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都护府建立后，采取各项措施，贯彻以“安辑”为主的施政方针，凭藉中原充盈的财力，团结争取西域各绿洲城国。当时憧憬中原的西域上层人物，派遣至京城的使者络绎不绝，形成了人员交往的热潮，推动着民族间的融和与社会的演进，也使代表汉廷的都护府赢得了各绿洲城国的信赖，享有很高的威望。故王莽失败东汉初建时，西域各地屡次请求归附，期盼汉廷重派都护。正是在此有利的情势下，著名的班氏父子得到有力的支持，重新完成了国家统一西域的大业。
西汉王朝经过文景时期的恢复发展，武帝刘彻即位后，“财力有余，士马强盛”，便与经常骚扰边地的匈奴势力，展开了数十年的大规模战争，开边兴利，历史贡献巨大，但长期用兵，海内虚耗，民怨沸腾，他及时地作出政策上的重大调整，下“轮台诏令”，使民众休养生息，逐步恢复国力，至宣元之际（前73～前33年）国家臻于鼎盛，时称中兴。
一、汉西域都护施行“安辑”方针的举措
宣帝神爵三年（前59）西域都护府建立时，中原大地正处于经济高涨时期，牛耕、铁工具的普遍使用，农田水利技术的推广，使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水平，远远超过西域各绿洲城国，物资丰盈，国力充实。故当时汉朝统辖西域，根本不需要从万里塞外获取财物，在确立统属关系的前提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维持西域当地原有政权的统治方式，团结争取其上层人物，贯彻执行中央朝廷的各项政令。汉朝采取的基本方针是“义在羁縻”，也就是执行“无取于彼”以“安辑”为主的方针政策，[1]汉中央政府不向西域诸国征收赋税，反之以币帛馈赠西域绿洲诸国。这一基本方针的确立施行，深得西域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并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袭，特别在唐代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完善。
汉朝建立西域都护，施行安辑方略，实现并巩固了对西域的统辖，奠定了我国封建时代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匈奴控制西域时，“赋税诸国，取富给焉”，这个强悍的游牧部族经济结构单一，物资匮乏，不仅大量掳掠人口，而且凭藉武力横征暴敛，勒索西域各种物资。汉宣帝时，“匈奴请降，毾㲪罽褥，帐幔毡裘，积如丘山”，[2]即系从西域搜刮所得。其重求税赋，主要靠刀光剑影的高压态势，西域各地虽然俯首听命，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毡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故太初四年（前101）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但这还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匈奴称霸中亚的格局。这种态势直至宣帝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降汉，西域都护府建立，才根本改观。驻于焉耆一带的“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塔里木盆地终于为汉朝控制，“汉之号令班西域矣”[3]。宣帝甘露三年（前51）匈奴呼韩邪单于以藩属身份朝汉，表示臣服效忠，进一步推进并巩固了汉统辖西域的大局，其威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自此，中、西亚各国对待汉帝国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原先“自乌孙以西至安息诸国近匈奴，匈奴尝困月氏，故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到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所以然者，以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咸尊汉矣”[4]。作为汉派驻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都护府建立后，遵循汉廷的治理方略，对西域各城国“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不可者诛伐之。”