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这年的七月二十一日，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明神宗朱翊钧驾崩。
太子朱常洛在次月的八月一日正式继位，年号泰昌，是为明光宗。
然则，令人震惊的是，三十天以后的九月初一日，在位仅仅三十天的泰昌帝朱常洛，突然驾崩。
而朱常洛的死因，成为明朝末年的一宗宫廷疑案，对明朝政局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据记载，当时病重的朱常洛是吃了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的两粒“红药丸”后，第二天早晨突然驾崩的。
所谓红丸，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取处女初潮之经血，谓之“先天红铅”，加上夜半的第一滴露水及乌梅等药物，煮过七次，变成药浆，再加上红铅、秋石、人乳、辰砂、松脂等药物炮制而成。
所以，明朝很多大臣认为，朱常洛的死，内中隐藏着巨大的阴谋，是有人以“红丸弑君”。
他们便把矛头指向有嫌疑的万历宠妃郑贵妃家族、首辅方从哲、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生以及直接献上红药丸的鸿胪寺官员李可灼。
由此，这件疑案一直被明朝的百官上书议论折腾，直到四年后的明熹宗天启四年才告一段落。
由于这件疑案是由“红药丸”导致明光宗驾崩引起，史书便称这件案子为“红丸案”。
“红丸案”与此前的“梃击案”以及与红丸案几乎同时发生的“移宫案”，并称明末三案，在明朝朝廷里引起过轩然大波，对明朝末年的政局和党争产生过巨大影响。
那么，红丸案的真相到底如何？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其中到底有没有“弑君”的阴谋？诸位听我快快道来。
明神宗万历九年的冬天，万历皇帝朱朱翊钧去慈宁宫给自己的母亲李太后请安，在慈宁宫，他看上了宫里一个王姓宫女，一时兴起，将其临幸。
十个月后，万历十年的八月，这个王姓宫女生下一个儿子，这就是万历皇帝的皇长子朱常洛。
由于万历皇帝的皇后一直没有生子，所以万历皇帝没有嫡子，无嫡立长，则皇长子朱常洛应被立为太子。
然而，万历皇帝并不喜欢朱常洛，因为他嫌弃朱常洛的母亲是个宫女，所以一直没有立朱常洛为太子。
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郑贵妃给万历生了皇三子朱常洵，郑贵妃因此被加封为皇贵妃，她恃宠而骄，想让万历皇帝立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甚至在床笫之间逼迫万历皇帝立下誓言。
但是明朝的文武百官要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因为这件事，万历皇帝和文武百官争执了十几年，史称争国本。
最后李太后下场支持皇长子朱常洛，万历皇帝才最终屈服。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十月，万历皇帝终于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争国本事件最终落下帷幕。
万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驾崩。
八月初一日，皇太子朱常洛继位。
令人没想到的是，朱常洛刚继位十天，就开始患病。
八月十日，朱常洛身体微恙，召见太医诊病。
八月十三日，朱常洛带病来到午门，接见了文武百官。
八月十四日，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私自给朱常洛进药，其中包括大黄。
大黄在中医上是一种泻药，这导致朱常洛一天拉肚子三四十次。正常人都受不了，何况生病的人。
八月二十一日，朱常洛病重。此时朱常洛已经“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罢软，不能动履”。没两天朱常洛就病卧在床，下不来床了。
