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丢勒二十几岁便已成名，他的画作备受时人追捧，也引得许多人抄袭仿作。于是丢勒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签名logo，以姓名首字母A与D组成（颇似现代品牌标志），他把这一签名隐藏在每幅画的犄角旮旯处，与画融为一体。
这招果然管用。1506年，丢勒把一位名叫莱蒙迪的画家告上法庭，指控他抄袭自己画作，理由便是这位画家将自己的logo也画了上去——如同考试抄袭把名字也抄了上去。证据确凿，法官于是依照当时法律，判定莱蒙迪不得再仿制丢勒签名——然而他模仿丢勒的画作却可以继续售卖。
对于丢勒听到这一判决时内心是否迷惑万分，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知道的是，后来他在作画时经常会把自己的形象画进去，默默地站在一个角落里，手里举着一张印有自己logo的纸。
二
比丢勒大一岁的中国画家文徵明，同样是在世时便以画闻名，于是当时市面上自然也出现了大量赝品仿作，王世贞对此描述得便很形象：“以故先生书画遍海内外，往往真不能当赝十二。”然而每当有人上门拜访文徵明求鉴真假，他都一概说真。弟子们都很诧异，问他原因，他说：有能力收我的画的都是有钱人，出卖我的画大多是困顿之人，如果因我一句话便无法成交，困顿之人该怎么办呢？
文徵明这一点可谓得老师沈周神髓，如《窃书为雅罪》中所记述的沈周名言：“使吾书画易事，而有微助于彼，吾何足靳邪！”于是你可以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位画师提着自己仿沈周的伪作找到沈周，诉说苦衷，求沈周加盖印章，沈周欣然同意，把印章仔细盖好，送他出门。
（这一盖，可愁坏了如今不少书画收藏者。）
三
明代的苏州地区辈出摹古画家，沈周实际上也是一位摹古高手。最著名的一个故事是：沈周得到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后，爱不释手，广请好友传览题跋，不想却在传看过程中被一人弄丢。沈周痛惜至极，转天却又在市场上看见那人的儿子在高价出售此画，沈大师囊中羞涩，无钱买下，回家后便食不能寝夜不能寐，最后发愤凭自己记忆力背临出了整幅《富春山居图》。整个事件的经过也被沈周题在了这幅画里。
为什么沈周不去直接向那位友人的儿子讨要呢？这里彷佛有什么不成文的规矩或者伦理，亦或是沈周的个性。
转回头说摹古。沈周临《富春山居图》的例子比较特殊，在当时苏州更常见的实际是一种“商业性摹古”，有一批专业画匠画工进行有组织地仿古画创作来养家糊口，这种画匠之画为当时一些文人所不齿——然而不齿的原因可能主要不在其侵犯所谓“知识产权”，而是这些人专以画牟利，且多止步于形仿，难出境界。但这些画匠中也有特例，譬如仇英，他对于唐宋画作的仿摹已然达到了形神兼具的效果，从而得到文人画家的赏识，被周臣收在门下，与唐寅、文徵明等人成为知己。然而这还是没法避免有人在后面嚼舌根，比如董其昌便认为仇英是“习者之流，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者”，但同时又没法不服气仇英的画技，感慨“五百年而有仇实父”。
如今你如果对一个画中国画的人说，你的画很有匠气，他多半当时就冒火。
四
近代还有一位画匠出身的大画家，名叫齐白石，然而他对于仿他画作的人却是出了名的不客气。齐白石是一个很有孩子气的人，关于他打假的逸事十分之多，譬如为防伪作，他专门请人刻了“齐白石”三字的铜印印章，还花钱登报申明：以后他的画作都会盖上这个印章，请大家注意分辨。然而老头儿还是太天真——不久他的印章便被人仿制成功，且因他这句声明让假画畅行各大市场。气不过的齐白石又做了一枚字很多的方章，上刻“吾画遍行天下伪造居多”，盖在每幅画上。和传统文人相比，齐白石是一个十分有“职业意识”的画家，上述故事只是例子之一，而他对于文人画创作的冲击和影响某种意义上也体现在这种“职业意识”上。
由此涉及到一个盛传已久的传闻：1930年代，张大千来到北京，拜谒齐白石，齐白石在屋内看到递进的名片后，拒绝接见。弟子（一说李可染）忙问其故，齐白石愤愤地说，这种爱造假的人，我瞧不起！然而我疑心这大概是后人想当然编造出的故事，因为如今徐悲鸿博物馆里还藏有齐白石与张大千合作的画作——倘若连见面都拒见，何来合作一说？莫非事后和好？
五
喜欢仿作齐白石画的还有一位西洋画家，名叫毕加索。张大千去拜访他，他抱出一大叠画册：全是他用毛笔画的仿齐白石的画。不知道如果齐白石看到这些画心里会是什么感受。
自然毕加索的画也被许多人仿来仿去。有一次，一位画商给毕加索带来几副画，请他鉴定是不是他的真迹，毕加索见一幅说一声“假的”，画商头上见了汗，急忙指着其中一副说：这可是我当时亲眼看着您画的呀！
毕加索又看了一眼，耸了耸肩，说：我有时候也会画出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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