[5]在这样以安辑为先的方针指导下，动用武力受到很大限制，戊己校尉领导下的屯田士卒只不过三千左右，若有突发事件，调遣汉军或各国兵还必须要经过中央朝廷批准，否则以矫制问罪。如元帝建始三年（前30）西域副校尉陈汤、都护甘延寿发兵平定了盘踞在康居的郅支单于之乱，虽然他们都为稳定西域局势作出了突出贡献，但由于擅自兴师矫制，仍然问责，遭受严厉抨击，而难得应有的封赏。汉廷为防止边疆官吏滥用武力作此项规定，显示其对西域施行以安辑为主的基本政策。由于如此，都护府还特别注意辖境的安宁稳定，遏制城国之间恃强凌弱，及时化解矛盾，合理解决内部纠纷。《资治通鉴》阳朔四年（前21）载：“乌孙小昆弥乌就屠死，子拊离代立，为弟日贰所杀。汉遣使者立拊离子安日为小昆弥……于是西域诸国上书，愿复得前都护段会宗，上从之。城郭诸国闻之，皆翕然亲附”。汉廷应允了西域各地的诉求，大得人心，诸国“翕然亲附”，进一步维护了政局的稳定。已调回内陆的前任都护段会宗，应各城国的要求，重返西域，为平息乌孙内乱，不顾危难，奔波不息，七十五岁病逝西域，“城郭诸国为发丧立祠”表示哀悼，显现了都护在西域人民心中的重要位置和对其拥戴之情。[6]
在贯彻执行汉廷政令过程中，西域都护府与中原地方政府一样，非常重视人口普查，掌控辖区内各城国人口及其他基本情况。所以《汉书·西域传》中，绿洲诸国都有人口数字，为后世史书所难企及。当时为保障大局的稳定，军政人员的供给和丝绸之路上来往使者与商旅的需要，都护府调整军政布局，重新规划屯垦方案，加强和改善对屯田机构的领导和管理，以巩固发展既有的有利形势。昭帝时按搜粟都尉桑弘羊的规划，轮台、渠犁（今新疆轮台县东）一带地方作为屯田中心，“置校尉三人分护”。初元元年（前48）设戊己校尉后，把屯垦重点东移至吐鲁番盆地。按劳武结合的原则，戊己校尉府实际上就是驻守西域的汉军司令部。高昌、柳中的屯卒也就是汉军的主力。吐鲁番盆地位居交通冲要，是控制匈奴南下的孔道，又有捷径直通敦煌，与中原联络方便，且“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可成为天然的粮仓。戊己校尉驻此，与乌垒城（今轮台县策大雅附近）的都护府，成掎角之势，遥相呼应。通过这一合理调整，屯垦规模大为扩展，吐鲁番盆地也进入前所未有的大开发时期。原汉朝在西域的军政机构，平时虽不向百姓征收赋税，但在汉军和过往使者进入西域后，当地人民都有提供粮草牲畜的义务，各绿洲小国生产能力有限，往往不堪重负，深以为苦。大力发展屯垦，粮食生产有余，有效地解决了沿线过往行人和士卒的生活供应，大大减轻了当地群众负担，也为大力推动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中西交通提供了条件。在都护府的领导下，敦煌以西至盐泽即罗布泊一带，沿途皆修建了亭燧，进一步保障了丝路的通行。
这一切举措都有助于安辑方针的落实，而所以致此，其成功的因素还在于，汉朝统辖西域以后，充分发挥其富裕的财力对西域的支援，以大量的金币丝帛为赏赐或赠予，有效地争取了各地上层人物的支持，赏赐或赠送礼品往往是特派的使者负责，也有的是通过西域都护分发，这在《汉书·乌孙传》中屡有记载，如本始二年（前72）常惠领护乌孙军队大败匈奴，被封为长罗侯，“汉遣惠持金币赐乌孙贵人有功者”，同时冯夫人即解忧公主侍者冯嫽，“持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7]。在阻止乌孙内乱过程中，西域都护则直接论功行赏，“都护廉褒赐姑莫匿等金人二十斤，缯三百匹”。凡此种种“赂遗赠送，万里相奉”的举措，使“汉多财物”的声名远扬于周邻，西、南亚各国人士为图厚利，以贡献为名，打着使者旗号来中原商贸者，接踵而至。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城国更掀起奉献的热潮，跟随着大批侍者的王公权贵，甚至他们的家人亲属，或派遣各式各样的使者，浩浩荡荡地向长安进发，掀起了新一轮的中西交往热潮。
