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神秘的明定陵地下玄宫的石门被打开，定陵内的棺椁和陪葬品呈现考古队员面前。高大神秘的地下宫殿，旷世绝伦的文物珍宝，让大家激动不已。但这条消息并没有马上公布，而是将消息封锁了两年才对外发布。
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被打开。陵墓是一座地下宫殿，全部用大块青白石砌成的拱券，有两层楼高、八十多公尺长。在后殿里放着三口一人多高的朱红色棺材，明朝第十三个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两个皇后都躺在里面。
尸体已腐烂，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尸骨周围塞满了无数的金银玉器和成百匹的罗纱织锦。这些锦缎时经三百余年，有的还金光闪闪。织锦品的发现，对了解和研究久已失传的明代特有的丝织技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发掘现场
这条被封锁了两年多的消息一经发出，全世界考古界为之惊动哗然。美联社的报道这样描述到—— 这是中国自成立后有计划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墓。它从1956年5月开始动工，至1958年7月结束，为时两年零2个月。一切迹象表明，定陵的发掘是由一批实力雄厚、训练有素的专家完成的。据观察家分析，这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考古发掘，说明红色中国的考古学事业正在走向成熟……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事却慢慢没了消息。大家最为关心的是：那三口用金丝楠木精制而成的巨大朱漆棺椁现状如何？三具骨架完好头发软而有光的帝后尸体存放何处？那金光闪闪，囊括了整个中华民族丝织技术和人类纺织技术高峰的几百匹织锦珍品又在哪里？30年过去后，整个学术界却没有一篇有关定陵发掘的学术性报告问世。这样的情况让国内、国外的专家学者和考古爱好者都望眼欲穿，也渐渐失去了希望。
三口棺椁原始位置图
后来终于有人忍不住四处打听消息，全世界的爱好者也纷纷写信询问情况。他们有的失望不解、有的愤怒不堪……一位香港的华人女科学家在信中愤然写道：“定陵发掘近三十年而不出一篇学术报告，如此巨大的时间间隔是世界考古史上绝无仅有的。我真担心，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及祖宗留下的基业，会毁于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之手……”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遗迹遗物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发掘都是对遗迹遗物的破坏。因此，考古工作者往往采取最妥当最严密的方法，使这种损坏降低到最低程度。
在定陵挖掘工作开展后，由于考古队是第一次发掘帝王陵寝经验不足，光是寻找到陵寝的地宫入口就耗费了200多天。在真正打开地宫入口后，许多人都被地宫内恢宏的陈列惊呆了。在随后的对地宫内陵寝的陪葬品进行清理和保护时，很多临时叫来的考古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也没有很多的实际经验，加上当时我国在文物保护处理贮存方面的技术设备落后，没能很好的把文物都保护下来。
按照考古惯例，完成发掘工作只做了一半的事，最重要的工作还在后面。考古人员要将出土器物进行整理，写出全面的发掘报告，这才算完成了全部的工作。但定陵的发掘却不是这样，发掘工作完成后考古工作队就早早解散了，这对文物的保护和发掘报告的整理起草都造成巨大的影响。定陵发掘工作于1958年完成，到1979年底再回去整理器物、编写报告，这中间间隔了整整20多年，很多文物已经被损坏面目全非了。
定陵打开后，经过两年的紧张发掘，共出土文物近3000件，其中不少为稀世珍宝。除了棺椁内的随葬品外，棺椁外的随葬品也十分丰富，帝后的棺椁附近有29个朱漆木箱，箱内装满了金银器、冠、带、佩、饰、铜锡明器、武器、谥册、谥宝和木俑等物，共计2648件，其中不少珍品均属首见。
其中金器有数百件，其中以帝后的金冠、金酒注、金爵杯尤为精美。朱翊钧的金丝翼善冠，全用极细的金丝，采用多种工艺编织而成，且堆垒出二龙戏珠图案，孔眼匀称，外表不露任何接头痕迹，尤其是龙的造型生动有力，气势雄浑。
出土的皇后凤冠有四顶，孝端皇后的一顶上有三龙两凤，龙是金制，龙口衔珠宝，左右两龙各衔长串珠结，凤口衔珠滴，凤上满饰翠云，这翠云是将翠鸟的缘羽攒点在硬纸上，此点翠的方法没有流传下来。冠的里面是用漆竹丝做的圆锥，边缘上镶着金制口圈。
