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韦皋的“月进”谈起
文/王小荣
在安定西南各少数民族、稳定大唐西南疆土边防（实际上就是扩大了大唐在西南的疆土）、打击吐蕃势力等事务上，韦皋有功于唐王朝，但他在剑南西川节度使任上设立“月进”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为满足其私欲。所谓“月进”，就是在正征收租税（正税）的基础上，另外多收一部分钱财，按月进奉给唐王朝。
但这只是一个借口，进奉朝庭的有限，而绝大部分进入了他自己的府库，才使他有雄厚的资金来收揽军心和民心，巩固自己在西川的统治地位。经济基础决定一切，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进而就有扩展地盘、割据一方的野心，朝庭派到西川监督的如刘辟等所有要员，都被他以各种理由（如加官委以重任、给钱财等）留在西川，不放其回朝复命，就是不想让朝庭真正了解西川的实际情况。韦皋，唐万年县人，唐德宗时官至检校司徒中书令。时南诏为吐蕃人占据，请求归附大唐，唐王朝就派韦皋作为安抚使，前去管理滇南十一年，破吐蕃兵四十八万，俘其五王，韦皋被唐王朝封为南康郡王。作为唐王朝的管理一方国土的要员，他经营蜀地二十年，史书上说他深受到蜀民的喜爱，死后“蜀人家家画其像以为土神，家家祠之”。《太平广记·韦皋》中就说，韦皋在镇蜀时，“天下响附，泸僰归心”，也就是说，当时川南各少数民族都愿意服从他，蜀中人心归附，西南少数民族也归向他。但实际上，他在蜀地多年，其野心膨胀，大有扩大地盘、增加疆土之势。他就曾经派刘辟入朝，上书奏请唐王朝像唐玄宗在开元初设立剑南节度使管辖三川（剑南的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那样，把东川划归他管辖，他的这一请求没有得到唐王朝的批准。韦皋其人的发迹，应得益于其妻张氏的催促。《太平广记·苗夫人》中说，清河豪族张延赏（剑南西川节度使）家有女，张延赏每次大宴宾客，总想从这些宾客中选出合适的人来做女婿，但他都看不上。其夫人苗氏则看中了韦皋，说“此人之贵无以比俦，既以女妻之”。就是说，苗夫人选了韦皋，认为韦皋今后会贵不可言。夫人都相中了，这张延赏只好招韦皋作女婿了。韦皋结婚后，因为他“性度高廓，不拘小节”而被众人看不起，张家的仆人女婢都不待见他，时间一长，这张延赏也有悔意，直到“不齿礼”的地步。张家就只有苗夫人一直看好韦皋。韦皋之妻张氏要韦皋出去奔前途，说，“韦郎七尺之躯，学兼文武，岂有沉滞儿家，为尊卑见诮？良时胜境，何忍虚乎？”于是韦皋离家东游。分别时，张氏把她的所有陪嫁都送给韦皋作为路资。而张延赏为了让韦皋早日离开张家，在礼节上也送了七箱物品给他。但他分毫不动，每到一个驿站，就让驿使寄送一箱回张家，到七站寄完，只留下妻子张氏给他的东西。在《醒世恒言》卷二十五“独孤生归途闹梦”中说韦皋当初就是被他的老丈人张之赏（实为张延赏）赶出来后，投奔独孤遐叔之父，并被举荐为官的。但该小说中还说白居易、白敏中是独孤遐叔之妻白娟娟的两个族叔，在贞观十五年与独孤遐叔一起去参加殿试，文才不及独孤遐叔，但二人都中了，只有独孤遐叔因为犯了皇帝大忌而被取消了殿试第一名的资格，还让他在这场科考中落第不中了。独孤遐叔离京返乡时白居易、白敏中二人还给他饯行，直送到十里长亭才分别。后来独孤遐叔升任翰林院学士，以中书侍郎请告归家的白敏中及新授杭州太守的白居易都来向他祝贺。这是小说作者随意编造的，是为增加故事强度的笔法。因为白居易及其从弟白敏中与独孤遐叔等人的事迹、时间都不符合。后来，韦皋出任陇右军事，就是今天的甘肃东部，代理陇右节度使，陇右军是当时大唐的一大军镇。朱沘作乱，唐德宗李适逃往奉天，就是今天陕西乾县附近的，韦皋守住陇州，还派兵救援奉天，为唐德宗平定朱沘之乱立了功，被升为“金吾将军”，再升为“大将军”，还以金吾将军职调任剑南西川节度使。