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官咱们书接上回，“关外三陵”说完啦，我们开启“大清入关旅”，从顺治元年到宣统三年，即公元1644——1911 年，历时二百六十八年。其间大清共经历了十个皇帝，除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没建成陵寝外，其余九帝均仿照明朝帝陵，在河北省的遵化县和易县，建造了两处规模宏大的陵墓群，即清东陵和清西陵。
先说说顺治皇帝，全名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1661年），满族，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第九子，生母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六岁即位，十三岁亲政，在位共十八年（1644年—1661年），即位早年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死后庙号世祖，陵寝清孝陵（河北遵化市清东陵），由第三子爱新觉罗·玄烨继位，是为康熙帝。清世祖作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功绩彪炳史册，然而不得不说的就是围绕在他身上的“清初三大疑案”：
顺治继位之谜
顺治与孝庄（影视剧照）
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亥刻，清太宗皇太极在清宁宫“端坐而崩”。因生前未立储君，皇位悬虚，“宗室诸王，人人凯觑”。在皇太极治丧期间，一场激烈的皇位之争展开了。有权势的竞争者有三个人：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皇太极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和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目前史学界普遍认为，顺治继位是清统治集团内部“窥视神器”的折衷方案，具体地说，就是肃亲王豪格和睿亲王多尔衮的明争暗斗，最终将一个乳臭未干、年仅6岁的娃娃福临，即一年后入主中原君临天下的顺治皇帝推上了皇帝的宝座。然而，只要分析一下清初立储的特殊情况和顺治的母亲所处的贵宠地位，就不难发现这一问题的谜底。
皇太极中年猝死，卒年仅52岁，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会如此匆匆地永绝尘寰，生前既没有指定继承人，临终时也没来得及做任何交待。所以，当诸王、贝勒、大臣从震惊、悲痛中清醒过来时，空虚的皇位就成了众人争夺的目标，开始“私相计议”嗣君人选。皇太极死后，豪格和多尔衮是两大实力派，二人是大家考虑的重点，又都有可能走上权力的顶峰。豪格是太宗长子，众兄弟中唯一封王的儿子，掌正蓝旗，得到举足轻重的八旗部队中半数的支持，皇太极死时他已35岁，比多尔衮还长三岁，是皇位继嗣的主要人选。皇太极生前亲掌的两黄旗大臣“尝谋立肃亲王豪格”，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等人前往豪格家中，“欲立肃王为君”。豪格在得到两旗大臣的私相拥立后，也加紧了继嗣活动，立即派心腹何洛会、扬善通知郑亲王济尔哈朗，说：“两旗大臣已定我为君，尚须尔议”，以争取镶蓝旗的支持。济尔哈朗和诸王中辈分最高的礼亲王代善也都认为，豪格是“帝之长子”，当继大统。
多尔衮是太宗的十四弟，才智过人，战功卓著，威望正隆，深受太宗器重，封和硕睿亲王。手中握有正白、镶白两旗部队，兵精将勇，并有豫亲王多铎和武英郡王阿济格的效忠。两白旗诸王素与豪格不和，认为“若立肃亲王，我等俱无生理”，英王阿济格、豫王多铎坚持多尔衮即位。许多学者据此认为多尔衮参加了皇位之争，是“诸王争立”的重要内容，实则不然。多尔衮对英、豫二王的拥立一直保持审慎态度，据他后来回忆说：“昔太宗升遐，英王、豫王跪请予即尊，予曰：'若果如此言，予即当自刎’，誓死不从。”
