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荣：农村生产生活习俗（2）

  农村生产生活习俗（2）

                  文/王小荣

祭树。旧时农村吃团年饭或在正月十五这天还要搞“祭树”、“祭门”、“祭户”等祭祀活动，而祭祀的方法是很简单的，就是在门上插上一枝树枝，在装有祭品也就是一碗饭、菜的碗里插上一双筷子，或者将酒肉直接放在门前，这就是“祭门”“祭户”了。

而“祭树”，则是在吃年饭时进行，一般是果树，如核桃树、桃子树、李子树等，直接用刀在这些果树上砍上一些口子，将用于祭树的饭呀菜呀之类的东西糊一点在这些刀口上就行，这称为给树“喂饭”。通过这种祭树，期望来年果树能结更多的果子。

这种祭祀果树，从现在来看，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核桃、桃子树、李子树每年都会自动流出许多树胶，这种树胶流出后，果树会增大结果量，少害虫，产量自然就高了。在树上砍些刀口，就是增大这些树胶的排放能力。我小时候，老家就有一株核桃树，每年大人就会这样祭树。

农村养蚕的人家，在正月十五这一天，还要搞“逐鼠”活动。这是因为老鼠常在夜里跑出来吃蚕宝宝，他们会大片大片的把蚕子吃了。于是主人家就在这一天煮上一大锅粘糊糊的米粥，有些人家还在这米粥上盖上一片肉，把米粥用碗盛好放在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用它来喂老鼠，边放嘴里还念念有词，而所念的无非就是诅咒老鼠再吃蚕子的话就不得好死之类的话。

照黄鳝。这也是一种农村流传很久的生活习俗，更是一种小娃儿最爱干的事了。照黄鳝一般都是在栽秧之前，那时田整平了，晚上又有月亮，背上一个芭蒌，点着一支火把，拿着一把自己用两片竹子做成的工具就可以去照黄鳝了。

晚上，这些黄鳝呀泥鳅之类的都要出洞来睡觉，一旦发现黄鳝，就用自制的黄鳝夹子去把黄鳝夹住。夹时还不能用力过大，否则黄鳝泥鳅会被夹成两断。有时还会趁着月色的火把的光，抓住一些鱼的。但鱼比黄鳝泥鳅惊醒些，很难抓到。

我小时候就去照过黄鳝，在长兴读初中时，有一个晚上还会同几个同学偷着出去照黄鳝，回校时校门已经关了，进不了校门，就翻围墙进学校。现在农村还有照黄鳝，只不过，有些不只是照黄鳝，而是捉青蛙了。由于生活条件好了，城市里人的口味变了，野生的田螺呀、龙虾呀、青蛙的需求量很大，也就有摸田螺、捉龙虾、捉青蛙的人了。

“随分耕锄收地利，他时饱暖谢苍天”这是过去的一句俗语，也是解放前旧版《增广》中的一句，是叫人不忘本的。旧时，祭天祭地一直是政府行为，“南郊祭天，北郊祭地”。

还有一年一次的“耕藉礼”，就是在每年春的大型祭祀活动，这是一个隆重的祭祀。参加的地方主官那是要在主祀前“致斋三日”，整个两天的祭祀活动中，参加的所有地方政府官员要都着朝服，并行“三跪九叩”礼。

至于祭品的摆放，迎神位，都有特定的位置。还要分别奏 “永丰之章”、“时丰之章”、“咸丰之章”、“报丰之章”、“庆丰之章”等乐曲。礼成后“各官换穿蟒袍品服，礼生引至田行耕耘礼，知县秉耒、典史执青箱播种，用耆老一个牵牛、农夫二人扶犁，九推九返，农夫终亩耕毕，各官率耆老农夫望阙行三跪九叩首，礼比而散”，这是嘉庆十八年的《南溪县志》上清清楚楚记载的。

