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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V. 保罗: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东亚地区秩序:走向融合的路径 | 国政学人

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东亚地区秩序:走向融合的路径

作者:T. V. Paul,全球和平变革研究网络(GRENPEC)主任,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国际研究协会(ISA)第56任(2016-2017)主席,麦吉尔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安全、区域安全和南亚研究。

来源:T. V. Paul (2022) Realism, liberalism and regional order in East Asia: to-ward a hybrid approach, The Pacific Review, DOI: 10.1080/09512748.2022.2075443

导读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何种观点可以较好地解释地区如何从一种秩序转移为另一种秩序?如何定义和平变革(peaceful change)?国际关系中的哪种理论方法能够更好理解东亚秩序?作者引用米勒(Benjamin Miller)有关和平的定义,认为东亚地区秩序由东北亚的冷和平(cold peace)与东南亚的常规和平(normal peace)组成,并讨论了两种主要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东亚和平秩序的解释。其认为现实主义的均势和霸权可以在一定时间内阻止战争,但是无法解决历史争端,而自由主义日益深化的经济相互依存缓解了东亚螺旋上升式的危机。作者认为当前的东亚秩序是一种混合体,并会在未来持续存在,而一种折衷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析路径是评估东亚混合秩序的有效方法。

作者借用米勒和平理论定义东北亚的冷和平与东南亚的常规和平,通过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分析认为该地区缺少完整的自由主义机制,因此不太可能出现暖和平或深度和平。这一论述有待考证。因为米勒亦考虑到国家实力、民族契合程度等多种影响地区和平之因素。其次,米勒在和平理论中加入自由主义的相容性(即该国家是不是自由民主国家)作为干预变量,力图打通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隔阂。本文中作者也在试图这样分析。

范式导向的研究依赖于基本假定,强调对某一问题的主要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简化分析因素,进而忽视了问题的其它方面,如文中提及历史因素、领导人态度等亦会影响东亚秩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事务复杂化,参与者多元化,单一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于解释国家/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和秩序方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里保罗提出的一种混合主要理论的实用主义分析方法值得借鉴,即进行问题导向的研究,而非范式导向的分析折衷主义,有利于解释东亚地区的秩序转移。

地区安全秩序的类型

作者首先讨论了米勒(Benjamin Miller)有关和平的论述,即冷和平意味着冲突减少但未解决,虽然战争危险下降,但很有可能塑造战略格局,各方在行为中会考虑到战争爆发的情况。米勒认为地区冲突的深层次问题正在缓和和减少中,但使用武力的危险仍然隐约可见。而暖和平则是各方在可预见的未来的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诉诸武装暴力的情况,包括任何国家政府更迭或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往的战争的特点是反复出现军事危机,并不断升级为战争。而和平变革则是战争各方为了自己的利益达成的妥协,米勒认为他们并没有认真尝试解决他们之间存在争议的根本问题。现实主义(均势、霸权)可以提供对冲突行为及其地区国家限制的见解,自由主义(民主、经济依存、制度机制)有助于缓解权力和身份冲突。通过这些理论,我们可以理解东亚地区的冲突或许不会升级为激烈的危机或战争,但是冲突的根本原因依然存在。作者认为,由于东亚地区缺乏西欧在民主、经济和国际制度方面的深度合作,因此东亚地区不太可能出现由冷和平到暖和平或深度和平的和平转型。

和平变革

和平变革是“冷和平-常规和平-暖和平”的连续光谱。光谱最小端的和平变革被描述为“包括国际关系和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化,如在没有暴力或强制使用武力下达成的领土或主权协议”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冷和平或常规和平。在光谱最大端的暖和平变革则是在全球、地区、国际和社会层面的以非暴力方式发生的转型,这种转型能够带来国家之间的深度和平以及对于无论国籍、种族或性别的更高水平的繁荣与正义。作者认为地区秩序转型的一个标志是地区内的国家共存、接受彼此的权利和责任,并通过体制和外交机制解决争端,从而避免战争。而这种秩序的变革,在作者看来是基于制度的对话和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妥协形成的。当这种和平达到顶峰时,将存在一个高度多元的安全社区,在这个社区中,战争甚至不被认为是一种选择。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认为,永久和平或暖和平是无法实现的。稳定地区秩序的方式主要有均势和霸权。均势认为国家间适当权力平衡是稳定的关键。当重要地区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出现严重失衡时,就可能会出现冲突甚至战争。地区的命运取决于大国之间存在于国际体系的权力或极性分布。大国的国际行为才是研究重点。结构现实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大国关系的不平衡影响了地区秩序。支持霸权稳定的吉尔平认为军事和经济霸权对于全球和地区的和平至关重要。当霸权衰落时,新的竞争者将会出现。金德尔伯格认为自由秩序的兴起和维持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者。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则认为维持现状的压倒性优势对于防止大规模战争至关重要,当挑战者接近平等或略微超过既定权力时,它可能会因利益而挑战现有体系。

