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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金苗，黑龙江大学讲师，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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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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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并称现象在中国古代屡见不鲜，在并称视域下，文人间的共性容易被过度放大，而忽略个人特质，且对并称的确立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学史现象关注不足。以吴中文人计东、顾有孝、潘耒、吴兆骞并称的“松陵四子”为例，这一并称关系的达成过程尚未有人详述原委，存在诸多含混不清之处。故以“松陵四子”为切入点来考察文人并称现象出现、演变过程，可对文学史中某一群体、流派、风格、文学批评等作另一维度的解读，并能打破群体意识怪圈，还原彼时文人作为独立个体的本来面目以及并称群体之于文学、时代、文化的多维面貌。
关键词：松陵四子；文人并称；怀才不遇；文学影响
基
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代诗人别集丛刊 ”(14ZDB076)；2021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青年项目“计东与清初文坛生态研究”（21ZWC25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人并称现象屡见不鲜，至有清一代而蔚为大观，甚而达到稍有名气的文人都有某个并称称谓，有的还不止一个。在并称视域下，文人彼此间存在的相似或相通特质被过度放大，个人往往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被放置于并称关系整体来审视，这就很容易造成过于重视共性而忽略个性。如胡媚媚注意到清代诗人并称群体趋同化倾向，指出“这种群体性趋同化创作帮助清人实现社交需求和情感互动，并为构建异于其他朝代的诗学审美提供文本支撑”。事实上，并称文人彼此的风格、成就、地位、价值都不尽相同，不应等量齐观。可以说，对文人并称现象出现确立过程的考察，就是对文学史中某一群体、流派、风格、文学批评等另一维度的解读：“有时候，它是某一时期文坛横断面的扫描；有时候，它是某种风格集中的呈现；有时候，它是某种文学流派的表现形态。”由吴中文人计东、顾有孝、潘耒、吴兆骞组成的“松陵四子”也是这样一个并称群体。本文拟结合史料，考辨“松陵四子”这一并称关系究竟是何人何时提出，如何演变，四子文学成就如何，彼此有何往来，得以并称缘由为何，在文学史上有何影响等，以便明晰相关问题的含混不清之处，并力图打破群体意识怪圈，还原彼时文人作为独立个体的本来面目以及并称群体之于文学、时代、文化的多维面貌。
一、“松陵四子”并称的提出与演变
“松陵四子”这一称谓，最初是在个体场域进行阐释而出现的，总体有一个由个体场域阐释到公共场域阐释的过程，这也是很多并称关系形成的大致路径。按陈去病的说法，“松陵四子”是承接“四遗老”而来，四人最初是以“四才子”之名出现在文坛的：“先是国变后，邑中有王、戴、潘、吴四遗老之目。及潘、吴遭故，而后起者，又有计、顾、潘、吴四才子之目，即改亭、茂伦、稳堂、汉槎是也。”陈氏所言，当有所本，惜未得见。然可以肯定的是，此中所谓四遗老，潘、吴即指潘柽章、吴炎，而王当指王锡阐，戴即戴笠。就目今所见资料看，“四才子”这一提法具体是何人提出尚不得而知，但在“松陵四子”这一并称出现之前，四人已作为一个整体以“四才子”之名并行于世，但并未获得大范围流传，且据陈去病之言推测，四人并称至少是在康熙二年（1663）潘柽章、吴炎等人身陷庄氏《明史》案被问斩之后。