过去每年新谷成熟，在打谷子前农村流行的“尝新”习俗，实际上也是一种简化了的祭祀活动。

就是在每年新稻成熟在打之前，去田里摘上一枝成熟的新稻，用手把米剥出来，掺到上一年的米中做成饭，再做点时鲜的如茄子呀、豇豆呀疏菜，总之，地里有啥就做啥。

当然，条件好的家庭还会割些肉、打点酒来。做好后，把饭打起，加上菜，洒些在房屋顶，或是端来倒些田边，这是礼天、敬地，之后再把这碗饭菜放在门口，让家中（或邻家）的狗来吃。

之所以要礼天敬地之后喂狗，那是传说中人间的第一枝稻谷种子是狗从天上偷来带给人类的。吃饭时还要先摆上，碗中有饭，把筷子放在饭碗上，请过世的亲人。最后才是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我小时候，家里有一年就如此做的，还是大人叫我到田里摘的一枝稻谷来做的。

偷粪买粪收潲水。粪呀潲水呀，在今天就是污染环境、人人不喜欢的东西，但在上世纪80年代前，这些东西可是十分金贵的宝贝了。过去民间就流传着一句话，叫做“败家子弟挥金如土，成家子弟用粪如金”，可见粪水在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心中的地位了。

旧时农村没有化肥，全用农家肥。而农村的农家肥不够，城郊附近的生产队包括河对面江南的生产队就要到城里来收粪。他们一般都是挑着粪桶逐家收，那家厕所里有就收那家的，至于给多少钱，那就要看所收粪的质量，越浓越好，质量就高，给的买粪钱就多，一般的就是五分钱一挑了。

江南过来收的就挑到河边的一条粪船上，而其它的则就是挑到他们专门装粪的一架板板车上，倒进专门装粪的容器。这种收粪的容器在抗日影视剧中经常出现，就是把八路军地下交通员或伤员装在双层桶里，下层装人，上层装粪，以躲避检查。

这种逐家收的办法，就是那个生产队的人走到前头就是那个生产队的。当时南溪县城中公厕本就不多，东门方向达巷“砖巩房”、县政府门前的“永壁”背后、西门原商业局旁边、南山厂靠当时土产公司各有一个公厕，这些公厕和学校、机关单位的厕所，基本上是被生产队承包了的，由他们专门收。这就有“偷粪”的了。

那些年里，什么都可以偷，这些公厕里的大粪也成了被偷的对象。他们进城偷粪基本上都是在农闲时农历的冬天、腊月和二、三月的集肥时间，一担粪桶，一个用废旧的搪瓷碗绑在一根长竹杆上就是偷粪的工具了。公共厕所和一些家属院的公厕就是偷粪的地点。现在农村种地的人少了，种点地都用化肥，出来收粪的人就没有了，更不用说是去偷粪了。

县城扩大后，记得有一年在西门农贸市场的街上出现过一个农民不知从那里弄来一担浓浓的大粪，挑着过街时被城管抓个正着，荒乱中一担大粪全给打倒在街上，臭气冲天。这个农民被城管抓着带走了，街上的粪便粪桶则留在路中间。当时许多围观的人都大声喊着城管说，街上的东西也该一并给收了拉走才对呀。

郊区农民也有进城收潲水喂猪的。城镇居民几乎每家都留备有一个装潲水的桶或缸，就是平时说的潲水桶或潲水缸。

家里做饭的淘米水呀、吃饭后的洗碗水呀之类的东西就倒在潲水桶潲水缸里，多了，买潲水的人来就卖给他，一般一缸潲水就是二三分钱。不要小看这两三分钱了，那时农村有挖侧耳根的人到城里来卖，他们的叫卖声很特别，“卖――侧――耳根――哟”，把这“卖侧耳根”几个字拉得老长。

你买二分钱的侧耳根，他会抓一大把给你。这些挖侧耳根卖的，背着一大背侧耳根来卖，卖完了无非就是几角钱，多的二三块把钱。

居民家的潲水是那个都可以来收，但街上的饭店、餐厅、招待所、学校食堂的潲水，质量高且量多，那就不是那个都能收到的了，是要讲关系的。

有些单位的食堂还自己养猪，那潲水就更不会卖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有人通过各种关系想买南溪一中的食堂的潲水，最后在校支部会上研究决定不卖，坚持学校以往的做法，自己养猪。