究其个中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一点是他对满族社会宗法制度的深刻理解和现实的清醒认识，即满族入关前，兄终弟及或父死子继虽尚无定制，但是，父子相承袭的继嗣方式，已被满族贵族集团所普遍接受。皇太极尸骨未冷，一片“立帝之子”的呼声就是证明。多尔衮即位，是兄终弟及，若是硬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势必导致血溅皇宫，甚至政权崩溃。这种悲剧是多尔衮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阿济格、多铎“跪请”是一回事，多尔衮有没有参与皇位之争则是另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在两白旗诸王与豪格对立的形势下，多尔衮唯一的选择就是维护满族的继嗣传统，在太宗其他位居贵宠之列的幼子中册定嗣君，这样既可打下豪格，又有拥立“先帝之子”之名，为皇子派所接受，还可以将幼主控制于股掌，当无冕之王，一箭三雕。
如上所述，第二个问题已做了部分回答，福临不是“诸王争立”的折衷方案，而是“争立”的对象。那么，福临有没有继嗣的可能呢？
崇德改元，五宫并建。所谓五宫系指：中宫孝端文皇后，关雎宫宸妃，永福宫庄妃，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孝端文皇后、淑妃均无子，宸妃生八子（早殇），庄妃生九子福临，贵妃生十子博木博果尔。在太宗诸子中，五宫之子位在“贵宠之列”。宸妃之子曾立为皇嗣，而福临在五宫尚存的二子中居长，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的。而庄妃其人，名布木布泰，蒙古科尔沁贝勒博尔济吉特氏寨桑的次女，端庄秀美，聪颖机敏，13岁嫁给皇太极，曾佐助乃姑中宫孝端文皇后处理椒房大小事务，深受皇太极信任。以后又辅佐顺治、康熙二幼帝，是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女政治家。
顺治与孝庄（影视剧照）
在诸王大臣私相谋立时，庄妃立即“胁多尔衮入宫，立其子，以居摄饵之，遂定”。这段记载虽出自野史，但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庄妃之所以能够“胁”多尔衮“立其子”，是有多方面的原因的：（一）福临在五宫二子中居长，处于贵宠地位，无论多尔衮或豪格谁承继大统，都与“父死子继”或嫡、庶之分等封建宗法观念相悖逆。（二）庄妃和多尔衮既是叔嫂关系，庄妃之妹又是多尔衮的妃子，因此庄妃比他人更便于对多尔衮施加影响和压力。（三）崇德五宫的五大福晋都出自蒙古，而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姑侄就有三人，宸、庄二妃是同胞姊妹，中宫皇后是两人的姑母。在漠南蒙古诸部中，科尔沁部归附后金最早。“荷国恩独厚，列内扎萨克二十四部首。”是清向外扩张和对明战争的重要同盟军和依靠力量，这也是庄妃立即敢于召见多尔衮“逼”他“立其子”的原因。
庄妃这么理直气壮地把福临提出来，除了福临具备继嗣的条件外，可能也代表了孝端文皇后的意见。而上文中“遂定”一词内涵丰富，事实上表明福临继统，多尔衮居摄的幕后交易已经成交。于是“太宗崩后五日，睿亲王多尔衮诣三官庙，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曰：“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这段记载，一方面说明多尔衮已同意立福临，另一方面两黄旗大臣不再坚持立豪格，而是笼统地提出诸皇子“必立其一”，这种态度的变化，说明庄妃事先已做了两黄旗的工作。为了保证册定新君会议顺利进行，多尔衮以与济尔哈朗共同摄政为条件，将镶蓝旗争取到自己一边。济尔哈朗是舒尔哈齐之子，无继嗣资格，拥立太宗诸子中的任何一个对他都是一样的，能当上摄政王当然求之不得。在太宗生前自将的两黄旗和多尔衮三兄弟亲掌的两白旗的支持下，福临继位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从以上分析可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睿亲王多尔衮没有作为豪格的竞争对手参与皇位之争，所谓“诸王争立”，实际上主要是诸王争立太宗诸子，在这场斗争中，多尔衮取得了摄政王的地位而获得了胜利。而根据满族继嗣传统和五宫之子的贵宠地位，顺治即位不是什么折衷方案，而是名正言顺的。清入关后，虽然建立了“立嫡以长”制度，但子以母贵的传统观念还在长期地影响着清一代公开或秘密的立嗣活动，这一点不应忽略。
顺治出家之谜
顺治出家（影视剧照）
清初的三大疑案中，有一个是关于顺治皇帝出家为僧的，传说他遁入五台山数十年，康熙皇帝前去看望，他却不愿相认，更不愿还俗。但根据现有的史料，顺治并没有出家，他24岁那年因患天花而去世。
我本西方一袈裟，为何生于帝王家？
天下万事纷纷扰，不如空门补破衲。