当然，还要注意的是，在此之前，除了出生稍晚的潘耒，其他三人在顺治朝已各立名目，在文坛颇有声誉。而实际上，早于四人之前已存在与之称谓极为相近的另一群体“吴江四子”。按，“吴江四子”张隽、吴炎、潘柽章、董二酉亦有“松陵四子”之目。松陵为吴江之别称，“吴江四子”与“松陵四子”当为同义。“吴江四子”一说最早见于同时同邑文人殳丹生《贯斋遗集》，而集中内容具体为何今未得见，《（乾隆）震泽县志》《（同治）苏州府志》、黄兆柽的《（光绪）平望续志》等皆引其说：“吴江四子，张隽年最长，董二酉次之，吴炎又次之，潘柽章最少。皆博闻有才，弃诸生，以著述自娱。……《贯斋遗集》。”
“吴江四子”隐然难见，或者“庄史之祸”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吴炎、潘柽章、张隽皆因之而殒身丧命，案发时董二酉业已去世，亦被剖棺戮尸。新的“松陵四子”继之而起，以计东、顾有孝、潘耒、吴兆骞为中心的并称逐渐上升为日常称谓。不过，对“松陵四子”的确认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实际是乾嘉时期的文人张廷济、翁广平等人。
起初，嘉兴文人张廷济对四子中的吴兆骞抱有极大的同情和敬仰，生平喜读其诗，搜罗几尽，并将“吴孝廉汉槎唱和之作与友朋之尺牍”梓为《秋笳附编》，请好友翁广平为之作序。翁广平在《秋笳附序》中明确指出：“夫汉槎，'松陵四君子’之一也。三子者，计甫草、顾茂伦、潘稼堂也。”此处可以看出，此际的四人因均身出松陵，已有“松陵四君子”之目，但仍不是“松陵四子”。而翁广平平时亦有藏书的习惯，对计东次子计默的作品有意收罗。当计东族裔计光炘欲搜罗先人计东、计默的诗文集付之剞劂时，翁广平遂尽出所藏计默诗文集赠之，并为刻成之《计菉村遗稿》作序。翁广平之序也透露出“四子”在清初便文学成就斐然，诗、古文、时文皆已获乡里称许、雄视一世的事实：“我邑于国初时，有称计、顾、潘、吴四子者，谓甫草、雪滩、稼堂、汉槎也，四子俱以诗、古文辞雄视一世，其后裔皆能以读书世其家。然都为应世时文，亦颇有声。”从翁广平《听莺居文钞》看，集中对家乡松陵人文、历史、风物有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对家乡前贤也有不少推扬称颂之语。嘉庆十九年（1814）冬，姚鼐在为《听莺居文钞》作序时，便注意到这一特点，称赞翁广平俨然为家乡先贤之继起者：“今翁子继稼堂诸君而起，著作之富未肯稍让，而其处境有极人世所难堪者。”在序中，姚鼐虽未对四子有整体性夸赞，然在细数吴江一地钟毓人物时则提及其中三子潘耒、吴兆骞、计东，并对三人坎壈不遇的人生经历抱以无限同情：“古人云：'非穷愁不能著书。’又曰：'文章憎命达。’即以吴江一邑论之，如潘稼堂、徐虹亭以博学鸿儒科入词垣，不久落职。吴汉槎以科场事谴戍，计甫草以奏销案被斥。”赞诸人“遗集至今流布人间。盖天欲因厄其一身，正所以畀之千古也”。嘉庆二十一年（1816），另一个为翁广平文集作序者汪家禧则明确提及“松陵四子”，并对四子之文赞誉有加：“松陵顾、计、潘、吴四子，以文藻烁一时。”同时还称赞翁广平“既具计、顾、潘、吴之文藻，兼朱、陈、王、沈之朴学”。从陈去病、张廷济、翁广平、姚鼐、汪家禧等人言论看，“松陵四子”的声名在当时乃至后世已流传并得到广泛的认同，只是称谓不一，尚未统一固定下来，但可以肯定的是，计、顾、潘、吴已经以一个固定的群体面目并行于世了。
潘耒、顾有孝像
“松陵四子”之称的正式定名，达成由个体阐释到公共阐释的转变，则得益于嘉庆时期文人翁广平之子翁雒。翁雒有意将四人进行合并推广，特以“人物群像”画辅以记、跋综合运用作为四子并称的有效传播方式，标榜家乡名人，为所崇拜前贤积极渲染造势。受父亲影响，翁雒追慕四子，遂“购求四像，而手摹之，阅五寒暑而后成”，名曰《松陵四君画像》，以示乡里，期望四子“俾夫百余年来，老成典型均得以勿坠于地”，遂延请顾广圻作《松陵四君画象记》、张云璈作《松陵四子遗像跋》。以人物画像群图形式作为固定、传播并称组合的做法古已有之，如南朝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宋李公麟《饮中八仙图》、宋刘松年《十八学士图》等，逮于清初禹之鼎《五客话旧图》等，都是以画像形式成为并称佳话的代表。