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为夏维东兄所著《上古迷思》而写的书评。做长文，恒觉力有未逮，力有未逮则辞费。读陆象山《荆国王文公祠堂记》，或许今后能学得一点章法，养出一点气势。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讲到曹操时说过：“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这段话影响了我对史志的态度，对即使是最喜欢的著作，也留一份戒心，不轻易相信。胡适说，历史实在是个很服从的女孩子，百依百顺地任我们替她涂抹和装扮起来。小姑娘固然是有血有肉的存在，但难得以本来面目示人。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深闺大宅佳侠函光的名媛淑女，蛾眉画就之前，是不许人间窥素颜的。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正如黑格尔的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遭到广泛的误读。克罗齐的意思是，历史以现实生活为参照，只有和当前的观念和经验相重合的时候，才为人所理解。历史构成我们当前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然而不幸的是，对克罗齐的误读恰恰成为确定的现实：历史一直是为现实服务的工具，一直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话语的霸权，这就决定了它很难是对过去事件的客观解读，它成了柏拉图所说的那种“高贵的谎言”。
秦朝，新莽，曹魏，隋朝，武周，都只有短短十几或几十年，鲁迅说，“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看看《世说新语》里关于曹氏父子种种离奇而颇能讨好俗众的荒诞传说就知道了。还有一种情况，鲁迅先生没有提到，就是新王朝对于它推翻的前朝，也向来没有好话，否则不足以证明“彼可取而代之”的英明与正确。前朝愈残暴，则鼎革愈为天下黎民所翘首，“如大旱之望云霓”。隋炀帝的“炀”，实在是罪大恶极到了罄竹难书的地步，所谓“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好大殆政曰炀，薄情寡义曰炀，离德荒国曰炀”，这个无上的恶谥是李渊赠送的。夏桀商纣的桀（贼人多杀曰桀）和纣（残义损善曰纣）大约分别来自商人和周人的恩赐。中国的古史既是“层累地造成的”，圣人之圣明，暴君之横暴，一代代踵事增华，加码到后来，无可收拾，成了既像神话又像笑话的东西。
上古史由于没有文字或文字和书写工具的简陋不便，留下的资料很少，几千年的口传，经过无数次改造和变形，弄得史实与传说不分。特洛亚城如果不是谢里曼的发掘，谁会相信荷马史诗吟唱的，可能是实际发生的事？虽然是真事，但你再天真，也不会认为在那场战争中，奥林波斯圣山的诸神如宙斯和雅典娜，都不辞辛苦地介入了，希腊联军的头号英雄阿克琉斯，因为被母亲倒提着在冥河水里浸过，全身除脚踵外无处可伤。黄帝肯定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但“应玄期，总百神”，“体练五灵妙，气含云露津”，铸鼎荆山，跨龙飞升那些话，只好看作玄幻小说里的情节。
至少自《春秋》以后，我们进入了信史时代，司马迁发愤作《史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记叙史实，带着强烈的情感和主观性。这是美好而伟大的主观性，使历史成为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文字。然而不过一百余年，班固便拨乱反正，使历史学走上正轨，此后官修史书，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渗透其中。在一些特殊的朝代如清朝，触犯忌讳的史料和私家著述遭到禁毁，直至如奥维尔在《一九八四》中所写，为了绝对“正确”，必须不断修改历史。
在我眼里，从来没有虚构和非虚构的绝对界限，历史是文学，也是艺术。我读历史如读侦探小说或武侠小说，随兴所至，漫散无序。要说我对历史的理解是相当幼稚的，幼稚到谈不上理解，不过一些随意的感想罢了。曹禺先生写王昭君，“淡淡妆，天然样，我就是这样一个汉家姑娘。”写得多美！可是，这样一个王昭君，真的存在过吗？就像西施，哪里有过一个“贫贱江头自浣纱”的越女西施呢？