另三顶是十二龙九凤冠、九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这六龙三凤冠最为精美，六条用金丝编织的龙雄踞居于凤冠上，昂首欲腾；三只用翠鸟羽毛粘贴的凤屈居于下，展翅若飞。龙、凤均口衔珠宝串饰，在满饰大小不同的用珍珠宝石缀编的牡丹花术圈及点翠的如意云及花树之间穿行嬉戏。冠后的六扇博鬓，左右分开，如五彩缤纷展开的凤尾。此凤冠珠光宝气，富丽堂皇，共有红、蓝宝石128块，珍珠5400多颗，重2905克。
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明永乐三年定制，皇后礼服，其冠九龙四凤，而定陵出土的凤冠龙凤数量与史料记载不同，这对研究明代典章制度很有价值。
金器中还有金酒注、金爵杯十分引人注目。金酒注的注体上遍刻云龙花卉纹，注腹两侧各镶以白玉雕成的盘龙，龙的眼睛嵌以鲜艳的红宝石，具有“画龙点睛”之意。
金爵杯的爵腹外壁压刻半浮雕式的二龙戏珠及海水江芽流水纹饰，三足及二柱各刻龙首纹。金托盘口沿及腹内壁刻勾连云纹，底内壁压刻龙赶珠图案及云纹。爵底外壁还刻有铭文“万历年造足色金重五两一钱七分”。
金酒柱
这些文物中还有很多瓷器，地宫出土的一件瓷炉，釉色为黄、绿、紫三色，也叫“明三彩”，耳足是由两条蟠螭盘环曲绕而成，异常生动，是瓷器中的珍品。
三彩瓷觚
另外，丝织品在定陵出土的文物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各种袍料、匹料和服饰用品达600多件，其中多为各种质地的提花织物。匹料多数贴有腰封，腰封上记载匹料的颜色、纹饰、质料、用途以及长度，有的还记下了织品的名称、产地、织造年月等。
匹料中最有特色的是五彩缤纷的粧花，有粧花缎、粧花纱、粧花罗、粧花绸等。粧花是在传统织锦的基础上，吸收了缂丝的通经断纬技术，采用局部控花盘织的方法而形成的新丝织品种。这种技术在明以前已出现，但作为丝织物整体纹样的粧彩方法和织造方法，则是明代丝织工艺的重大成就。
令人极为心痛的是，因为当时没有有效的保护手段，发掘出来的3000多件文物毁坏大半。发掘定陵，也成为中国考古史上最为惨淡的一页。
因为仓促打开棺椁，棺椁内的丝织物与空气接触后迅速氧化，一碰便碎成了粉末。很多珍贵字画书籍迅速氧化，发黑碳化。
比如，万历皇帝的龙袍，刚出棺的时候惊艳众人，然而一眨眼的功夫，原本金光闪闪的龙袍就变得暗淡无光了。
在发掘过程中，首先是陵墓中的木佣遭到了破坏，这些陪葬木佣共有八只木箱，分别陈列在万历皇帝棺床的南北两侧，在长达400多年的潮湿环境下早已经腐烂变质，完整的只剩下300多只，此时急需考古人员对这些木佣脱去水分进行清理保存，可当时我国哪有这种技术条件，最终导致这些木佣的水分全部流失萎缩，遭到了毁灭性的损坏。
之后便是丝织品，当时有人建议，说这些丝织品可以像古代的画作那样进行装裱，在其背后衬上韧性较大的舒展纸张，以便保存。除此之外，大多数丝织品只是涂上了玻璃溶液和简单的处理，然后全部存放在了仓库之中，时间一久，这些在地下存储时间过长的丝织品便开始腐烂发霉，大部分都开始变硬变脆进而萎缩，用手轻轻一摸就变成了碎末。有些袍服的处理方法也不尽人意，半腐的衣服沾染上了软化剂，时间稍久一些，颜色便开始加深，硬成一块，再也展开不了。
除了以上这些，最为重大的损失便是对万历皇帝和皇后尸体和棺椁的处理了，在万历皇帝的棺椁被打开之初，在考古团队中担任重要角色的郭沫若十分重视万历皇帝的尸骨，认为通过考察和研究可以找到古代帝王的生活习惯，印证和完善我国古代历史，由此对于万历皇帝尸骨的研究，也的确有很多发现。
但是在1966年，随着运动的开展，万历皇帝与皇后俨然成了人们眼中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万历皇帝与皇后的尸骨被摆到定陵博物馆门前的广场上，周围还摆放着皇帝与皇后的画像及资料照片，当作是其封建阶级的证明，为了能够焚毁的更加干净，人们还专门拿了木柴摆放在尸骨两侧。随着一声令下，广场上燃起了一片火海，帝后的尸骨也烟飞灰灭。
定陵博物馆广场
1955年，国务院秘书长办公室的桌子上放着一份刚送来的报告。这是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上面写着：
国务院：
在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今天，我们的文化事业也得到了飞快发展。为进一步加强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我们请求对十三陵中的明朝统治者朱棣的长陵进行发掘。 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死后陵墓中都有大量殉葬品。
朱棣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儿子，他在世时迁都北京，是十三陵的首陵，殉葬品可能多于其他陵墓。通过对长陵的发掘，以活生生的事例与实物，进行历史探索，并可利用这些器物，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陵墓发掘后，就原址建立博物馆，将出土器物整理陈列......
