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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教育名家沙龙|于丹对话窦桂梅: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平衡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谢谢窦校长,谢谢各位老师、谢谢家长朋友,今天我到这儿来不带着国学背景,今天只有一个单纯的身份:一个小学生的家长,跟家长们来分享一点点心得。刚刚窦校长带我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这样慢慢地去行走。我最基本的印象是小学生能够有一所大校园,小孩子能有一种大气象,很玲珑的天真能够有一份大格局,小与大之间就是人一生的故事。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种教育的失败,就是很多人会看见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没有天真,板着脸像一个小大人,但是长大了以后没有气象,一直是一种狭隘的斤斤计较的心胸。小与大,在小的时候就应该有小的活泼、小的创造,在大的时候就应该有大的承诺、大的担当,人这一辈子按照他正常的逻辑轨迹去成长,也许这是最好的一种选择。


图为于丹女士在沙龙现在做主题演讲。



我们不能跟一年级的孩子讲读书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读书是对于民族血脉的接续,而这一切不是对一年级孩子该说的话。在他们的感受里,读书是一种滋味,而学习是一种状态,那种甜甜的吃糖的滋味在品书的时候,也能够遇得着。那种美美着受着阳光奖励的状态在学习的时候也能感受得到,这就像他们在沙滩里面玩,在攀岩墙上比赛,其实是一样的,甜和美是一个儿童生命本来应该有的状态。所以我想一所真正好的小学,是把一个儿童与生俱来所带的权利首先还给他,对一个人生命的尊敬其实是从孩子开始。并不是所有的孩子就仅仅是一个教育的载体,任何一个以后想要成为独立担当的公民,他在小的时候必定是受过老师和父母尊敬的。一个从小受尊敬的人才会深刻地去尊重别人,并且有尊严的生命在成长中才会特别地自律,人为什么会改错?不是因为挨打、挨骂,别人批评冷眼多了就改错,反而是因为他受鼓励和赞美,他觉得以他的尊严和自律改掉那些小小的毛病,他会更加美好。


所以我说好的教育最重要的是一种气场,在一个场里面受到熏陶,也许比任何死书本上的规章都更加重要。我喜欢这所校园,是因为它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是人在这个中间关于美好的感受可以被激活,所以我作为一个家长,我想在座的各位家长也会跟我有同感,当我们从疲惫的工作中走出来,我们在接孩子的时候,在送孩子的时候,如果可能会愿意在这里多留恋一会儿,因为关于人性的那种基本的美好可以在这里受到鼓励。


今天我是分享一点点对于小学生,包括对自己的孩子,一个母亲最期待的是什么?首先,我期待一个小学生他拥有一个公民应该具备的生命的常识。也就是说在今天,我们人人都在追求最高分、最高值的时候,我们忘了问一件事,什么才是我们的底线?[详细]



搜狐教育频道主编郑蓉: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作为中国教育体系的主要构成,怎样发挥各自的作用,如何平衡它们的权重,从而实现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使我们的孩子获得最理想的教育效果?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家长代表唐文明:孩子的天性有很多很好的东西,而我们作为家长也好、学校也好,不要把这些天性给他扼杀了,包括想象力、创造力,是社会把它压抑了。我们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够社会化,同时又希望能够保持他的天真,在教育史上,法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卢梭就强调所有的人在最原初的时候都是非常好的,是因为社会的变化,所以这是于丹老师讲这个有非常深的学理的支持。第二点,家长特别是爷爷奶奶一辈的,对于孩子不要有供奉的心理,这一点我们想到什么呢?大概十几年前,我到清华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是开始教师培训了,讲到一点特别好,对我做教师也特别有作用,这是大学的理念可以用到小学:清华有一个说法的,清华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主导,说白了就是我们作为教师不能代替学生去学习,让他自己产生对学习的兴趣,你也不能够放弃你主导的作用,变成好像是没有指导性,从这一点来说,供奉心理应该是两个极端,可以达到一个平衡,既不能够说代替他,要让他成为学习的主体,同时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


