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江有月
刘向原名刘更生，汉成帝即位后改名为刘向，经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三朝，历任散骑谏大夫、散骑宗正、光禄大夫等职，阳朔二年也就是公元前二十三年，任中垒校尉，致终，所以后人也称他为“刘中垒”。
在西汉末年那个外戚和宦官专权的时代，作为皇家宗族的日子其实不太好过，刘向也有过一些政治举动，甚至还在陈汤矫诏出征问题上大力帮过陈汤说话，在史书中留下过几笔实际没什么成效或者没什么油盐的事情，（当然，史书对刘向的青睐则是全文照录了他无数的政治帖子，让我们今天依然可以一览大儒那些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政治辩术—虽然在强权面前往往力有不逮），汉元帝年间还因牵涉萧望之与弘恭、石显等人的权力斗争一度被稀里糊涂的下狱并贬为庶人，（当然也很快重新启用）。
在做学问这个问题上，刘向则是个了不得的大家，他长期担任古籍典校的工作，搞了个《别录》，是中国第一个目录学家，公认的目录学之祖；治《春秋谷梁传》，是个著名经学家。
此外，他还编撰和著作了无数书籍，除了前面提到过的《礼经》和《礼记》外，再挑几个出名的说说：
至今我们还在读，包括屈原、宋玉作品和贾谊、东方朔仿作的楚辞体诗歌总集《楚辞》；
读过的人不多但绝对耳熟能详的，包括无数纵横家精彩言论的散文集，著名国别体史书《战国策》；
第一部介绍中国古代妇女行为的，其实就是中国妇女史的，包括“孟母三迁”在内一百多个人物，后世被无数学者（包括我的偶像皇甫谧）和地方史志仿作的《列女传》。
怎么样，够吓人的吧？但这还不算完。
我们再看看他另外几本书：
文人手边一般都有一套带注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没事找出来翻翻，很多文人推崇魏晋风流跟这本书有莫大的关系。于是，但凡觉得自己是个知识分子的，不管翻不翻，书架上也一定摆着《世说新语》。这本有名的雅书居然名叫“新语”，那么，“旧语”的有吗？答案当然是有，只是已经佚失，那就是刘向的《世说》，我一直无比憧憬某天能够突然发现《世说》这本书，让我可以感受一下让编写《世说新语》的那帮家伙叹为观止的笔法以及更为令人神往的大汉风流，（毕竟，魏晋并不如《新语》中那般美好，对照正史经常有上当受骗的感觉）。
《五经要义》，仅从名字上我们就知道这本书的重要性了，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载，原书共五卷。宋以后，该书书目不再见于史志，内容也散佚。清代出现宋翔凤、王谟、马国翰、黄爽辑本多种，他们据隋志、唐志记载，翻检汉魏以后经史典籍，撮辑佚文而成。
《新序》是以讽谏为政治目的的历史故事类编，采集舜、禹以至汉代史实，分类编撰而成，其中还列举了《下里巴人》、《阳阿》、《薤露》等楚国流行歌曲。
《说苑》又名《新苑》，共二十卷，按各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历史故事和传说等遗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不少篇章中有关于治国安民、家国兴亡的哲理格言，主要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
其他如涉及天人感应和谶纬的《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以及《列仙传》，让我们知道，刘向可能还是一个卓越的神学家（这事还有别的交代）。
当然，刘向也参与编校了那本著名得一塌糊涂的《山海经》，但我宁可选择忽略不计，以不给别人说他占儿子便宜的口实。
实际上，刘向自己也写过不少辞赋文章，虽然流传下来的极其有限，但残存的一些文字，依然可以看出这个精通儒学、遍足诸子百家的大才无比深厚的功力。
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刘向花了近二十年功夫，在校完宫廷藏书时整出了一篇简明的内容提要，后汇编成《别录》。他广罗遗本，较之异同，除去重复，条别篇章，定著目次，然后再写定正本，撰写叙录。他和刘歆一起共计著录图书六百零三家，计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分为六大部类、三十八种，每类之前有类序，每部之后有部序，部序之前、类目之后皆有统计，全书最后还有总计。叙录内容包括：书目篇名、校勘经过、著者生平及思想、书名含义、著书原委、书的性质、评论思想、史实、是非，并剖析学术源流和评估书的价值，真正做到了：叙撰人之生平，辨书籍之真伪，剖学术之源流。只可惜，这本书已经佚失，那些数据主要来源于刘歆的成果，但想来这套方法不会是刘歆后来重起炉灶的，当然应该是刘向首功。