当否，请批示。
郭沫若 沈雁冰 吴晗 邓拓 范文澜 张苏 1955年10月3日
这份请示报告的发起人是吴晗，这位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后来成为我国现代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当时吴晗正好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分管文化工作。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
发掘明陵是吴晗在学生时代就有的夙愿，岳南先生的小说《风雪定陵》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1935年初夏。北平清华园中的古月堂。 即将赴河南安阳殷墟参加田野考古实习的历史系学生夏鼐，和他的同窗好友吴晗踏着绿茵茵的草地在亲切交谈，畅述着自己日后的志愿。夏鼐问打算留校任教的吴晗：“如果由你来选择，你打算挖什么古迹？” 以研究明史崭露头角从而成为胡适爱徒的吴晗，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挖明十三陵。” 两人相视一笑，握手言别。他们谁也没有想到，20年后，这次看似无足轻重的闲聊，竟成为现实，并由此引发起一场纷争。”
夏鼐
由此可见吴晗对明陵的痴迷，早早在很多年前就扎下了根，这也为后来十三陵的发掘埋下了种子。
吴晗出生于浙江的书香人家，他的父亲是秀才出身，学识渊博，家教十分严格。在父亲的熏陶下，吴晗从小就博览群书，并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年后，吴家家道中落，迫于生计吴晗只得在自己村子里的小学教书糊口。吴晗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得益于遇到了自己生命的贵人——胡适。
吴晗和夫人
吴晗努力考入了胡适担任校长的中国公学，并成为了他的学生。不久之后，吴晗写下了一篇关于西方经济的文章，观点独到、见解深刻、文笔优美，胡适看了后十分赏识他。对于吴晗来说，胡适对他的意义无疑是不一般的，他算得上是自己的伯乐，所以胡适后来选择北上时，吴晗不假思索就选择跟随他。
胡适
此时的吴晗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为了维持生计，当时任燕京大学教授的顾颉刚帮他谋得一份工作，他得以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在此期间，吴晗开始研究明代历史，也正是这时候正式成为了胡适的弟子。经胡适的指导提点，吴晗的研究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吴晗最初想考北京大学，也确实参加了考试。他的文史和英语双满分，但是数学只考了零分，因而被拒之门外。吴晗十分无奈，只得到清华大学试一试。他在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中，数学也是零分。不过清华大学看他文史和英语成绩优异，便破格录取了他。从此吴晗成了一名“清华”人，而与北大再无缘分。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的首任院长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非常高。他热衷于研究中国的历史，还根据历史和自己的实地考察写出了《甲骨文文学研究》、《中国史稿》等著作。不得不说，郭沫若在文学界确实有一番作为，可称为一代文豪。可是他的放荡不羁却让很多文人不耻，连鲁迅都被他鄙夷不已。
在后来明陵发掘中，郭沫若是发掘委员会里最关心发掘的，经常到现场看看，有时还带几本明人笔记给考古队员阅读，他和队员们常常坐下来谈考古、谈明史，一坐就是半天。他因为早年学医，在打开地宫之前，他一再嘱咐考古队员，如果人死放久了会产生一种“尸毒”，大家要千万小心。
在个人感情生活方面上，郭沫若并不值得为人称道。但是在学术上，郭沫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甚至被称作是“二十世纪的文化巨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评价郭沫若，得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鲁迅先生就曾一针见血的评价郭沫若，说他是“才子加流氓”，这也算是比较中肯的评价吧。
