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锅炉高级技工学校，就如一个时代精神的缩影，跨越了中国不断现代化的五十年。
它的前身，原属东方红机械厂。1968年，在三线建设热潮下，这个高密级军工企业落户于成都金堂县龙泉山脉西麓山坳里，主要生产核潜艇核动力装置设备。1978年，东方红机械厂技工学校建立。
1980年，东方红机械厂也迎来改革开放，转型生产工业及电站锅炉，改名四川锅炉厂。二十多年间，伴随中国用电量及能源消耗猛增，川锅厂盛极一时，成为全国八大锅炉厂之一。但在1998年和2008年接连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冲击下，川锅厂最终宣告破产。原厂被北京一家企业收购，随后整体搬迁。依托工厂的社区、医院、中小学校及幼儿园也逐一剥离。
最后，唯一留下的就是那所收归地方的技校。全校40多名教师，几百名学生，总共只剩26万可动资产，濒临解体边缘。
十年间，就在全民热衷房地产和股市的浪潮中，在那个早已被遗忘的地方，这所学校不仅凭借顽强的意志“活”了下来，而且还成功转型成了一所高级技工学校。目前拥有教师140多人，学生近3000人，可动资产5000余万。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一所学校到底是如何走出困境的？而对于川锅的教育人，他们更想问的则是，接下来几十年世界经济和社会需求还会如何变化。（本刊编辑部）
川锅高技校是如何走出困境的？
如果用经典的生产三要素分析，土地（资源），劳动，资本。没有土地（资源），也没有资本，剩下唯一拥有的，就是劳动。
川锅高技校最不同于其他职业学校的，就是教职员工大部分是企业生产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其中，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技师、高级技师就占到了66%。
用郭大治校长的话说：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人。从最困难时垫支搞团建“稳定军心”，到组织全体教师外出招生，从打造“一体化”教师队伍到外接企业项目搞高技能培训，从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9001）再到目前的社会责任标准（SA8000）认证，都是这位前川锅厂人事处长的“拿手本事”。
但在郭大治看来，这些还不是根本原因。最根本的是教育如何抓住社会的需求。一个社会真实的人才需求，才决定了教育如何供给。
“我们只是从社会需求中冲撞出来的一种职业教育。”采访结束第二天，郭校长又在微信上对记者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川锅高技校的“异军突起”，反而暴露了我们现行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这样的实践，不仅给了我们改革的启示，而且是恰逢其时。
川锅技校的大礼堂，见证了时代变迁
2020年，一场疫情毫不留情地打破了很多人鼓吹中国已从“生产型社会”进入“消费型社会”的美梦。中美贸易冲突升级，核心技术“卡脖子”，都让人们意识到，制造业仍是国家发展之本，不应削弱，反应增强。
正如华为总裁任正非说，中国大量中低端制造业都在向泰国越南等地方转移，美国又打压我国高科技产业，中国制造业正处于中间层，一定是很困难的，不能有太多幻想。在他看来，中美贸易冲突的根本问题还是科技教育水平。
毫无疑问，这些宏观判断都是相当准确的，也是残酷的。
因为，正处于“中间层”的中国制造业，一边面临产业转移浪潮、全球经济恶化，导致大量人口失业，而另一边，则是大量企业招不到合适人才。“用工荒”“招人难”已成岁末年初的时令话题。
当然，这一方面跟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有关。据统计，2012—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多万人，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
另一方面，近年来快递、外卖、电商直播等互联网行业崛起，也加速了年轻劳动力的迁移。2019年，快递从业人数突破1000万，外卖员突破700万。2020年，某平台曾公布数据：疫情期间两个月内新增骑手58万人，其中40%来自制造业工人。（据央视财经）
然而，这种劳动力成本上升和迁移却并没有改变任何结构。专家表示，实质上只是从技能要求比较低的加工制造业，转入到服务业中同样技能要求比较低的快递、外卖行业。“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引发了全网讨论。
真正的问题，还在教育供给无法跟上产业升级的步伐。
有时，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智能自动化生产程度提高了，“用工荒”不就自然解决了吗？
但现实中，机器人不仅不能完全代替人，还需要具有相应管理和技术能力的人来维护。正所谓，“升级生产线容易，但让工人们随之升级却没那么容易”。