翁雒有意采取这种形式将“松陵四子”这一组合推而广之，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他还不满足于此，又效仿前人以人物合咏形式而作的咏史诗，将合咏诗歌作为并称佳话的有效传播手段，作《松陵四子咏》《题松陵四子象画册》；还请友人张廷济作《翁小海雒松陵四先生画像》诗，为每人各作一首，加以歌咏。他们以醒目明确的诗题对四子并称名号反复加以强调颂扬，无疑对并称称谓的确立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通过翁雒等人的一系列举动，“松陵四子”这一并称关系逐步达成向公共场域扩散的效果。张云璈在跋中明确指出，“松陵四子”这一称谓得名于翁雒，至此，“松陵四子”之名得以定型：“吴江翁君小海，摹其乡先辈计东、顾有孝、潘耒、吴兆骞四先生遗像邮示，谓之'松陵四子’。”他还提到，在四人之前已有“松陵四子”，也即前文所提“吴江四子”，然因松陵乃吴江的别称，故二者常被人混用：“前乎此'松陵四子’，为董二酉、吴炎、潘柽章、张隽，皆罹庄史之祸，著作多不传，由其无识而入患难，未可与后四子比矣。”且认为前四子因“无识而入患难”，声名不可与后四子同日而语，故后世所称“松陵四子”多专指计、顾、潘、吴四人。
值得注意的是，“松陵四子”这一称谓还涉及了文人并称的构成规则。从语言学角度看，“松陵四子”是“地域+数目词+端语”的结构，松陵是地域，四是数目词，子可理解为才子或君子，表达了对四人的美好寄寓。并称关系下，成员的排序问题也是文人并称现象中常引人关注的对象，或以齿次，或以地位，或以成就，或出于声韵，常会以此引人褒贬次第。从翁广平等人提及后四子时的顺序看，“松陵四子”的排序基本为计东、顾有孝、潘耒、吴兆骞，仅汪家禧曾以顾、计、潘、吴列之，然在同一篇序文中复称以计、顾、潘、吴。按四人生年来看，顾有孝最年长，计东次之，吴兆骞再次之，潘耒最幼，可知诸人对四子非按年龄排次。从音韵学角度看，计、顾、潘、吴更合平仄，但潘、吴、计、顾也不拗口。从才学、声名来看，四人各有所擅，未有一个统一的标尺，声名似乎潘耒和吴兆骞略胜一筹。缘何如此排序，尚需待新材料的发现。从传播路径看，“松陵四子”并称名号先是在本土松陵一带得到承认，继而扩大到苏州府，又突破本省范围远播他省，如另一文化重地浙江省，所涉地区不限于钱塘、杭州、嘉兴、嘉善等地，再至安徽桐城等地，实现了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文人并称文化传播现象。
二、“松陵四子”的交游与文学活动
吴中历来是文人渊薮，“才艺代出，斌斌称极盛”。这些意气风发的文人，同出一乡，趣味相投，彼此砥砺，俱以文章学问名重一时，形成了熠熠生辉的吴中文坛。四子能从清初一众俊彦中脱颖而出，以“松陵四子”这一整体面目并行于世，足见其才学优长。那么，四子在世时关系如何，是否有所往来，从事哪些文学活动，对文坛又有何影响呢？
细考前后四子的身份可以发现，彼此关系尤为错综复杂。董二酉、吴炎、潘柽章、张隽四人为知交好友，吴、潘、张均不幸因庄氏《明史》案而死，案发时董二酉虽已去世亦被剖棺戮尸。计东、顾有孝、潘耒、吴兆骞皆一生穷愁不遇。由此八人平生遭际也可窥知彼时文人生存境遇之艰。这前后“松陵四子”之间多是姻友亲缘，关系盘根错节。吴炎乃计东岳父吴□从子，是惊隐诗社的骨干成员；而计东则是其同出惊隐诗社的好友朱鹤龄的内侄。潘柽章、顾有孝亦是惊隐诗社成员。张隽和董二酉为表兄弟，亦是姻亲。潘柽章与潘耒为同父异母兄弟，又与朱鹤龄相友善，与吴炎交最善，而吴炎为潘耒之师。潘柽章的妻子为沈自炳之女，而计东和吴兆骞曾在沈自炳家之东楼读书，顾有孝与沈自炳为表兄弟。计东与吴兆骞为总角之交，其父计名乃是吴兆骞的授业恩师，潘耒与吴兆骞是中表昆弟。计东父计名与潘耒之父潘凯同为复社创始人。可以说，除去后世文人出于同情与推崇将之并称之外，在前后四子生活的清初，江南文坛的声气名利通常为一些世家大族或文化世家所掌握、主导，“吴江四子”抑或“松陵四子”名号的达成实有相互捆绑的小群体色彩，彼此奖掖推崇已是相互之间不需言明的常态。