话说吴晗、郭沫若等人联名上报的发掘报告被国务院有关负责人看到后，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把此报告签批转呈给分管副总理陈毅同志和周恩来总理。 这一消息传开后，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得知这一情况大吃一惊。他们了解到这份报告的发起人是吴晗，急忙找到吴晗劝说他收回发掘明陵的想法。
在争吵中，吴晗坚持认为发掘长陵后出土的各种器物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对这些随葬的珍贵文物进行研究可以很好地帮助了解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有着重要的意义。发掘完成后，还可以将出土文物整理后就地成立博物馆，对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内容。
而郑振铎和夏鼐则据理力争，说国内目前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还不能支撑开展这样大规模陵墓的发掘工作，对出土的古物的保存、复原等方面的要求很高，稍不注意就会损坏文物。如此规模庞大的陵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就连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加上这时全国各地都在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考古人员也严重不足，难以保障这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中间为郑振铎
三人在那里争论了一个下午仍然没有结果，显然发掘明陵这事已经在吴晗心里扎了根。他等郑振铎、夏鼐走后，急忙找到郭沫若、邓拓等支持发掘明陵的好友，通过他们的身份和影响以各种方式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多宣传鼓动发掘长陵的重大意义。而郑振铎、夏鼐则看到固执己见的吴晗，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最后拍板的周恩来总理身上。
也许是郭沫若等人积极的游说成功了，过了五天后，有消息传来，周恩来总理已经在报告上签批意见，原则同意发掘。
有了签批意见，发掘明陵的准备工作迅速筹备着，1955年12月初，在吴晗的主持下，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 、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张苏、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 、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 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等人组成。委员会下设了一个考古工作队，由文化部文物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共同抽调人员组成。至此明十三陵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
既然发掘明陵已成定局，身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并主管业务的夏鼐，虽当初持反对意见但还是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发掘的指导工作。他催促他的学生——考古工作队队长赵其昌尽快上路，去明陵开展勘察。 1955年年底，赵其昌带着探工赵同海携带各种考古专用工具，来到了十三陵这座昔日的皇家圣地。
按照最初计划是挖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因此对长陵的调查就尤其显得重要。赵其昌在大学时代主要学的是秦汉唐宋以前的知识，这次要针对明朝文物进行调查，就要从头开始。 他在导师夏鼐的指导下，进行了几个月的实物与史料研究。
赵其昌
赵其昌几乎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找来明清时代代表经典著作仔细揣摩，连明清人的笔记、野史也没放过。他要弄清众多的帝后、王侯、嫔妃和各种陵墓的建筑形制、布局规格、祭祀礼仪、埋葬制度、随葬器物，以及帝王墓葬的发展演变过程，尤其是地下建筑的形制。遗憾的是这最为关键的一环，文献史料却极少记载。
由于陷入了困境，赵其昌只好带着队员们进行实地勘测，但这次也没找到一点线索。要想在这偌大的十三座皇陵找到一点线索，简直如大海捞针。 经过几天的探访，工作队决定把目标重点放在献陵。 献陵位于长陵西侧一华里的黄泉寺山下，埋葬着朱棣的长子朱高炽。由于该陵园规模较小，距长陵地域最近，入葬时间上前后紧接，从发掘工作考虑，如果试掘，以献陵最为合适。