二、憧憬中原，大批西域人士涌向长安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凿空”以后，一批批信心十足打着使者旗号的商队，不畏艰辛，长途跋涉于中西交通线上，“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8]这时从长安出发西行的“使者”不绝于途，但西方各地对东方世界还较陌生。自汉朝统辖西域以后，都护府的各项措施，产生了积极效应，不仅天山南北诸城国与汉朝关系密切，交往频繁，随着丝织品的大量西运，也强烈地吸引了徼外各地纷纷来中原“贡献”，从事商贸活动。康居位于乌孙之西、大宛西北，地处绝远，不在西域都护管辖范围之内，虽然与汉早有交往但关系并不亲善，康居王打着“贾市为好”的招牌，不断派使者通过塔里木盆地至中原贡献。对此，除史籍有简要的记载外，近年发现的悬泉汉简，也屡现“送康居诸国客”的记录。[9]同样，罽宾在印度河东侧的塔克西拉即今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一带，也时常遣使至中原贡献，“以通货市买”，“实利赏赐贾市”，企图通过贡赐贸易获得厚利。据简牍资料统计：天山以南的绿洲城国和汉朝通使的有楼兰、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蒲犁、皮山、莎车、疏勒、姑墨、温宿、龟兹、仑头、乌垒、尉犁、危须、焉耆、狐胡、山国、车师等20余国。在这批绿洲城国中，人口最多的为龟兹，拥有6970户、81317人，最小的是“王治车师柳谷”的狐胡，仅有264人，他们在摆脱匈奴沉重的压榨后，其上层人物都乐于来中原贡献观光，获得厚重赏赐，有的则是以侍子身份长住京城，接受汉文化的熏陶：
Ⅱ0115②∶47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传车马皆当柱，敦……
Ⅱ0115①∶114……送精绝王诸国客凡四百七十人(150)
Ⅰ0309③∶134各有数，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发禄福，度用庚寅到渊泉(145)
Ⅱ0216②∶54永光五年(前39)七月癸卯朔丁巳，使送于阗王诸国客，卫司马参、副卫候临，移敦煌太守……(154)
Ⅰ0309③∶97客大月氏、大宛、疏勒、于阗、莎车、渠勒、精绝、扜弥王使者十八人，贵人□人……(189)[10]
在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城国中，于阗王、精绝王及其使者是较多出现在东行旅途上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在敦煌悬泉置的记录中，经常出现的是，旅行者的姓名、国名与人数，此简只录于阗王及其以下人等，这一千零七十四人，应主要是随于阗王来的人。按汉朝法令，各地王侯及周边少数民族首领朝贡人数有一定限制，“诸侯王朝，得从其国二千石”[11]，即二千石以上官员皆可随其王入朝。南匈奴单于入朝，从者人数通常限定在200人，因为人数过多，朝廷接待费用和赏赐将大量增加。元寿二年（前1）单于要求“愿从五百人入朝”朝觐人数增加一倍以上，朝廷赏赐也“加赐衣三百七十袭，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12]。汉代西域诸国朝贡未见有人数限制一说，以于阗王为首的这一行千人以上的朝贡队伍，以憧憬的心情，浩浩荡荡向中原进发，其人数之众多，规模之庞大，在历史上实属罕见。他们贡献的地方特产，如当时就很著名的玉石，得到朝廷赏赐的锦绣缯帛数量之多肯定也非常惊人。其次“精绝王诸国客凡四百七十人”远赴中原，也系不小的规模。《汉书·西域传》载精绝“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位于今新疆民丰县北沙漠中，民丰县是和田地区东边人口最少的一个县，如今该县叶亦克乡1102户、3623人，[13]与汉代精绝人口近似。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这只是一个不大的村落。可就是这样一个地临荒漠、人口有限的城邦首领，当日同样受到汉廷的重视和眷顾，因其和于阗一样，是中西交通的必经之地，汉廷不仅给精绝王高规格的礼遇，并且赏赐了大量礼物。1995年，中日尼雅联合考古队发掘的东汉墓葬，曾出土了大量色泽鲜艳的丝织物，如I号墓地八号墓中清理出的“延年益寿保子孙”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锦、“千秋万岁宜子孙”锦枕等，其中“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色彩艳丽，图案尤为新颖，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而3号墓室男女主人的服饰衾枕、日用器物几乎全是中原运来的高档产品，价格昂贵的锦就占半数以上（锦当时匹价一万钱左右，相当帛价的八到十倍），很多是皇家纺织工场生产。[14]从现存遗物看，它确实反映了汉朝对精绝王等上层人物赏赐与馈赠之多。故有学者认为此墓即为精绝王陵。文献资料也同样记载，汉廷对塔里木盆地诸绿洲城国大量赏赐丝织物的情况。