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派武侠小说的殿军人物，一般认为是朱贞木。但学界同时认为，朱贞木也可以算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先声。
朱贞木(约1905—?)，名桢元，字式颛，浙江绍兴人。上世纪20年代在天津电话局任文书股课员，公余作画、治印、撰文。报界老前辈吴云心，曾与朱贞木同事。吴老回忆：“其公余作画，并治印，皆达到一定水平，文章亦清丽，是一典型之幕僚人才……天津电话局在日伪时期一度在英租界抗拒日伪接管，是时朱尚在电话局。后在日方电信公司工作，日本投降后，电信局复员，朱离局。”另一说法是，朱贞木因沦陷时期继续在电话局工作，抗战胜利后被解职，据云曾在天津小白楼起士林附近开设餐馆谋生。1949年后，可能移居上海。
在此期间，朱贞木与还珠楼主李寿民共事相识，见李撰写《蜀山剑侠传》，不禁技痒，乃操笔入武林，作《铁板铜琶录》和《飞天神龙》、《炼魂谷》、《艳魔岛》武侠三部曲，但因其风格多模仿还珠楼主，特色不够突出，故影响一般。后另辟蹊径，以诡异笔法融武侠、言情、冒险为一体，写出《虎啸龙吟》、《千手观音》、《七杀碑》、《蛮窟风云》、《罗刹夫人》等名作。其小说不拘传统格式，博采众长，多用新名词，讲究推理和趣味，多被后人模仿和继承，被称为“新派武侠小说之祖。”朱贞木的小说还有《庶人剑》、《塔儿冈》、《玉龙岗》、《龙岗女侠》、《苗疆风云》、《五狮一凤》、《闯王外传》、《翼王传》等。据后人统计，至1949年底封笔，朱贞木共撰武侠小说17部。学界一致公认其代表作为1949年春问世的《七杀碑》，兼具南派北派之特长，开新派武侠潇洒自如之先河。网友曾将《七杀碑》列为古今武侠小说经典第28名，入选理由是：一部残缺的杰作，对武侠文学史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首次成功地将“武侠”历史化，在叙事模式、武功描写、语言运用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创新，广为港台武侠作家效仿借鉴。
台湾武侠小说专家叶洪生等人认为，朱贞木的小说独具特色。其一是吸收奇幻派的瑰丽神奇于现实的江湖世象之中，其二是吸收侠情派的缠绵婉约于江湖的壮烈凄艳之中，其三是吸收历史派的沉雄厚重于小说的虚构幻想之中，其四是在武功领域开创了许多奇功；其五是“一床数好”和“众女倒追男”的新派武侠模式。如此种种，均为上世纪50年代以后港台武侠小说作家群起仿效，历久不衰。
天津通俗小说研究专家张赣生认为，朱贞木“久居天津，曾受还珠影响，并在天津成名，应属于北派作家”，但却又“风格近于南派”，“把南派顾明道的风格发展到一个崭新的水平”。朱贞木抗战前在天津《平报》发表《铁板铜琶录》，反响不大，到沦陷时期，才闯出一条成名之路，在笔者看来，那就是向新文学靠拢。这突出表现在一些具体方面。一是抛弃传统章回体的对仗回目，改用新文学式的随意短语。二是喜用现代新名词。这对武侠小说的发展是利弊兼有的，要依作家具体才华而定。
在武功和兵刃等方面，朱贞木也为武侠小说做出了新贡献。例如《罗刹夫人》中的奇门兵刃“阴阳三才夺”：“似戟非戟，似铗非铗，是一种十分歹毒的兵刃。通体约有三尺长短，顶上一个鸭嘴形的矛峰，下面托着血挡；血挡下面又有曲尺形的两根钢刺，五寸长，一指粗，一上一下，分列左右。这种兵刃由峨眉玄门派所传授，又名‘指天划地’，利用血挡下面的钢刺，能锁夺敌人兵刃；顶上鸭嘴形矛子，两面微凹，见血透风，异常歹毒。”这种虚实结合的想象力，到金庸古龙那里，成了大放异彩的惯技。
如同平江不肖生所讲的民间异人、姚民哀所讲的党会奇闻、郑证因所讲的江湖掌故一样，朱贞木所讲的边疆风俗,也往往具有社会学、民俗学的文化意义。而朱贞木的多角恋爱大联欢,未免乌托邦的色彩太强，受到的肯定并不多。他的小说，又以布局奇诡为能事，被叶洪生称为“奇情推理派”。此外，朱贞木也借鉴了滑稽小说的喜剧和闹剧手法,用来调节气氛和刻画人物。例如《蛮窟风云》中有个凶丑无比的九子鬼母,却自称“好花刚到半开时”,吓得狮王普辂既不敢称她“仙婆”，又不敢称她“仙姊”、“仙妹”。这类插科打诨的人物，在后来的新派武侠小说中，渐渐成为一种常见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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