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出身于一个比较清寒的文人家庭，从幼年起就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尤其是在父亲苏洵的影响下，早年便‘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宋仁宗嘉佑二年（l057 年）苏轼中进土，年方21岁，嘉佑六年，授大理寺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厅公事，由此，踏上了一条颠沛坎坷的仕途生涯。
此刻的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危机重重，一大批有政治抱负和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士大夫要求变法改革，青年苏轼也积极参与其中，多次上书并提出“丰财”、“强兵”、“择吏”的建议。虽然如此，但由于他希望对改革应采取温和态度的政治主张和坐而论道的书生意气，使他没有认识到当时豪强兼并土地带来的对会危机。所以，宋神宗初年王安石推行新法时，苏轼倾向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反对新法，从而卷入了上层政治斗争的漩涡，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权利更迭的受害者。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其实是谏官李定、舒擅、何正臣三人断章取义地摘出他讽刺新法的诗句进行诬陷。），后经苏辙等人营救才免罪释放，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从“乌台诗案”到流放黄州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政治上失意彷徨，精神上孤独苦闷。一般的人，在忧患于人生短促和虚空时，他会怎么做？
喝酒，及时行乐。像曹操《短歌行》中说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这是古人解救自我的好方法。李白在感叹“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以后，不是接着说：“浮生如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另一位唐代诗人韦庄也说过：“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但苏轼不用此法。他认为举杯消愁只有愁更愁，俗话说“心病还要心药医”，欲求精神苦闷的真正解脱，只有求之于自身在哲学上的“解脱”，凭仗哲学武器，他的精神世界也就随之而转出了一个更新的境界。我们不妨参照阅读苏轼在黄州创作的诗文来看看他的精神情怀与心态。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苏轼《临江仙•夜归临皋》）
吾兄弟老矣，当以时自娱。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乐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品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苏轼《与子明兄书》）
文中，我们不难发现儒、佛、道对苏轼的影响。儒家推已及人的的思想，佛家众生平等的观念，道家热爱生命的意识，使初到黄州的苏轼于艰苦生活中获得精神救赎。他豁达的胸襟，豪迈的气度，于上列诗文可见端倪。
余秋雨先生有一篇散文叫《苏东坡突围》，主要讲述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作者认为这段炼狱般的经历让苏轼真正走向了成熟，因此，在文末余秋雨写到：“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总之，生性旷达的诗人在老庄佛禅和山水之乐中求得解脱，自号“东坡居士”，并写了千古传唱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充满哲学意味，凝聚人生思考的名篇佳作。
等到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听政，政局发生变化，新党失势，旧党执政，苏轼被召还朝任翰林学士等职；多年的地方官生涯使他看到新法的某些良处，并在实际中实施，当旧党要废除一切新法时，他又挺身而出主张对新法“参用所长”，因而被诬为“王安石第二”受到排挤。及至哲宗亲政后，新党再度上台，又以诗人曾依附旧党为名将年近六旬的诗人贬岭南惠州，再贬海南儋州。
公元1100年，徽宗即位，苏轼终于遇赦北归，次年7月客死常州。去世前两个月，诗人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写到“心似已灰之本，身如不系之舟，问余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颇有几分英雄末路美人迟暮的空漠之意和苍凉之感了。
纵观苏轼一生，既坚持了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积极入世、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文化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高度和谐。无数的宦海风波和人生挫折铸炼了诗人宏大旷达胸怀——尤其当我们读他的作品时，能否更多一些人生的感悟与哲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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