相传这是顺治皇帝因其爱妃董鄂妃去世，悲痛欲绝，看破红尘，遁入五台山落发为僧前写下的诗。董鄂妃生前极受顺治的宠爱，她为顺治生下了皇四子，顺治将其立为皇太子。然而，董鄂妃却因顺治的过分宠爱而遭到皇太后和皇后的敌视。谁料太子出生仅三个月便夭折，董鄂妃精神遭受极大创伤，心情抑郁，加上皇后等人妒害，不出三年，她撒手人寰。悲痛的顺治下了一道圣旨，令全国为其服丧，并追封董鄂妃为“孝献皇后”。又过了百日，顺治也因接二连三的打击，忧伤过度，身体极度虚弱而染上天花，终因医治无效，于顺治十八年（1661）元月七日崩于养心殿，年仅24岁。
顺治与董鄂妃（影视剧照）
然而民间却一直传说顺治并没有死，而是失去了人生的全部希望，看破红尘，出家当和尚去了。民间盛传，顺治24岁那年，脱去龙袍换上袈裟，往五台山修身向佛，一直活到康熙五十年（1711）左右才圆寂。这期间，康熙皇帝曾经数次前往五台山觐见父亲，但顺治都不肯相认。清人吴梅村在其赞佛诗中也写道：“名山初望幸，衔命释道安……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烟岚倏灭没，流水空潺渊。回首长安城，缁素惨不欢。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惜哉散财洞，未得夸迎銮。”即是说顺治皇帝出家为僧，而朝廷只得假称皇帝驾崩，所谓“房星竟未动”，是指皇帝实际上没死。加上顺治帝的陵寝——清东陵孝陵内，埋葬的不是顺治的棺木，而是一个骨灰罐，也让人生疑。是不是因为顺治帝真的出家了，所以他的陵墓才不同于其他帝王的陵墓呢？这便是清初三大疑案之一的“世祖出家”。
顺治皇帝到底有没有出家？从现有的史料看，顺治没有出家，他的确24岁时死了，这不仅有官方的记载，还有当时在场者的直接证言。《清世祖实录》是这样记载的：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一，顺治帝免去群臣的朝贺礼仪，而且当日应该举行的春季第一月祭祀太庙的礼仪，也委派官员代之前往；初二日，顺治帝身体不适；初六日，顺治帝传谕，应该由自己参加的大享殿礼仪，因为身体不适，需要派官员代祀，让礼部列出代祀官员的名单，并且因为病情迅速加剧，又传谕赦免京城内十恶死罪以外的一切罪犯；初七日凌晨，顺治帝就去世了。
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玉牒》，是清朝皇帝的家谱，其中记录顺治皇帝去世的时间，与《清世祖实录》中的记载完全相同。
顺治病危时，翰林院清孝陵掌院学士王熙奉命起草遗诏。王熙在其《王文靖集·自撰年谱》中记录了此事的详细经过：顺治十八年元旦，朝臣应援旧例庆贺朝见，朝廷突然下令朝臣免见，然而顺治却在养心殿破例召见了王熙，并赐座、赐茶。初二日，顺治帝自觉病情严重，再次召王熙进宫，并与他进行了长谈，直到晚上才出宫。初三日，顺治又在养心殿召见了他，并破例让他坐在龙床上，两人说话多时。初六日子夜，又召王熙到养心殿，对他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王熙退到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根据顺治的意思撰写遗诏，每写完一条，即呈送一条。共断断续续写了一天一夜，三次进览，顺治又三次改定，至七日傍晚总算修改完毕。当天夜里，顺治就去世了。
另据《青集》记载，正月初二，皇帝曾到悯忠寺观看太监吴良辅削发为僧的仪式。初四，九卿大臣到皇宫问安，方知顺治帝染病。初五，早朝的大臣们发现宫廷有些异样，庆祝春节的对联、门神已全部撤掉。初七晚，朝廷下大赦令，刑狱囚犯几尽一空，同时传令民间不要炒豆，不要点灯，不要泼水——这正是当时民间祈福天花患者的风俗。顺治死后，继位者是已经出过天花的康熙。这一切都表明顺治确实死于天花。
《清世祖实录》还记载，安放顺治帝遗体的棺材，于顺治十八年二月初二日被移放到景山寿皇殿，康熙皇帝即位后即前往致祭。四月十七日，康熙来到景山寿皇殿，在举行过百日致祭礼以后，将顺治的神位奉入乾清宫，以等待选择吉日奉入太庙。二十一日，则举行了“奉安宝宫礼”。“宝宫”即骨灰罐的意思。这说明，至四月二十一日，顺治已经被火化了。而至康熙二年（1663）四月二十四日，顺治的骨灰罐被启程移奉孝陵，同孝康皇后和端敬皇后的骨灰罐一起，被安放在地宫的石床上并掩上石门。
