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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江山图

作者简介

《千里江山图》画卷尾部蔡京的题跋点明该作品作者为“希孟”。清初收藏家梁清标的标签上及清代书画鉴藏家宋荦的《论画绝句》中提出希孟姓“王',从而确认其作者为“王希孟”。[5][4]
王希孟的平生史料记载较少。根据已有史料推断,其生于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1107年~1110年,以“士流”的出身进入画学学习,是画学招收的第二批生徒。结束学业后被招入“禁中文书库”,负责整理、归档书艺局的相关资料。1112年至1113年之间,王希孟奉宋徽宗旨意,耗时半年创作了《千里江山图》。[7]

创作背景

据史料记载和千里江山图中北宋宰相蔡京提拔中的“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可知,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是在宋徽宗“亲传笔法”的指导和帮助下完成的。[5]
千里江山图乾隆题词
后人对宋徽宗政绩评价不高,但并不否认其艺术上的独到见解。宋徽宗利用他的权力和影响力,设立画学,并设立专门从事绘画的机构:翰林图画院,全力支持绘画艺术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绘画方面的人才。宋徽宗在审美方面也是独树一帜,并以此为依托,推动了宋代院体画的迅速发展。在徽宗的推动下,宋代院体画得到长足发展,形神兼备的特点日益凸显。[8]
《千里江山图》受北宋时期绘画复古倾向的影响,在吸收了晋唐青绿山水的积色语言基础上,综合北宋青绿山水画勾皴与染色相结合的画风,形成了独特风格。[9]

创作主题

《千里江山图》中,既有表现山川河流的内容,也有表现人文生活的内容。[8]
千里江山图(局部)
整幅画作的内容,在囊括画家足迹所至的诸多地域景致的基础上,还适当加入了画家的主观想象。南到闽东南沿海的仙游(今属福建莆田)九鲤湖,北到北宋都城开封。长卷式全景构图,使画面中山河呈现延绵不绝、千山万壑的景象。[5]
与一般山水画不同的是,《千里江山图》为迎合宋徽宗的需求,除了波澜壮阔的山水,也记录了北宋百姓的生活百态。画中以不同的人物动态衬托山水,丰富画面。画中人文景观大致可分为行旅、观景、雅集、劳作四个主题,表现出了国泰民安的理想生活状态。[8]

画面构图

从画面结构上看,画家充分利用传统的长卷形式所具有的多点透视特点,将景物大致分为六部分,每部分均以山体为主要表现对象,各部分之间以长桥或流水连接,使各段山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巧妙地连成一体,达到了步移景异的艺术效果。画面中的山峦、树木虽多,但是布局给人相互呼应之感,画中的人物、植物、船只、画舫的比例也有考量,大小对比明显。画面构图“景疏密、巧布局、引天地、入画里”,使视觉上具有“咫尺有千里之趣”[10][11]

山体

《千里江山图》中多处“U”形山谷造型,左右高峰各为冰川刃脊。群山排列遵循散点透视原则,由七大组群山组成,每一组山峰都是主峰和众多副峰的有序组合,结合江河形成有联系的“岛链”。[12]
《千里江山图》卷首第一个群山组与第二组之间以小桥相连,第三组和第四组之间以长桥相连,最高的主峰在第五组,拔地而起的高峰作为全卷的高潮,然后山势连连。[13]
千里江山图山体与栈桥
画中的每一组山都不是简单的重复,每一个横向循环中均会出现很多新的变化,比如山势造型的变化、瀑布和溪流的增减、建筑群差异等,使画面布局周密有序。[8]

湿地

《千里江山图》整体展现湿地地貌类型的开阔水域,近处水草丛生,远处烟波浩瀚。它与鄱阳湖周围的湿地和沼泽非常相似。画中群山和水泊的造型元素,大多来自王希孟在鄱阳湖的湾流里眺望庐山各峰时所见的景象。[14]
千里江山图山水
为了丰富画面,画家根据过往见闻,汲取了海边的地貌特色,画了一些水边礁石。并且在画中点缀南方树种和编织物。画中曾多次出现的竹林、樟树、桂花树等植物,还出现了如竹篱笆、竹扉、蓑衣、笠帽等竹制品。[15]

瀑布

《千里江山图》画中除了出现了许多水潭、流溪,还有多个瀑布群。[15]
四叠瀑布
画家除了汲取庐山三叠瀑的雄伟景象并将其综合到画面里之外,也在画面中加入仙游(今属福建莆田)九鲤湖才能遇到的双瀑与四叠瀑同时出现的自然景观。双瀑是左右一对瀑布同注一潭,仙游称之为“双箸”,四叠瀑是上下瀑布的组合群,它连续四次跌落悬崖,极为罕见。[15][12]
双叠瀑布

