和前面所提到的那些唐诗选本相比较，显得丰富多采。就作者来说，有七十七人，从皇帝(唐玄宗)到僧侣、歌女、无名氏都有，这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所选的作品大都明白易解，又多脍炙人口之作，这就易于为群众接受，引起他们阅读、欣赏的兴趣。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骆宾王的《在狱咏蝉》，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李白的《月下独酌》，杜甫的《望岳》，王维的《终南山》，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白居易的《琵琶行》，杜牧的《泊秦淮》，李商隐的《夜雨寄北》，等等，都是千百年来人们众口交誉的佳作。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这部书选在清代中叶，入选的差不多都是经过一千多年淘汰的名作，差不多都是历代公认的好诗。”人们“吟咏欣赏，收到陶冶性情的益处”(《<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再次，诗体较为完备。孙洙鉴于《千家诗》“止五、七律、绝二体”，“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每体得数十首，共三百余首”(孙洙原序)。其中孙洙承袭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的观点，另立“乐府”一项，也与诸家选本有异。当然，孙洙没有选五、七言排律，似乎是美中不足。不过，作为“家塾课本”的《唐诗三百首》，不选排律，也并非其短。就各体诗所选的数量来看，比较适中，反映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各体诗的发展情况。据“四藤吟社*刊本，所选诗篇计五言古诗三十三首，乐府七首；七言古诗二十八首，乐府十四首：五言律诗八十首；七言律诗五十一首；五言绝句二十九首，乐府八首；七言绝句五十一首，乐府九首，其中五言律诗比七言律诗多，七言绝句比五言绝句多，这并不是孙洙的偏好，而是从唐代各体诗发展的实际情况着眼。施子愉先生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东方杂志》第四十卷第八号上，曾发表《唐代科举制度与五言诗的关系》一文，对《全唐诗》中录诗一卷以上诗人的各体诗进行统计如下：
五言古诗，初唐663盛唐1795中唐2447
晚唐561；七言古诗，初唐58盛唐521
中唐1006晚唐193；五言律诗，初唐823盛唐1651中唐3233晚唐3364；七言律诗，初唐72盛唐300中唐1848晚唐3683；五言排律，初唐188盛唐329中唐807晚唐610；七言排律，盛唐8中唐36中晚唐26；五言绝句，初唐172盛唐279中唐1015晚唐674；七言绝句，初唐77盛唐472中唐2930晚唐3591。
施先生的统计数字，虽只是从存诗一卷以上诗人的作品中得来，但很能说明唐代各种体裁诗歌的发展情况，也能证明孙沫在《唐诗三百首》中所选各体诗的数量是适中的，大体反映了唐代各体诗发展的实际。
第四，题材较为广泛、勾称，而少单调琐屑之弊。在入选的诗篇中，有的反映时代动乱，人民贫困(这方面入选的作品不多，仅元结的《贼退示官吏》，后面再谈)；有的抒发怀才见弃，抱负不能施展的愤懑；有的抒写不愿同流合污，坚持高尚操守的情怀；有的描写悠游山林，欣赏自然美景；有的反映征戍士卒之苦和描绘边塞风光；有的是感时伤怀，慨叹飘零；有的是表现羁留异地，深切怀乡；有的是描写宫怨、闺愁；有的是朋友酬答；有的是题画和描写音乐，等等。这些也是“唐代生活小小的一个缩影”(朱自清《<唐诗三百首>指导大概》)。
第五，入选的诗人，突出大家、名家，兼及在唐诗发展中有一定影响的诗人。这样，重点突出，主次分明；同时并不是特别推重盛唐而忽视初唐、中唐、晚唐。在七十七个作者中，初唐八人，盛唐、中唐、晚唐各二十多人。入选诗在十首以上的有八人。盛唐时的孟浩然十五首，王维二十九首，李白二十九首，杜甫三十九首；中唐时的韦应物十二首，刘长卿十一首；晚唐时的杜牧十首，李商隐二十四首。初唐时在诗歌发展上有过贡献的沈期、宋之问、杜审言、陈子昂等的作品也选入了。盛唐时被称为“诗家夫子”的王昌龄选入八首，以七言歌行见长，“发调既新，修辞亦秀”《《河岳英灵集》)的李颀选入六首。其他象张九龄、贺知章、高适、崔颢、岑参、祖咏、张旭等，都有代表作品选入。中唐时的诗人除韦应物、刘长卿外，其他诗人入选的诗虽然不多，但面较宽，为人们所传诵的名作大致入选。晚唐除“小李、杜”而外，象许浑、马戴、韩、温庭筠、韦庄、杜荀鹤等名家都有作品选入(其中有缺陷，下面将要论及)。这是倡导性灵、神韵、格调等艺术观而偏于一隅的选本所不及的。
第六，入选诗篇较注重艺术性和诗味。诗歌作为语言艺术，必须有鲜明的形象，强烈的激情，优美的意境，浓郁的诗味，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诗品序》。在孙洙选编《唐诗三百首》之时，正是王渔洋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子才的性灵说风靡一时之世，他博采众长，荟萃其美，甄选唐诗。所以，入选的诗篇，既有比兴言志，情致宛转的佳作，如张九龄的《感遇》也有想象奇绝，扣人心弦的名篇，如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还有描绘边塞奇丽风光，雄伟壮阔的篇章，如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也还有感情深沉，忧国伤时的名作，如杜甫的《春望》、《登岳阳楼》；还有诗中有画，给人美感的诗篇，如王维的《终南山》、《过香积寺》；也还有叙事生动，曲尽其妙的长篇巨制，如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更还有深曲隐晦，但有一种朦胧之美的作品，如李商隐的《无题》诗。还有众多的好诗，不能遍举。正由于孙洙在选诗时不拘于某一家的标准，独具只眼，重艺术、重诗味，因而使《唐诗三百首》两百多年来拥有广大读者。
但是，《唐诗三百首》毕竟是一个旧时代的选本，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的局限，有着编选者阶级的局限，所以存在几个明显的缺点。最突出的是对杜甫、李绅、白居易、张籍、王建、皮日休、杜荀鹤、聂夷中、曹邺等现实主义诗人反映人民疾苦，抨击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作品一篇不选，这显然是孙洙信奉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结果。与此相连，选入了几首宣扬封建妇道的作品，如韦应物的《送杨氏女》，孟郊的《烈女操》等。此外，一些奉和应制之作，虽然艺术上有可借鉴之处，但思想内容并不可取。这类诗篇的选入，不过是适应当时科举考试的需要罢了。
这个唐诗选本虽有缺点，但瑕不掩瑜，在今天仍能适应中等文化程度以上读者的需要，大部分诗歌在艺术上的成就，也还值得吸取或借鉴。就是说，在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文艺事业中，《唐诗三百首》仍有一定的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此，我们重新加以注释，并对每首诗作了较详细的分析，指出其艺术上的成就，帮助读者更深入地阅读、欣赏。同时对七十七位诗人，写了较详的小传，扼要叙述其生平与创作情况，以及艺术特色。
本书以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排印的“四藤吟社”本为底本，再用《全唐诗》和一些诗人的专集作参校，改正了一些错字。五言古诗、五言乐府、七言律诗、七言乐府、七言绝句及乐府由王启兴注释、评析；七言古诗、七言乐府、五言律诗、五言乐府、五言绝句及乐府，由毛治中注释、评析。限于水平，疏漏和错误之处肯定会有，我们殷切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王启兴
一九八二年九月于武昌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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