四子本是诗礼传家的世家子弟，少年成名，本可拥有光明灿烂的前途，但不幸遭遇亡国之殇。由明入清后，这些意气风发又才华横溢的文人历经动荡和劫难，在时代和命运的打击和压迫下渐渐凋零殆尽。入清后，全国各地的反清斗争并未消歇，而吴中文士亦未屈服于清廷的统治，聚众结社活动尤为活跃。其中有顺治七年（1650）成立于吴江的遗民诗社——惊隐诗社，自成立起便受到清朝统治者的密切监视。吴炎、潘柽章、顾有孝、计东等都是诗社成员，当时在文学和思想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四子中顾有孝家之北郭草堂、潘柽章的韭溪草堂都是成员集会的地点。吴炎、潘柽章、顾有孝、计东等人与成员魏耕往来密切，而魏耕又是山阴秘密反清团体一员，这些人彼此之间结社往来除文学活动外，也明显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康熙二年（1663），前四子罹难后，受到文字狱打击的惊隐诗社亦因遭此故而解体。诚如严迪昌先生所言，吴中地区的士气文风亦随之产生重大转变：“吴、潘之遭极刑，'逃社’亦随之涣散，吴中劲节之气严遭摧挫，遗民诗风转入低沉，悲慨心音渐为淡化。极盛百年的吴门人文在康熙年间出现断谷现象，或者说进入了另一种组合结构，吴、潘之死及'惊隐’解体，实为转折点。”也就是在此节点，后四子继起而立，并逐渐在声名上超过前四子。
与前四子相比，后四子虽不至身遭屠戮，然命运亦坎壈多艰。需要说明的是，因潘耒顺治三年（1646）才出生，故与其他三子的交往资料不多，尤其于三子早期的活动参与很少。入清后，计东接连遭遇失去亲人的打击。顺治二年（1645），祖母去世；顺治三年（1646），丧父。居忧期间，计东与好友吴兆骞一同读书于顾有孝岳父沈自炳家，彼此切磋诗文，以排解丧亲之痛。三人还一同四处参加社集。当是时，江南初定，清廷在顺治二年（1645）便在江南举办了乡试，明末沉寂的社事再次活跃起来。计东基于父亲计名、岳父吴䎖在复社所积累的人脉和名望，在清初的社集中尤为活跃。顺治六年（1649），他与顾有孝、吴兆骞、朱彝尊等人携立慎交社，当时的许多名士也纷纷加入。三子与当时的文人角逐艺苑，由此声名鹊起，尤其时年方十六七岁的吴兆骞，惊才绝艳，援笔立就，使见者咋舌，无不望风而低首，以才子目之。
吴兆骞、计东像
四子在文学上各有所长，治学兴趣不一，然并不影响他们彼此砥砺切磋，相携相助，互相成就声名。顾有孝善诗，矜慎不苟作，被目为“词坛耆硕”。创作之余，他将一生大部分精力都致力于选诗，以此为业，选本涉及唐律、明诗、清初诗、本邑诗等，约20种之多，在清初一大批选家中声名最著、影响最大：“盖时运承平，骚坛兢起，几于家学梅坡、人师雪滩。”顺治十四年（1657），顾有孝编选《唐诗英华》，计东一同参辑，其中参与程度尚不得而知，然可以肯定二人都是抱着主张自抒性情、反对复古模拟的诗学理念来进行编选工作的，这从二人的诗歌作品中便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所避之讳皆是明朝皇帝，清代则无一避字。可见入清已逾十余载，他们仍未对新朝予以认同，而此举能避过清廷的审查实为万幸。《唐诗英华》一出，影响甚巨，扭转了明七子、竟陵末流之弊，使吴中地区诗学风气为之一变，也使顾有孝名满天下。前四子中的潘柽章亦对此书大为推扬：“明末，吴中诗习多渐染钟、谭。有孝与徐白、潘陆、俞南史、周安、顾樵辈，扬搉风雅，一以唐音为宗。有孝选《唐诗英华》，盛行于时，后来诗体为之一变。”康熙九年（1670），计东在顾有孝编选完《今诗三体骊珠集》《百名家英华》后，受其嘱托“至京师缮录司马诗”，并为之作序：“我友顾茂伦选《今诗三体骊珠集》《百名家英华》既竣，而自憎其择之未精也，乃搜辑当世大人专集为百名家诗钞之选，今春方刻成宗伯先生诗，而属东至京师缮录司马诗，致之吴门，适幸竟读为序，以上之且以致我友也。”康熙十一年（1672），计东还为顾有孝所选《驯鹤轩诗选》作序，大力维扬。在为彼此声名奖掖提升上，可以说都是不遗余力的，他们所从事的文学活动也对清初诗风、诗学趣尚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除了在选诗、创作方面互助推扬外，二人还对词集评点有所涉猎，于该年一同与当时的词坛耆宿彭孙遹、王士禄、吴兆宽、王士禛、邹祗谟、赵沄等共同参与龚鼎孳《香严斋词话》评点，互通声气。