拉拉杂杂想起这许多，是因为读了夏维东的大作《我的五千年》。
说大作不是夸张，《我的五千年》将从上古写到清朝的灭亡，是否纳入民国，还在考虑之中，全部出齐二十余册，总有六七百万字。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寄托的是一个朴素的愿望：给读者一部“好看”的中国史。在某种意义士，作者也是要“成一家之言”的，但无意借“春秋笔法”来正名，或钩沉提要以资帝王之治。历史本来就像最好的小说一样多彩，充满悲欢离合，有喜剧，有悲剧，有悲喜剧，有荒诞和象征剧，更不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这些正剧和闹剧，由于一代代人的前赴后继，不得不万古长新。换了布景，换了服装，换了在台上跳跶腾跃的须眉和蛾眉们，戏瓤子终归是差不多的味道。陈子昂感叹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夏维东微微一笑，引用纸莎草经中的名言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你看，夏桀的罪状和商纣的罪状，除了人名和地名不同，内容相差无几，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你读史料，感觉就像法官偷懒，用一份判决书打发了前后相差几百年的两个不同的被告。因此，重新阐述的历史，便旨在从偏见和有意的误读和曲解中脱出，洗去油彩，揭开面具，直窥帝王将相匹夫匹妇们的真容。
书的第一部《上古迷思》，自三皇五帝写到夏商，读后的第一感觉，也是最深的感觉，是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尽管远不是革命性的，亦颇有可商榷之处。尧舜禹汤千古圣人，但他们也有个人的小算盘，也有不那么光彩的秘密，事业和结局不见得都那么宏伟壮丽。反之，类似金庸小说里“四大恶人”的历史倒霉蛋，则多少被妖魔化了。后一方面的典型，是深入人心的两位元凶大憝桀与纣。书中对他们着墨最多，写得最为痛快：
“履癸就是帝桀，个人素质好得让天下男人崩溃：英俊潇洒，孔武有力，可以赤手空拳搏杀犀牛和老虎。后世有两个帝王和他极其相似，素质出众，结局悲惨，便是商纣王和隋炀帝。看来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未必是好事，过多的幸运比苦难更能‘毁人不倦’，它会让人产生一种狂妄的错觉，觉得自己是超越众生的神。“
桀的恶行，先秦书中多有绘声绘色的描写，尤以《尸子》耸人听闻：“夏桀无道的时候，猪狗都不想活了，跳水自杀；美女都不梳妆打扮，一个个蓬头垢面，可劲地把自己造得难看，觉得美丽是种罪过；歌星们为了不唱歌，吞碳把嗓子搞坏；飞鸟把翅膀弄坏，走兽八脚弄断，山把宝贝藏起来，水泽拒绝提供清水。”作者评论道：动物不是道德家，因为皇上无道，便要悲愤自杀。狗跳水是死不了的，因为狗天生会游泳，泳姿是著名的“狗刨式”。至于吞碳，是抄袭战国时刺客豫让的故事。
最能说明桀腐败的是“酒池肉林”一事，据说桀建了一个巨大的池子，可供三千男女在里面玩乐，池子里装的不是水，是酒，池边树上挂着肉脯，这三千男女玩累了，“抬头吃肉，俯身喝酒，裸身相抱，真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奇观。”奇观奇则奇矣，然而作者说，可惜不是事实，主要来自《帝纪》作者皇甫谧的想象。尸子最初只说，桀侈靡无度，“六马登糟丘，方舟泛酒池”，《韩诗外传》将其扩大为“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刘向在《列女传》里再加以发挥，增设了“醉鬼、死鬼，还有妹喜这个女鬼。”皇甫谧“继续在刘向的基础上添砖加瓦”，开发出一个“肉林”：“肉山脯林，以为酒池，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余人，醉而溺水。”
《史记.殷本纪》说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这大概就是事情的真相，与桀无关。