据2019年数据，我国高级技工缺口高达2200万。但即使如此，技校却面临招生难。从2009年开始，全国高职院校生源持续6年下降。
尽管，早在2014年，教育部就明确提出，要将全国普通高等院校1200所学校中的600所地方本科高校转型为应用技术和职业教育方向。同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也明确，到2020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2350万人，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1480万人，接受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生达到一定规模。（以上据中青评论）
但目前，我国有技工学校近2400所，在校生360万，每年有100万毕业生进入产业工人和技术工人队伍，仍然捉襟见肘。
这一问题，在短期内仍然不会有效解决。技工的人才缺口，更多是结构性的。
一是发达地区或大都市圈地区缺口大，一是高级技工和新型高端服务业缺口大。而且，正如郭大治校长说，“企业最缺乏的正是身处一线的技能熟手，而不是做设计做管理坐办公室的人才”。
以川锅高技校所设四大系部（机械工程系、汽车工程系、智能制造系、现代服务系）为例，这些基础专业都一直在人社部发布的全国“最缺工”100个职业名单上。其中，“龙头”专业焊工和车工，更长期处于前十或十五位置上。在2021年第一季度统计中，“汽车生产线操作工”则首次进入排行前十。
而对焊工、车工、钳工等工种，由于过去二十年普通教育的不断扩张和社会盲目追求大学教育，企业招工出现“青黄不接”的现象更是长期困扰。
其实，更大一点说，不止是制造业，随着产业升级，相关配套的服务业也要求升级。前段时间，吵得沸沸扬扬的高端家政行业，人才缺口即高达3000万。而目前，全国共有122所院校开设了125个家政相关专业。但是，家政专业在校生仅为1344人。（据央视财经）
这种学校教育和行业需求的严重错位，当然不是完全由哪一个单位造成的，而是整个社会已经在被炮制的“焦虑”中失去了方向。
正如北京大学刘云杉教授所指出的，这其中“既有底层的平等诉求，也有中间阶层经营、投资的策略，还有隐秘的财富阶层对继承人的传承和庇护。教育最终变成了一种赌博，成为各种力量的博弈。”（参见界面新闻专访刘云杉《今天的教育已经变成了赌场》，2019年）
川锅厂建筑的墙面上，保留了不同年代的口号
是回到劳动之本
随着“五育并举”的改革，劳动教育再次被提到了高点。
但在现实中，大量年轻人却越来越走向退却，以上所言产业工人向快递外卖行业迁移即是一例。在一般社会观念中，后者是一种看起来更加“体面”的工作，尽管依然是“低技术、高强度的”。
而更令人情绪复杂的，则是网络上日渐严重的996、“内卷”抗议，“打工人”“韭菜”学和“佛系学”“躺平学”的对峙。这种匿名的网络文化塑造，或许早已超过了任何学校里的德育或劳育。
但显然，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两句话可以解决的。比如对劳工权益的有效保护、房地产金融的严格控制、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等，每一项都牵一发而动全身，还需政府和全社会齐心协力。
最关键的，还是要造成一片劳动教育的生态。有了生态，才有心态的大转变。
这个生态便是“乡土”，便是乡村的振兴，包括小城镇建设。
现在，很多人一提乡村，依然还是会想到农业。认为乡村就一定是农民搞农业。但事实显然不是如此。即使传统社会，乡村也依然是以农业为基础形成的一个“百业兴旺”的市场经济，承担了大多数就业。（参见许倬云《汉代农业》）上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风靡一时，超过城市。当下，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更是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压舱石”。
乡村除了有农业，自然也可以有新型工业，有文教、旅游、康养等新型服务业。未来几十年，本乡本土的高级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将是巨量的。
在本刊看来，川锅高技校专注技工教育，培育工匠精神，之所以取得了如此大效果，即在于契合了这种“乡土”回归的大生态。
目前，川锅的学生大约95%都来自金堂县本地，且大部分是农村家庭、留守青少年。在过去几十年，金堂曾号称“全国打工输出第一县”，直到近十年，常年在外务工人员仍高达20万（全县户籍人口约90万）。但是，这些孩子的就业却不再和父辈一样了，每年四五百学生毕业供不应求，大部分选择留在大成都范围内工作，还有少部分回乡创业的。同时，金堂县自身也不断发展，成为2020年度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先进县。
为何会达到这样的效果？除了上面所说产业升级的需求、双循环的大背景，就是“乡土”文明回归的需求。
在川锅高技校，德育一直和体育、技能教育并行发展，形成了“崇德、强体、精技、责任”的校训。其中，德育又以“孝善”为本，并通过“家校联系会”的方式，努力增进学生和父母的关系。