关于顺治皇帝被火化的详细记录，《旅庵和尚奏录》中写得很详细。顺治临终对近身的僧侣嘱托说：“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炬法语……”表示祖制是火葬，而自己又信奉佛禅，所以希望也能火化入葬。旅庵和尚是宁波天童寺主持木陈忞的弟子，木陈忞应召入京时将他带在身边，一起为顺治宣讲佛法。顺治临终时还希望由茆溪森和尚主持火化，如果茆赶不到，则由位于北京的善果寺和隆安寺来主持。茆溪森是湖州报恩寺主持玉林琇的弟子，他对佛法的阐释曾深深打动顺治，并由此赢得顺治的信任。据《五灯全书》记载，茆溪森在接到旨意后立刻赶抵北京，于四月十七日一百天祭日这天，在景山寿王殿为顺治举行了火化仪式。茆溪森死后，他的门人编辑他的语录《敕赐圆照溪森禅师语录》，书中也记载了这件事。这些记录都与《清世祖实录》所记载的百日祭奠、逢迎神位和安放宝宫等完全吻合。由此可以断定，顺治确是死了，而根本不像民间传说那样出家了。
这样看来，关于顺治帝离宫出家、朝廷以其病逝为托词的猜度，只不过是一个充满想像力的传奇故事而已。但顺治皇帝生前曾经举行过皈依佛门的净发仪式，削发为僧却是事实。这件事情，在《大觉普济能仁国师年谱》、《旅庵和尚奏录》、《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北游集》、《续指月录》等僧侣书籍中都有记录。这些着书立说的僧侣，都是应顺治之邀入宫阐释佛法的高僧，他们曾经与顺治皇帝有过非常近距离及密切的接触，而且在各自的着作中不约而同记录下相同的内容，说明此事的真实性极高，正因为如此，也普遍为今天的史学研究者所认可。
早在顺治的祖父努尔哈赤时代，藏传佛教就已传到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1616年努尔哈赤即汗位建立金国时定都于此），在赫图阿拉建有佛寺，努尔哈赤还常手持念珠，表示对佛教的信奉。到顺治的父亲皇太极时，藏传佛教对金国已具有很大的影响。顺治的生母孝庄太后是蒙古族人，自幼便受到佛教熏陶，又年轻寡居，以信佛解脱内心的孤独与苦闷。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顺治也很早就信奉了佛教。顺治不仅自己亲往佛寺向和尚请教佛法，并先后召见憨璞聪、玉林琇、木陈忞、茆溪森等和尚，让他们在宫里论经说法，顺治还给自己取法名“行痴”、法号“痴道人”。玉林琇称赞顺治是“佛心天子”，顺治则在这些和尚面前自称弟子，非常虔诚。
顺治曾经不止一次萌生剃度出家的念头。有一次，他对木陈忞说：“朕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见僧家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再回到宫里。要不是怕皇太后罣念，朕早就出家了！痛丧爱子，又失爱妃董鄂氏，顺治万念俱灰，决心遁入空门。据记载，他在短短两个月内先后38次访高僧馆舍，彻夜论禅。顺治还命茆溪森为他净发，表示要放弃皇位，孑身修道。茆先是劝阻，顺治却说什么也不听，于是便净了发。这一下孝庄太后着急了，火速叫人把茆溪森的师傅大觉禅师玉林琇召回京城。玉林琇回到北京后谆谆规劝，并命人架起柴堆，以烧死弟子茆溪森相要挟。顺治无奈，只好又留俗了。后来茆溪森作偈语说：“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就是讲自己与顺治皇帝的特殊关系。
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谜
孝庄与多尔衮（影视剧照）
孝庄皇太后是清初杰出的女性，清朝由入关到政权巩固，统治稳定，并开创了一个空前的盛世，与孝庄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然而孝庄死后却葬不从夫，没有与她的丈夫清太宗皇太极合葬在一起，这是为什么？是不是与民间传说的“太后下嫁”有关？
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本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十年二月，博尔济吉特氏由兄长专程护送，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亲姑夫皇太极为侧室福晋，当时她只有12岁。崇德元年七月初十日（1636），博尔济吉特氏被册为永福宫庄妃，册文上用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着：“奉天承运，宽温仁圣皇帝制曰：自开辟以来，有英运之主，必有广胤之妃，然锡册命而定名分，诚圣帝明王之首重也。兹尔本布泰系蒙古廓儿沁国之女，夙缘作合，淑质性成。联登大宝，爱做古制，册尔为永福宫庄妃。尔其贞懿恭简，纯孝谦让，恪遵皇后之训，勿负朕命。”