船舶

画家在开封文书库供职时,附近的汴河常有船只出没。实物和同期的艺术创作对画家产生了一定影响:画中船有十余种,有客船、水上船、渔船、双体船、脚踏船、小舢板等。这些船的外形均具有在内陆河湖行驶的船舶特征——低帮平底。[5]
千里江山图船只
画中漕船和客船除了不是“人字桅”之外,其样式、结构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笔下汴河的漕船、客船十分相似。张择端对漕船的解构,和精细表现可眠式桅杆、尾舵、大撸和船篷等船体结构的手法,对王希孟创作《千里江山图》有所影响。[14][12]

屋宇

《千里江山图》中有书院、亭桥、农舍、寺院、崖居、渔村、磨坊、道观、酒肆等各式建筑,并且建筑结构以瓦房为主,彰显出画卷中百姓的富庶程度。[2]
中国工程院院士、书画鉴定家傅熹年先生确定此画具备江南或江浙特色,除了影壁为夯土墙之外,“房屋墙都是白粉墙,柱子露明,可见是很薄的编竹或苇抹泥的墙,与现在江浙传统住宅的做法同。” 画中建筑用途主要是寺观、书院、酒店、水磨坊等,以及渔家和农家村舍,建筑多次出现干阑式和吊脚式建筑、各类木制桥梁等。[16]北宋重读书、兴书院,画中屡屡出现的大小书院,正是这个时代的反映。[12]
千里江山图农舍
画中建筑除具有江南或江浙特色外,也有若干建筑来自其他地域。比如画家在一座寺院的一侧绘有一座低矮的僧塔,为方形三层石构。而在现实生活中,仙游(今属福建莆田)菜溪岩有一些与此同类的四方僧塔,如一座方形舍利塔,高1.5米,建于唐代。[2]
千里江山图长桥

桥梁

画中有各种各样的桥梁,如长桥、亭桥、板桥、拱桥、人字桥等,均以木构为主,体现出南方山区建桥的用料特性。[7]
其中在北宋具有唯一性的桥梁是木构长桥。傅熹年先生认为,该长桥的原型极可能取自于江苏吴江(今属苏州吴江区)的长桥(一称利往桥、垂虹桥),位于吴江县城东门外,始建于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原为木桥。该桥在元代改为石桥。[16][15]
桥的正中还建造了一个十字廊,以避风雨,上下两层,廊内有路人休憩。关于十字廊,画中也多次出现,桥下有大船停泊,这是是唐宋时期流行的样式。[15]

人物活动

画中人物动态多符合南方生活习惯。[8]
活动大多围绕着出行和捕鱼展开,画卷中各式各样的船倚靠在江边,显得尤为密集。画中船工们大多用篙撑船,有专门的纤夫和船夫负责拉运、撑船。还有小渡船向大客船转送乘客的画面。也有撒网、插秧播种、庭院修建打扫等百姓日常劳作生活场景的细致描绘。[8][5]
千里江山图渔船
其中出行没有车辆和马匹,除了个别人物使用毛驴外,画面人物主要以舟船为主要交通工具,符合“南船北马”的习惯。画中有三处在船上挖河泥的情景,与江南河网地区的积肥方式相符合。[8]

绘画技法

设色

《千里江山图》的绘制,第一步先用墨线勾定物象轮廓,打好粉本;第二步用赭石来上色为后续绿色做铺垫,通过冷暖对比起到更加鲜亮的效果。画面中远山多以赭色为主,水天交界处也多以赭色渲染,或者用以渲染前后两块石头的后面一石,来彰显空间变化;第三步是石绿,即用绿松石或孔雀石来上色;第四步还是用绿上色,使得色彩层次更加丰富;第五步是青,来完成最后一步铺色。[11][6][10][17]
千里江山图(局部)
石青、石绿是画作的主要颜料,用以渲染树叶以及山峦顶部,凸显青山叠翠之感。画中中、近、中景的山顶和阳面石青、石绿纯度很高,有的部分几乎用的是纯色,在过渡部分及阴面掺少量水墨。水墨和石青、石绿,以及石青和石绿之间是有丰富过渡层次的,故而全画颜色鲜丽但并不突兀。远山及天空上部,用淡青绿颜色蘸淡墨刷染而成,或三分色七分墨,或七分色三分墨,既拉开了与近中景山峰在视觉空间上的距离,也衬托了近中景山峰颜色明亮的程度。[18][11][10][17]
花青、藤黄、胭脂是植物质颜料,透明性较强,王希孟运用植物质颜料画出湖面清波荡漾的感觉,自然通透。石青、石绿为主色调的画面,在整体统一的蓝绿色调中寻求丰富的变化,与重彩青绿的画法一脉相承。[8][6]
矿物质颜料属于不透明颜料,所用石青、石绿亦具有较强的覆盖力,王希孟用矿物质颜料寓江山永不变化。传承至今,尽管年代久远使画面部分颜色存在脱落、消褪,但画作总体还是保持其艳丽清晰的本色。[1][6]
颜料
《千里江山图》中主要以炭黑、赭石、孔雀石、蓝铜矿等矿石颜料为主。其中,墨是中国画最独特的特征,墨的主要成分是碳元素以非晶态的存在,在画中多有使用。赭石色是一种独特的红色,颜料来自于赤铁矿赭石,为红色或深红无定形粉末。颜料“石绿”是指孔雀石,孔雀石是一种古老的玉料,呈不透明的深绿色,作为绿色颜料在《千里江山图》中大量使用。孔雀石与“石青”蓝铜矿紧密共生。蓝铜矿由于产出极少,古人多拿来做名贵的天蓝色颜料。孔雀石、蓝铜矿都属于有毒矿物颜料,用于画作能够保护绢本避免虫蛀。画面中还有少量使用蚌壳或贝壳,将其研磨碎至粉末成的白色进行上色。[19][18][10]