技能教育更是充分强调“赛训结合”，和社会接轨。学生可根据自己的意愿利用寒暑假到企业实习，最后一年则通过“双选”的方式，完全进入工厂实习和就业。此外，学校还和学生家庭签订了就业保证协议，精准到每个学生的跟踪记录，即使毕业后，学生希望跳槽或转业，学校也尽力给予帮助。
其实，往远一点说，川锅技校的转型应该是从2000年就开始了。
2004年之前，川锅技校的主要生源来自厂子弟校
那时，在经历国内和全球经济危机后，国企改制，教育也走向产业化。这一影响最大的就是乡村的中小学和职业教育。据统计，1996—2016年，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数量整体下降了一半多，从22229所下降到10893所（《数据视角下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中等职业学校教育的发展》，2018年）。职业学校的招生下降和普通高中的上涨数量基本一致。而其中，农村地区的下降尤其明显，很多地方的职业教育基本消失。另一个数据显示，全国县镇和农村地区毕业生升入中职的比例由1996年的26.9%下降到2001年的17.7%。
这就是川锅技校面临的大背景。原本，川锅技校只是一所厂办子弟校，对外招生名额很少，但随着厂子弟生源流失，1997年甚至只招了7个人。2004年，学校全面开放招生，此后十年，就一直维持在300～500人。
从子弟校到普及校，生源的变化，也迫使学校进行教学改革，比如，现在学校鼎鼎有名的龙鹰突击队等社团、学生自主管理系统，就是从当时的“护校队”发展而来的。
以人为本，川锅技校的发展，承接的不仅是十多年来普通学校应试教育过度发展和乡村衰退的问题，而更多是，尽最大力量保留了这个生态。
2019年7月，川锅厂旧址入选成都市第十四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改革开放几十年，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回顾往事，展望未来，我们还要看到这一条隐线。
正如早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开端时，陶行知、潘光旦等一众教育先贤就警示的：不要忘了“乡土社会”这个根本。
陶行知大声疾呼：中国的乡村教育完全走错了路。“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1927年）
潘光旦则说：这种新式的学校教育（按：即指1922年效仿美国开始推行的“六三三”学制）既脱离了中国固有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又脱离了人们的心理环境。“似乎唯一的目的是在教他们脱离农村，而加入都市生活……多识几个字，多提高些经济的欲望，和消费能力，一些一知半解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和臆说……至于怎样和土地及动植物的环境，发生更不可须臾离的关系，使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更能够安其所遂其生，便在不闻不问之列。结果，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便变做相传下来的越过了淮河的橘子，即使不成变种，终必归于澌灭。”（《忘本的教育》，1933年）
这样的话不可谓不重，但即使今天，城镇化率已达到60%，问题依然存在。
也唯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方能完整理解陶行知当年提出的“生活教育”，以及潘光旦所提出的“乡土教育”。
必须再说一遍，这里说的“乡土”，并不就是“农业和种地”，而正是一个整全的“社会生活”。教育，应该是从这个地方的地理历史，是从这里的家庭和社区，从人们的生活需求、社会需求中长出来的，而不是相反。
也就是“一个人有了这样的情绪，他才不至于轻去其乡”，觉得可以留下来。在这大好的山河里，还有“值得继续观察研究的是些什么现象，值得维持兴革的是些什么事业，值得探讨解决的又是些什么问题”。（潘光旦《说乡土教育》，1946年）
如今，从地图上看去，川锅高技校仍然像当年牢牢嵌进大山里的一只脚，默默地传承着那个时代的实干精神。
山洞里的仓库仍在，高大的苏式车间仍在被使用，变成了“教学做合一”的实训课堂；幼儿园改造成了温馨的女生宿舍；3000人大礼堂则成了师生们展演的舞台……
在这里，劳动，并不被看作是像资本主义之下的“苦力”，职业，也不简单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守护这片大家耐以生存的“家园”。正如诗经里唱的一样，“惟桑与梓，必恭敬止”。
也正如川锅技校的孩子们唱的一样：
金堂山是我们成长摇篮，沱江畔是我们起航港湾；
目标在这里书写，梦想在这里扬帆！
川锅技校实训车间和各个行政办公室里，经常可见陶行知先生的教育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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