他就改名换姓，“改韦作韩，以皋作翱”报送原剑南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就是他的老丈人。一行人到达成都北三十里处的天回驿，也就是传说中安史之乱时唐明皇李隆基逃入四川在此回驾的驿站，就有人特到张府报信了，说“替相公者，金吾韦皋将军，非韩翱也”。张府得报，苗夫人就说，“若是韦皋，必韦郎也”，而张延赏则认为不是，说天下同名同姓者太多了，认为他的女婿韦皋早就不知死在那个山沟里了，“彼韦生，应已委弃沟壑，岂能乘吾之位？”后来与新任官相见时，果然是韦皋，他不敢抬头看韦皋，因为韦皋是从东门进城的，张延赏与韦皋交接工作后就从西门走了。韦皋回家后，“凡旧时婢仆，曾无礼者，悉遭韦公棒杀，投于蜀江”。就把旧时看不起他的那些奴仆丫环全部用棒打死，还把这些死者的尸体丢到蜀江中喂了江中的鱼鳖。这里的韦皋，那是一个有怨必报的人，而且是残忍的手法，对那些曾经服侍过自己、但又瞧不起他的下人都下了狠手。这是《太平广记·苗夫人》中记载的。韦皋的狠劲，这还可以从后来他对户部侍郎、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王叔文的态度上看出，这是《资治通鉴》上有记载的史实。《太平广记·韦皋》中说，韦皋少时游于鄂州江夏，住在鄂州刺吏姜使君家，做了姜家儿子荆宝的家庭教师，荆宝呼韦皋为哥哥，但在礼节上却侍之以父亲一样。荆宝有一个只有十岁的丫头玉箫，被荆宝安排来侍候韦皋。“荆宝有小青衣曰玉箫，年才十岁，常令祗侍韦兄。玉箫亦勤于应奉”，两年后，姜使君入京谋求升迁，没有带家属去，韦皋也就失去了家庭教师这份差事，就搬到了汉阳大别山上有名的寺院头陀寺住了下来，但玉箫还是受荆宝之命前去侍候，“荆宝亦时遣玉箫往彼应奉，玉箫年长大，因而有情”。新到的刺史陈常侍收到韦皋叔父的书信，信中说“侄皋久客贵州，切望发遣归觐”，于是陈常侍赠给韦皋船只、衣服和其它物品，把韦皋遣送回家。韦皋与玉箫不得见，便留下书信约期相聚，“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还留下一枚玉指环为凭证，留下诗一首，“黄雀衔来已数春，别时留解赠佳人。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入秦”。但后来韦皋攀上了清河张氏张延赏这棵大树，就把曾经与玉箫相约之事给丢在了九霄云之外，而玉箫还痴心等待着。 “既过五年不至，玉箫乃静祷于鹦鹉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箫叹曰 ，'韦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来矣！’遂绝食而殒。”玉箫殉情绝食而死。玉箫的痴情，让主人姜氏感动，“姜氏悯其节操，以玉环著于中指而同殡焉。”就是说，姜氏把韦皋留下的玉环做了玉箫的陪葬品。贞元元年，韦皋出任西川节度使，到任三日，在审查旧案时被众犯中一人认出，这人就是因家人失误点燃物品引起火灾，烧了官府而坐牢的青城县令荆宝。“韦皋镇蜀，到府三日，询鞠狱囚，涤其冤滥，轻重之系，近三百余人。其中一辈，五器所拘，偷视厅事，私语云：'仆射是当时韦兄也。’乃厉声曰：'仆射仆射，忆姜家荆宝否？’韦曰：'深忆之’“即是某也”！”于是，韦皋问清案情后，为荆宝洗脱了罪名，还奏请皇上，让荆宝做了眉州刺史。过了几个月，韦皋才向荆宝打听玉箫，才知玉箫已经死了，于是韦皋“广造经像”，还通过法术与玉箫的鬼魂相聚，“时有祖山人者，有少翁之术，能令逝者相亲。但令府公斋戒七日，清夜，玉箫至。谢曰，'承仆射写绘造像之力，旬日便当托生。却后十三年，再为妾，以谢鸿恩。’临去微笑曰，'丈夫薄情，令人死生隔矣！’”十多年后，韦皋一年做生日宴，各地官员都带着奇珍异宝前来祝贺，只有东川节度使卢八座送了一个名叫玉箫的歌姬，这个玉箫就是相约十三年后再生为妾的玉箫，“节镇所贺，皆贡珍奇。