除计东外，顾有孝也与吴兆骞有编辑诗选的合作，并在此过程中彼此推许称扬。顾、吴二人相识的最早资料见于吴兆骞十三四岁时所作《子夜歌》二首，即为和顾有孝而作。二人曾一同出游，吴兆骞有诗《冠霞阁同顾茂伦、赵若千晚眺》，尽发乡关之思。当顾有孝隐居垂虹桥时，吴兆骞亦有《题茂伦隐居》诗以赠。除了日常诗文往来外，二人还在选诗上有过商榷与合作。顺治十八年（1661），顾有孝与董二酉合编地方性清诗选本《吴江诗略》，意在推扬时贤，内收吴兆骞诗18首，在选辑具体诗篇时应与流戍北方的吴兆骞有过书信往来商榷：“《今诗萃》及《吴江诗略》所选我诗，妹可着沈华将细字写了，照样圈点，寄我一看。”顾有孝也因此险些被牵连至庄氏《明史》案中。在遇赦南归后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吴兆骞与顾有孝还与蒋以敏共同编选了《名家绝句钞》：“吴郡顾荣茂伦，挥扇多暇。适逢吴札乍返延州汉槎，遂相与研露晨书，燃糠暝写，撷两朝之芳润，掇数氏之菁华，凡若干篇，都为一集。”次年，吴兆骞携之入京四处传扬，影响甚大。吴兆骞还延请好友徐乾学、纳兰性德为此书作序。约在此际，顾有孝辑《闲情集》，吴兆骞亦曾助其参订。
正是在一次次的诗文集编选、社集的交流、切磋与推扬中，三子逐渐声名鹊起。而潘耒以出生稍晚虽较少参与三子的活动，然继承恩师顾炎武衣钵，在清初实学、史学领域声名显赫，影响巨大，这也是他能成为“松陵四子”一员的关键。四子不仅时常一同参加各类文学活动、集会，还在生活中彼此帮扶互助。计东诗文集中常出现“予因茂伦得交南昌喻子”“我友顾茂伦，每言程少府”一类的字句，可知顾有孝在计东四处游走晋谒时会为之推扬举荐。顺治十一年（1654），丁酉科场案发，吴兆骞不幸身陷其中。计东、顾有孝多方奔走斡旋未果，吴兆骞最终被褫革举人身份并流戍宁古塔达23年之久。吴家被罚没财产，计东不惜析产以助吴家，并与顾有孝、宋德宜等多方奔走，倾力斡旋营救，以至吴兆骞在《家书第二》中感慨有“感恩入骨”之感：“儿凡事承右与甫，骨肉至爱，重为周全，儿真感恩入骨。”在狱中，吴兆骞有《秋夜寄计甫草》抒发心怀。流戍期间，吴兆骞也与计、顾往来诗文书信不断。顺治十五年（1658），顾有孝作《与吴汉槎书》予以宽慰：“荀卿氏有言：'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愿仁兄详味其言，则目下漂流绝塞，家室流离，亦作会稽、曹卫观可耳。由此而竖起脊梁，潜心理道，以上承天意，则今日之忌兄祸兄者，非兄之益友耶？曷恨哉？汉槎勉之！远大在前，努力自爱。”顺治十六年（1659），吴兆骞作《闰三月朔日将赴辽左留别吴中诸故人》，请父亲分别抄送于14位平生知交好友，计东、顾有孝均在其中。顺治十八年（1661），吴兆骞接连修书两封1 500余字《与计甫草书》，感念其奔走相助的恩情：“昨年遘难，吾兄屡顾我若卢之中，衔涕摧心，慰藉倍至。等公孙之奔走，似田叔之周旋，愧荷深情，犹在心骨。”纵使吴兆骞被流放二十余年，众友人依然没有放弃营救之念。康熙十九年（1680），时任翰林院检讨的潘耒寄《与表兄汉槎书》并赋诗一首给素未谋面的表兄吴兆骞，叙及两家渊谊，表示自己通过表兄吴兆宽（计东姻亲）已“具知表兄旅况”，并欣喜地透露自己正与众友人设法营救的具体细节，“兹新例宏开，西还可待。阃咨到后，弟与电兄，雀跃起舞。……已将吴、钱二姓家属，别具一呈，令小僮同徐仆充递，尚移刑部查案，往复之间，正费时月。然大体得当，皂帽西来，正复不远。尔时握手叙心，真所谓相对如梦寐矣”。潘耒在所赋诗中对吴兆骞的才学深表服膺，对其遣戍遭遇寄予无限同情，并不断给予他赦还的希望。在计东下世六年后的康熙二十年（1681）冬，在顾有孝、潘耒与纳兰性德、顾贞观、徐乾学、宋德宜等人多方斡旋下，吴兆骞终于遇赦归乡。归来后，互相敬仰的二人终得相晤于京师，以诗赋著称的吴兆骞多次赞扬潘耒之赋“不落齐梁风格”，赞“次老之才，李供奉流也”，推崇备至。
三、“松陵四子”并称缘由及其文学影响
吴中乃江南文化重地，人才辈出，我们不禁疑问，为何是计东、顾有孝、潘耒、吴兆骞四人并称“松陵四子”，所据为何？可以说，“松陵四子”的并称既与四子所处时代与身份息息相关，还包含了命名与阐释者的自我生命体验与情感寄托，具有鲜明的主观性、地域性与时代性，透射出彼时文坛血缘、学缘与地缘等多重关系交叠下的结群意识与标榜风气。通过深入梳理考察发现，命名与阐释者以“松陵四子”这一符号化的方式构成群体并称关系，大体是从四子之才学、性情和坎壈不遇的遭际等方面来考量的。