八月二十三日，朱常洛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召见了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内阁大学士和其他官员共十三人，其中包括官职很低本没资格被召见的给事中杨涟，朱常洛的皇长子朱由校也被叫来。
这些人包括内阁首辅方从哲、次辅刘一燝、内阁大学士韩爌，英国公张维贤，尚书周嘉谟、李汝华、孙如游、黄嘉善、黄克缵，都御史张问达，给事中范济世，御史顾慥等。
八月二十九日，朱常洛感觉大限已至，病入膏肓，再次在乾清宫病榻上召见内阁首辅方从哲等官员。
在这次召见中，发生了三件事儿。
一，朱常洛问首辅方从哲皇陵修好没有，方从哲以为朱常洛在问先皇万历帝的皇陵，便据实回答了，谁知道朱常洛说，我问的是我的皇陵。
方从哲等官员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只能跪下说点安慰的话，比如高呼“圣寿无疆”。
之后朱常洛便开始托孤，他说要立皇长子朱由校为太子，希望这些大臣把朱由校培养成尧舜一样的圣主，这一年朱由校十六岁。
二、朱常洛最宠爱的妃子是李选侍，也住在乾清宫里，她为了能争权夺势，当上太后，便把皇长子朱由校带在身边。
朱常洛在病榻上说，要封李选侍为皇贵妃，李选侍带着朱由校在闱帘后面听到了，不满意，把皇长子朱由校一把推了出来，要朱由校说是封皇后。
朱由校的生母并不是李选侍，而是王选侍，曾经遭到李选侍迫害，最终病死，现在他又被李选侍挟持，所以朱由校后来很害怕李选侍。
三、朱常洛托孤完以后，问首辅方从哲，先前有个鸿胪寺官员要进献“红药丸”的在哪里？于是派太监把要进献“红丸药”的鸿胪寺卿李可灼传进乾清宫。
然后李可灼就进献了一颗他自制的红丸药，同时在乾清宫里现场鼓捣药，朱常洛便服用了一颗。
因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从哲奏：“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上即命中使宣可灼至，诊视，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趋和药进，上饮汤辄喘，药进乃受。上喜，称忠臣者再。《明史纪事本末》
朱常洛吃了李可灼进献的红药丸后，似乎感觉身体好了一些，暖润舒畅，思进饮膳，众大臣欢呼雀跃，放心地退出了乾清宫。
于是到了这天的中午时分，朱常洛再次召见李可灼，令其再次献上红药丸，所以朱常洛又服用了一颗红药丸。
结果，到第二天，九月一日（这年八月是小进，只有二十九天）五鼓，也就是凌晨三点到五点，朱常洛突然就驾崩了。
由于泰昌帝朱常洛从继位到驾崩，正好当了三十天皇帝，历史上便称他为“一月皇帝”。
这就是红丸案的大体经过，但是事情并没完。
泰昌帝朱常洛突然驾崩以后，文武百官就开始怀疑有问题，一开始有人说是“庸医杀人”，后来有人越想越多，甚至说这是弑君。
然后满朝文武议论纷纷，有很多官员，特别是言官，六科给事中和督察院的御史等，开始给太子上疏，直接指出其中的疑点。
等太子朱由校继位，这件事仍然没有平息。
言官们首先把矛头指向给朱常洛进献红药丸的鸿胪寺丞李可灼，和给朱常洛吃泻药大黄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崔文升此时管理着药膳房。
他们认为，朱常洛本来没有大病，是崔文升先给朱常洛用了泻药，导致朱常洛病情加重，李可灼又给朱常洛进献红药丸，导致朱常洛最终突然驾崩的。
比如给事中杨涟作为托孤大臣就问了，崔文升不过是管理药膳房的司礼监太监，又不是御医，他有什么资格私自给皇帝进献药物，还在里面加了大黄这种猛药？如果这里面没有阴谋，谁信呢？
杨涟又问了，这红丸药是什么东西？是丹砂等等制成的东西，是有害的，作为首辅的方从哲，不但不阻止李可灼进献，还把李可灼要进献这种毒药的消息告诉皇帝。
而泰昌皇帝死后，内阁首辅方从哲以皇帝的名义，奖赏了这两个人，当有言官攻击这两个人的时候，方从哲对这两个人进行了庇护。
于是言官们比如左光斗、邹龙标，还有一些在场的托孤大臣，比如杨涟，周嘉谟等人，便又把矛头指向了首辅方从哲。
这些言官和大臣，很多都经历过五年前的梃击案，当时方从哲就是首辅大臣，于是他们认为方从哲跟梃击案背后的主谋、万历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有关，于是又把矛头指向了郑贵妃。