窦桂梅校长和于丹女士合影。



搜狐教育频道主编郑蓉:窦校长,您作为学校的校长,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说起平衡,实际上我们想换一个词语,是不是就是一个和谐的问题?我想咱们清华附小的各位家长手里都有一本我们的学校的办学行动纲领,这个纲领里边家长都知道,做家长的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看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同盟者、同路人,他们应该建立在彼此理解、彼此欣赏、彼此认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上,才能让我们互相在信任中走得更远,我觉得这个命题特别特别地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家庭教育促进了学校工作的发展,而学校工作的推进又激发了家庭教育的成长,于是两者之间的平衡又促进了家校之间彼此的和谐和认同。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做为一个作家、一个老师都可能退休,唯独一个孩子管你叫一声妈,这是终生职业。所以我今天在这儿是以家长的心情来交流家庭跟学校之间的沟通到底是什么,我想不是一个外在责任的问题,哪一块应该老师管,哪一块是家长管,其实是太多上面的融合,从学校到家庭应该是一种延伸,也就是说怎么样把学校教育跟家庭教育有效地融合在一起,成为化合反应。我们中国人原来是讲家教的,家教有多重要呢?大家想一想我们说一个君子一生的成长,从修身齐家直接就到了治国平天下,要是用今天来衡量这里面是有缺失的,现在社会其实是担任了现代教育的社会公民养成。而过去,更多的是在家庭伦理养成中完成,所以大家想一想孔子说的"入则孝、出则悌"的家庭教育,"谨而信"说的是社会。把学校放在一个附加值上还有余力可以念念书了,而前者是一个人的行为标准的养成,这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我想呼吁所有的家长,其实家教永远是任何学校教育都不能替代的,大家想一想家教不见得父母一定得是教授、得是海归、得是白领。中国过去从孟母三千到岳母赐字她们有多少学问,她们才是为中国守住灵魂,扛起脊梁的人。所以一个孩子是从什么人家走出来的,他的父母是什么样的人,一切家庭的判断和教养都带给这个孩子的脸上和行动力。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帮他去默写多少单词,而是教给他一种态度,态度才是学校和家庭最大的价值默契。


于丹女士在沙龙现场。



说什么态度呢?举一个例子,我的孩子那个时候特别小,还没上小学呢,上幼儿园的时候,大概上中班的时候,他们做手工,做小花篮,手折的很漂亮的小纸篮,他自己很喜欢,每天装着那些小东西跑东跑西,有一天她在她的房间里摔了一跤就哭了,我跑过去一看她那个小花篮摔破了,后来我说试试看看能不能让它比没坏的时候更好?她说怎么可能呢?我就把她做手工电光纸的边都装到牛皮纸的袋子里,就剪了很多满天星的小碎三角,再剪其他的各种形状,这面弄好了再剪,最后整个变成了一个闪闪的小花篮。那个时候我孩子擦擦眼泪,她说了一句话,她说妈妈,我明白了,哭是无能的表现。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才四岁,我当时想一个四岁孩子懂这一点,其实这是态度,她后来就只要看见什么事干坏了,她就老本能地说,妈妈我们想想它能不能比以前更好?其实到她上学以后可以告诉她不是所有的事情打坏以后都能比以前更好,我们成年人生活里遇到一件一件倒霉的事,跟所有人都哭诉,如果每天你都在这样倾诉,那就叫做比此刻更坏,因为你失去了及时修复它的时间,而且使你一次一次被它又打了一顿,打几十顿是因为你说了几十遍,所以不是所有打坏的事情都可以比从前更好,但是我们追求的上线,这件事情不比此刻更坏,这是我们保底的下线,我觉得比知识更重要的是家长和老师共同给孩子一个态度,让他对这个世界有修复的能力。