就才学来说，四子赢得了当时乃至后世很多文人的认同。计东擅作古文，顾有孝专于编选，潘耒长于实学、史学，吴兆骞工于诗歌、骈赋已是时人的共识。乾隆时期吴江文人袁景辂直言：“吾邑人文，国初最盛。经术推朱鹤龄，古文推计改亭，诗赋则擅场虽多，当以吴孝廉为最。”只是并未将四子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到了乾嘉时期，四子便开始以整体面目出现，并在才学上得到文人广泛的认同。汪家禧认为四子在文上的成就是他们获得认可的关键：“松陵计、顾、潘、吴四子，以文藻烁一时。”姚鼐认为，四子因坎坷经历而使文学词章大有所成，是“非穷愁不能著书”“文章憎命达”的典型代表。翁广平则称“四子俱以诗、古文辞雄视一世”，全面肯定了四子的才学。晚清的陈康祺则专指诗歌是四子皆擅长之学：“皆以诗笔雄视当世，皆落拓无所遇。”叶德辉《天放楼诗钞序》亦谓吴江为诗人渊薮，认可潘耒、吴兆骞、计东的文学地位：“有清开国，则有徐电发、潘次耕两太史，以鸿词掇大科，联翩台阁；吴汉槎、计甫草两孝廉，领袖江湖。”从众人的评价可以发现，四子在诗词文赋方面的才学都得到了认可，并不局限于某一个文学领域。
翁雒《松陵四子咏》对四子评价极高，在诗中高度概括了四子的生平遭际与才学：
计甫草
也曾簪笔侍枫宸，依旧归来四壁贫。五论安危传弱冠，一流租税谢头巾。不教雄略酬王猛，总为怜才哭谢榛。宜兴三家谓魏叔子、侯朝宗、汪苕文争鼎力，强弓独自挽千钧。
顾茂伦
残年身世苦沧桑，天遣骚坛属老苍。文选楼高湖海重，玉山堂闭水云凉。一餐虀菜名流附，十载生刍吊客忙先生没后十年始无吊客。今日滩头谁钓雪，三衣归去上慈航。
潘次耕
青鞋布袜走瑶京，倾国公侯侧目惊。完璧死生师友义，破巢患难弟兄情。白鸥入梦多归思，金马虚期累重名。五岳倦游双户键，龙章还眷老书生康熙圣驾南巡，赐五言律诗。
吴汉槎
万死投荒历百艰，笳声吹老鬓毛斑。不缘鸡树承丹诏，谁赎蛾眉入玉关？词赋惊看驰屈子，姓名恨未落孙山。挥金屈膝皆非易谓宋相国、徐司寇、顾孝廉诸公卿，洒泪平生旧往还。
从翁诗的排序看，依然是计、顾、潘、吴。在诗中，翁雒谓计东尝著《筹南五论》挽明危局，也曾高中举人却转因奏销案被褫革；赞其才略不输王猛、谢榛之流，尤其在散文方面的成就，计东“强弓独自挽千钧”，与散文三大家魏禧、侯方域、汪琬争足鼎立。谓顾有孝“天遣骚坛属老苍”“文选楼高湖海重”，诗名高卓，又因编选《唐诗英华》等，一改前后七子积习之弊，使当时诗风为之一变，影响之巨以至逝去十载仍然吊客不绝。潘耒《唐诗选评》、翁雒《集唐诗》等皆是受此影响的产物。谓潘耒继承恩师顾炎武之“顾学”，促进清初实学的进一步发展；在兄长潘柽章因庄氏《明史》案被杀后，一力护送其妻沈氏北上流戍地，在沈氏自尽后又扶柩南还；曾以布衣之身得博学鸿词科第二，入翰林院参修《明史》，引得公卿侧目；不容于时辞官归隐后，仍得皇帝眷顾，以《老马行》诗婉拒。谓吴兆骞惊才绝艳，“词赋惊看驰屈子”，却不幸身陷科场案，被流放宁古塔。幸得宋德宜、徐乾学、顾有孝等人奔走斡旋，才得返归南国。可见四子在当时亦在各自所擅领域成就突出，名扬于世。对于四子在文学上的才华和成就，后世文人是深为服膺的。
吴中素为文薮，四人能从中一众俊彦名流中脱颖而出以“松陵四子”并称，高卓的才学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更为独特的一点是，与他们自身张扬简傲的个性大有关系。吴人对四子乃至董二酉、张隽、潘柽章、吴炎的个性早有认知：“八人者，皆气凌一世，往往以小事与人忿事，或竟奋殴，人尽畏之。”与前四子相比，后四子个性更为张扬，这也是四人被并称的因素之一。跳荡不羁如计东，时人目之为狂人：“自海陵归，渡江，大风雨雪，舟不得发。同行者垂首叹惋，计坐柁楼下，手王阮亭诗读之。至论郑少谷绝句，哭失声。既乃大喜，雪中起坐，观江涛澎湃，吟啸自乐。”直言无隐如顾有孝：“见有举止错忤、勿克当意者，出其微词冷语，中人要害，勿顾人头面发赤，而胸中实温良易直，不为崖岸斩绝也。”一旦有见解不合，动辄攘臂忿争者如潘耒：“明有史仲彬者，相传为官于朝，曾从建文出亡。有《致身录》一书，是仲彬所著，历叙出亡之事，并从亡诸臣。而虞山钱氏有十无之辨，稼堂宗其说，以攻史氏。史氏后人亦颇盛，遂成仇隙。后史氏请于当道及搢绅先生，以仲彬入乡贤祠。徐电发检讨釚与焉，稼堂复作书与徐辩论。后史与稼堂会于其姻娅沈宅，席间，言及仲彬事，竟至攘臂，一邑传以为笑。”恃才狂傲如吴兆骞，大言“安有名士而不简贵者”，曾戏谓汪琬：“江东无我，卿当独步。”从这些评价之语可以看出，四子性格之张扬简傲。