《汉书·西域传》称：元康元年（前65）龟兹王绛宾偕夫人（解忧公主之女）来长安朝贺“王及夫人皆赐印绶。夫人号称公主，赐以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绮绣杂缯琦珍凡数千万”，他们在长安留住一年，后数来朝贺，皆得厚赏。汉宣帝赏赐给龟兹王及其夫人的丝织物值数千万，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据居延汉简及《九章算术》等汉朝物价平均数计算，一般丝织物每匹约千钱，[15]这就是说汉宣帝赏赐给龟兹王绛宾及夫人的各种丝织物应有近万匹之多。据悬泉汉简记载，后龟兹王绛宾生病，汉元帝还专派医生前往诊治，前后有五年之久。可见汉廷对绛宾关怀备至，关系至为亲近。
西域各国人士来中原观光的当然不仅限于王公及其使者，被称为“大人”“贵人”的豪门政要，甚至还有他们家人、亲属所派遣的使者都纷纷上路，此可见于悬泉汉简大量的零星记载中，如：鄯善王王赐妻使者犬苏者等二人、疏勒王王妻使者呼留竭等十人、于阗王大子使者未都楗、乌孙大昆弥副使者薄游左大将掾使敞单、乌孙小昆弥使者却适等三人、（焉）耆王大母副使者贪訾王母副……等、莎车王夫人使者渠代等六人、莎车贵人失浅……奉献到广至厩驴一匹、大宛贵人乌莫塞献橐他一匹、于阗贵人宾且塞献驴一匹……等，[16]他们兴致勃勃地风餐露宿在通往中原的大道上。还有徼外地区打着使者旗号“欲通货市买”的商贾，也奉献“殊方异物”蜂拥而至长安、洛阳，亦或至酒泉返还。汉廷不仅“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根据不同身份都给予各种赏赐，他们离开京城返回时，汉廷还专门派遣官员护送，以示礼仪之邦的待客之道。成千上万的西域人士，至中原观光后，大开眼界，仰慕不止，心悦诚服地称许汉地殷富以及礼仪制度的完备周详，龟兹王绛宾及夫人回国后，非常喜爱中原的衣服制度，“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钟鼓，如汉家仪。”元帝在位时，莎车王延“尝为侍子，长于京师，慕乐中国，亦复参其典法。常敕诸子，当世奉汉家，不可负也。”[17]
上述热烈景象大概持续有六七十年，后因王莽篡政，恩信积失，才使中原和西域关系中断，至东汉永平十六年（73）班超出使，在于阗、鄯善等国支持下，经不断奋斗，西域又得统一，恢复发展了中西交往，并进入兴盛之巅峰。“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有50余国至汉廷贡献。后间有冷落中断，终维持到了汉末三国时期。
三、交流互动与社会演进
丝路畅通，在中原与西域频繁往来的热潮中，双方社会面貌都在不断地交融变化中，当时不仅胡食在中原流行，衣饰、用具、音乐、舞蹈，都渐染胡风，加上胡字的西域新事物，在长安被越来越多的人欣然接受，特别是豪门权贵，竟相仿效。南道于阗一贯和中原交往频密，汉高祖时不仅陕西咸阳韩家湾出土的吕后印玺为于阗玉所制，而且于阗乐也传入汉宫。[18]《后汉书》称“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西风东渐，上行下效，社会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西域传入中原的特产，远程转运，价格昂贵，东汉和帝时，当朝权贵窦宪通过班固写信给其弟班超说：“窦侍中前寄人钱八十万，市得杂罽十余张”[19]，按《居延汉简》在西北边郡粟一石价一百一十钱，这八十万钱就相当七千余石粟价，可见罽这样的毛织品运到中原价格是何等昂贵。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宦官专权，扶风人孟佗为求官职，走中常侍张让的门路，交通货赂，最后“以蒲桃酒一斛遗让，即拜凉州刺史”[20]。西域葡萄酒当时被看作是难得的珍品，其身价之高由此可见。除了高档的奢侈品外，也有价廉物美大众化的物品东传，如胡饼及其制法介绍至中原后，即大受平民百姓欢迎。而在大批西域人士至长安朝觐观光的同时，汉军政人员、屯垦官兵、使者、商贾也不断涌入西域，除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西传外，语言文字、礼仪制度、风尚习俗以及货币、度量衡等方面，都对西域社会的经济文化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从各种迹象看来，公元前1世纪亦即汉西域都护府建立前后，塔里木盆地诸城国尚未出现自己的文字，此时汉字输入西域，很快在社会上流行。与汉朝交往密切的南道于阗、精绝诸地情形尤为显著，尼雅遗址出土的八枚汉文木简，即明显地告诉我们这一信息。[21]