也许，从历史地位上看，刘向无法达到他儿子的高度，但自从他让儿子跟着他走进皇家书库，就注定了刘歆可以爬到他的肩上承担儒家的历史使命，毕竟，这是孔子编撰六经之后有记载的第一次大规模书籍整理和典校工作，且工作成果显著。
前面谈《周礼》的时候已经提到过，自刘向、刘歆开始，中国儒家典籍的古今大战正式上演并不出意料的确定胜败，此后的儒家一直沿着刘向、刘歆审定（或者说就算是伪造）的文本继续向前，直至今天乃至遥远的未来。虽然这个首功属于刘歆，但似乎也没人一定要抹杀刘向的巨大贡献。
有诗曰：
七绝—刘向
校雠两代泽千秋。
别录儒家第几楼。
若得他年逢世说，
堪将谁与较风流。
刘歆字子骏，是刘向的小儿子，生年史无记载。一般情况下说是因为断袖的汉哀帝刘欣跟他名字读音一样，故讳为刘秀（到东汉只能继续讳了）。
刘歆算是个神童，很小的时候就名动朝野，他通习今文的《诗》、《书》、《易》和《谷梁春秋》等，后以能通经学、善属文为汉成帝召见，待诏宦者署，做了黄门郎。不久之后，王莽也在王凤的推荐下也来了，两个出身豪贵的年轻人成为拼桌子的同事，加上志趣相投，就成为关系密切无所不谈的好朋友。再后来，扬雄也加入了，西汉末年的儒家三子终告聚首。汉成帝河平三年也就是公元前二十六年，刘歆受诏成为父亲的副手，开始整理皇家典籍，也开创了儒家经学的新纪元。到建平元年，也就是公元前六年，更是光武帝刘秀出生的那一年，刘向去世了，刘歆也就成为中垒校尉，继续统领校书工作。
汉哀帝即位，时为大司马的王莽自不会忘了这个一直经常在一起讨论经学的铁哥们，推举他做了侍中太中大夫，此后又逐渐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成为显赫的人物。但好景不长，不多久，王莽撂挑子辞职了，没人照应的刘歆不久也因为古今大战得罪了当权大臣，又为今文博士们所讪谤，被迫请求离京去当地方官，先后干过河五原、涿郡的太守，数年后以病免官，居家不出。直到汉平帝即位，再次执掌朝政的王莽，才重新起用了刘歆，任命刘歆为右曹太中大夫。
不久，王莽成为安汉公，随即任刘歆为羲和、京兆尹，封红休侯，让他典儒林史卜，成为大汉朝学术文化事业的首席。后人经常说王莽和刘歆狼狈为奸，利用政权力量大力支持刘歆推行古文经学，同时换取刘歆利用古文经学为其固位、篡权和托古改制制造舆论，提供谋略。
元始三年也就是公元三年，王莽女儿为平帝皇后，刘歆占卜为吉符，并为之杂定婚礼，由此，王莽得加号宰衡。次年，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以刘歆典其事，其制度之盛无与伦比，从而赢得天下儒生学士好感，他们上书认为这比唐虞发举、成周造业更有意义，要求让王莽位在诸侯王上，王莽得加“九锡”。再次年，刘歆作《三统历谱》，据说从其父“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理论出发，考其三代历日，从而探索历史变化与天命的关系，成为随后王莽篡权建新的基础理论。
不管怎么说，王莽当上皇帝了，根据哀章的献符，刘歆也成为新朝的国师。而刘歆搞出来的那本《周官》易名《周礼》之后也作为新朝的施政大纲，自然是大红人，就连刘歆的儿子获罪被杀都未影响刘歆的地位。史载，公元二十三年，也就是新朝灭亡前夕，刘歆谋诛王莽，事泄自杀。
和刘向的完全正面形象不一样，刘歆因为王莽，一直争议很大。但在学术界，刘歆毫无疑问是个划时代的大宗师和大伟人。
我们前面提到过古今大战，如果说是董仲舒开创了以微言大义说经的今文经学的话，那么重视名物制度的古文经学就是刘歆开其山门了。刘歆是貌似胜利一方的古文经学学术界公认的实际开创者。
刘歆在经学史上的贡献自然首先是发现和倡导宣扬了一批晚出先秦经书，使之免于佚失，并为社会和士人广泛得知，遂转相传习不辍，尤其是《周礼》、《左传》、《毛诗》等传流至今，成为经学的重要文献。然后就是他开辟了以文字和历史解经的新方法，为了发扬古文经，刘歆等人重视训诂，不仅凭此以读经，且据古文的字体笔意以解经。由此，刘歆打破了今文经学对儒学的垄断，开启了古文经学的发展道路。
先说说第一次古今大战。