这一次，赵其昌和工作队员们又来到献陵开始了枯燥累人的工作：查阅史书，收集资料，实地勘察，寻找线索。
献陵是明朝第四位皇帝朱高炽的墓地。当年明成祖朱棣亲率军队第五次出征漠北，在班师途中患重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多伦西北），他临死之际把帝位传给了皇太子朱高炽。 朱高炽47岁登基，改元洪熙。可惜他是个短命皇帝，只在皇位上坐了10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死后谥庙号为“仁宗”。
明仁宗
这献陵和其他各陵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在祾恩殿和明楼之间有一座小山相隔，把陵墓切割成两块。如今前方大殿已不存在，仅留有山后一片残破的建筑，赵其昌率人在山后的明楼和宝城内外四处查找线索却仍无头绪。面对一座座巨大的陵园，却找不到一点可供科学方法发掘的线索。时间一天天过去，吴晗、夏鼐不断派人前来询问，工作队员心急如焚。
献陵明楼
后来经过吴晗、夏鼐、郑振铎等人研究，决定将发掘目标转向定陵，其理由一是定陵营建年代在十三陵中较晚，地面建筑相对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容易些；二是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墓中完整保留下来的史料和文物可能会丰富些；三是定陵曾遭受过三次大火的焚烧，受到破坏程度仅次于长陵。
于是，工作队又辗转来到定陵......
定陵无字碑
定陵是明十三陵之一，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大峪山东麓，是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朱翊钧及其孝端皇后、孝靖皇后的合葬陵。该陵始建于明万历十二年，历时6年建成。定陵虽是明代陵墓中建成较晚的一个，至今只有三百多年，但历经数次劫难，使这座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的巨大陵园残破不堪。 据史料记载，定陵曾遭受过三次大火的焚烧，地面建筑遭到很大破坏，后面得到了一定的修复。其中明末李自成率大军逼近京城时，从柳沟入德胜门，攻下十三陵。李自成下令焚烧十三陵大殿，捣毁定陵、庆陵、德陵城墙与城门，整个十三陵“砖石遍地，大火三日不绝”。清军入关后，也对明陵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并放火焚烧了万历帝的定陵和天启帝的德陵。由于定陵明楼坚固，得以保存，长陵的棱恩殿也因坚固而存世。
十三陵石碑坊
从长陵到献陵再到定陵，明陵的发掘可谓一波三折。一天，赵其昌来到宝城外侧，铲开一堆杂草和尘土，仔细辨析外罗城城墙的残迹。在十三陵全部陵宫建筑中，惟有嘉靖皇帝的永陵与万历皇帝的定陵建有外罗城，其它陵宫则没有。
发掘前的定陵全景
队员们转悠到宝城一角时，队长赵其昌突然发现在离地面三米多高的城墙上方，有几块城砖塌陷下来，露出一个直径约半米的圆洞！由于没梯子，队员们便搭人梯上到洞口。经观察，这个洞口像一个门券的上端，亮处可辨别砖砌的痕迹。“这是地宫入口！”队员们欢呼雀跃，把长期以来的困惑抛在了一边。后来经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夏鼐亲临现场勘探，根据他多年的经验，也估计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
定陵地下隧道的入口
定陵的入口终于找到了，工作队便全力投入定陵的发掘工作。
就这样，对定陵为期两年的发掘开始了……
朱翊钧是明穆宗朱载坖第三子，生母为孝定太后李氏。隆庆二年被立为皇太子。隆庆六年，明穆宗驾崩，十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万历皇帝戎马图
明神宗在位之初十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主持政务，张居正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社会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饬，平定西南播州杨氏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使边境晏然。万历初年呈现出明代中叶以来最好形势。
张居正图
