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 / 刘新中

魂归

刘新中

这篇散文的标题本来叫《路祭》，想想不达意，就借用了宝鸡作家李昶怡一本书的名字。李昶怡是我一位要好的朋友，老三届知青，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他的姐姐李佩芝是著名的散文家，先他前一年离世。姐弟俩同在创作的黄金岁月里命殒，令人叹息人生的无常。

从去年开始，纪念三线学兵参加襄渝铁路建设五十周年的活动渐次展开。五十年漫长而又曲折，一批昔日的少男少女已进入人生暮境，“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南北朝著名的文学家庾信所作《枯树赋》中的诗句，晚年的毛泽东每每读此，就泪不能禁。感慨人生之迅猛暂短，事业未竟而已力不能逮。忧深愤激的情绪无以释怀，从古诗文中寻觅知音，当属英雄暮年的无奈。

毛泽东是千秋伟人，是巍峨高山，我辈自然无法望其项背，但每一个有思想有抱负有感情的人，对于生命末路之感悟，似乎都能找到相通的地方。

上苍给了我们一个五十年，让一批当年的建设者见证和参与了这个国度半个世纪发生的风风雨雨，保留且不断复原了当年襄渝铁路血火相掺的影像与回忆，甚至能够以过来人的身份述说它，评判它；比起当初死去与后来陆陆续续早亡的战友，我们是幸运的。但是，自然界的规律终归不可违逆，呜呼，如果没有奇迹发生，上苍绝不会再慷慨地给我们第二个五十年。

前不久，支援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各地医护人员相继返回家乡，各地政府和人民给了他们极高的荣誉，飞机场搭起水门，警车摩托车开道，鲜花锣鼓相迎。他们得到这些待遇完全应该，国家和人民危难之际，他们义无反顾，以命相搏，待遇再优厚一点也不为过。电视机播放这类新闻时，感动之余，我脑海里经常浮上的画面，却总是我们从三线工地退场时的情景。

据报道，武汉抗疫人员年龄最小的大约二十一二岁，我们退场时，年龄大一点的也不过二十一二岁，大部分二十岁，小一点才十八九岁。抗疫人员在武汉基本上六七十天八九十天，我们在三线铁路工地拼搏了二年多近三年。我们回来时，没有掌声，没有鲜花，衣衫褴褛，满面风尘，一些人甚至携伤残之身。除少数分配单位到车站等地接一下，交代一下注意事项，大多数人被通知径直到分配单位报到。

我们连从旬阳借白河绕湖北迂回到的西安，本可以即刻乘坐火车回到铜川，但大家没有归家的急迫与喜悦，分配工作不理想，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一肚子委屈与苦涩。没人愿意白天回去，嫌丢人，硬是在西安多停了一晚，第二天傍晚坐火车，半夜到达铜川。那时也没有出租车一类交通工具，公交车也停了，三三两两，疲惫的脚步拖着长长的身影，彳亍在昏暗的路灯下。一个战友说，他回家时，父母正在院子乘凉，惊喜地向他打招呼，他却鼻子一酸，不知怎的，眼泪流了下来，扭身走进屋内；还有一位战友，回家时，铁锁把门，父亲因病正在医院抢救，一个月后，父亲就去世了，他甚至来不及给父亲说几句贴心的话。我在三线时家里已经搬迁，下火车后一位在车站值班的邻居告诉我家的新址。回家时，父母有些猝不及防，一向不苟言笑，在我心目中无比严肃的父亲亲自起身为我倒了一杯水，递到我的手中。我走时父亲还在劳动改造之中，几年不见，他不仅添了白发，还多了几分慈祥。不知怎的，那一刻竟有想哭的感觉。

由武汉抗疫人员凯旋联系到我们当年归家，没有不平，没有攀比，毕竟，时过境迁，沧海桑田，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太大。

只是一声慨叹，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荣也罢，辱也罢，皆已过眼云烟。留给我们的，除了越来越清晰的回忆，抑或是清晰中的沉重与悠长。

五味杂陈，谁人能知，谁人能解？

五十年的纪念不是开头，自然而然，只要这批人还活着，也不应该成为结尾。事实上，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三线学兵们批量的纪念活动包括重返旧地渐渐多了起来，2001重返安康的植树造林达到一个高潮；五十年，也可能仍然是大家集聚情感饮歌长啸的一个契机。

回眸往昔，实事求是讲，很长一段时间，三线归来在之后，大家的活动轨迹基本上是平和的，一致的，认真工作，建立家庭，养儿育女，做改变自身命运的种种努力。当年的那一页尽管时时在眼前晃动，小范围内也经常提及，但无论如何已经翻篇，不再成为生活的主流。