汉哀帝即位时，刘歆建议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下诏征询臣下对立《左传》博士的意见，同时让刘歆去跟今文经博士们讨论经义。遗憾得紧，今文博士们根本就不愿意和刘歆辩论，无一人出场迎战，并直接集体否定了设立古文经博士的建议。站在台上四顾无人的刘歆十分恼火，文人脾气上来，就写了一篇《移让太常博士书》的书文。这后来成为汉代经学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在那篇文章里，刘歆首先肯定了是孔子修订六经，指出孔子正《乐》、斧《礼》、选《诗》、修《易》、序《书》、制《麟》，是为了以纪帝王之道，但孔子薨而微言绝，经历战国和暴秦，孔子一门其实已经被灭了。刘歆不留余地地宣称，汉兴七八十年间，虽然经书颇出，广立学官，建置博士，但早已不是孔子那套了，他认为今文经学章句学风严重，终日分文析字，烦言碎辞，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离于全经固已远矣。接着，刘歆拿出了硬通货，披露了孔壁古文《尚书》与《逸礼》发现的事实，介绍了秘府所藏左丘明撰的《春秋》古文本，说明这些版本根正苗红的可靠性及其伟大的学术、人文价值，进而指责太常博士们保残守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损公肥私，怕失去名誉地位而违背为国做学问的原则，他们这样做无非是要达到党同门，妒道真的政治目的，几乎就是党门嫉道的欺君大罪。埋汰完那些古文经学太常博士后，刘歆最后还是给人家留了条后路，说根据汉宣帝时代并置《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等不同义理书籍的成例，他认为应当将古文经、今文经同时列为学官。
这样一篇言辞激烈的东西出来，不引起太常博士们的强烈反应甚至怨恨是不可能的，但这批博士们却依然无法应战，毕竟作学问不是光靠人多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但人家有办法，今文博士们的办法不稀罕，但是管用，这个办法在世界各地都很流行且效果显著，那就是：找领导哭诉。
我们知道，领导一般都是正确的。在领导擅长的领域，绝大部分情况下领导的决定肯定可以取得预定的成功，哪怕有可能更好的办法都不会影响领导的英明，因为其他办法无法证明其高效；万一不幸失败或者效果不佳，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客观因素出现，只要不是无可挽回的大错，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那么，到领导不擅长的领域又会怎么样呢？我还告诉你，领导依然正确无比，因为大多数情况下，他只要听取专家型亲信下属的意见就可以了；一旦下属意见不一致，先组织辩论，辩论不分胜负往往都有理，基本上少数服从多数则可。
当然，领导也不会轻松，因为他经常会有意无意中当裁判，需要判定两派谁是谁非，而且多数是领导不擅长的领域，（不然直接问领导意见就是了，没必要打起来）。聪明的领导一般都会遵循如下原则：两派实力、人数相当或者差距不大，以平衡为主，苦心积虑、兼收并蓄的当个中间派就是了，也许会略偏稍强一方；一旦差距过大，问题更好解决，直接支持人多势众一方。下属们大都是人精，领导的这个方法也不是什么秘密，自然可以利用，所以没理的一方就会经常纠集一帮人，跑去跟领导断章取义要说法，往往就能够成事。
今文博士们找去哭诉的领导是大司空师丹。
对于师丹其人，我没做过太深入的研究，但知道他原先做过今文经博士，后来当了刘欣的老师也就是太子太傅，直到刘欣成了汉哀帝。然后封侯任左将军，然后接替王莽作大司马，然后很快调任大司空。刘欣当太子表现良好，当皇帝极其叛逆，可见师丹大体算是个严肃正直且有些认死理的好官。（一般情况，帝师多少都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性格，象我这样不够严肃的家伙，哪怕学问再大，也绝对不可能是帝师人选。）王家势大的时候，他对王家不满；刘欣登基，他拒绝升官；皇帝要提高祖母(傅太后)和母亲（丁姬）的政治地位作皇太后和太后时，他和王莽联合抵制；等到王莽愤然辞官，他依然坚持已见，最后丢官失爵。到王莽重新出山，还把师丹请了出来。
今文经博士们向师丹哭诉的结果不言而喻，作为久负盛名的今文经学大家，听到刘歆居然出言不逊，把自己视为神圣的经学贬得一无是处，哪怕过去有多欣赏他，也是极为不高兴，何况刘歆人单势孤，这边可是满满一屋子，于是大怒，痛下决定，给了一个全面否定刘歆的结论。实际上，刘欣还是想袒护刘歆的，但他当时正为祖母和母亲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在师丹那里过关而犯愁，哪里会为了这等小事得罪师丹，于是只是说了句刘歆是个有能力的同志还是要给机会之类的话就了结了。得罪了当权大臣和整个学术界的刘歆因此被迫离京。