西周兴起，自然又需要一个倒霉鬼来为商的灭亡负责。在帝辛一章，作者用掩抑不住的调侃口气说，“让我们来看看帝辛是如何‘进化’或者‘退化’成纣王的。”帝辛一开始，老老实实在殷邑登基，让两位叔父比干和箕子位居太师和少师的高位，让哥哥启掌军权，让姬昌继续做西伯。帝辛三年，发生了一件怪事，雀儿生出鹰来，《竹书》“不动声色地把它记录下来，作为商朝崩盘的凶兆。”两年后，又有类似的事情出现，是故都亳从天上落下了土。这两件事，与帝辛“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帝辛九年，攻打有苏氏，战利品是有苏国君之女，大美女妲己。妲己入宫，按历代文人的说法，帝辛可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了。红颜祸水，倾国倾城，谁说不是呢？夏桀不也是因为有了一个妹喜吗？再往后，齐东昏侯有潘玉儿，陈后主有张丽华，唐明皇有杨玉环，宋徽宗的妃子不出名，挖地道搭上一个李师师。“妲己出现后，帝辛立刻活色生香地上了头条，挂几千年都下不来。关于帝辛所有的腐败、昏聩、残暴一下都找到了理论根据，根据就是妲己。中国人对红颜祸水有种变态暧昧的正义感，以免横眉冷对地指责，一面津津有味地咂吧着流了几千年的唾沫，心驰神往地感慨：‘夏桀，商纣，该死！’”
帝辛杀害九侯和鄂侯，确实残忍，这一点，作者并不否认，但他指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历来都是如此，备受推崇的武丁，杀人就比帝辛狠多了。关于西伯姬昌，虽然有种种荒唐不经的传说，如说帝辛把姬昌的儿子伯邑考杀了，做成肉羹给姬昌吃。姬昌不知情，吃了。帝辛大为得意，说圣人决不会吃自己儿子的肉，姬昌吃了，说明他不是圣人，于是把他放了。对这件事，韩非子有解释。他说，费仲三次建议杀掉姬昌，帝辛回答：“夫仁义者，上所以劝下也。今昌好仁义，诛之不可。”这话实在不像出自一个无所不为的暴君之口。所以作者说，“从左丘明、皇甫谧再到韩非子，帝辛的形象反差太大。《左传》里的帝辛胆小怕事，《帝纪》里的帝辛残忍得变态，而韩非子口中的帝辛则是倡导仁义的老好人，好到傻的地步，傻到亡国的地步。”
作者说，其实历史上的帝辛能文能武，很有功劳，“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周人谥之以“纣”，“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新朝拿走前朝的一切，临了还要侮辱一把已经一无所有的旧君。”
大概是为了矫枉过正，免得我们想当然地以为，每一个华盛顿都有小时候砍樱桃树的佳话，作者在讲述文武周公以及姜尚这些儒家的理想人物时，撕破他们头上的光环，以嘲弄但并不带恶意的文字，让读者看到他们行为中的矛盾和可笑之处。圣人不是天生的，圣人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是圣人，何况很多圣人不过是镜子的把戏，正看，斜看，远看，近看，正看，反看，看到的是不同的形象。夏维东不喜欢黑白分明的二元论，他觉得人性中更多的是色差不那么分明的灰色。他说成汤伐夏前的演讲啰里啰唆，“像居委会老太太的口吻”，为了亲民，把自己弄得很低调，而说到夏的罪恶，表达灭夏的决心，警告不与之同心的人，声色俱厉，顿时面目狰狞了。
说实话，《汤誓》的文字还是不错的。难怪成汤演讲完毕，对自己相当满意。作者写道：“他自认充满阳刚之气，情不自禁地得瑟起来：我太威武了（吾甚武）。亲自给自己命名为武王，非常搞笑，”作者还说，成汤死后，伊尹专权，比汉朝的霍光还要霸道，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权臣。外丙即位，两年死掉，仲壬继位，也只活了四年，接下来，伊尹安排太甲接班，太甲上任后不争气，被流放桐宫，反省三年才恢复王位，从此痛改前非，成为一个明君。伊尹四朝为臣，稳定局势，这份功劳，堪比后来的周公。这些，作者都认可，但他还是引用了《竹书》的说法，供读者参考。因为其他史籍中的伊尹，和《史记.殷本纪》中的伊尹完全两样。《竹书》的记载是，太甲即位第一年就被放逐，伊尹乃自立为王。这就不是周公，而是王莽的做法了。尽管作者选择相信《史记》的记载，还是忍不住使出从前写小说的手段，根据别传，假想了一场太甲从流放地潜回，杀死伊尹，夺回政权的惊险经过。伊尹被杀，“天大雾三日。”
至于微子，《上古迷思》非常干脆，说他是一个内奸，“是商朝灭亡的头号奸臣，或者是新兴周朝的头号功臣。”这么说，根据是《吕氏春秋》的“诚廉”篇。姬昌让他两个弟弟周公和召公分别暗中联络商朝的两位大人物微子和胶鬲，周公给胶鬲开出的条件是“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召公给微子开出的条件是“世为长侯，守殷常祀”。有这样的内应，周朝想要什么样的情报都不难。