在民间传说中，孝庄是皇太极身边的一位女诸葛。据说，崇德七年（1642）三月，明蓟辽总督洪承畴被清军生俘，皇太极大喜，想收降他。因为洪承畴是明朝很有影响的封疆大员，收服他对于收揽汉族知识分子人心，瓦解明朝统治具有很大的意义。皇太极下令把他押到盛京，派人轮番劝说，但洪承畴“延颈承刀，始终不屈”，还以绝食表白他不事二主的忠心。正当群臣无计可施之时，孝庄自告奋勇，亲自去劝说。她扮作一个待女，怀里藏了一壶人参汤进入囚牢，温颜婉语，以壶承其唇，一口一口地将人参汤喂给洪承畴，然后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经过数天的努力，洪承畴终于归顺清朝，并为清朝平定中原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在皇太极生前，孝庄在后宫的地位并不显赫，后宫统摄一切的是她姑妈博尔济吉特皇后，而受到皇太极专宠的则是她姐姐宸妃。
由于孝庄经常关注清廷的政治活动，她的政治素质和才能得到了磨炼，在以后每每遇到重大突发政治事变时，她的出色才能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皇太极死后，孝庄为了保护自己年幼的儿子福临平安无事，施展手腕，笼络皇太极之弟、摄政王多尔衮，终于使福临坐稳了皇帝的宝座。孝庄是如何笼络多尔衮的？官修的史书实录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私家着述也没有留下更多的记载，后来民间一直津津乐道地认为，孝庄向多尔衮献出了自己。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但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人们对这对年轻叔嫂间的关系难免议论纷纷。
顺治临终时，原属意于次子福全，但孝庄看中玄烨，于是说服了顺治改立玄烨，也就是后来智擒鳌拜、平三藩、屯守台湾、驱逐沙俄、平灭准噶尔叛乱、开创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康熙和孝庄太皇太后祖孙两人的感情非常深厚，孝庄从不直接干预朝政，但却时刻关心和帮助康熙，给他讲一些治国修身之道。她经常告诫康熙：“古称为君难，苍生至众，天子以一身临其上，生养抚育，莫不引领，必深思得众得国之道，使四海咸登康阜，绵历数于无疆，惟休。汝尚宽裕慈仁，温良恭敬，慎乃威仪，谨尔出话，夙夜恪勤，以祗承祖考遗绪，俾子亦无疚于厥心。”康熙皇帝之所以文治武功大有作为，其中也有孝庄的贡献。作为母亲和祖母，孝庄对顺治和康熙投入更多的是对他们品行的教育。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十二月，孝庄皇太后病危，康熙隔着床幔看护，衣不解带，水米不进，昼夜不离左右，并亲自率领王公大臣步行到天坛，祈告上苍，祈求祖母平安。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终于走完了她的一生，以75岁的高寿安然薨于慈宁宫，被谥为“孝庄仁宣诚宪恭懿翊天启圣文皇后”。根据孝庄的遗愿，她死后没有与皇太极合葬于北陵昭陵，而是暂安奉殿长达38年之久，直到雍正三年才在关内匆匆动工营建陵寝，然后将她下葬，然而却被孤立于清东陵的风水墙外。
据史书记载，孝庄之所以没有与皇太极合葬一处，是因为她病危时，曾对康熙皇帝说过：“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有的研究者认为，孝庄遗嘱中“不忍”云云，不过是一种托词，其实是因为她下嫁多尔衮，无颜于黄泉下与本夫相见。也有人认为，遗嘱本身可能是朝廷精心设计的伪词，为下一步丧葬处置作铺垫。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要说明孝庄葬不从夫的真正理由，恐怕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太后下嫁”这个问题。
孝庄皇太后究竟有没有下嫁摄政王多尔衮？这个问题是清初历史中的一个未解之谜，多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太后下嫁”的说法，并把它与“世祖出家”、“世宗夺嫡”并列为清初三大疑案。虽然民间流传甚广，但真正见诸文字的，只有清末刊行的明朝遗臣张煌言着《苍水诗集》，其中《建夷宫词》有一首诗就是影射太后下嫁的。诗是这样写的：
上寿觞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慈宁宫是皇太后的居处，春官指礼部官员。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昨天礼部呈进了预先拟定的礼仪格式，因为正遇上太后结婚典礼。