2003年，西安诗书画研究会朱文杰组织叶广芩、王维亚、李天增等一批作家、出版家为旬阳县图书馆捐献图书。旬阳县是我们当年修路的地方，三线学兵141个连队46个在旬阳。我毫不犹豫报名参加。仪式结束后，组织了参观，后来，有一个座谈会，主人热情邀请大家谈对旬阳县的看法甚至是指导意见。许多人是第一次到旬阳，对于那里的青山绿水，风土人情，社会变化，人文气象，新鲜且感动，从不同角度，林林总总，给予了极高的赞誉。我已经若干次回过旬阳，对于旬阳的变化，我以为是天翻地覆的。我说，当年的旬阳，给我的印象，就是穷山恶水，苦难把一切美好都掩盖了。离开时，我们把旧衣服扔得到处都是，把脸盆、饭碗、胶靴、安全帽踢到水沟里，许多人发誓，从此往后再不到这鬼地方来。

那时，对于这块流过血流过汗流过泪的地方，感情是复杂的。

我们带走了简单的行囊，带走了许多悲壮的故事，带走了伤心和坚毅，义无反顾地奔向归程，奔向新的充满幻想的工作单位，终于不肯回头。

相信，许多年以前和炮火硝烟的陕南告别，25800多名学兵们，情绪表达和精神行为都是一模一样的。

什么时候开始对于旧地产生怀念并不时给予它深情的一瞥，什么时候有了类似回家一样的具体行动，是年岁的递进增长，是想比照或者暂时忘却眼花缭乱的社会变化，还是渴望寻找一块灵魂的栖息之地？

是，也不是。

是，是因为人到了一定年龄，容易产生怀旧感。爱絮叨曾经的年轻，絮叨年轻时的故事种种。岁月悠悠，唯有斯年最清晰。

不是，是因为那块土地太刻骨铭心。那里，有我们死去的战友，有火车的鸣叫，有我们永远的十八岁。

把时间浓缩，二年多不足三年，密度太大，分量太沉，太重。

生活的现象，是挨饿，高强度的劳动，死亡与无尽的伤痛；时代政治的召唤，是为了和帝修反抢时间，是准备和一切来犯者打仗，是为了让毛主席睡好觉。

文化的梳理，是“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是“不畏艰险，勇往直前”，是“大公无私，胸怀天下”，是“舍身忘死，大义凛然”。

但更多的，做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和一个个具体的人，则是沸水一样的骚动，是大把大把时间与精力的挥霍，是年轻的好胜，不服输，逞强斗狠，是来自大山以外文明的丝缕优越，是有限文化和有限能力的极大发挥。

我们的理想从这大山脊顶歪歪斜斜起飞，我们并不绚烂的梦在这块土地上艰难地拱出，我们动荡不羁的灵魂在这块天空中做日复一日的盘旋。

用一句并不浪漫的语言：它属于我们这个群体独一无二的少年岁月，属于一代人一去永不复返的青春，一个不可复制曾经喧嚣曾经伟岸的青春。

对于青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表述与解读。

风雨如晦的一十、二十年代：“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敌寇入侵的三四十年代：“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五六十年代：“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改革开放的八九十年代：“青春啊青春，美丽的时光，比那彩霞还要鲜艳，比那玫瑰更加芬芳。”

对于一批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修路人的青春，我曾不止一个场合表述过一种观点：是历史选择我们，不是我们选择历史。

我在一篇《学兵赋》的散文中这样写道：

“注定，我要终生与你为伍。你是我生命的起点，必然是我生命的终点。你这面高扬的灵魂之旗，面对无数个星飞星落，云卷云舒，总是顽强地、永不停歇地呼唤着炮火硝烟、少年豪情。

二十五载的冲刷，那种渗进骨头、溶进血液的生命体验，还是那么悲壮惨烈、荡气回肠。

今天的人们已经记不住你了，他们甚至怀疑你的存在。但苍茫的巴山作证，浩荡的汉江作证，你曾经是共和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章。用血、用泪、用全部情感和生命的投入，从来，不容忽视，不容亵渎。

十六七岁被称为烂漫的、芬芳的花季，但那一年的十六七岁，却是大山里的杂木林，一片一片，茁壮而坚韧、苦涩而沉重。他们搏风击雨，迎春送秋。这个郁郁葱葱的生命群体，每一株也许是纤弱的，集合在一起却是强健的。他们以强烈的呼吸显示存在，以蓬勃向上的姿态代表精神。也有花，枝头上星星点点的小花，那是忘我的青春歌唱。

也许，这一种生命形式最具悲壮意味。正是需要读书的花季，却早早用稚嫩的双肩为共和国分担艰辛；正是充满浪漫幻想的年龄，却早早的让沉甸甸的烟云鼓荡胸间；正是茁壮成长的日子，却不得不让饥饿一次次摄取本来就不足的身体能量；正是应该欢声笑语的时候，却要无数次面对血淋淋的死亡。”

这篇散文写于1998年，发表在我主编的《铜川文艺》上，后来，收入我的散文集《岁月之望》中。不知哪一年，被一个战友转发到三线学兵连网站上，以后，又编进了网站编辑的《学兵情怀》里。前年，上海的铁道兵朱瑞华要编《光荣啊，铁道兵》一书，约我稿，我给了他几篇，其中有这篇。书出来后，他邀我参加首发式，我因故无法成行，他把书寄到了西安。