搜狐教育频道主编郑蓉: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放任自流或看管太严都不是最好的教育办法,家庭也好、学校也罢,怎么给孩子自由发展的空间与严格管教,达到一种平衡?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我也一直在探索,现在养独生子女有的时候成本真高,你探索出来这套经验没有第二个孩子再去实现了。我在带孩子的过程中我是这么认为的,首先作为家长,家长就不要有一种简单二分法导致简单一元论的伪命题设问,严格宽松是一个伪命题,严格的是标准,宽松的是态度,严格的是这孩子如果不孝顺、不诚实,做坏事就必须要守住底线、毫不通融,这叫严格,宽松的是民主和平、陪伴学习全家的生活方式。所以可能这是一种内紧外松,大家的道德默契、价值点在哪里?是不能够突围的,其实我就是独生女,我父亲很早去世了,这么多年包括我姨妈没有孩子,都跟我生活在一起,我的孩子又是独生女,所以她就知道我们家姥姥和姨姥姥,原来她就认为她俩的一切的观念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家里的最高宗旨。所以她出去一看见买点心什么东西就先得跟我说妈妈咱们买无糖。我们出游一家人全是一起出游,她一出去就要带着她的玩具,有一天她出去没带,我问她怎么没带?她说我得腾出手来扶姥姥。所以就是要让孩子知道大家在价值默契中怎么选择。


学习这件事家长不能偷懒,陪孩子学习就是学习态度的养成,这个陪不是陪他做作业,家长不能陪过了,帮小孩检查功课这件事也得适可而止。别老觉得小孩都要得一百分,其实我觉得在小学阶段90几分挺好的,就是得个80几分又怎么了?你还帮他上淘宝去检查不成?他知道哪儿错了下回考场上能好一点,这个陪伴有一部分是独立放权,有一部分就是亲子互动的,去学一些课外的东西。比如说读书这个事,因为我给孩子他心里年级高一点,我们就定世界名著,我带他读,我以前给她讲过《巴黎圣母院》,这个书来的时候她才八岁多,她说妈妈,我要读《悲惨的世界》,那个显然读起来太困难了,我们娘俩一人抱一个大垫子读这个,读得我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这么熟你跟小孩读的时候也会特别受感动,她跟我交流,她说我觉得那个警察其实也不是坏人,他不过就认为他是法律的象征,他是忠于职守,让自己出庭说不是市长的时候他感动,她说我就选择这三点写我的读书笔记,写好写坏都随她,这个没有标准。关键是她自己能理解到什么地方?她觉得对名著有一种信任我觉得就好,我觉得家庭一定是一个以爱作为最高教育前提的地方。我们所要让他保持的那些严厉的权威的底线,也是因为爱的出发点而让人知道的规矩。所以爱的这种温暖,如果一直在陪伴他的话,一个有尊严的人会清晰地知道有什么必定是有所不为的,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温和的权威。




搜狐教育频道主编郑蓉:说起传统教育的传承,我们都知道清华附小的师生们已经把见面行鞠躬礼当成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的引领者正是我们的窦桂梅校长,窦校长我记得您曾经说过,鞠躬礼是从您母亲的行为中感知到的,我想您谈一下一个好的家教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呢?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我家不能说家教多好,但还是有一些良好的习惯。因为我是山东人,尤其是父亲对我要求特别严格,而我的母亲一直都是谦卑,谦卑得让你永远心疼的那个良家妇女的形象。而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她总是含着微笑着跟所有的邻里乡亲们交往,如果说我们家里和周遭的邻居的关系相处得那么好,是我的妈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在这样一个转型期,我们都在回到经典,重回那些传统的东西。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一直是敬着队礼走完我的学生时代,但是到了中学,因为没有少先队队旗了,就要行注目礼升国旗,可是到了中学没有人告诉我怎么行注目礼,怎么个站姿,后来成人以后我又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清华附小一要搞运动会就要升国旗,家长们看着国旗,小学生立正,我们很多人看了升国旗不知道肃穆。我在想清华附小要有一个符号,要有一个标记,那就是一个鞠躬礼。这个鞠躬礼一直到今天,只要清华附小的小朋友们见到我,见到其他的客人、老师们,鞠躬礼的头一低下就是一种礼貌,就是一种修养。