独东川卢八座送一歌姬，未当破瓜之年，亦以玉箫为号。观之，乃真姜氏之玉箫也！而中指有肉环隐出，不异留别之玉环也”。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效应，并广为流传，后来还有人以此作为素材写了话本来说唱。韦皋的这一“风流韵事”，与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上记载的王子高遇芙蓉仙子的故事很相似。说王子高鳏居，年四十，再娶江阴巨室之女，年方二十。合卺之后，视其妻子神情，与他年青时同苏东坡、黄庭坚游玩时遇到的芙蓉仙子一样，他就想起与芙蓉仙分别时，芙蓉仙给了他一丸仙丹，还对他说，“无戚戚，后偕老于澄江之上”的事来，于是王子开就找出这一粒神丹，并吃了，“年八十余，康强无疾”。韦皋在蜀，为大唐还是立了不少功劳，特别是在平定统一云南之乱、统一各少数民族、吐蕃边境之侵这些事上。在《醒世恒言》卷二十五“独孤生归途闹梦”中，大唐德宗贞元年间，独孤遐叔告别妻子不远万里前往西川投奔韦皋，到达成都时，韦皋已经统兵征发云南平乱，“岂知数月前，因为云南边境不靖，统领兵马征剿去了，他只好借住在一个道观中，半年后韦皋平定云南之乱回来才得相会。相会时间不长，又遇吐蕃侵边，“岂知吐蕃赞普，时常侵蜀，专恃云南方面为之向导。近闻韦皋收服云南，失其羽冀，遂起雄兵三十余万，杀过界来，要与韦皋亲决胜负”，这韦皋又统兵出成都，“直到葭萌关外，与吐蕃人马相逢，杀得吐蕃大败而逃。韦皋把吐蕃兵马逐出境，直到赞普新筑的王城，叫做末波城，尽被韦皋打破，杀得吐蕃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不是小说家乱编的，是有历史资料印证的真实事件。《资治通鉴》记载说，“云南有众数十万，吐蕃每入寇，常以云南为前锋。赋敛重数，又夺其险要立城堡，岁征兵助防，云南苦之。……及西川节度使韦皋至镇，招抚境上群蛮，异牟寻潜遣人因群蛮求内附。皋奏：'今吐蕃弃好，暴乱盐、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上命皋先作边将，书以谕之，微观其趣” 。“吐蕃发兵十万将寇四川，补发云南兵。云南内虽附唐，外未敢叛吐蕃，亦发兵数万屯于泸北。韦皋知云南计方犹豫，乃为书遗云南王，叙其叛吐蕃。归化之诚，贮以银函，使东蛮转致吐蕃。吐蕃始疑云南，遣兵二万屯会川，以塞云南趣蜀之路。云南怒，引兵归国。由是云南与吐蕃大相猜阻，归唐之志益坚。吐蕃失云南之助，兵势始弱矣。然吐蕃业已入寇，遂分兵四万攻西林骠旁，三万攻东蛮，七千寇清溪关，五千寇铜山。皋遣黎州刺史韦晋等与东蛮边兵御之，破吐蕃于清溪关外”。在这里记录着韦皋使用反间计，强化了云南王异牟归唐的决心，又让吐蕃分散兵力，并最终破了吐蕃。后来，云南王异牟派三路使者各带生金、丹砂出使成都，上表韦皋，请求归唐。韦皋派使者到长安，并向唐王朝上表祝贺。这样一来，“剑南、西山诸羌女王汤立志、哥邻王董卧庭、白狗王罗陀忽、弱水王董辟和、南水王薛莫庭、悉董王汤悉赞、清远王苏唐磨、咄霸王董邈蓬及通租王等都弃吐蕃而内附大唐”。到贞元十年，云南王异牟寻遣其弟凑罗献地图、土贡及吐蕃给他的金印于大唐，请求大唐恢复南诏，大唐派袁滋为抚南诏使，带上“贞元册南诏印”到云南。至此，云南完全归附大唐。唐贞元后实施“两税法”，是建中元年由宰相杨炎提出，得到唐德宗同意的收税政策。两税就是夏税和秋税，其核心是地税和户税，按资产而不按人丁征税，即不论土户、客户以所居地统计，纳税人不分中丁，据贫富情况划分征税数量。这样一来，有产者多缴纳税，而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可以不纳或者少纳税款。但在后来的实施中出了偏差，名义上是“税外加一物，皆有枉法论”，但实际上老百姓的负担更加重了。