后来，当时分成两派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争夺太子之位。朝廷大臣大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然而明神宗却加倍宠爱郑皇贵妃，并且有意立其子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却受到大臣与慈圣皇太后极力反对。
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直到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朱常洛才被封为太子，而朱常洵被封为福王。但是福王迟迟不离京就任藩王。直到万历四十二年李太后病逝，舆论对郑贵妃不利后，福王才离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
明光宗朱成洛
至此，前后争执长达15年，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明神宗身心交瘁、郑贵妃也抑郁不乐，这才让整个王朝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算告一段落。国本之争，使得明神宗悲痛欲绝，他感到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最终和大臣闹掰，逐步对朝政失去兴趣，开始怠政。
明神宗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去世，享年五十八岁，庙号神宗，谥号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葬十三陵之定陵。 死后由长子朱常洛继位，明神宗死后仅二十四年，明朝灭亡。
陵墓主人朱翊钧充满神秘传奇色彩的一生，引起无数学者的猜测和争议。这其中争论最多的是为什么他对郑贵妃的爱持续四十年始终不渝，以至为她引起的“国本之争”，差点断送了大明江山。
朱翊钧登基没多久，奉慈圣皇太后旨意，选得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王氏为万历皇后。 对于年仅十六岁的万历皇帝来说，王氏并不是他心目中最理想的皇后，他和这位十三的岁少女结婚，完全是依从皇太后的愿望。
孝端皇后
后来王皇后一直未有生育，直到到万历九年才生下了一个女儿。当时任首辅的张居正极力向朱翊钧建议新选嫔妃。在征得王皇后同意后，张居正就抓紧着落此事。王皇后性情端谨，颇有孝心，很得仁圣太后的欢心和群臣的称赞，以至死后被谥为“孝端”。
就在朝廷内外大张旗鼓地册选九嫔之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天，年已十九岁的万历皇帝本想到慈宁宫拜见母亲，却不想遇到一个婷婷袅袅走来向他请安献茶的宫女王氏。他见这王氏年方十七，端庄秀美，颇有姿色。这时皇太后不在宫里，朱翊钧顿时欲火顿炽，拉住王氏便私而幸之。此时的朱翊钧万万没想到，他这一时的冲动竟影响了他的一生，并导致辞了后面的一场爱情悲剧。
不久，王氏就怀上了龙种，后来在慈圣太后力主之下，王氏被册封为恭妃。没多久王恭妃不负众望生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后来遭万历冷遇和歧视的短命皇帝——光宗朱常洛。
恭妃
本来皇帝首次有子是一件喜事。但恰恰没多久朱翊钧遇到了另一个女人——刚被册封为淑嫔的郑氏。这位长得乖巧玲珑的佳人，尽管在进宫两年之后才得到皇帝的宠幸，但她独有的魅力让朱翊钧把恭妃王氏冷落在一旁。令人称叹的是，他们后来几十年里一直相恋终生不渝，却因此引起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危机，可以说让大明朝身受重创而最终沉沦。
一生争议的朱翊钧没把祖宗传下的江山守好，在他死后300多年也没能逃脱命运的厄运，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尸骨会在一把大火中毁掉！
十三陵神道
考古学是历史科学的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遗迹遗物，用以研究人类古代历史。定陵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主动发掘的帝王陵墓，现在回顾这一历程，值得反思的地方的确不少，有些也不能说不是教训。
如果定陵的发掘是在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前提下来进行，相信能把它完整地揭示出来，也相信会把出土的文物妥善修复整理保存，这无疑会对祖国文化发展是一巨大贡献。但如果只是如果，历史的车轮不会回头。我们要记住这一段往事，让这样的教训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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