这里，顺便插几句话。

前几天，有位战友告我，这篇《学兵赋》被谁配乐弄到了学兵微信群里，有人跟帖说这不是赋，并发上百度关于“赋”的解释词条。

“赋”是中国古代一种文学样式，无论从意蕴从形式，都有它独特的规定和要求。

然而，此“赋”非彼“赋”也。我只是借用了它的铺排和气势，一咏三叹，为更好的表达情绪。

就像鲁迅的《狂人日记》不是“日记”，柳青的《创业史》不是狭义的“史”，郭沫若的《洪波曲》不是文学样式的“曲”一样。

著名的散文大家杨朔有名篇《茶花赋》，同样，不是我们惯常理解的形式上的“赋”。

还有些小说和影视作品用《采桑子》、《清平乐》一类词牌做名，并非作诗填词。

去年，应一个战友之约，为他拟编的书做开首，我又写了一个《三线学兵赋》，那倒是中规中矩的赋了。

从有人类以来，关于有无灵魂的话题就没有停止过，大多时候，人是被认为存在灵魂的。宗教思想中，灵魂被说成是人类超自然及非物质的组成部分，居于人或其他物质躯体之内并对之起主宰作用。这种观点，唯物主义并不承认，实际上，做简单明了的理解，以我之浅见，它应该是思想信念、情感觉悟、包括梦境、幻觉等所有意识和潜意识的综合。人的物质躯体有生存周期，而思想信念、情感觉悟则可以永远存在，它通过各种载体，如诗文、书画等，让鲜活的有价值的生命立足于人世间而不朽，甚至永永远远传递下去。

从这个意义上讲，灵魂不灭。

问过许多战友，说起襄渝岁月，大家讲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故事，一模一样的心路历程，一模一样的生命体味，往往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一掬热泪，一声长叹；也有一些人不太愿意提起那个岁月，有位战友甚至直言，像被人拉去劳改了三年。

当然，这只是个例。

实际上，爱也罢，恨也罢，无可讳言，它都深深地嵌进了你的生命历程之中，直达你的心灵深处，影响或者塑造了你的一生。

不愿意提及者，换一种角度诠释，也恰恰说明它在的心中始终没有放下，不管何时何地，它都顽固地以一种不由分说的强大存在。

无论如何，我们曾经是一支火热的、有追求的队伍，这支队伍理所当然是有灵魂的，无论未来世事怎样变幻，无论社会怎样翻新，曾经骚动的、年轻的灵魂都不会消遁，那是属于我们炽热的沉甸甸的的初衷，或者，是纯净的还带着露珠和霞光的初心。

是我们在特定情境下请缨报国的标志与身份认同。

于是，就有许多人许多方式的纪念，许多战友一次又一次的回去，只为在自己流过血流过汗流过泪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用手抚摸一下亲手打过的隧道，亲手架过的桥梁，亲自铺设的轨道；在自己的老连队遗址前静默几分钟，甚至大哭几声；许多战友高擎着连队的旗帜回去，只为让那一抹风中飒飒作响的鲜红，告诉这座大山，当年生龙活虎的一群回来了，他们人还在，连队还在，与这块土地生死相依的一颗心还在；许多人在死去战友的墓前烧上一炷香，洒下一杯酒，告慰他们不朽的英灵；许多人为驻地的老乡送去衣服、食物、文具，让自己对这块土地的情感，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延续下去。

于是，秦巴山、汉江水，熟悉的、印满脚迹的驻地，亲手开掘的隧道，架设的桥梁等等，成了我们人生辞典中翻阅最多的词句。

当年，一颗颗年轻的灵魂在这里跳动。如今，一颗颗年轻的灵魂仍然还在这里跳动。

一代战将粟裕死后，骨灰洒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江苏、上海、山东、河南八省市的土地上，这八个地方都是他生前浴血奋战过的疆场。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出了自己的心愿：“我死后，将和战死在这里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

共和国元帅徐向前死后，骨灰分别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徐向前和许多红军将士在这四个地方流过血，流过汗，有着深厚的感情，死后，他依然希望把自己骨灰和士兵们战斗过的地方融为一体，与人民融为一体。

魂归来兮，就是让一腔夙愿，永远依附于自己为之付出全部情感与热血的土地。

我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是一个永远的、似乎有解又似乎无解的哲学命题。大千世界，茫茫人海，我是哪一个？哪里是我的心灵归宿？哪里是我永远的精神家园？

也许，一群被叫做“学兵”或者“三线学生”们的灵魂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也许，走了还会回来，沿着熟悉的山路，踏着熟悉的脚步，唱着熟悉的歌曲。

苍茫宇宙里，我们只是一粒粒尘埃，但一批尘埃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凝聚在一起，就是具体的有温度有情怀的秦岭巴山，就是日夜奔腾不息流至长江最终奔向辽阔海洋的汉江，就是至今还硝烟滚滚炮声隆隆的隧道，就是三伏天里炙热的备料沙滩，就是烈士墓前青了又黄了黄了又青了轮回不息的小草，就是共和国激情燃烧的那个年岁。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是李清照的诗，用到这里似乎并不贴切，但是，此时此刻，我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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