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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为何盛产首富?我们查了500年前的旧账······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钱赚的地方就有潮商。

潮汕地区在地图上就是祖国东南沿海一个狭小的带子,自古就是“省尾国角”,边缘得不能再边缘。

就是这么一个小角落,走出去的商人群体却声名极盛,财大气粗。

此前宝能斗法万科,让公众看到姚振华背后倚靠的潮汕商帮低调牛气,实力惊人。最近登顶中国富豪榜的马化腾,同样让人联想到他的潮汕老乡、“老一辈企业家”李嘉诚和黄光裕。

在潮商最鼎盛的时期,香港股市40%的市值为潮汕人所有。东南亚、欧美各地华人首富几乎全部是潮汕人。在泰国,潮人达到500多万,掌控着泰国的主要经济命脉……

潮汕人做生意这么在行,好像天生的,原因是什么?吃苦耐劳,勤劳勇敢,甚至喝功夫茶什么的,都被当作潮商成功的基因。听着就感觉很不着调。

还有其他各种原因,最爱君不一一列举了,有的确实说的很有道理,但有的纯属外地人臆想出来强加给潮商的优良品质。

其实,做生意最讲究传统。找原因,去历史上找,基本错不了。

▲潮汕商帮一般指原潮州府所辖八县(潮安、潮阳、揭阳、澄海、普宁、饶平、惠来、丰顺)的商人群体。现为汕头、潮州、揭阳3市及划归梅州的丰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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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海人林道乾是个传奇人物。他的生卒年不详,大抵活跃在明嘉靖后期,公元1550年以后。

明朝中叶厉行海禁,片板不准入海。对于赖海为生的潮商而言,就是绝了生路。

要活,就得跟朝廷对着干。

整个明朝,潮州府辖下各县出了许多亦盗亦商的人物。他们拥有私人武装,甚至佯装成倭寇,照样做着通番生意。

▲明代东南沿海倭寇其实多为“自己人”。

林道乾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少时务农,曾任潮州府小吏,因不满禁海政策,索性辞了职,专营大米贸易,往返暹罗。相传他与暹罗王歃血为盟,情义深笃。

后被朝廷掳获,诬良为盗。林道乾怒了,干脆就做海盗,存心跟朝廷对着干。他以重金招募船员,一人给银一两,自己出任舶主,统率白艚船100余艘,船员数千人,组成庞大船队出洋贸易,横行海上三十年。

他以武力反抗官军的追捕,以武力保护自己的走私贸易,不接受官府的管束,甚至“攻城陷邑,杀戮官吏,朝廷为之旰食”。

后来,他又主动接受朝廷招安,帮助地方官军平定叛民。然后自恃有功,大建宫室苑囿,出入、穿着都跟王侯公卿看齐。

他的威名甚至惊动了张居正。张居正去信广东巡抚熊桴,要他注意约束林道乾,如其不受管束,就加个贼名除掉而后快。

林道乾知道官场中人始终容不下他,于是率众再次出走异国,移民暹罗南部之北大年港,受到北大年王的热情礼遇。北大年王并把自己的部分封地划给林道乾。

林道乾感慨不已,仰天长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于是下令放下武器,所属人等,改盗为民,自号“客长”。

林道乾死后,泰国人民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把北大年港改名为“道乾港”。

他的独立自主精神得到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的赞扬。李贽在《焚书》中称赞林道乾“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气过人,胆气压于群类”。

当其时,潮州大商人多属于这类人——亦盗亦商。长期的海寇商人活动,使海寇商人的独立自主意识浸淫后世,成为潮商的一种重要精神特征。

后来的潮商,身上表现出来的开拓与冒险精神,以及不像晋商、徽商那么贴紧官府,都可以从林道乾们身上找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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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林道乾活跃的时代,潮州商帮已经形成。

土狭民稠,基本是中国各大商帮形成的地理因素。潮汕人向海外与内陆经商的传统,与当地山多耕地少,且耕地较为贫瘠有关。整个潮汕地区面积仅1万平方公里左右,人口1千多万,土地有限而人口日增,又加以风灾、水灾频繁,迫使潮汕人向外谋发展。

在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等级有别。但凡有点出路,种地也好,不会去经商。到了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但仍远远不如读书做官出路好。

可以说,首富都是被逼出来的。

▲清雍正以后,潮汕人搭乘红头船出洋经商,蔚然成风。(电脑复原图)

在清代的国内市场上,潮商已可媲美徽商和晋商。他们多年从事的季节性海运贸易,使潮州货享誉大江南北,其中三种土产最出名: 潮白(蔗汁熬成的白糖),潮蓝(扬州染房使用的蓝色染料),潮烟(用泽兰子拌制而成专供吸水烟之用的皮丝烟)。