判度支裴延龄就建议在左藏库系统中增加“欠负耗賸等库”等六库，实际上就是虚费簿书人员和暗中增加赋税。度支就是唐时户部专管税收钱粮的官员。《旧唐书》中记载，当时唐王朝“设度支郎中一员（从五品上），员外郎一员（从六品上），主事二人（从九品上），令吏十六人，书令三十三人，计史一人，掌固四人。郎中，员外郎之职，掌判天下租赋多少之数，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途迟速”。所以，裴延龄才有资格向德宗进言。《太平广记·裴延龄》记载有他给德宗的奏章，说“天下出入钱物，新陈相因，而常不减六七千万贯，唯在一库，差殊散失，莫可知之。请于左藏库中分置，别建欠、负、耗、賸等库，及季库月给，纳诸色钱物”。他的这一建议，得到德宗的同意，还奏准德宗，要京兆府的两税青苗钱，也就是每年两季收入的农业税和青苗税、“市草百万团”送到宫内。而“青苗税”，在永泰二年“分遣宪官，税天下地青苗钱以充百司课科”，大历八年“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率十五文”，这是正税之外的一种附加税。这个裴延龄专心于对老百姓的剥夺来向唐德宗邀功，得到德宗的赏识。《太平广记·裴延昤（龄）》最后说，“延龄既锐情于苛刻，剥下附上为功。奏对之际，皆恣骋诡怪虚妄”。当时李贽就说这是“意在别贮赢余，以供人主私欲”。他在给唐德宗的奏章中说，“旧制赋役之法，曰租、调、庸。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每户各随土宜出绢若续若共二丈，绵三两。不蚕之上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谓之调。每丁岁役，则收其庸。旧准绢三尺，谓之庸。……今京畿之内，每因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从这里可以看出唐时老百姓负担的赋税之重。税外税，让唐王朝及官绅们富了，但百姓苦了。史上书说，唐德宗时，“检诸道税外物，悉输户部，遂为定制。岁于税外输百余万缗，斛民不堪命”。韦皋的“月进”就应该是税外之税了。当时还有一种称为“轻货”的制度，让农民用当地的特产，也就是“轻货”来充税。农民先贱价粜粮换钱，再用高价向商人买“轻货”，这一出一进之间，农民就多出不少的钱。这是唐王朝于737年下令各地方官所收的租调都变换为本地特产，就是将“轻货”运到两京。《太平广记·胡媚儿》中，胡媚儿就是通过玩杂技把地方官员押送到京都的数十车“轻货”给骗走了。“有度支两税纲，自扬子院，部轻货数十车至。驻观之，以其一时入，或终不能致将他物往，且谓官物不足疑者。乃谓媚儿曰：'尔能令诸车皆入此中乎？’，媚儿曰，'许之则可。’纲曰，'且试之。’媚儿乃微侧瓶口，大喝，诸车辂辂相继，悉入瓶，瓶中历历如行蚁然，有顷，渐不见，媚儿即跳入瓶中”。这个地方押运官员丢了数十车的轻货，把这个瓶子砸了，也不见货物和胡媚儿。这数十车的轻货不知有多少老百姓的血汗在内。《资治通鉴》上记载有一个事，说唐德宗微服私访，一天来到新店，自个儿进了一农家，家主人是赵光奇，这赵光奇并不知道这就是当今皇上，只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游客。这德宗就问主人，说“百姓乐乎？”对曰，“不乐”。又问，“今岁颇稔，何为不乐？”主人说，“诏令不信。前云两税之外悉无他徭，今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后又云和籴，而实强取之，曾不识一钱。始云所籴粟麦纳于道次，今则遣致京西行营，动数百里，车摧牛毙，破产不能支。愁若如此，何乐之有！每有诏书忧恤，徒空文耳！恐圣主深居九重，皆未知之也。”