那么，单凭这首《建夷宫词》是不是就可以为“太后下嫁”一事下定论呢？我们不妨看一下有关资料，从几个方面来进行判断。首先，张煌言做诗时间大概是顺治六七年间，当时清宫的太后有两位，一位是正宫孝端文皇后，当时年近50，不可能嫁给30多岁的多尔衮，另一位就是福临的母亲孝庄文皇后，她比多尔衮小两岁，因此诗中所指的太后下嫁只能是孝庄。然而这毕竟还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诗歌吟咏，是不能作为史证的。
孝庄死后不久，康熙帝下旨将慈宁宫新建的五间新殿一并拆除，迁至东陵附近，理由是太皇太后在世时曾多次说起很喜欢这五间新殿，因而决定让这五间房子做奉殿，供孝庄的遗体“暂安”。可是据东陵故老相传，当年安放孝庄遗体的暂安奉殿内，四壁刻满了孝庄下嫁多尔衮时百官的贺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当年太后下嫁的传说就不是空穴来风了，而且康熙的做法颇有点做暂安奉殿是假，避嫌是真的味道了。
清朝灭亡以后，民国政府教育部在清理礼部档案时，发现存档的历科殿试策文颂圣处有颂“皇父摄政王”字样，在皇上之前，并双抬写。后来清理大库红本（皇帝御批文件）档案，也发现自顺治四年以后，内外奏疏多有“皇父”的称呼，与“皇上”并列，与蒋良骐《东华录》记录的顺治五年诏封皇叔父为皇父摄政王、顺治八年追论多尔衮罪状诏中“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等语正好互相佐印。
将史籍中的点滴记载串联起来，可以看到，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先是被加封为叔父摄政王，旋又加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四年，多尔衮开始不再御前跪拜；大约在顺治四年年底，顺治帝称多尔衮为“皇父”，诸臣上疏开始称“皇父摄政王”，遇元旦或庆贺大礼，多尔衮与皇帝一起接受文武百官跪拜，完全是一副太上皇的威势。
还有朝鲜《李朝实录》中也有一段文字涉及“皇父”，细读起来颇可玩味：“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朝鲜国王）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自点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一事，与皇帝一体云。’郑太和曰：'敕中虽无此语，似是已为太上矣！’上曰：'然则二帝矣！’”意思是说朝鲜国王问手下官员：“皇父摄政王”做何理解？金自点用清廷使臣的话来回复，说是皇父摄政王的朝贺之礼与皇帝相当；郑太和更是看破其中关系，道出多尔衮已做了太上皇，实际上就是说多尔衮已经当了皇帝的父亲。
再看多尔衮死后享受的待遇：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初九，多尔衮出猎时死于喀喇城（今河北滦平），顺治帝亲自祭奠于郊外，命臣民为其服制，用皇帝丧仪，还尊摄政王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神位附太庙（祭祖之地）。这种待遇，除了皇帝本人，只有以旁支入继大统的皇帝的生父才配享用，无论作为皇叔或者作为辅政大臣，多尔衮都根本不可能享此待遇。
根据以上史实，孝庄纡尊降贵，下嫁多尔衮之说似乎是“铁证如山”了。
不过，也有研究清史的学者不认同这一说法，认为张煌言是反清廷的，其诗不能作为史实根据，如真有其事，在当时其他文人的着述中也应该或多或少有所反映。而清末民初刊印问世的大量前清私家着述，除了张煌言的诗之外，没有任何史料可以直接证明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尸骨未寒即遭清算，也从反面否定了下嫁之说，因为如果真有其事，顺治出于维护孝庄和自己的名誉尊严，也应该维护多尔衮才是。况且，帝后分葬在清朝也不乏其例。因而下嫁之说只不过是“敌国”（指南明政权）散布的谣言而已。
据说，当年太后下嫁时曾以顺治皇帝名义诏示天下，操办婚礼的礼部还专门搞了一套婚礼仪规，洋洋六大册，称为《国母大婚典礼》，而这份诏书及《典礼》至今未被发现，只有发现了这两份物证，“孝庄下嫁”之事才算真正水落石出。而一天不发现，围绕这一疑案的不同传说和猜测就永远也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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