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汉制汉：掣肘与制衡，刀尖上的权谋艺术
粤匪虽灭，国体衰微，朝廷迫切需要银子，彼时手握悍勇十二万的曾国藩，却上奏了八个字，江宁城破，未见分文。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相信，这就是湘军统帅的态度。本朝自平定三藩以后，绝不允许汉臣拥兵，然而国事艰难至此，祖训犹在耳畔，却碍难执行矣，若非曾、左、李这几个汉臣，大清国早都亡了。垂帘听政的年轻太后，作为天赋秉异的顶尖政治家，于危局之中逐渐摸索出一套以汉制汉的办法。
首先从一家独大的湘系中分出淮系，形成制衡之势。李鸿章虽然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但毕竟不是湖南人，与地域观念浓厚的湘系集团相处并不融洽。且李氏本人行事张扬，素有封侯之志，岂肯久居人下？
时间回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时值江苏战事糜烂，太平军严重威胁到上海租界安全，在各国公使强烈愤慨之下，朝廷与湘军统帅曾国藩商议派兵驰援上海。而彼时各营均在安徽、江西等地围困太平军，一时难以抽调兵力。对于湘军将领来说，辛辛苦苦挖了大半年壕沟深坑，眼看就要进城分银子了，谁也不愿意把坑位让出来，跑到上海去给洋人看家护院。
此时以宾客身份参赞军机的李鸿章主动请缨，愿意回安徽老家募勇进驻上海。李氏此举，算是替老师曾国藩解决了一个大麻烦，曾老师高兴之余，送佛送到西，抬手就给了十营湘军做嫁妆。李鸿章有了本钱好做买卖，回到老家合肥，在肥西及庐江等地募得张树声、刘铭传、潘鼎新、吴长庆四营，合计十四营淮军共一万余人，浩浩荡荡开赴上海承接外贸工程。
要说还是湖南人久居内陆，眼皮子浅，只知道蛮干挖坑，不懂得国际形势。做内贸哪有外贸挣钱？淮军甫至上海，即受到各界热烈欢迎，上海滩的有钱人非常讲究，说侬把这些刀叉剑戟破烂玩意儿都扔了吧，只要真心打长毛，阿拉给侬出装备。于是这支乞丐一样的淮军，就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换装现代武器的军队。士兵一水的后发膛线枪，每营配开花大炮，营官腰上都别着左轮小手枪。
上海的外国资本家和买办做事讲究效率，打完长毛，提头领钱，费用到账速度非常快。淮军弟兄们挣钱挣到手抽筋，赚的都是外汇，这样的好事，自然要回老家拉上七大姑八大姨一起干。于是淮军编制就如同发海带一样迅速膨胀起来，两年时间不到，军力俨然超过尚在内陆埋头刨坑的湘军。
眼见淮军发了洋财，肠子都悔青的湘军弟兄又得了红眼病，湘、淮两系虽说是一根藤上结出来的瓜，但此时关系已经非常不融洽，这正是朝廷暗地里策划且乐观其成的。假如当初去上海的是湘军，照样会跟在内陆一样吃瘪，形势比人强，这个道理曾国藩心里是非常清楚的。
上海这个地名，从此就像一把财富钥匙铭刻在了安徽人的血液和基因里。此后一代又一代的安徽人，都揣着一个在上海滩出人头地的梦想。时至今日，据权威统计数据显示，上海的非沪籍人口仍以安徽居首，并且安徽籍外地人非常稳定，只要来了就不会走，流失率不到万分之一，而且每年还以冠压各省的数据在海量涌入。
闲话不表。我们来看第二步，如果说以淮代湘是制衡，那么以楚代湘就是赤裸裸的掣肘了。湘军的“湘”字，原意是指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县，曾侍郎原本是因母丧回家守制，在湘乡县这巴掌大的地方，拿现在的话说就是混得最好的仔，故各路亲朋好友同窗都来攀附。这其中有名的如罗泽南、王鑫、李续宾兄弟等，都是些不太安分的家伙，时值粤匪过境，省城被围，地方大乱。哥几个七嘴八舌一商量，就怂恿着曾国藩挑头，大家凑本钱一起干大买卖，这个大买卖就是办团练剿长毛，此即早期的湘军雏形。