木简内容都是精绝等地王公贵族仿效中原礼仪，以珠玉珍宝向对方致意问候，他们都是当地民族有文化素养的上层人物，用汉文作为日常的联络工具。在尼雅遗址还曾出土过秦汉字书“苍颉篇”的残文，[22]说明汉代精绝人士学习汉字曾用此书作为课本。在汉五铢钱大量流入西域后，于阗铸造的汉佉二体钱（俗称和阗马钱），也反映汉字通行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事实，此钱分大小两种，大钱正面有汉文“重二十四铢”，背面有马像及佉卢文，小钱正面为汉文六铢。[23]至于塔里木盆地北缘龟兹、焉耆一带，情况同样如此，《汉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作亭诵》具体内容的解读虽有歧异，但其本身就是东汉时期龟兹通用汉字的确凿证明。南北朝时铸造的龟兹五铢钱，为汉文篆书“五铢”和龟兹文合璧，时间虽稍后，也反映了汉代以来龟兹使用汉字的传统。在罗布泊海头遗址发现的“李柏文书”，是晋西域长史李柏和焉耆王龙会的来往函件，也说明焉耆的上层人物熟谙汉字并在生活中运用。其次，西域各国的王名和职官设置也在仿效中原不断革新，如东汉时期出现的莎车王康、疏勒王忠、于阗王广德等汉式王名，都是依照汉地习俗所起，而新的职官设置：于阗国相苏榆勒、莎车相且运、龟兹的左将军刘平国、扜弥主簿秦牧和疏勒的守国司马臣勋，也都是在学习和模仿中原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出现在人们面前。在婚丧习俗服饰礼仪以及度量衡、建筑营造等方面也都可看出中原文化对边地的辐射。[24]《梁书·龟兹传》称其都城：“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室屋壮丽饰以琅玕金玉。”其城建规模与风格，模仿汉代长安，这显然与接受汉文化有关。[25]上述中原与西域的互动交流，文化上的沟通融合，自然增进了国内各族间的团结认同，为实现社会进步、国家统一创设了有利条件。
四、东汉初西域各地期盼内属的努力
西汉晚期王莽篡政，中原和西域关系中断，塔里木诸绿洲内争不已，大国称霸，以致匈奴重新控制天山南北，“赋税诸国，取富给焉”，残酷榨取，使人民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后汉书·西域传》称：“匈奴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都护。”建武五年(25)莎车王康“率旁国拒匈奴，拥卫故都护吏士妻子千余口”[26]，这时未及撤回中原的西域都护府人员，转移至南道莎车、于阗一带避难，中原文化也在这里广泛传播。莎车王康檄书河西，自陈思慕汉室，河西大将军窦融承制立康为汉莎车建功怀德王、西域大都尉。建武九年(33)莎车王康去世，弟贤执政后，与鄯善王安遣使贡献，请复置都护，归属汉朝。建武十七年贤再次提出请求，后知都护不至，而此时匈奴势力衰微，“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人畜饥疫，死耗太半”[27]，乃自负兵强，日趋骄横，兼并诸国，重敛税赋，逼得绿洲诸国怨声载道。二十一年冬，车师前部、鄯善、焉耆等十八国主动遣子入侍，奉献珍宝，皆流涕稽首请派都护。光武帝刘秀接见并厚赏各国侍子，但以“中原初定，未遑外事，竟不许之”，让侍子还国。于是莎车王贤变本加厉地肆意讨伐，攻杀龟兹、扜弥、西夜诸王。于阗王位侍亦为贤所杀，其子戎不远万里投奔中原，汉廷封之为守节侯。莎车王贤并令鄯善王安绝通汉道，安拒绝后即遭围攻，兵败逃亡山中，濒危灭国。在屡次请求内属皆遭拒绝后，鄯善王安无可奈何，乃报告汉廷，如再不置都护，西域诸国只得投靠匈奴，刘秀回应说“如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鄯善、车师等国无可奈何，只得归降匈奴。时莎车将君得统治于阗暴虐，于阗人奋起反抗，在大人都末率领下杀君得，大人休莫霸复与汉人韩融等杀都末，自立为于阗王。在韩融等支持帮助下，广德继承其叔休莫霸的王位，于阗在塔里木盆地南缘日益强大，而莎车王贤，独断独行，连年征战，逐渐衰败。匈奴乘机与龟兹联兵攻莎车，企图统治南道。贤为自保弃置了抗击匈奴的大旗，送其子不居征至匈奴为质，表示依附。东汉明帝永平四年（61）莎车相且运等患贤骄暴，密谋降于阗，于阗王广德率领诸国三万兵攻莎车，里应外合，兼并其国。匈奴闻广德灭莎车，遣五将发龟兹、焉耆十五国兵三万余人围攻于阗，逼降广德，“以其太子为质，约岁给罽絮。”[28]从此匈奴势力又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