近代以前,这些潮州货都是名优产品。

嘉庆《澄海县志》记载:“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赀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东北风起,贩棉花、色布回邑,下通雷、琼等府,一来一往,获息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

一年之中,两次季风,北上南下,一来一往,就赚了大钱。这种不事生产、低买高卖的贸易风格,堪称潮商发家的看家本领。

▲广州的潮州会馆。

旧上海的潮糖杂货业基本被潮人垄断,所以上海的潮糖杂货业同业公会既是同乡团体,又是同业团体。其中一

部分潮商后来转为进出口业。

潮商另一个较集中的行业是典押业。1930年代,上海的典押业中“十之八九为潮州帮”。时任上海潮州会馆董事郭富生之子郭启东说,上海全市约有800家押质铺,翁姓潮州人开的就占300家,其中最多的一个姓翁的潮州人开了21家。

在潮州帮的极盛时代,上海银钱业中,潮州人已经不输宁(波)绍(兴)帮,几乎操有金融界一半势力。

潮州烟土商在晚清民初也一度垄断了上海的鸦片生意,诞生了一批潮州富商。杜月笙未发迹时,想进入鸦片买卖行业,所以跟潮州烟土行老板很亲近。潮州大烟土商陈玉亭50岁生日,杜月笙还上门拜寿。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感慨“潮人善经商”,其他地方人尤不可及的是,潮人的商业冒险精神。一旦认定了有利可图,就倾家投入,赌赢了立马成巨商富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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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商很长时间内信奉闷声发大财。黄光裕成为全国首富那年,直接说出心声:胡润富豪榜是通缉令,谁上谁倒霉。

有人说是一语成谶。但不可否认,明清以来,低调就是潮商的共识。

所以,以前人们说起商帮,总是言必称徽商、晋商,很少念叨潮商。

潮商的发家路径与微商、晋商截然不同。从林道乾时代的海商集团开始,他们就与官府朝廷保持距离,甚至不惜以对抗的姿态游走在灰色地带,求取财富。

徽商、晋商则以红顶商人、御用商人闻名,全身心拥抱权力,利用权力为其商业经营谋取利益。可以说,这两个商帮的繁盛都是权力的结晶。他们发家的盐、茶专卖均由国家垄断,因而必须维持与官府朝廷的特殊关系,把生意做成了“官商经济”。

晋商创办的票号——中国最早的银行,一度使其有能力垄断全国金融业的大半壁江山。然而,票号的大客户无一不是清政府,为清军饷银的解运和垫款汇兑提供服务。

当清政府走到尽头,依附其上的微晋二商帮亦随之没落。这就是过度依赖权力经商的风险。

▲红顶商人胡雪岩是徽商的典型代表,威风时堪称晚清首富,最后被革职抄家,郁郁而终。

这些风险,潮商天然具有免疫力。

辛亥革命后,汕头和平光复。革命军首领张醁村被广东当局委任为第四军司令,统领潮汕地区。潮汕绅商并不接受这名客籍首领,认为他不能代表潮商的利益,也没能力整合地方军民。

于是,潮汕商人公然抗命,采取自保行动扶植代表自己利益的军队。汕头商人率先联合香港潮商呈请广东都督陈炯明撤换张醁村,由陈宏萼另组正式军队。

陈宏萼为澄海人,符合潮商自治的利益诉求。

陈炯明同意潮商诉求,抗命成功了。

1912年3月,惠军统领林激真悍然率部来汕,陈宏萼军队败逃。林军随后一番抢掠,商人损失惨重。当地绅商遂再次请援旅外潮商群体。各地潮商会馆、公所于是致电孙中山、袁世凯、黄兴等,向陈炯明施压,要其出兵平乱。

此时,陈炯明部虽正与民军王和顺部在广州打得如火如荼,但面对海内外潮商团体的共同呼吁,对潮汕危局不得不予以重视,调派吴祥达率部莅汕驱赶林激真。

潮商善于与官方博弈,由此可见。

这种距离感,使得潮商无法像微商、晋商一样尝遍权力的甜头,但也使得潮商避免了后二者随权力更替而起落的命运。

经过500年的商业洗礼,潮商发展成为中国实力最大、影响最深远,而且是唯一没有断代的大商帮,是华人世界中最富有的族群。

黄光裕的牢狱之灾,说到底还是因为没能守住潮商远离权力的传统。

其实,用一个最著名潮商的名字,足以揭示潮商兴旺500年的密码。那就是:产品一定要“嘉”,做人一定要“诚”。

除此,潮商的成功并无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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