第一次古今大战还没真正开始就已经结束。表面看古方完败，但在刘歆独挑今方的情况下，今方采取了非技术性手段获胜反倒大大挫伤了今文经一方的自信心，以至于在日后的古今大战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
在古文经文本工作上方面，刘歆功勋卓著。他重排六经，认为《易》经伏羲、文王、孔子三圣，为六艺之原，故把《易经》列为六经之首，改变了过去《诗》《书》《礼》《乐》《易》《麟》的次序，并成为以后历代之标准；同时，刘向、刘歆父子发现了战国遗存的古文本，用来校对各种隶书手抄本本，确定费氏《易》为古文经典，而西汉流传的施氏、孟氏、梁氏、京房、高氏诸家版本则从此逐渐不传。刘歆将秘藏的古文经本传出内朝，经过第一次古今大战，《古文尚书》和《逸礼》得以传播，尤其是《古文尚书》比欧阳氏、大小夏侯氏版本多出十六篇且核对修正了三家今文版本。刘歆把《毛诗》归于古文经典，并首次把《周官》称为“经”，列入古文经典。此外，刘歆还依《左氏传》重新整理《左氏春秋》，并探求全书的义理，以只有左丘明亲见过孔子为由确定了其在《春秋三传》中头把交椅的地位。
可以这么说，刘歆基本搞定了儒家经典的版本问题。通算一下十三经，《易经》用的是刘歆校核的费氏版本，《诗经》用的是刘歆拿出来的《毛诗》，《尚书》用的是刘歆拿出来的《古文尚书》；三礼之中，《礼记》用的是刘向（刘歆可能参与了）校正过的《小戴礼记》，《周礼》用的是刘歆修订整理的的《周官》，《仪礼》跟刘歆关系不大，但刘歆关注过，只有刘歆拿出来的《逸礼》未传（支持观点并不一定代表愿意改变习惯，也许就是《逸礼》不传的主要原因）；三传之中，《左传》是刘歆修订和推广的，《公羊传》是刘歆早期治学的专业所在，只有《谷梁传》跟他关系不大；其他的《论语》、《孟子》、《孝经》、《尔雅》四部当时地位相对较低，但刘歆就搞过《尔雅注》，一定是关注过甚至极有可能也干涉过《论语》、《孟子》的版本。
继续说刘歆的其他功绩。
首先是子承父业方面，刘歆在其父刘向编纂《别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编成了一部综合性的图书分类目录《七略》，为中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是具有学术史价值的著作。由于资料的佚失，我们有时候只能把《别录》和《七略》放在一起说，我经常把《别录》当做《七略》的中间成果。那么，不厌其烦地再次描述一下：《七略》计七卷，其《辑略》为全书的叙录，其余六卷，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大类、三十八种、六百零三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九卷。《七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每种每类都加小序，说明其学术源流、类别含义等，不仅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刘向、刘歆父子历经二十多载，在刘歆手上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的官方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在校理群书中，他们创造出一整套科学的方法。为了对书籍的篇章文字等进行校正和勘定，他们首先兼备众本，广搜异本；然后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再后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最后勘定书名，誊清新本，总共整理出图书三万三千零玖拾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并为先秦古籍的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伪、考据等热门学科开始产生。
刘歆还是个卓越的天文学家，他在担任羲和职位时编制了三统历，他对天文学的贡献都记载在三统历之中。