这个农民赵光奇，给来“暗访”的唐德宗道出民间实情，还没有“惊驾”，但最后是否被官府以惊驾、妄乱评议朝廷之罪进行法办就不得而知了，因为《资治通鉴》上没有后述这件事的记录。在唐代，由于藩镇多，就设有御史大夫军司马一虚职，其职责就是专门管理监察、执法等。虽然名为御史大夫，但并不掌管御史台，其实际职位是“军司马”。而“军司马”是汉时设的军职，“大将军营五部，各置军司马一人”。唐代各藩镇节度使都设有“行军司马”。《太平广记·胡芦生》中，刘辟就在西川韦皋手下任御史大夫军司马，其官职中，前面的“御史大夫”是虚的，而实际的官职则是“行军司马”。刘辟参加大考登第后，去找胡芦生给他算命，胡芦生算出他的官运应该在西南，“然不得善终”。后来果然从韦皋到西川，做到了韦皋御史大夫军司马。刘辟被韦皋派作特使前去唐王朝，向朝廷把东川划归韦皋管辖，对此事，《资治通鉴》卷二三六记载说，“刘辟以剑南支度副使将韦皋之意于叔文（王叔文，当时是户部侍郎、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求都领剑南三川。谓叔文曰，'太尉（指韦皋）使辟致微诚于公，若与某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将斩之。执谊固执不可。辟尚游于长安未去，闻贬土谔，遂逃归”。在这里，为得到东川的管辖权，韦皋派刘辟前往说叔文，被叔文拒绝，还差点被叔文斩杀。这就让王叔文与韦皋结下私怨。韦皋也不示弱，串通宦官俱文珍、刘光琦等人及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上表反对王叔文集团。先给皇上上表，继给皇太子上书，就是《资治通鉴》上说的“上太子从笺”，说王叔文乱纪，“……王叔文、王李忠言之徒，辄当重任，赏罚任情，堕纪紊纲。散府库之职，以赂权门，树置心腹遍于贵位，潜结左右，忧在萧墙。窃恐倾太宗盛业。危殿下家邦，愿殿下即日奏闻，斥逐群小……”这韦皋自持自己远在西蜀，又是边疆封疆大员，“度王叔文不能动摇，遂极言其奸。俄而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笺表继至，意与皋同，中外皆倚以为援，而邪党震惧”。永贞元年8月，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纯，就是宪宗，改元永贞。唐宪宗一即位，就把这个王叔文贬为渝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司户，次年就被赐死了。韦皋镇蜀地二十多年，对蜀民又是搜刮又是安抚，表面功夫做到了家，得到蜀民的支持。《资治通鉴》上说，韦皋在蜀“重加赋敛，半贡献以结主恩，厚给赐以抚士卒。士卒婚嫁死丧，皆供其资费，以是得久安其位而士卒乐为之用。服南诏，摧吐蕃，幕僚岁久官崇者为刺史，已复还幕府，终不使还朝，恐泄其所为故也。府库既实，时宽其民，三年一复租赋，蜀人服其智谋而畏其威，至今画像以为土神，家家祀之”。《 太平广记》中有一则短文记载说，“韦皋在西川，凡军士将史有婚嫁，……各给钱一万，死丧称是、……极其赋敛，坐有余力，以故军府盛而黎氓重困。及晚年为'月进’，终至刘辟之乱，天下惜之。”这里说的“月进”，就是在正常租税之外多征收一些钱，按月进奉给朝廷。韦皋设此新的税收名目，讨好了朝廷，但按月进奉给朝廷只是一个借口，进奉朝廷的少，多数都进到了他自己的府库，所以他才能有更多的钱来打赏自己的士兵和将领，才能“时宽其民，三年一复租赋”。韦皋的这一行为，在旧话本小说中也有反映。《醒世恒言》卷二十五“独孤生归途闹梦”中，独孤遐叔辞别韦皋返家时，因怕路上遇乱兵匪，韦皋只赠送独孤遐叔路费三百金，另赠送“黄金万两、蜀锦千匹”，则是派兵专程送到独孤遐叔家里。这些大量的钱财，都得益于韦皋从蜀民身上收来的。他的这一新税，让各地将帅纷纷效法，因此才有“黎氓重云”。当然，当官坐收民利以富自己，并不只是韦皋一人。千里当官只为利来，这是官场通病。