民国时期，农村各条大路边都设有一个如象今天修的垃圾存放点一样的石材建筑物，但比今天的路边垃圾存放点打造得要精制得多，这种建筑不是用来存放垃圾，也不是供奉菩萨、土地神的，而是让过路的人丢放各种废纸的，称为“字库”的建筑。

解放初农村还常见，后来基本上不见这种公益建筑了，现在则是被临时垃圾存放点代替。还有在一些被认为是阴气重、鬼魂出没多的山湾、河道等地安置的“阿弥陀佛”、老百姓一般都喊成“吞口”的石像，文革“破四旧”时差不多都被破坏完，现在有些地方又被重新竖了起来，县城东门河边的竹林里就有好事者竖有一蹲，现在也被泥沙淹没得差不多了。

我喜欢徒步，每见到此类设施我都会随手拿手机拍一张，2016年12月2日下午，从黄泥沿着朝观斗山去的公路走路玩，路边就看到一处竖立有吞口一尊，题为阿弥佗佛，随手用手机拍了一张照片。

农村里还有一些以前被称为封建迷信的东西，但老百姓仍然坚持的，如修房造屋、上梁都要选择一个好日子，农村有“房顶有梁，家中有粮，房顶无梁，六畜不旺”的说法，因此农村人修房造屋、上房梁都十分看重选择日期。

他们认为，上梁是否顺利，不仅关系到房屋的结构是否牢固，还关系到居住者子孙万代是否兴旺发达，所以每逢上梁时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整个上梁仪式都是围绕着上正梁进行。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修房造屋时“不怕青龙高万丈，就怕白虎抬头望”。

在风水学中，修房时东方属“青龙”，而西方是“白虎”，在选择修房造屋的地点，左边的山是“青龙山”，而右边的山则是“白虎山”，左边的“青龙山”高些没有关系，但右边的“白虎山”就一定要低于左边的“青龙山”。

如果选择修房的地方已经有别人的房子，则西边的房子不能比东边的房子高，否则对东边的邻居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在农村，就有许多邻居因为你修的房子比我的高而闹得不安宁。如果新修的房子比对方的高出许多，那就是说西边那家宽，是白虎探爪，对东边的住家不利。还有修房时讲究门口宽敞明亮，但这并不意味着正门就是越大就越好。

如果正门与房屋大小不成比例，过大或过小，就是不协调，也会影响风水。还有不能门对门，特别是自家的正门不能与对面人家正门正对，如果正对了，就会出现“大口吃小口”，门小的人家的运势就要被对方吞掉。正门直对阳台也不行，在风水上称为“穿宫”，不能聚集吉势，要影响家人的健康和事业。

乌鸦叫声也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农村有一句俗语，叫做“乌鸦叫，祸事到”，还有当某人说不是好事的话时，则称该人是“乌鸦嘴”的说法。但不是所有的地方的人都认为乌鸦叫声是坏事的。

《容斋续笔·乌鹊鸣》就记载说，北人以乌声为喜，鹊声为非。南人闻鹊噪则喜，闻乌声则唾而逐之。至于弦驽挟弹，击使远去。《北齐书》奚永洛与张子信对坐，有鹊正鸣于庭树间，子信曰：“鹊言不善，当有口舌事，今夜有唤，必不得往。”子信去后，高严使召之，旦云敕唤，永洛诈称堕马，遂免于难。

白乐天在江州《答元郎中杨员外喜乌见寄》曰：“南宫鸳鸯地，何忽乌来止。故人锦账郎。闻乌笑相视。疑乌报消息，望我归乡里。我归应待乌头白，惭愧元郎误欢喜。”然则鹊言固不善，而乌变能报喜也。双和元微之《大嘴乌》一篇云：老巫生奸计，与乌意潜通。云此非凡鸟，遥见起敬恭。千岁乃一出，喜贺主人翁。此乌所此家，家产日夜丰，上以致寿考，下可宜田农。按微之所赋云，巫言此乌至，财产日丰宜。