搜狐教育频道主编郑蓉:说起传统教育的传承,我们都知道清华附小的师生们已经把见面行鞠躬礼当成是一种习惯,这种习惯的引领者正是我们的窦桂梅校长,窦校长我记得您曾经说过,鞠躬礼是从您母亲的行为中感知到的,我想您谈一下一个好的家教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呢?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我在政协的提案上曾经做过一份提案,提出我们学校和家庭要让孩子在小学、中学、大学三个阶段配合三种教育。小学时候我们要配合公益教育,中学的时候我们要配合挫折教育,大学的时候我们要配合职业教育,我为什么提这三点呢?因为小孩子最重要的是要有为别人付出的公益心。我认为在校学公益课应该像上语文、数学一样是一门课,他应该有专门的时候出去为别人服务,一个小小孩只有为别人服务,他自己觉得别人感激他,他是有尊严的,他长大以后才会热心公益。


于丹女士参加搜狐教育名家沙龙栏目。



我们想想中国做慈善有多大的误区?大家第一认为慈善是有突发灾难以后才做的事,不是常规性的。第二大家认为慈善是明星和富商才做的事,不是普通人的行为,但其实慈善是一种公民习惯,就像我们的卫生习惯跟公共社交的礼貌一样,慈善应该是每个人在平时积累的公民习惯。这件事情是要小小孩有公益心才能做到的,只有让他在家都干活,出门也让他干活,他才能够逐渐觉得我能承诺责任,别老说孩子还小呢,长大了就会了。大家要知道小孩是最懂常识的,小孩是最有创造力的,小时候明白的事,大了以后未必守得住,小时候要是不明白,越长大会越不明白的。所以是非之心是小时候的底子,人能为别人奉献是小时候的功课,这就是小学的公益教育。


到中学,咱们孩子青春期的叛逆,受社会传媒影响,很多的人的情感,包括早恋、人际纠纷都大大提前,所以中学要是不教他挫折教育,在心理学上去做调试的话,他以后自暴自弃的行为,或者出现心理疾病的几率就会激增。而大学强调的是职业教育,你要在职业上承诺责任了,不能到了岗位上再延续让人家像老师、像家长一样手把手地照顾,没有走出心理断乳期的人。所以我觉得从学校到家庭要强化这一段孩子的心理共识。


所以我们既然有了各个阶段的目标就可以落实到行动上,比如说我坚持认为,小孩子在家是要干活的,这一点如果说家校沟通,我有一个观点,现在我们学校都很负责,都有孩子的网站,家长也都有圈、都有群,每次的作业都写得非常清楚。但是我的孩子呢,上小学以后,从一年级就给她一小本,老师布置什么作业你就记下来,有不会的字没关系,幼儿园的时候拼音非常熟了,你用拼音自己记下来,记完以后都是自己的事了,她回来跟我说妈妈,我们网站上有今天的作业,我说我不给你上,我也不知道怎么上,你记的是什么就是什么。有的时候她热心肠帮好多事,老师老叫她上办公室拿个什么东西,有时候作业少做了,回来特委屈,妈妈我出去了,你也不给我查,你自己知道你出去了,回来你就应该问同学,她就抱着同学几个同学打电话,姥姥有时候心疼,你给她查一下吧,我说他自己知道出去了回来就得问同学,上学也是,有的时候走了,姥姥说没带饭盒,我说不用管她,看她中午能不能吃上饭,所以我认为老师跟家长不是说联手要呵护得她滴水不漏,这边家长给包得好好的,小包袱交到老师手里,那这孩子什么时候自立呀?