匈奴衰弱、中原纷争无暇西顾之际，莎车等城国的称霸现象，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插曲。塔里木干旱地区分散封闭的绿洲环境，适于人类活动的生存空间有限，不可能形成人口众多、强大统一的地方政权，所以各城国要求汉中央政府的统辖领护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时经长期战乱，东汉方始统一中原，光武帝刘秀“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秏，思乐息肩”，[29]所以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心理，不愿再统管西域事务，以致把心向汉室的西域各国拒之门外、推向匈奴的势力范围。刘秀作为汉朝的中兴之主，拨乱反正，使中原从混乱的低谷中恢复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后人评价甚高，但处理西域问题显然是一次大的失误，使国家统一西陲、丝路恢复畅通的进程延迟了二三十年之久，也使西域各族人民更多地饱受了战乱的苦难。作为开国之主的决策，影响了整个东汉时期对西域方略的摇摆不定，以致出现了“三绝三通”、匈奴残余势力一度胁迫车师诸国侵扰“河西，大被其害”的局面。后明帝刘庄即位（58～75年），国力增强，他意识到朝廷先前处置西域问题的不当，乃命将帅北征匈奴，屯田伊吾卢，重新迈开统一西域的步伐。这次率军出击匈奴的统帅，是奉车都尉窦固，他乃常和西域打交道的窦氏家族窦融的子侄，“明习边事”，素谙南道诸国心向汉室，前乃被迫投向匈奴，故从实际出发，明智地作出决策，不派大军压境，只遣使者至鄯善、于阗联络，争取绿洲诸国归附，共同抗击匈奴。永平十六年（73）班超作为使者只带少数人至鄯善、于阗活动，在当地拥汉势力的积极支持下，很快打开了局面。永平十八年刘庄去世，章帝刘炟恐超孤危，难以自立，令其撤回。“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甚至举刀自刭。超还至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互抱超马脚，不得行。”[30]全国上下都竭尽全力强留班超，惧其东撤后匈奴势力卷土重来，疯狂报复。在两难的情势下，班超审时度势，见于阗群情激愤，恐生意外，而自己也亟想立功异域，以遂生平之志，乃甘冒“抗旨”的风险，毅然决然地应允于阗全国上下的要求，不再东撤，重返疏勒，继续联络诸国。并上书汉廷，禀报原委，并陈析西域形势，以求支援：“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汉章帝刘炟知其功可成，也转而赞同并予支援。经过二十二年的奋斗，班超在于阗、鄯善等国的支持下，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永元六年（94）“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次年东汉和帝刘肇在封班超为定远侯的诏书中，称赞其“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31]。如果我们对此换个角度分析，就可进一步看出，班超以及其子班勇所以能如上述，建立卓越功绩，完成统一大业，主要是由于其行动符合西域绿洲诸国的愿望和要求。如《汉书·西域传》赞语所云“建武以来，西域思汉威德，咸乐内属”。而东汉后期朝政闇弱，自顾不暇，还能继续维持统辖西域的局面，也正是由于如此。[32]
[1]《汉书·西域传》；《册府元龟》卷一七四，帝王部，武德二年闰二月诏。
[2]《太平御览》卷七〇八引杜笃《边论》。
[3]见《汉书》卷七〇《郑吉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第3005页。
[4]《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896页。
[5]《资治通鉴》卷二六，宣帝神爵二年。
[6]《汉书》卷七〇《段会宗传》，第3029页。
[7]《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第3901页。
[8]《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57页。
[9]参见拙作《悬泉汉简与西域史事》，殷晴：《西域史地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3页;王素：《悬泉汉简所见康居史料考释》，荣新江等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