三统历是根据太初历改编的，太初历是汉初天文学家邓平、落下闳等人编制的，从太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一百零四年一直使用到西汉末。刘歆在系统叙述太初历内容的同时，补充了很多天文学知识，并仔细分析考证了上古以来的天文文献和天文记录，写成了《三统历谱》。这是一部完整的天文著作，它的内容有编制历法的理论，有节气、朔望、月食以及五星等的常数和位置的推算方法，还有基本的恒星位置数据，比如在书中，他最早提出了“岁星超辰”计算法，因而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历的雏形。可以说，《三统历谱》已经建立和包含了现代天文年历的基本内容，使中国的天文学从那时开始逐步和神学脱离，开始走向科学系列。实际上，我一直想把“现代天文学始祖”这样的称号授予刘歆。
稍微解读一下。
我们前面提到过岁星就是木星，也提到过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等十二次，其实，这个十二次既是空间划分也是时间周期。岁星在恒星背景上约每十二年自西向东运行一周，古代就认为它是十二年一周天，因此把周天分为十二分，称为十二次，认为木星每年行经一次，十二年正好运行十二次，完成一周天。所以，古人一直以来就有以岁星纪年的习惯，我们经常看到古书中有什么岁在大火之类让一般人摸不着头脑的记载，比如前面提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就从武王伐纣时“岁在鹑火”发端的。后来人们觉得岁星由西向东的运行，和人们所熟悉的十二辰的方向正好相反，所以岁星纪年法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起来很不方便，古代的天文学家为此便设想出一个假岁星叫“太岁”，让它和真岁星背道而驰，这样就和十二辰的方向顺序相一致，并用它来纪年。直到春秋时期发现了岁星超辰才知道这东西不是特别准。
所谓岁星超辰，是因为事实上岁星并不是十二年绕天一周，而是约十一点八六二二年，所以每年移动的范围比一个星次稍微多一点，经过若干年后，岁星的实际位置就较按十二年一周天计算的位置超前一次，这就叫岁星超辰。刘歆分析了《左传》等史书中关于岁星位置的记载，经过建模采值和计算，提出了岁星每一百四十四年超辰一次，数值虽然并不准确，但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用科学的态度探索岁星超辰规律的十分宝贵的尝试。当然，他这个计算差别比较大，现代人如果把这个题目出给小学生，他们大概就可以计算出来八十四点七几的答案出来，也就是说八十五年一次岁星超辰。可那时，可没有那样的数值给你用的。顺带提一句，刘歆是历史上第一个不用“周三径一”的人，他造有圆柱形的标准量器，根据量器的铭文计算，所用圆周率是三点一五四七一，差距小得令人惊叹，世称“刘歆率”。
刘歆还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接近正确的日月交食周期的天文学家，虽然交食周期的最早记载在《史记》中，但刘歆通过古籍找寻日月食的自然规律提出了一百三十五个朔望月的交食周期值。
我想不必再说下去了，古代学者中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学霸？打个比方，他同时参加了文理两科高考，各科总分七百五，分数线下来，清华北大三百分进，他居然文科七百八，理科七百七，（改卷的都忍不住加分了）。一句话，他早已远超了他那个时代，并且一直惠泽着他之后的时代。
其实，刘歆自己的著作大多已亡散，其《移让太常博士书》今保存在《汉书·刘歆传》中，其《七略》今基本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其《三统历谱》在《汉书·律历志》中也尚存梗概，但诸如《尔雅注》、《钟律书》等以及更多连名字都没留下的著作均佚。
插句题外话，我很多时候都在想，这么多好书都到哪里去了呢？
似乎反倒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好书更多，纵然存在真伪和版本问题。
很多时候，我千辛万苦知道一本书的书名，往往发现它们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读起来却总是不那么如意。
没想通。
我的感觉是，秦以后历朝历代真的留书不多，留的似乎好的不多，好的可能真的不多，而真的却又说真话的不多了。
打过一个油：
书殇
逰利逰名竞汗牛。
菁华瘞灭不须谋。
可怜手卷偏因伪，
多是秦皇坑里留。
照片提供 姜福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