所以我作为家长我有一个想法,小孩能对自己负多少责就让他去负责,他能够为别人做多少事,在安全的前提下,这么小的小孩不能伤着他,不能累着他,能干的活就要让他去做,如果我们都这样做的话,孩子的尊严是在行动中建立起来的。


清华附小同学欢迎于丹老师做客,集体吟诵:《春江花月夜》、《爱莲说》、《诗经·木瓜》。



搜狐教育频道主编郑蓉:在很多家长看来,学校在学生的品德教育,课外活动方面,投入的时间和力量并不够多。相反,我们也经常听到老师们说,现在的孩子普遍自理能力差、缺乏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文明教养,认为家长没有做到位。于丹老师您如何看?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首先,我认为教养这件事不见得跟品德教育课直接挂钩。一个孩子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行为能力?这件事情是他从起早睁眼一直到晚上上床睡觉无时无刻都是品德教育课的时间,所以不能因为他品德教育课上少了教养就差了,真正的教养是举手投足,是一种耳濡目染。一个小孩子过去写字这里是从小就有书法课了,咱们现在有墨汁了,过去磨那个墨条,连墨条磨得歪歪斜斜,说明你这个时候心是慌乱的,做人磨墨都要方方正正,所以老师和家长互相都别推卸责任,言传不如身教,一个家长都扔得乱七八糟,孩子就不容易找着东西,家长对人说话没有礼貌,那个孩子就是行鞠躬礼他心里也缺乏恭敬之情,这是一体化的,不矛盾。


再者,现在做长者的反而会心浮气躁。现在学生姥爷爷、爷爷这一辈基本上就是60岁上下,60年前出生的人生长在什么环境下,他们整个的人格成长基本上是在反右的时候他们在上学,到文革的时候他们都下乡了,回来了以后能够就业的时候他们就批林批孔了,他们也是这个世纪的受害者,所有关于人性的东西,在批斗、在提防、在冲突中一切被放大,那个时候人跟人所有的亲情要服从于阶级的斗争,所以夫妻之间互相揭发、孩子去批斗自己的父母,我们这几天都在热议张艺谋的《归来》,其实当一个人肉身生命从囚禁中归来的时候,我们漂泊的精神还要有多久才能归来呢?所以现在让孩子重归中国人的典雅,重归中国人的礼貌,重归中国人拥有的民智与担当,这个在替一个世纪还债。所以孩子在给他们安慰,而好的学校教养也在反过来拉动家庭教养,孩子有时候也在给大人树立标杆,我相信我们把最艰难的这个还债一点一点地还下去,当现在的孩子再成为父母,我们的社会风气会好很多,当他们成为姥爷和爷爷的时候,我们会迎来更儒雅、更谦和的面貌,老师们加油。



学生提问:我是清华附小水木童星电视台的小记者,有个问题想问您,小学生学国学应该学哪些呢?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我觉得小学生学国学,因为小孩记性特别好,他就能背下来很多东西,但小孩子的时候不一定要求他每个词都懂得。小时候先灌进去,长大了慢慢再去理解。人可以用一生去理解,作为一个信念先把它储备下来。另外一点我还认为,小孩可以多背一些诗词,因为诗词是中国人的表达,诗词是中国人的乡土。我其实今天也带了我自己的两本书,跟于丹老师读最美古诗词,要送给孩子们。小小孩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我生在文革的后期,我长大在60年代末70初那一段时间,我是80年代上中学,那时北京四中的学习环境就好了,考大学都很顺。但我的小学时代并不好,特别是我从小没有上过幼儿园,因为我的父母下放了,我作为独生女跟我姥姥生活在一个大院里头,所以我姥姥就是在我从一两岁的时候就教我背大量的诗词,我在小时候是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因为没有人跟我沟通。但是我今天诗词的底子都是我6岁以前打下的,因为你背下来以后会深入骨髓,所谓学国学对小孩来讲,其实无非是拿国学熏着他,它是一种熏陶,你不一定让他多么明白,所以在这儿我想多说一句。家长让小孩子念书的时候不要深究意义,要鼓励小孩子随便瞎说,我的孩子特别喜欢诗词,因为她从小跟着我背,月子里我哄她的时候就背春江花月夜,她三岁的时候国破山河在,他说杜甫他们那儿地震了,这都是她的理解,她三岁的时候她有资格瞎说,你就让她因为喜欢可以瞎说。一个家长呵护孩子,不轻易用标准答案去纠正他,让他跟你玩一样地互相背、对诗,其实他有了这个兴趣的话,我想这是最好的国学,谢谢小家伙。