画法

在技法上,作者巧妙运用“网巾法”来表现水面,山脚到湖面处的水草用短笔点苔。画中点苔运用较为频繁,浓墨组合,点线交错。在描绘水面时还是用汁绿打底,以较浓的汁绿色细勾水纹,以淡汁绿色反复罩染水面,丰富了“网巾法”的变化。[1]
千里江山图(局部)
在山水画的用色技法上,王希孟注重与前朝风格和技法的结合,将皴、擦、点、染完美应用,并形成了画家独特的青绿山水画风格。画面近处的设色采用厚画法,远处的设色采用薄画法,画家通过这种不同薄厚的处理来进行空间的区分。石头和山体在技法上延续了李思训的“线”法并加以创新,先以淡墨勾定山石轮廓,皴法的使用以披麻皴和斧劈皴为主。在勾勒山体时使用荷叶皴,而刻画山脚则使用短披麻皴,山头较为浓重的石青和石绿、山脚的赭石则应用墨线皴进行勾画和衔接。石青、石绿颜料使用多次重叠的技法反复赋色,使画面具有厚重感。[14][16]
山水间将多种视角交叉其中,使树木、花鸟、房屋、小桥等物象互相联系,人物形象各异,形态虽小,却在厘米之间表现出丰富的动态,衬托出丰富的画面感,使观看者有时如立足山巅,有时像行走在山脚,有时又像远在山外。[5][8]
天空的画法相对于厚重的山体山石,则是先用湿画法平染加墨,再晕染颜色,用色较淡。房屋、小桥造型却极为写实。[12]
运用罩染法刻画出树体的精细,加强了树体的厚重感,又用点墨法进行树叶的刻画,绘画技法多变,用色墨一一点出树干和花叶。《千里江山图》虽有多重色覆盖,但整幅画作变化多端,山头坡脚不同的皴染方法,不同的皴染纹路,刚柔相济。纵览全画,以青绿为主色调,在二色中又表现出多样的色彩变换,给观者以目不暇接之感。[5]

流转历史

北宋至南宋

1112年~1113年,王希孟按宋徽宗要求绘制《千里江山图》。1113年,宋徽宗将《千里江山图》赐给北宋宰相蔡京,蔡京题跋:“政和三年闰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1126年,蔡京被钦宗废黜,财产被查抄。同年,金军攻破汴京,《千里江山图》散佚,南宋理宗朝时再次被收藏到宫中。[4][5][14]
千里江山图(局部)

元明清

进入元朝,《千里江山图》流落宫外,为元代高僧溥光所藏。明末清初被梁清标收藏,后随其多数藏品一并流入清宫,该图被乾隆皇帝著录在《石渠宝笈·初编》里。1922年11月25日,清宣统皇帝溥仪以赏赐其胞弟溥杰的名义盗走《千里江山图》,后该图被转移到长春溥仪伪皇宫“小白楼”里。[20][5][21]

民国至今

1945年抗战胜利之际,溥仪落荒而逃,被苏军在沈阳北陵机场擒获,“小白楼”里的书画名迹遭到伪满洲国宪兵的哄抢。《千里江山图》解放初在北京的文物市场露面,被古董商靳伯声所获,转给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今中国国家文物局)。1953年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12][7]

后世影响

《千里江山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元代书法家溥光曾评价此画:“其功夫巧密处,心目尚有不能周遍者,所谓一回拈出一回新也。又其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使王晋卿、赵千里见之亦当短气,在古今丹青小景中,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11][17]
受其影响, 其后的南宋赵伯驹、赵伯在山水画坛上创造出“水墨苍劲, 青绿柔美”的新风格。马远、夏圭在青绿山水章法布局上,创造出边角取景法。刘松年在水墨山水再着石青与石绿等色,创有小青绿山水。以王希孟为代表的宋代青绿山水画也影响了如元代钱选,明代蓝瑛以及清代袁江、袁耀,近代张大千等后世画家。[11][17]
从现代美学角度来讲,该画作虽历经千年历史变迁,但仍能保持亮丽的色彩,也为现代山水画创作和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如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冬奥会核心图形”的设计中就融合了《千里江山图》元素。作为中国青绿一体的典范之作,《千里江山图》在世界上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日本画中就对青绿山水画的技法风格有所借鉴,如赤羽末吉的作品《木匠与鬼六》。[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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