《太平广记·黑叟》中，唐宝应中越州观察使皇甫政夫妻，为求子息，到本州的宝林寺魔母神堂拜求子息，并许愿如果得一子，给钱多少：“祈一男，请以俸钱百万贯缔构堂宇”，其妻陆氏也许愿说，“倘遂所愿，亦以脂粉钱百万，别绘神仙”。在这里，他们两人为求子息一次就施舍给寺院二百万钱。《太平广记·王诸》中，一个四川绵州刺史一任官下来就能拿出大量的钱财到荆州买了大片土地，这些地方官员的钱从那里来的，仅靠朝庭给的俸薪肯定是不够他们大手大脚花的。一方面是贪污腐败，榨取地方富室得来。陈子昂就是被其父母官榨取的典型对象之一。卢藏用的《陈子昂别传》中记述，陈子昂罢职归家乡后，在遂宁射洪西山住了下来，种树采药之余，写《后史记》，但因父亲去世没有完成。其当地县官段简听说陈子昂家有钱，就抓住《后史记》，有意陷害陈子昂，牵强附会，诬告他犯了文法，陈子昂派家人送了二十万钱，但这个县官还不知足。“属本县令段简贪暴残忍，闻其家有财，乃附会文法，将欲害之。子昂荒惧，使家人纳钱二十万，而简意未塞，数舆曳就吏。子昂素赢疾，又哀毁，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气力恐不能全，因命蓍自筮，卦成，仰而号曰：'天命不佑，吾其死矣！’于是遂绝，年四十二。”另一方面，就是依靠横征暴敛，增加各种赋税，中饱私囊。就里应该有很大部分都是如韦皋“月进”一样得来的。他们做官的目的，就是为求利。《太平广记·陈义郎》中的周茂方就公开说，“吾便与夫人乘名之官，且利一政俸禄，逮可北归”，就是他在官任上，想得到的不只是那一点俸禄，还包括了那些与“月进”相似的其它收入，就是今天我们说的“灰色收入”了。虽然韦皋有野心，但没有具体行动，还是唐王朝管理一方的藩镇要员。到顺宗永贞元年，韦皋因病而死，都没有实现他自己割据一方的梦想。但刘辟就不同了，他不但有野心，还有决心，有行动。韦皋死后，刘辟动员其手下将领，拥兵自任，上表朝廷，要求继任西川节度使，就是接韦皋的位置，但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而且还另派袁滋为三川节度使，以刘辟为给事中。但刘辟不受诏命，这个刘辟那是一不做二不休，陈兵拒守。而袁滋因为刘辟兵强马壮不敢前往就任，这下惹毛了宪宗，宪宗大怒，将袁滋贬为吉州刺使。因宪宗即位不久，无力讨伐刘辟，可能出于安抚之意，下诏授予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让他掌握了益、彭、蜀、汉、眉、嘉、资、简、维、茂、黎、雅、松、扶、文、龙、戎、翼、邛、隽、姚、柘、恭、当、悉、奉、叠、静等州，治在成都。刘辟得到旌节，“志益骄”，又向唐王朝提出当年韦皋提的“兼领三川”的要求，“帝不许，辟随发兵围东川。帝责高崇文引兵讨辟，数经转战，终克成都。”刘辟兵败，成都城破，刘辟逃跑到吐蕃的羊灌田国（今天的彭州）就被高崇文擒获，押至京师，唐宪宗元和元年的九月，刘辟及其子超郎等九人被斩于长安独柳树下，应了当初胡芦生给他算的命。刘辟谋反，其经济基础就是韦皋在管辖西川时聚集大量的钱财。这种地方定标准的税收方式，为各藩镇诸侯聚集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是唐王朝后期各藩镇突起、割据从而引发战乱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小荣，四川宜宾南溪区人，1984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物理系，中学高级教师。爱好读书、游山玩水、集邮，收集地名邮戳、各类文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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