湘军集团始终是以湘乡人为核心，虽然后来并入了新宁刘长佑、益阳胡林翼、岳阳李元度等部，但这种内在的隔阂贯穿始终，只不过在更大的矛盾和危机之下，如进剿粤匪对抗朝廷，被刻意淡化和潜藏。这种隐形冲突在有“国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称的左师爷，以四品京堂候补身份协助曾氏襄办军务之后，湘系内部终于结成两股势力进行对抗，即湘乡嫡系和泛湘系杂牌。
咸丰十年（1860年）秋，左宗棠与曾国藩因弹劾李元度一事发生严重冲突。此后，在朝廷的支持下，京堂候补左宗棠擢升浙江巡抚，全权办理浙江军务，此即湘军分裂之始。左宗棠以李元度的平江勇为班底，参照曾国藩的办法，在老家湘阴大量募勇建军，为有别于曾国藩，左宗棠军号为“楚军”。
实话实说，左宗棠的军政才干远在曾国藩之上，且左为人向来倨傲自负，瞧不上曾氏那种挖坑修墙的蠢办法，平时言语之中多有奚落，故湘、楚两系一开始就积怨颇深。又兼楚军作战迅猛，运筹帷幄颇有神机，朝廷有心以楚掣湘，对楚军将领更加提拔赏识，左师爷一跃成为本朝当红炸子鸡，其声望俨然比肩曾大帅。盛名之下，原来长期依附曾氏门下的湘系杂牌，纷纷站队向楚系靠拢，一个全新的政治军事集团如同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喷薄而出强势崛起。
湘、淮、楚三足鼎立，四方掣肘的局面，才真正符合大清王朝的政治利益。
但李鸿章、左宗棠也不是善茬，时间一长，又动了拥兵自重不奉诏命的心思，朝廷一手养大的狼，再次试图挣脱桎梏。并且相较于曾国藩的谨小慎微，表面温顺，这二位爷行事做派可称得上飞扬跋扈。
于是朝廷开始祭出第三招，再度扶持掣肘李、左之人。这个人第一不是汉臣，不能与湘、淮、楚三系沾上关系；第二要不知兵，不知兵则不能拥兵，太后痛定思痛，绝不肯重蹈覆辙。至于才干嘛倒是其次，不会做官可以学呀，上传下达，言听计从还不会么？
带着这个萝卜招聘的条件，朝廷慧眼识珠，一眼就相中了在合肥任上“丁忧”的回族干部马新贻。马新贻眼下所处的位置正好是李鸿章的命门，淮系将领多出身于合肥地界，这就好比是放风筝，淮军在上海滩飞得再高，线还是在合肥。作为天选之子的马新贻，就这样稀里糊涂躺在了风口。淮军每打一次胜仗，朝廷就给马新贻升一次官，从候补道员到庐州知府、再到安徽按察使、布政使……短短几年时间，马新贻竟然窜得比淮军领袖李鸿章还快，还有王法吗？
然而在本朝，太后就是王法。号称“心较比干多一窍”的李鸿章，机关算尽忙活半天，竟是自带干粮给后方的马新贻打工。被太后当猴耍的李鸿章就琢磨着怎样才能“引祸东流”，恰巧淮军一部追剿太平军，一不小心追过了界，从江苏跑到了浙江左宗棠的地盘。左师爷向来是睚眦必报，立马上奏朝廷参了李鸿章一本，说他越界掠功。
这话立场就有问题，浙江怎么变成你的了呢？普天下之都是我大清国的。楚系野心昭然若揭，李鸿章又趁热打铁上奏一本，保举安徽布政使马新贻擢升浙江巡抚。这个寸劲儿真是用到了太后的心坎上，朝廷准奏，如此，穿着黄马褂的马新贻就从安徽跑到浙江，去掣肘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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