顾广圻《松陵四君画象记》，《思适斋集》卷五，清道光二十九年徐渭仁刻本
四子独特的个性也给他们的人生带来了诸多祸端与坎坷，怀才而不遇，坎壈而多艰。当然，四子命途坎坷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也不无关系。顺治十四年的科场案，吴兆骞因此被流戍宁古塔23年之久；顺治十八年的奏销案，计东被褫革举人功名；康熙二年的庄氏《明史》案，潘耒因兄长潘柽章而被牵连在内，被迫改名奔命；顾有孝则拒不入仕，以布衣终老。回到四子个性本身，也可发现性格与命运关系之一二。计东自谓“我多言躁动疏虞，开罪于人”，以至他后半生四处游食投谒屡遭摧折。潘耒性情刚直，自谓“愚戆性成，不谙世故，酒酣耳热，转喉触讳，往往获罪于先生长者”，以布衣之身入史馆后，“尤精敏敢言，无少逊避”，最终被掌院学士牛钮以“浮躁轻率，有玷讲官”之名弹劾而遭降调。吴兆骞“少时简傲，不拘礼法”，学成后更是傲放自衿，“不谐于俗，以故乡里嫉之者众”，身陷丁酉科场案以致遣戍当与此不无关联。和三人相比，顾有孝一生相对平顺，然亦是终生不遇。他少而任侠，有志于世，然在历经弘光政权覆灭和恩师陈子龙死国难后，愤而焚毁儒生衣冠，弃诸生籍，隐居于吴江垂虹亭畔，终生不出，即便是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词科，得公卿力荐，仍以病坚辞不就。因而，四子怀才却不遇于时，才高而命蹇，这不能不引发时人乃至后世的理解与同情，以“松陵四子”合称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顾广圻认为，四子“所遇不同，而其遇之归于穷则同”。张云璈亦有此论：“四子者，其出处不一，其怀才不得志于时，则大略相似。”而这也是翁雒绘四子图像而广之的初衷：“此翁君所以不平，而图其像也。”
四子各有所擅，深得后世文人的肯定和推许，而他们才高命蹇的遭际也引发了广泛的同情。翁雒受父翁广平影响，钟爱四子，描摹四子画像并四处征集诗文，初衷亦是出于对四子各自遭际之“所以不平，而图其像”：“天之于此数人，分其灵淑之气，以生之异其沆瀣之菁以成之，乃与其才与其识，而独不与其遇。改亭有经世之略，论事能动史阁部；雪滩亦游陈黄门之门；稼堂从数千里持嫂氏遗骸，间关以归。是皆抱经济、负血性，能为人所不能为，未可仅以词章目之。即汉槎之赋，能邀睿赏而不蒙鸡竿之赦，岂天生之而忘之而又忌之耶？不惟忌之，且摧折之、困苦之，以濒于死，不知天之有意欤？为无意欤？”顾广圻则认为，四子所遇不同却同归于穷，值得闻者凭吊自伤：“或牵连遭黜，或终身行遁，或裁登旋替，或窜逐濒殆，所遇不同，而其遇之归于穷则同。”皆因其学而光炎难泯：“士生于世，其能卓然自立，没而为人称道者，亦曰学而已矣。是故其不学也，岂无禄位？赫奕容貌壮佼，沾沾自喜，而转眄遒尽，徒类孤雏腐鼠。其学也，则虽槁项黄馘、偃蹇困顿、溘死无时，而光炎难泯。闻其风者，往往流连遗迹，至于弗能自已。”而四子画像、声名得以传流后世，“不啻与古来盛德丰功丹青炳焕者等，岂非四君之各显其学，有以自致于此乎”。在张云璈看来，“四子者，其出处不一，其怀才不得志于时，则大略相似。其人或甘沉沦，或遭罪谴。虽潘稼堂太史八金门上玉堂，受圣主特达之知，以为可吐才人之气矣。而少撄家难，流离颠沛，仕亦旋斥。所谓诗人例穷，不知谁创之，而谁主之也。夫天下岂独四子然哉？松陵亦岂仅此四子哉？”至此，将四子并称的意义进一步升华，以四人之不遇指代天下文人之不遇，使之具备了更为普泛而独特的价值。