[10]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50页。
[11]《资治通鉴》卷三二，成帝元延三年。
[12]《汉书》卷九四《匈奴传》，第3743页。
[13]民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民丰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3页。
[14]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尼雅95一号墓地3号墓发掘报告》，《新疆文物》1999年第2期；于志勇：《新疆尼雅遗址95MNIM8概况及初步研究》，《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
[15]李振宏：《居延汉简与汉代社会》，中华书局，2003年，第274～278页;劳榦著：《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1934年重庆石印本;《汉书·东方朔传》;萧清著：《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28～129页。
[16]张俊民：《敦煌悬泉出土汉简所见人名综述》，《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17]《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09页。
[18]〔晋〕葛洪撰：《西京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第20页；唐延龄等著：《中国和阗玉》，新疆人民出版社、台湾地球出版社，1994年，第16页。
[19]〔清〕严可均：《全后汉文》（上），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47页；参见拙作《丝绸之路和西域经济》，中华书局，2007年。
[20]〔汉〕赵岐撰：《三辅決录》，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67页。
[21]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8页。
[22]林永建等编：《梦幻尼雅》，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99页;王樾：《略说尼雅发现的“苍颉篇”汉简》，《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23]参见夏鼐：《“和阗马钱”考》，《文物》1952年第7、8期；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66页。
[24]《周书·异域传》、《魏书·西域传》；王炳华：《西域考古文存》，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27～336页。
[25]关于汉晋时期龟兹城的遗址问题，或疑为今新疆沙雅县英买力镇北的央塔克协海尔古城，见黄文弼：《略述龟兹都城问题》，王博：《沙雅县乌什喀特古城调查》，见李鹏海主编：《沙雅与龟兹》，中国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1～29页。
[26]《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09页。
[27]《资治通鉴》卷四三，建武二十二年。
[28]《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第2909页。
[29]《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第85页。
[30]《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第1571页。
[31]《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第1571页。
[32]详见拙作：《柳中屯田与东汉后期的西域政局》，《西域研究》2011年第3期。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