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与于丹互赠礼物。



学生提问:有些同学有一些疑惑,在论语中有一个宰予的故事,他白天睡觉,孔子说他"朽木不可雕也"也就罢了,孔子为什么说"听其言观其行",有什么故事能给我们讲一讲吗?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实际上听其言观其行,是说观察人的一种方式。每一个人都不仅仅是那张纸,平时人的说话办事都反映这个人。孔子说: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任何人你看他是个什么人,看三个阶段,任何事情有它的起承转合,看人要是把这几点都看了,你就真的他是个什么人了。所以无论是宰予,无论是子路,一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要在他日常中去了解,朽木不可雕也,你说子路身上永远只有勇敢一个标签吗?颜回就没有缺点吗?每一个人都是立体和变化的,作为中年级的同学,交往的时候不像低年级了,谁是你的好朋友就铁杆好,中年级要开始学习观察了,知道不同的人是立体的,就能够包容人,跟人打交道了,所以咱们可以跟孔子学习这么一种观察的方式。


学生提问:于丹老师您好,您曾经说过自己偏科,偏科既成就了您,也局限了您,我们想问您遇到严重偏科的孩子应该怎样引导呢?


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作为当年曾经严重偏科的孩子,我其实特别想遇到好老师。我认为一个孩子的兴趣点有时候是被开发出来的。其实偏科可能都有对语文更感点兴趣,数学更感但兴趣,我为什么造成偏科呢?在文革后期那个特殊的条件下,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的爸爸妈妈,包括我舅舅也是大学的老师,他们全下放了,我跟我姥姥在家里,她不可能给我任何数理化的知识。其实她能做的就是写一笔漂亮的蝇头小楷,她能够熟读诗词歌赋,我为什么会有文科会有兴趣,是因为启蒙得太早了,我从一岁多我姥姥就这样启蒙着我,我舅舅是一个理工科的教授,如果他当时在我身边我可能也会成理科生,因为事实证明,同样被姥姥一手带大的他的女儿一路在读理科,在国外读了两个博士才回来,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的小表妹在她爸爸回来以后启发了很多兴趣,他在同时启发着我和我大表妹,我们俩已经过了那一段了。因为我们被学问的鼓励得更多,一个家庭的孩子,一同胞的孩子都有可能偏科,一个人生命有无尽的潜能,一个人最后的目标不是成为哪个偶像的复制品,而是成为一个最好的自己。作为任何家长和老师,都不要带有成见地说这孩子天生就不是学什么的料,其实没有天生是什么料,所有的孩子都是天才,错误的是我们可能因为教育而把他们变成了庸才,所以鼓励人性,让一个孩子认为什么事情我都能行,对世界的好奇心才是生命最好的保鲜剂,我不主张过早暗示孩子是否偏科,一个人爱这个世界可以有多种表达,包括不干专业我也可以有兴趣,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把澎湃的兴趣激发起来,他以后就是一个有健康的,能够建设世界眼光的良性人格,对于小小孩对于自我的信心和对于世界的好奇共同组成了一种人类热爱的基因,有热爱就有无尽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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