主人一心惑，诱引不知疲。转见乌来集，自言家转富。专职乌喜怒，信爱若长离。今之乌则然也。还说，世有传《阴阳局鸦经》，谓东方朔所著，大略言凡占乌之鸣，先数其声，然后定其方位，假如甲日一声，即是声，第二声为乙声，以十于数之，乃辨其急缓，以定吉凶，盖不起居室地一说也。这里记载的测凶吉的方法与旧时农村中流行的拈花测凶吉方法相似。

在民间，自古就有拈花测吉凶，辛弃疾的《祝英台近·晚春》一词中就有拈花测吉凶的记载：“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  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

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词中描述一个留守在家的妇女以拈花测定远出的丈夫归来的日期。 

农村还有在夜晚不能用手来指月亮的习俗。小时候，大人总是很认真的告诉我们，不能用手来指月亮，说指了月亮的话就会被月亮上的仙女割耳朵。

正因为如此，小时候还真的不敢随意指月亮。有时院子里几个娃儿在玩时，无意中不小心指了月亮，那一晚上都老是想着割耳朵的事，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总是要摸一下自己的耳朵还在不在。

拜土地是农村普遍的习俗，可以说那种随便用几块石头搭起、只要能起到避雨的小小的土地庙遍及乡村的路边、坡上。土地庙里供的就是土地神，农村人称为土地公。但不是只供奉土地公，有的还供奉有土地婆。旧时的农村人都有着一个简单的认识，那就是“有土就有财”,因此，在农村人眼里，土地公也就是财神、福神，还能使五谷丰登，被农村人家当作守护神供奉在家里。

一般家庭的厅堂供奉的五神中就必有土地公。家里没有供奉土地公的人家也会在每月的初二、十六在家门前设香案烛台、供品祭拜，不过一般农家则是在每个月的朔、望两天，也就是初一和十五祭拜土地公。

农村人相信土地神是分区域管理的，一方土地一方神，各管各自区域内的大凡小事，这些事都会被土地神在一定的时间里上报上一级的神。在《聊斋志异》中的王六郎最后就成为管辖一方的土地神。正因为如此，农村人家有人去逝在下葬时，总是要在墓地旁边划出一小块地，象征性的划上一个圈或做一个小型的土地庙，作为土地神的住处，还说这是为死者买的地。

农村人的娱乐。生产队时，农村人做农活是以“多少台烟”来计算，就是做农活间隙要休息一会，农民吃叶子烟的时间。一般情况下，每天要出“五台烟”，即早晨一台烟，上午二台烟，下午二台烟。

吃烟休息时，大家有的三三两两聚一堆，家长里短的闲聊，这是多数妇女们的事。而男的则是一些“带劲”的比赛，如掰手腕比手劲、比臂力，或是就着地上，横竖画上几杠下起五子棋来。要不是就吼几声诸如《红灯记》、《沙家滨》、《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当一下杨子荣，扮一下座山雕，做一个阿庆嫂，演一下胡司令。

有时还要吼几声《地道战》里鬼子进村“皇军的裤儿垮了垮了”什么的，吹牛扯把子，讲点笑话，讲一些如“高鹞子正（医）驼背”、“高鹞子整老丈人”等之类的民间笑话，高鹞子是南溪民间流传的阿凡提式的人物。要不就是来一个体现力量的“扭扁担”比赛了。

农村油荤少，喟口大，吃粮就多。那时农村人最爱打的赌就是有关吃的了。打赌吃东西，有人硬是一顿吃下一把干面煮的面了。当时一把干面是两斤，煮熟那该是多大的一锅了。

一把干面得用好多斤麦子来换呀。还有打赌一次吃下一斤粮票的水叶子面，一斤粮票可换一斤半到一斤七两的水叶子面。还有打赌两人一顿吃下用五斤糯米推来做的汤圆。那时粮食本来就不够吃，打赌赢了的，吃得个肚儿溜圆，是饱嗝连天，输了的则是要连续几天饿肚子，心中有所不甘，但“愿赌服输”，也就阴斗认了。

作者近照及简介：

王小荣，四川宜宾南溪区人，1984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物理系，中学高级教师。爱好读书、游山玩水、集邮，收集地名邮戳、各类文史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