在东亚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两种观点都得到部分支持与挑战。美苏冷战时期存在脆弱的力量平衡,但期间东亚地区不免冷战和热战。冷战后,美国霸权并没有遏制住东亚地区和中国的发展。即使一个强大的国家主导全球体系,一个地区也可能有多个影响其安全关系的等级制度。外部大国不一定是塑造地区秩序的唯一关键角色。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三大核心观点即(1)由民主产生和平秩序(2)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存鼓励它们不要卷入代价高昂的战争或冲突(3)国际制度通过参与和协商机制促进和平。而这三点,在解释东亚秩序方面同样薄弱。首先,作者认为民主和平在东亚几乎不存在。其次,在东亚贸易相互依存度增加的同时,领土冲突并没有成比例地减少,虽然东盟具有经济相互依存的优势,但是该地区在安全合作方面的制度设计方面仍有不足。最后,制度竞争能否发挥自身优势或需要均势霸权支持依然存疑,有学者指出制度竞争机制也可以被美国和东亚地区大国使用,而不能发挥其调节作用。

一种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的混合方法

作者通过对以上两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说明了单一理论对解释东亚秩序有一定的局限性。现有的东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被认可为混合体。地区均衡依然依靠大国,但是美国的霸权没有为地区带来和平,中国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挑战美国地位,但是还未达到两极。东亚陆续出现的软/硬制衡联盟也在挑战中国权力。上层权力结构的解释依赖于现实主义,而下层结构和微观变化的解释则依赖于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民主、经济相互依存和制度协商会对东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但其对安全问题的考虑有待加强,地区机制也会受到大国干涉。另外,国家的具体外交政策也可能会受到国内变化与国家领导态度的影响,如亚洲地区的历史争端以及屈辱叙事所塑造的身份政治可能会颠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和平机制。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先前的领土和身份冲突经常重新出现,而自由制度架构可以防止有限的冲突和危机升级,但不能消除冲突的根源,混合方法对于更好地解释东亚不同时期和不同次区域(sub-regions)的地区秩序更有价值。

结论

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提出的机制都没有预测未来几年东亚将出现温暖和平。均势依然脆弱,霸权稳定也存在问题,美国霸权和中国的天下主义相互挑战。地区秩序的折衷方法只要能描述演化过程不同阶段的关键变量,就有价值。和平的变革不一定是线性的,也可能会出现进程的反复。东亚地区挥之不去的领土和身份冲突以及势力范围的竞争,使得欧盟的成功很难在东亚地区复制。

地区秩序是路径依赖的,并伴随着关键节点和转折点,这些节点部分由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因素决定,且这两大理论在决定国家政治军事与制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作者认为对东亚地区秩序发展的讨论需要超越这些核心国际关系范式,并检查特定地区秩序的创建、维持和发展的具体联系。对地区秩序的假设可以超越战争-和平连续体,并发展为一种混合多种因素的混合模式。这种混合模式在东亚地区得到展现,自由主义方面,东亚在贸易相互依存度增加的同时,领土冲突并没有成比例地减少。即使经济相互依存和有限的自由制度阻止了全面的军事升级,权力转移和大国竞争也会加剧。在现实主义中,美国在东亚的霸权也需辅之以民主平等和额外的自由机制。地区秩序的折衷方法只要能描述演化过程不同阶段的关键变量,就有价值。

译者:周震,国政学人编译员,格拉斯哥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区域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

审校 | 赵旌宏 丁伟航 信思涵 贾雨薇

排版 | 殷晨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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