这种旨归在同样身为吴江文人的翁广平身上即得到了印证。翁广平亦是安贫力学之士，为文“议论闳肆，反覆驰骋，而不乖于法”，被姚鼐目之为四子的知音与继起者：“翁子虽贫穷，其文学辞章未尝不遇知音也。”“今翁子继稼堂诸君而起，著作之富未肯稍让，而其处境有极人世所难堪者。”汪家禧则赞他“既具计、顾、潘、吴之文藻，兼朱、陈、王、沈之朴学”。这种自我代入抑或被他人目之为如四子般怀才不遇，可以说是四子影响在后世的映照和投射。翁广平特为每人作传一篇，而对四子的穷愁不遇，则更为同情吴兆骞的遭际，认为“三子虽穷达不同，然皆得优游林下以自适”，而“独汉槎遣戍万里之外，雪窖冰天，历二十五年之久，故其佗傺厄塞，悲愤无聊之况，一一发之于诗”。对于四子的怀才不遇，翁广平更是将之与屈原、李白、韩愈、苏轼辈相提并论：“古今来，恃才能而不遇者，若三闾大夫、李太白、韩昌黎、苏子瞻辈，其文章诗赋断为千秋绝调。”且认为四人正是因遭贬斥才使诗文穷而后工，成就不朽的声名：“然使此四人者不遭贬斥，其文章诗赋必不能若是之工，若是之悲壮，若是之流布，而动人哭泣歌舞也。”
张云璈在感慨四子之不遇的同时，也认为四子声名已得远播后世，口耳相传，天下仍有无数仁人志士怀抱四子之才，同遭四子之不遇，却终生籍籍无名，声名并未如四子一样在后世流传：“虽然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而四子至今在人耳目，似亦可以无憾矣。嗟乎，世固有如四子之才，有四子之啬，而并不得如四子之名者，是又望四子而如在天上也，尤可慨已。”顾广圻不禁呼吁和期盼，天下如翁广平等怀才不遇者都能如四子一样声名不坠：“诸公之光炎难泯，亦正犹夫此四君也。”
在儒家传统文化主导的封建社会，济世救民、致君尧舜是文人的普遍志向，然能实现抱负者寥寥，怀才不遇情结便成了文人创作中反复吟咏的主题。自古“文士多数奇，诗人尤薄命”，屈原、贾谊、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都作为怀才不遇的典型，被历代文人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一直被吟咏、称颂、怀念着。“松陵四子”亦因才高学深，个性简傲张扬，却终生穷愁不遇，又同出一乡，更容易引发后世文人的广泛同情、喜爱与关注，进而自我代入引发怀才不遇之憾。这也是四人作为怀才不遇的典型被定义、流传下来的关键所在。
诚如严迪昌先生所言：“诗歌史上屡见之'七子’'五子’'十子’一类名称，不应轻忽为一般的文人风雅习气，其实这类现象正是朝野诗坛领袖们左右风气走向的表征。”而“松陵四子”不唯在诗坛，实则各有所擅，引领一时：“经世文章动帝乡”“空怀济世安人略，曾有惊天动地文”的计东；“物外搜罗归大雅，箧中文字绝无伦”的顾茂伦；“漫拢彩笔修秦史，脱却山衣事汉臣”的潘耒；“君恩如海许南旋，听了笳音二十年”的吴兆骞，“人但悲其数奇运蹇而已”，一同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一抹独特的亮色。“松陵四子”并非有统一学术主张的文学群体或流派，然四人以其突出的文学成就各自树立，又因同出一乡、个性张扬、怀才不遇而被目为一个小文学群体。或许，在华夏五千年灿烂的文学文化史上，如“松陵四子”一类的并称群体很多，其声名、影响不能跟“竹林七贤”“建安七子”“三苏”“李杜”“唐宋八大家”等相提并论，却是文学史上少见的以过人的才学、张扬的个性、坎壈的遭际而共闻于世，进而成为怀才不遇的文人代表，并为后世的失意文人提供了更多的情感寄托与自我期许空间，而这也是“松陵四子”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本文刊发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经作者授权转发。为阅读方便，已将注释略去，仅保留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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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杜桂萍
主编：马丽敏
刘建欣
编辑：于金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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