关于微子和伊尹的这些说法，虽不至于石破天惊，很容易引起争议。《吕氏春秋》以此为例，意在称颂伯夷、叔齐“弃生以立其意”的品德，所以这记载可能像庄子书中关于孔子和颜回的各种小故事，不过寓言而已。但重要的是，读者一笑之余，从中得到启发，知道一件事有不同说法，养成怀疑和思考的习惯，对比之下，想一想，可能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哪一个版本的故事更近情理。像鲁迅先生一样，既看光天化日下的熙来攘往，也看夜的幽玄天衣普覆下的一切赤条条的人和事，不仅要睁眼看，还“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
史料的取舍和处理，同样表明作者的态度。聪明的谎言是并不编造事实，而是让你只看到事情的一面。比如千古艳称的禅让，如果我们对魏晋时期曹家和司马氏的兴衰史略有了解，很难再对尧舜们的光辉事迹生出雅慕之心：改朝换代会那么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吗？革命难道不是靠武，而是靠礼？“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一副费厄泼赖的绅士风度？作者写道：寒浞对于主子后翌是不客气的，尧对大禹的父亲鲧也是不客气的，汤武革命，是枪杆子说话。舜死于苍梧，并非巡狩途中暴病而亡，而是被禹逼迫下台，流放到苍梧并囚死于苍梧的。真相往往不好看。《韩非子》中有言：“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和儒家的说法针锋相对。儒家的理想主义，最适合作为旗帜号召天下，但治世的英主们，还是觉得法家的一套更好用。讲历史，法家是直接拉开帷幕让人看，无须置景布光。《上古迷思》不取儒家，而取法家的现实主义，这现实主义是冷峻到胆小的人要起鸡皮疙瘩的，然而事情就是这样。
舜被父亲和继母以及弟弟象联手迫害，欲置于死地，下井遭封堵，险些被活埋。这样的细节，本来惊悚又凄惨，幸好有作者幽默的文笔，使得圣人的早期奋斗史，读起来如看二战惊险片《胜利大逃亡》，既紧张，又轻快。《我的五千年》发扬了《明朝那些事儿》等书叙事轻松随意的优点，但不戏说，不虚构细节，就枝筑巢，有间处插刀，嬉笑怒骂，因此成文。
东周以后，史料渐详尽，冯梦龙把《战国策》、《左传》、《国语》和《史记》的记载稍加收拾，便写成虽然枯燥到底还能看的《东周列国志》。但西周及以前的史料零散而头绪繁多，且百家纷纭，虚实莫辨，不广泛涉猎，又烂熟于心，很难条理分明地连贯成书。作者的行文风格，是叙事和议论水乳交融，一方面是为了痛快淋漓地展开其“历史批判”，另一方面，是为了借助分析、考辨和评说，完成“合理的完整叙述”
研究历史和叙述历史的人，其所有人生经验，必影响其眼光和观点，而在文字中表现出来的爱恨褒贬，自然成为时代的投射。司马迁写楚汉相争，写出项羽这样慷慨悲伤的末路英雄，这慷慨悲伤，是司马迁自己胸中的块垒，别姬的霸王，特不过浇此块垒的杯酒罢了。阮籍感叹楚汉相争，时无英雄，竖子成名。成名的刘邦是竖子，好歹江山还是自己打下的，那么，直接篡位的司马氏又是何物？欧阳修太理智，太庄严，如果他写项羽，项羽不会比李克用更加光彩夺目。同是游侠列传，太史公和班固所记有异，态度更远。太史公称游侠尽管“行虽不轨于正义”，但“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班固则说，“郭解之伦，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史班都是巨擘，都尽实录之能事，然而所见如此不同，岂非其所处时代和个人遭际不同所致乎？须知情感不仅仅是情感，情感包含着理想，也包含着道德判断。《上古迷思》中不无愤世嫉俗色彩的调侃和嘲弄，就包含了对时代的反思。书中太多现身说法，太多牵连比拟，是否每一处都严格“准确而正确”，也许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历史被拉近到当前，给了我们再一次审视的机会。而且，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自他书转引），“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种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益衰微的，但为习惯崇奉的秩序的叛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