于是，很多大臣们认为，红丸案是一场弑君的阴谋，即便没有弑君之名，至少也有弑君之实，毕竟一个月前身体健康的泰昌帝，吃红药丸给吃死了。
这里有必要先讲一讲梃击案，因为言官和大臣们把这两个案子牵扯在一起，认为都是针对朱常洛的。
前面咱们说过国本之争，郑贵妃最终以失败告终，朱常洛被立为太子。
问题是郑贵妃并不甘心，她仍然抱着争夺太子之位的念头，后来又因此生出了“梃击案”。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的黄昏，有一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欲刺杀太子，击伤守门太监，太子内侍韩本用闻讯赶到，在前殿逮捕该男子。
经过审问，张差供出幕后的主使者是郑贵妃宫里的两个太监，以及郑贵妃的哥哥、国舅郑国泰，于是文武百官交章论疏，要求严惩幕后黑手，并把攻击的矛头指向郑贵妃。
攻击郑贵妃最激烈的，就包括官职比较低的给事中杨涟，就是由于这次事件，当上太子的朱常洛对杨涟产生好感，让本没资格的杨涟成为托孤大臣之一。
万历皇帝有意庇护郑贵妃，便让郑贵妃去向太子朱常洛求情，朱常洛因不得父皇宠爱，面对父亲要庇护郑贵妃这种局面，也只能选择原谅。
文武百官担心郑贵妃恃宠而骄，继续操作陷害太子，万历皇帝最终会更换太子，他们便更加猛烈地向万历皇帝呈上奏章，奏疏像雪花一样飞进大内。
在这么大的压力下，二十多年没上朝的万历皇帝，不得不带着太子朱常洛接见了文武百官，假装父慈子孝，将张差和两个太监判死，给文武百官一个交代，但是在万历皇帝的庇护下，还是放过了郑贵妃和郑国泰。
梃击案暂时告一段落，问题是文武百官已经洞悉郑贵妃的权力欲望。
而经过梃击案，郑贵妃臣服，朱常洛的太子之位终于稳固。
然后有人循着梃击案，一直到红丸案，发现了这其中有着很多暗中的联系。
比如，梃击案后，郑贵妃向太子朱常洛屈服，还给朱常洛献上金银珠宝和八名美女，他们认为郑贵妃没安好心。朱常洛继位的时候，脉搏很雄健，结果半个月后就病入膏肓，有人认为是这些美女让朱常洛身体垮掉了。
比如，给朱常洛私自进药，还加了猛药大黄，导致朱常洛一晚上拉三四十次肚子的司礼监太监崔文升，原本是郑贵妃宫里的贴身太监。有人就怀疑，崔文升给朱常洛下猛药，是不是郑贵妃授意的。
又比如，梃击案时，内阁首辅方从哲就刻意地庇护郑贵妃和国舅郑国泰，现在他又庇护崔文升和李可灼，那么，方从哲会不会跟郑贵妃私下里有什么勾结。
然后，有人又发现，与红丸案同时发生的“移宫案”的主谋李选侍，似乎跟郑贵妃也有勾连，说是郑贵妃给朱常洛进献的八名美女之一，就是李选侍。
林林总总，很多人就抓住了这两个案子都是针对泰昌帝朱常洛的，便把这些事儿全都联系在了一起。
这件事就一直闹腾，当然，他们主要集中在首辅方从哲身上，比如给事中惠世扬就上了一道奏疏给刚即位的天启帝，说方从哲有三当诛杀的罪名等等。
这个时候，疑点被一部分人揭示，不仅言官参与进来，连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督察院都御史等六部九卿都参与进来了，共有几十名官员连续上疏弹劾方从哲。
他们一致的要求是，杀了崔文升李可灼等人。
一直闹到四年后的天启四年，这件事才算有了一个结果。
当时议定，李可灼被定罪发配边疆，而崔文升则被贬到了南京。方从哲没有被治罪。
1625，天启五年，魏忠贤辑录“梃击”、“红丸”、“移宫”三件事编成《三朝要典》以倾轧正直的人，于是免去了李可灼的戍边之罚，任命崔文升督导漕运。
这件事儿，直到崇祯帝继位后，清除阉党及其余孽之时，曾又一次被翻了出来。
红丸案最大的疑点就是，崔文升和李可灼他们进药，到底是不是有意的？
如果不是有意的，那就是“庸医杀人”，如果是有意的，那自然是“弑君”。
根据我看了好几种各种不同的史料和当时朝廷大臣的奏疏，我倾向于是庸医杀人。
因为，明光宗朱常洛死前数次召见了好多位大臣，包括内阁首辅，还有东林党的杨涟等人，他们是知道崔文升进药的，而李可灼进献红丸药的时候，更是有十几名大臣就在当场，所以基本可以排除是有意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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